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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0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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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
“文革”后，记者采访沈从文。沈一直都微笑着，说他那时被安排打扫厕所，是多么的尽心尽责，连缝道中的污垢都被他用指甲抠了出来，然后有些得意地说，我打扫的厕所在当时可是全北京最干净的。此时，一个刚出道的女记者站了起来，走到沈的身边，伸出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说：“沈老，您受苦了。”眼里隐约有泪光闪动。
刚才还是谈笑风生的沈从文，忽然一把抓住女记者的胳膊，失声痛哭了起来，劝也劝不住，就像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一样，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这下子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女记者也手足无措。还是张兆和出来圆了场，她就像哄小孩子一样又是摩挲又是安慰，这才让老人安静下来。
一年夏天，年近八十的沈从文出门时，不小心摔了一跤，腰和手肘受了伤，躺在床上，连翻身都困难。萧离看望他时，戴了一顶普通的新草帽，沈见了赞不绝口，似乎忘了病痛。萧离问明尺码，给他买了一顶送去。沈十分高兴，如同小孩子过年一样，伸手拿过，兴奋地说：“让我戴戴！让我戴戴！”本来人半躺着，硬是坐了起来，戴着草帽，不肯摘下。
在美国访问时，一次餐后，姨妹张充和让沈从文吃了块冰激凌，沈吃得过瘾，因而每餐后总想吃一些。一次，张充和忘了他这个嗜好，沈从文便说：“饭吃完了，我走了。”张未听出弦外之音，并未理会。沈再次说：“我真上楼了。”张有些奇怪，但还是没有理会。这时，沈从文站起来，做出故意要走的样子说：“我可真走了，那我就不吃冰激凌了”。满屋子的人哄堂大笑。
1982年5月，沈从文偕张兆和、黄永玉等人来到张家界森林公园观光。在金鞭溪浏览时，沈竟然一屁股坐在地上不走了，他眼眶湿润，喃喃地说道：“我不想走了，这里美，这时好，就让我在这里住下来吧。”张兆和左哄右劝，最后只好如同对孩子一样，驾着他往前走。
李辉回忆，沈从文大病一场后，张兆和让行动不便的沈坚持锻炼，每天须在小客厅特地留出的一米多长的空地上走五个来回。刚走了两次，沈便问：“够了吧？”张让他不许偷懒，他笑了，接着走了一个来回，说：“这是第四次了吧？”张马上说：“别骗人，刚刚三次。每次都想哄人。”在张的监督下，他又走了两圈，最后一个来回，他不等走到头便迫不及待地长吁一口气：“唉，完了吧？”张责备：“你总爱偷工减料。”他不反驳，有点调皮地看着她。随即，二人开怀笑了。
晚年的沈从文喜欢放声大笑，笑得合不拢嘴，且摆动双手作势，直像一个孩子。
【仁厚】
沈从文帮助青年人不遗余力，他培养过的年轻作家有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陈敬容、李瑛、汪曾祺、吴小如等。
沈从文对朋友很是慷慨，一次，张兆和的妹妹张充和、大弟张宗和与靳以约好去看戏，正好有人来借钱，沈便对他们说：“四妹、大弟，戏莫看了，把钱借给我。等我得了稿费还你们。”二人只好把口袋里的钱都掏给了他。日后靳以来，沈对靳以说：“他们是学生，要多用功读书，你年长一些，怎么带他们去看戏。”靳以被他说得眼睛一眨一眨的，不知说什么好。以后张充和等人再看戏，就不再经过沈家了。
巴金和曹禺常谈起沈从文，觉得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的人只有沈从文，至少沈数第一。
王西彦在杭州一所高中师范程度的学校读书时，学校来了一位中国公学毕业的青年国文教师，写得一手好诗。这位其貌不扬的穷诗人和王所在班级一位出生名门望族的女同学恋爱了，并不顾女方家庭反对，宣布结婚，引发了一场风波。王后来才知道，这位诗人得到了其中国公学老师沈从文的支持，二人结婚前，沈还给诗人出的一本诗集作序，诗人将这本诗集作为礼物送给了自己的夫人。
