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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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能够满意。”

郁达夫说自己的诗词门径，得自《沧浪诗话》和《白香词谱》。

1932年12月，郁达夫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说死以及自杀、情杀之类》，内容烦冗，情绪低落，他在文中说：“快乐的情死，由我看来，只能算《金瓶梅》里的西门庆。”当时潜居上海的瞿秋白见此文后，十分为郁担忧。他写了首诗寄给鲁迅转交给郁，诗云：“不向刀丛向舞楼，摩登风气遍神州。旧书摊上新名士，正为西门说自由。”诗后，瞿秋白还附上跋文，对郁的笔偏“向舞楼”而“不向刀丛”的歧路表示了惋惜。郁达夫见诗后，再未写此类“摩登风气”的小文了。

林语堂用英文写就《京华烟云》后，认为郁达夫“英文精，中文熟，老于此道，达夫文字无现行假摩登之欧化句子”，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翻译人选，便请郁翻译《京华烟云》，还给郁寄去5000美元的预付金。林还将作品中引用的出典、人名、地名以及中国成语等详细注解，分两册寄给郁。但此时郁达夫正为家事所累，动手翻译了一部分后，便没有再继续。郁达夫去世后，其子郁飞用十年时间将该书根据林的原意翻译修改为《瞬间京华》。

【忧国】

1917年6月3日，郁达夫在日记中发愤立志：“予已不能爱人，予亦不能好色，货与名更无论矣。然予有一大爱焉曰：爱国。予因爱我国，故至今日而犹不得死；予因爱我国，故甘受人嘲而不得厌；予因爱我国，故甘为亲戚兄弟怨而不之顾。国即予命也，国亡，则予命亦绝矣。”

1919年5月7日，身在东京的郁达夫得知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消息后，心里觉得痛快至极，特地理发修面，换上一身笔挺的制服，到照相馆拍照留念。他高兴地对摄像师说：“以后当每年于此日留写真一张。”

郁达夫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时，毕业论文的题目曾计划写“中国经济史”或“中国外交史”，他还打算写《中国货币史》。

郁达夫在《沉沦》中苦问：“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强大？”

1921年，日本政界赫赫有名的尾崎行雄到中华留日学生青年会给近千名中国留学生演讲。尾崎在演讲中将中国称作“清国”，带有明显的讽刺意味。突然，一位青年站起来，用流利的日语说：“请问尾崎先生，你怎么能把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仍然称作清国呢？是不知道中华民国这个事实，还是故意这样称呼？”驳得尾崎行雄哑口无言，被迫道歉。这青年就是郁达夫。

60多年以后，夏衍回忆此事时说：“一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驳倒一位日本政界的大人物，这件事很快就在留学生中传为美谈，连远在北九州户烟町念书的我也知道了。我佩服他的勇气，佩服他敢于顶撞一个大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中山大学执教期间，郁达夫敏锐地看到广州“革命”表面现象下的种种龌龊腐败，离开广州时，他说：“我若有成功的一日，当肃清广州，肃清中国。”到上海后，他发表《广州事情》一文，对广州进行“总括的批判”。这篇争论引起郭沫若和成仿吾的不满，郭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他在给成仿吾的信中说，郁“倾向太坏”，甚至有“构陷朋友”之嫌。此文发表后三个多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证实了郁达夫所批并非妄言。

黎锦明回忆，1934年，他与郁达夫乘画舫游西湖，郁在湖上听到歌声，说：“今日在这里游湖，快乐，不知道明年今日，后年今日，还是怎样的啊！总有一天，我们想游湖也游不成！”

郁达夫赴福建前，到南屏去访若瓢和尚，脸上浮现着从来没有过的沉着严肃的表情，他问若瓢：“国事蜩螗，和尚如何打算？”临告辞时，他对若瓢说：“和尚不入地狱，那么谁入地狱？”

郁达夫参加了鲁迅的葬礼，感慨：“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的一死，使人家看出来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的半绝望的国家。”

日本侵略中国后，郁达夫无比愤怒，只要一提到“日本”二字，他就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反感。一次，他在福建同日本人松永一起吃饭，当着众人的面，在席上痛斥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该侵略中国，正气凛然，令人震惊。