1946年，湖南遇特大旱灾，沈从文在报上刊登启事，为家乡卖字赈灾。他在启事中说：“湘灾严重，死亡太多。我会写几个草字，想义卖100件，全部作赈灾捐款。”
1947年，诗人柯原的父亲故去，为父亲治病及办理后事，家中欠下一笔债。与柯素未谋面的沈从文卖字替他还债，沈在《益世报》登出启事，让买字的人自定规格，将价款直接寄给柯原，直到为柯还完欠款为止。三十多年后的1980年，柯原才第一次见到了沈从文，此事也被传为文坛佳话。
沈从文为学生修改作品，并寄给相熟的报刊，尽量争取发表。他一生为学生寄稿的邮费，加起来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抗战时期，通货膨胀，邮费不断上涨，往往寄一封信，信封正面、反面都得贴满邮票。为了省一点邮费，沈总是把稿纸的天头、地脚、页边都裁去，只留一个稿芯，使分量尽量轻一些。稿子发表，稿费寄来，他必亲自给学生送去。李霖灿在丽江画玉龙雪山，他的画都是寄到昆明，由沈从文代为出手的。汪曾祺在昆明写的稿子，也全部是由沈从文寄出去的。
一天晚上，汪曾祺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从文经过，以为是一个生病的难民，赶紧走近看看。发现是汪后，他和两个学生赶紧把汪扶到沈家，灌了好多酽茶，汪才醒过来。又一次，汪曾祺去拜访沈从文，当时汪正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沈从文开门一看，二话不说，出去给汪买了几个大柚子抱了回来。
沈从文曾担任多家报刊的编辑，经常选用青年作者的稿件，为他们加工润色。与其共过事的周定一回忆：“经过他看过的许多青年作者的稿件都有他细心修改的笔迹：有的只稍作字句改换，有的地方则大拆大改，处处见着手成春的功夫。他为此不知倾注过多少心血，把一篇篇青年作者的文章收拾得干净利落去面见读者。”
一次，沈从文给一位字迹写得非常潦草的青年作者去信说：“大作拜读，极好。只是字太难认识。以编者写草字能力说，认识尊文犹十分费力，排字人和校对吃力可知。因恐错误，易失本意，故特寄还。”他还婉言劝这位青年将字写清楚，因为“此虽小事，亦作者一种义务，且近于道德”。
50年代，在午门和端门之间的文物展室，20多岁的志愿军战士王予予自战地归来到这里看展览，沈从文热情地为他一个人反复讲解，结果王予予看展览足足看了一个星期。王予予返回朝鲜时，沈还送给他们团部一些书籍，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王予予转业后，选择了文物事业，进了考古所，成为从事丝织品保护的专家。
黄永玉回忆，沈从文能容忍世界上最啰唆的客人马拉松式的访问，仿佛深怕他们告辞，时间越长，他越热情。
1972年，从干校刚回北京的沈从文托人打听得知巴金家的地址后，马上写信去问候老友。16年后，巴金回忆道，一次他挨完批斗后，在指定的屋子里坐好准备学习，有个女孩走进来说她是沈从文的亲戚，沈想知道他是不是在原处，巴金只回答一句：“我仍然在原处。”不久，女孩又来问他地址，考虑好几天后，巴金才把地址交给她。很快，沈的信就寄到了。巴金回到家，病中的夫人萧珊拿着五张纸，反复看着，含泪说：“还有人记得我们啊！”在那样的年代，巴金未敢回复只字片语，连萧珊去世的消息都未敢告知沈从文，但他却对沈从文充满了感激。
1985年，巴金从上海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特地去看望沈从文。80多岁的老人由女儿搀扶着爬上五楼，在楼梯上还差点摔了一跤。沈过意不去，巴金却说：“这是我心甘情愿的，摔了一跤也乐意。”
“文革”期间，巫宁坤（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曾请沈从文指导过文章）一家发配到安徽农村落户，无人问津。1973年底，他意外地收到了沈从文从北京寄来的信，密密麻麻写了六页。一个月后，沈又寄来满满八张纸的长信，鼓励巫不可因贫病交迫而“自暴自弃”，并以己为例对巫说：“今年已72岁，工作中竟充满童心。”
沈从文的弟子黄能馥一度想放弃文物研究工作，沈知道后，叫来黄，低声问道：“听说你灰心想改行了？”黄看着沈憔悴的面容，鼻子一酸，说不出话来。沈坚定而严肃地对他说：“目光要远大一些。国家不能没有文化，不能没有传统……”黄从此坚定了文物研究的信念，后来成为我国服饰文化研究的三大专家之一。
沈从文晚年，王亚蓉一直协助他工作。1975年的一个夏日，王亚蓉因为高烧，没有去沈家，当时没有电话，也没法通知。午后，正睡得迷迷糊糊的王听见婆婆正盘问一个人，她听声音觉得是沈从文，忙起来去看，正是他，“下午两点烈日当空，脸红涨涨的满头汗珠，右手还挎着个四川细竹编的篮子”。原来，沈见王没有来，知道她肯定有什么意外，于是买了些水果、鱼肝油之类的补品，顶着烈日，横跨东城、西城两个区，到海淀区的王家探望王亚蓉。王极为感动，从此再也没有缺过勤。
萧离回忆，一次，考古研究所的几个人准备去故宫陶瓷馆学习参观，想请沈从文给他们讲解一下。年过七十的沈欣然应允，坐着电车，还抱着十几斤重的几大册图录。在陈列室里，他边看边讲，同时用图录做补充，整整为他们讲了一个下午。
萧离说，搞文物这一行有个“知识私有”的坏风气。沈从文恰恰相反，从不藏私，有人来求教，必倾囊相授。他全凭记忆写成几十张几百张卡片，分装在大大小小的纸袋里，上面注明“内××材料”、“××有用”、“此供××参考”，放在桌上、窗台上、箱子上、书架上，到处都是。
王亚蓉回忆，南方有一个工艺美术史的研究者将自己的书稿寄给沈从文审阅，沈喜得知音，不仅从头到尾审读了四次，还尽其所有，为该书增加了不少资料，让原本薄薄的一本小册子成为了二十多万字的大著。
1982年，沈从文最后一次回家乡时，三个中年人带着礼物前来拜访，一见沈就跪下连喊“恩人”。沈大吃一惊，细问才知，三人来自距凤凰一百多里的铜仁县，他们于“文革”期间到北京上访，身无分文时，到湘西老乡沈从文处求助，当时处境艰难的沈慷慨解囊，他们才得以顺利回到家乡。沈已经想不起有这件事情，而张兆和只是隐隐记得好像有几次类似的事情，但眼前这几个人，她也记不得了。
沈从文收到一封误投到他门上的来自湖南某监狱的信，信既无详细地址，也无姓名，落款是“义儿”，信是给“妈妈”的，让“妈妈”给他寄10元钱。沈从文将信转给了在《株洲日报》工作的龙海清帮忙打听，并附信说：“从信中分析，必是个年龄不大，判了重刑，或冤滥情形的，十分可惜。……这本可不加过问，但始终感到不安。因为信中语气，明显是在无可奈何中，十分痛苦，恐怖到近乎疯狂，有待亲人援助的……”
【倔强】
1950年秋，沈从文决定到“革大”去学习。去之前的那天晚上，马逢华去看望沈，沈自言自语道：“……去！一定去。自然是他们有道理，到了我也要参加的时候，他们总是有些道理！”又说：“我要把从前当小兵的劲儿拿出来，什么我都肯干，谁也干不过我！”谈起“革大”生活，说到扭秧歌时，沈不假思索地说：“秧歌我可不能扭。”小儿子沈虎雏抗议道：“爸！你不是说什么都能干吗？为什么不扭秧歌？人家都扭，你凭什么不？”沈摇摇头说：“不，我绝不扭！”接着又说：“最多我可以替他们打打鼓。”
傅振伦回忆，中国历史博物馆初建时，因为管理不善，竟将国宝商鞅铜量遗失了。公安部建议收集干部指纹，沈从文拒不按手印，馆内人员一再动员，最后才摁了手印结案。后来这件宝贝在陈列柜下面找到了，大家才免了“盗宝之嫌”。
黄永玉回忆，“大鸣大放”期间，上海《文汇报》开了一份向在京知名人士约稿或座谈的长名单，请他们“向党提意见”。名单上，沈从文与京剧演员小翠花的名字挨着，沈看后大发雷霆，觉得他怎么能和一个唱戏的摆在一起，于是拒绝在那张名单上签字。后来沈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北大学生将他的名字和陈慎言、小翠花写在一张介绍信中，给他一种“痛苦的压力”。
钱锺书对黄永玉说：“你别看从文这人微笑温和，文雅委婉，他不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付梓时，历史博物馆听到消息后，说这部书主要是历史博物馆搞的，馆中许多人都参加了工作，所以算他们的集体成果，要四个人共同署名。沈听后大怒，说：“你们要署名，那我就不署了，你们署好了！馆中有的人只想把我挤开，成绩属于某官所有！”当时沈的工作单位社科院也不答应，此事才作罢。
因为我国当时的印刷条件有限，此书准备与国外出版社合作出版，外商的条件非常苛刻。沈从文知道后，坚决不同意由国外出版社出版。最终，此书交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沈从文方才同意。