郁达夫和许钦文一起坐火车回杭州，在火车上，他们看见两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被绑在站台的柱子上。郁一听到这两个人是汉奸后，马上扑向车窗外，非常气愤地指着他们大声说：“汉奸，一定要杀掉；把他们的肉做成罐头，送到前方去给抗战的将士们吃。”事后他告诉许，他之所以这样气愤，主要是给坐在他旁边的一个胖子看的，因为那个胖子曾有汉奸言论。

有一天晚上，刘海粟和郁达夫躺在新加坡期颐园中的草地上，两人谈及时局，郁忽地愤然跃起，仰天喃喃地说：“海粟！万一敌军侵入新加坡，我们要宁死不屈，不能丧失炎黄子孙的气节，做不成文天祥、陆秀夫，也要做伯夷、叔齐！”

【抗日】

1937年，郁达夫被推选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长，并与杨骚一起担任《救亡文艺》（日刊）主编。郁在47天内，发表了20篇有关抗战的文章（其中连续八天，每天写一篇）。后《救亡文艺》引起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和省保安处的惊慌，被省保安处派特务破坏，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也被迫停止活动。

同年12月，日军攻陷杭州、富阳后，郁达夫70多岁的老母亲躲在夹墙中，于元旦前一天饿死于家乡的鹳山。噩耗传到福州已是1938年春，国仇家恨，双锤齐下，郁达夫悲恸欲绝，连夜赶到浙江边境，但因无船回去，只能作罢。他在福建设灵堂遥祭，并亲自书写一联“无母何依；此仇必报”，悬挂于其母遗像旁。

1938年12月，郁达夫到达新加坡，主持“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的工作，同时主编《星洲日报》等报刊副刊。他撰写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政论、短评和诗词，在南洋一带的华侨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1939年11月23日清晨，郁达夫的大哥、上海著名大律师郁华（郁曼陀）在赴法院途中，被汉奸狙击，连中三弹殒命。身在新加坡的郁达夫闻讯，为大哥送上一副挽联：“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扬海内；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江东。”

次年5月，日本评论家新居格托人转寄给郁达夫一封信，信中除叙旧和表达怀念，还谈到了对两国交战的看法。郁达夫将此信译出，全文刊载在《晨报》上，将自己的复信也全文发表，然后将剪报寄给新居格。郁达夫如此大费周章，是为了避免“被歪曲翻译，拿去作为宣传的材料”，不致愧对“老母胞兄等在天之灵”。

1942年2月，新加坡失陷，郁达夫辗转来到苏门答腊西部高原一个叫巴爷公务的小市镇，化名赵廉。一天，他化装成工人，乘公共汽车出门办事。半路，一队日本宪兵拦下了公共汽车并冲了上来，为首的日军军官用日语说了一大通。由于语言不通，乘客和司机不知日军来意，吓得面如土色。郁听出了日军只是问路，便用日语为他们指了路。日军军官仔细询问了郁的名字和地址，举手向郁敬礼，然后离开了。两天以后，驻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队找到郁，软硬兼施，让他充当“通译”。郁达夫考虑几天后，决定担任，以方便开展抗日工作，但他坚决不领取日本人的报酬。

在担任“通译”期间，郁达夫利用各种机会掩护、支持华侨及印尼人民的抗日活动。胡愈之、王任叔、邵宗汉、沈兹九、张楚琨等人先后来到这里，得到了郁的庇护。在他当翻译的8个月中，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没杀害过一个中国人，偶有被拘禁的，也都在郁达夫的巧妙周旋下获释。

郁达夫担任“通译”后不久，苏东日本州长官派人前来追缉陈嘉庚，并由汉奸带来两个参加过陈主持的南侨代表大会的委员，以指认陈。陈嘉庚当时已经从巴东乘船到爪哇去了。汉奸不会日语，郁达夫便对宪兵队长说：“陈嘉庚已经乘船回国了，这班家伙却来讨人！”宪兵队长听了大发脾气，吓得汉奸和那两个委员抱头鼠窜。郁达夫用中文对他们说：“中国人要像个中国人的样子！”