198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由《边城》改编的电影《翠翠》，沈从文发现他们随意改编作品，加上“阶级斗争”、“国民党征兵”等内容，很是生气，退回了电影制片厂寄来的“改编费”，断然拒绝了他们的拍摄要求。
1985年，沈从文在美国的朋友给他寄来三册台湾“故宫博物院”编纂的文物图录，沈从文打开邮包，发现这三册书都被毁坏。沈很生气，马上致信全国政协，用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厉口气，要求查清事实真相，问海关为何要损坏他的图书。但此事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轻辱】
在湖南当兵时，一次，沈从文在城墙上闲逛，几个女孩子看见他，马上防备地叫喊道：“有兵有兵！”他觉得很惭愧，假装伏在城堞缺口处看远处风景，让这几个女孩从身后走过去，心里却觉得颇委屈，因为他认为自己是读书人，和别的兵不同。回到部中后，他便愈加发奋练字，一写就是半天。
到北京后，沈从文不断向北京的各大报纸杂志投稿。他听说，一次《晨报副镌》的编辑会议上，有人将他的十几篇文章粘成一个长条，摊开后当众奚落说：“这是某大作家的作品！”随后将文章揉成一团，扔进纸篓。
1925年，丁玲因生活困窘，上学无望，写信向鲁迅求援。鲁迅不知是否有丁玲其人，便托几个熟人打听。孙伏园对鲁迅说，周作人也收到了同样的信，笔迹很像休芸芸（沈从文的笔名，沈曾将稿子给周作人看，周记得他的字迹）。鲁迅便以为是沈从文假扮女人和他开玩笑。之后不久，胡也频去看望鲁迅，递进去的名片是“丁玲的弟弟”，鲁迅很生气，大声对递名片进来的用人说：“我不在家！”胡只好离开。日后，荆有麟对鲁迅说明确有丁玲其人，误会才解开了。
香山慈幼院的教育股主任肖世钦（曾留学日本，日伪时期任河北省伪省府“教育局长”）极为势利，对上极尽巴结之能事，对下则颐指气使、作威作福。因不满其为人，沈从文撰写《第二个狒狒》一文，对其进行嘲讽。文章见报后，肖找来沈，训斥一番，并用手杖指着沈脚上的旧棉鞋，恶悻悻地说：“你这鞋子……”沈说：“鞋底烂了，没有钱买新的，所以没有换的。”于是，肖的手杖第二次敲到沈脚面上：“你看，你看，这成什么样子？！”沈顿觉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心里充满了屈辱。
事后，沈从文又写下了小说《棉鞋》。小说发表后，沈、肖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肖把他叫去，当面大骂了一顿，还多次对他进行威胁恐吓。虽然院长熊希龄并没打算处置沈，但敏感而自尊的沈从文无法忍受肖对他的侮辱，未向任何人告辞，带着自己从山下带来的一小网篮破书，独自雇了头小毛驴，下了香山。
杨振声之子杨起回忆，沈从文进入西南联大任教受到较大阻力，当时的校委会和中文系似乎并不认可他。“但是现在回眸看，确实是一步好棋。杨先生为中文系学生物色了一位好的指导习作的老师，使学生们很是受益。”
一年暑假，在联大就读的杨起到昆明东南部的阳宗海游泳，休息时，在汤池边上的一个茶馆喝茶，桌上的查良铮（穆旦）说：“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的。”
1943年7月，沈从文晋升为教授，月薪360元。实际上，沈的薪水并不高，据余斌在《西南联大·昆明记忆》记载，比沈晚两个月晋升的法商学院教授周覃祓只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商学士，还比沈小8岁，1942年才担任讲师，晋升教授后月薪是430元。沈从文的薪水实为教授一档的最低起薪。
美国学者金介甫为写《沈从文传》采访过钱锺书，钱说，沈从文这个人有些自卑感。钱锺书的中篇小说《猫》中的作家曹世昌，据说原型就是沈从文。钱写道：“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其作品给读者野蛮的印象；他现在名满天下，总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还觉得那些‘正途出身’者不甚瞧得起自己。”
梁实秋写道：“从文虽然笔下洋洋洒洒，却不健谈，见人总是低着头羞羞答答的，说话也是细声细气，关于他‘出身行伍’的事他从不多谈。”
公开瞧不起沈从文的是刘文典，在讨论沈从文晋升教授职称的会议上，他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还有一种版本，“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成了太上教授？”
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吗跑啊？”另一种版本写道，刘对擦肩而过的沈面露愠色，对同行的学生说：“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他替谁跑？”
1983年，年逾八十的朱光潜发表《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一文，称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只有沈从文和老舍。此文引发一场风波，朱被批评是“无视这些作家（按：指沈从文、徐志摩）思想上的明显弱点或错误”、“夸大他们艺术成就”，随后又说他的这种论调是“精神污染”、“不良的倾向”。最后，朱光潜不得不连续做了两次“检讨”，才算了事。
【恐惧】
沈从文说：“楚人的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
1948年，解放军包围北平城，国民党军队退守城内，两军成对峙之势。国民党通知在北平文化名流，限期南下，沈从文也在通知之列。北大学生、中共地下党员乐黛云及左翼进步学生李瑛、王一平等人先后登门，希望沈留在北平，迎接解放。沈从文对张兆和说：“我不能说厌，可是却有点‘倦’。”最后，他为了家人，还是选择了留下。
马逢华回忆：北平围城的后期，沉闷了好久的北大“民主墙”上忽然又热闹起来，几份壁报集中火力，向沈从文展开攻击。其中一份将郭沫若在香港写的辱骂沈从文（“粉红色的作家”）、朱光潜（“蓝色的作家”）和萧乾（“黑色的作家”）等人的文章，用大字照抄。有些壁报指责沈作品中的“落伍意识”，有些则痛骂他是一个“没有立场”的“妓女作家”。
沈从文14岁的长子沈龙朱去北大看热闹，回家后告诉了父亲。沈从文感到这次是对他的“一次真正的全面否定”，先前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他害怕，恐惧，觉得有一张网在收紧。他感觉压抑，认为有人要迫害他，总觉得受到了监视，担心隔墙有耳，和家人说话将声音压得很低，常喃喃自语：“清算的时候到来了！”“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
有人寄匿名信警告沈从文，信中画了一个枪弹，称：“算账的日子近了。”沈不知会面临怎样的祸事，将一部分书分送给朋友和同学，说：“我这个人也许该死，但是这些书并没有罪过，不应该与我同归于尽。”
1949年到来之际，沈从文几乎陷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变得异常敏感。1月2日，他在《绿魇》文末题了一句话：“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
3月的一天，沈龙朱突然看见沈从文把手伸到电线的插头上。沈龙朱在慌乱中拔掉电源把父亲蹬开。几天以后，沈从文用一把保险刀片，割破了手腕及颈部的动脉，并喝了些煤油，幸好在沈家做客的张中和（张兆和的堂兄弟）从沈所在的房间外走过，听见有呻吟声，破门而入，将已经陷入昏迷状态的沈从文送到了安定医院。沈被抢救醒来后，竟以为医院是牢房，大喊着要逃走，并且叮嘱张兆和请汤用彤设法救他。张兆和对沈从文的恐惧无法理解，只能给沈的兄姐写信，询问沈家祖辈是否曾有精神病史，以给医生提供参考。
时任清华大学军管会副代表、文学院院长的吴晗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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