金丁回忆，他于1942年9月到达巴爷公务时，郁达夫已经留起了胡须，看上去像个日本人。郁请他到一家旅馆吃米粉，说话滔滔不绝，在座的人都插不上话。走在路上，金看到有警察向郁敬礼，印尼人都叫郁“端”（老爷或先生的意思）。郁达夫每周回巴爷公务一两次，其余时间都在武吉丁宜，每天陪宪兵部几个小兵喝喝酒，嫖嫖私娼，还要时刻留神自己不说错话。郁达夫性格奔放，所以每次回到巴爷公务，在朋友面前，他可以无顾虑把憋了一个星期的话都倾吐出来，觉得十分畅快。

郁达夫想脱离宪兵部，但日本人不放他走。因为在当地想找个通晓英、荷、印尼等语言的人非常不易，而且郁能随时借钱给他们。郁达夫没办法，只好装病，他鸡鸣即起，用冷水冲凉，让自己伤风；又吃鸦片、喝酒，让自己咳嗽……最后，他送了日本医生几瓶酒，开出诊断证明，才得以脱身。

离开宪兵部后，郁达夫在巴爷公务装作久居。当地华侨有事都去找他帮忙，他有求必应。例如，一个不相识的老太太要买一盒公价火柴，请他写个条子介绍；一个商人有几千公斤辣椒要申请出口准字，也来请他设法疏通；日本人要强租一家的房子，这家人也来找他帮忙；有人被抓，也来找他出面营救；有个人杀了人，要求减刑，也请他起草控诉书。

郁达夫为了长期潜伏，经常在日本宪兵身上慷慨花钱，摸清宪兵队内每一个人的性格、嗜好、习惯，并为自己编造了一份颇具传奇色彩的简历。他还专门娶了一位没有文化、其貌不扬的土著女子何丽有，用爱国华侨相赠的400余盾，开了一家叫“赵豫记”的酒厂。怕酒后误事，嗜酒如命的郁达夫不惜戒酒，并蓄起胡须，过起了严肃、谨慎的生活。

为了假装富翁，郁达夫家中的灯整夜开着，还照着给日本人填写的履历默写了一份，免得忘记。他最怕的就是自己说梦话，睡在宪兵部里时，他不让自己睡得太死，并对与他同房且关系不错的日本宪兵说，他老是做噩梦，所以一旦听见他睡下后有咿唔的声音，就立刻把他叫醒。王叔任看见过郁对着日本宪兵卑躬屈节的表情，觉得无比心酸。

1944年初，一个在新加坡听过郁达夫演讲的汉奸洪根培调到巴爷公务，出于私怨向日本宪兵告密说赵廉即郁达夫。日军立即在东京、上海等地展开秘密调查，很多朋友劝郁达夫去别处躲藏，郁却对胡愈之等人说：“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日本宪兵每天都到我家来喝酒闲谈，虽没说穿，显然已被监视了。”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宪兵们除了把对郁的称呼由“赵先生”改为“郁先生”之外，一切还是维持原状，常来找郁达夫借钱，“双方好像是尽欢而散”。

郁达夫在《自述诗》中说：“每到岁首，立作遗言。”自1944年1月因华侨汉奸告密后，郁达夫就对自己的结局早有心理准备，所以他到元旦，照例写了一份遗嘱。

【非命】

1936年，郁达夫有诗云：“但求饭饱牛衣暖，苟活人间再十年。”不料竟成诗谶。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在印尼苏门答腊失踪，时年四十九岁。

是晚8时许，郁达夫正在家中与几位朋友聊天，一个土著青年将郁叫出，说了几句话，随即，郁回到客厅与朋友们打了个招呼便出去了，衣服都未及换，穿着睡衣和木屐消失在茫茫夜幕中，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据他的朋友说，当时听见了外面有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

关于郁达夫的失踪有以下几种说法：

其一，死于日本宪兵之手，这是目前的通说。

1946年，邵宗汉从棉兰苏门答腊联军总部情报处获得消息称，日本战犯供述，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遇害的还有几名欧洲人，遗骸埋在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但研究者未从棉兰法庭的审讯记录中找到与郁达夫（化名赵廉）有关的记录，而且，整个东南亚都找不到郁达夫的遗骸。

胡愈之也认为郁达夫死于日本宪兵之手。1985年，胡愈之在纪念郁达夫遇难40周年座谈会上说：“中国现代第一流的诗人和作家郁达夫‘失踪’已经整整40年了。……在日本投降之前不久，他被宪兵发现是从新加坡来的抗日知识分子，知道很多日本的残酷暴行。……郁达夫是日本宪兵为了掩饰他们的战犯行为而加以秘密暗杀的。”

同年9月27日，新华社报道，日本横滨市立大学副教授铃木正夫找到了当年下令杀害郁的日本宪兵班班长，这名宪兵班班长还出示了当时下令的复印件。据说这几个宪兵平日里无恶不作，声名狼藉，而郁达夫对他们的行径了如指掌。他们奉命绑架郁之后，害怕郁说出对自己不利的话，便在森林里将郁达夫活活扼死。之后，直接参与杀害郁达夫的两个宪兵下落不明。但由于铃木正夫始终没有公开宪兵队队长的真实身份，因此这种说法颇受质疑。

其二，可能死于印尼独立军之手。日军投降以后，很多印尼共产党人开始捕杀日军和亲日分子。郁达夫曾担任日军翻译，而印尼独立军与华侨联系较少，并不知道郁的真实身份。所以，当晚将郁叫出去的印尼人可能是独立分子。但是，反对者认为，郁达夫上了一辆小汽车后失踪，当时在印尼只有日本人有小汽车，所以郁达夫不太可能死于印尼人之手。

其三，可能由华侨朋友秘密掩护转移途中出现意外。郁达夫可能由在武吉丁宜、巴爷公务的华侨组织协助秘密转移。鉴于当时复杂的社会形势和闭塞的交通环境，郁可能在途中出现意外。

其四，可能是死于国民党特务机关之手。

抗战胜利后，富阳郁家所在那条小弄被命名为“达夫弄”，以纪念郁达夫。

郭沫若曾感慨，郁达夫在抗日战争中遭遇酷烈，是不折不扣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长兄郁华在上海为伪组织所暗杀；夫人王映霞与其离婚；两个儿子，一个在家乡，一个靠着父执的资助；母亲在富春失守时，不肯逃走，活活饿死；本人则在抗日胜利之后死于非命。

1952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

【评说】

夏衍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

胡愈之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刘海粟在《漫论郁达夫》中说：“达夫无意做诗人，讲到他的文学成就，我认为诗词第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评论文章第四。”

鲁迅说：“郁达夫是创造社中最无创造嘴脸的人。”

郭沫若盛赞郁达夫：“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

郁达夫遇害10周年时，关山笛写下了悲壮的悼诗：“斑白犹存稚子心，人间名利一尘轻；今朝痛觉诗人梦，血奠神州头作樽！”

刘海粟评价郁达夫的诗：“他的诗，得力于黄仲则、洪北江，对清代名家吴伟业、王士禛、袁枚、朱竹垞、赵瓯北、王昙、龚定庵都有过涉猎。在唐诗中，他酷爱白乐天和刘禹锡。为了畅而不滑，外秀内浑，他还认真研究过阮籍、嵇康、陶渊明、谢朓、鲍照的著作。作词不多，偶一为之，如楷书大家放笔写行草，言情状物，略倾柳永与纳兰容若，而沉郁过之。”

鲁迅后来评价郁达夫的作品说：“白者嫌其已赤，赤者嫌其太白。”

有人将郁达夫与苏曼殊进行对比，说曼殊的生活比作品更浪漫，而达夫的作品则比生活更浪漫。

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说：“鲁迅的文字比郁达夫凝练、冷隽，但是从审美眼光来看，不过是一把精光发亮的匕首；可是郁达夫的辞藻，尤其《沉沦》的辞藻，则如斜风细雨中的绿叶红花，不但多彩，并且多姿。”“郁达夫由于心和脑无蔽，所写的是一个有情的真实世界，而鲁迅蔽于‘疗救病苦’的信条，所写则多是没有布景、缺乏色彩的概念世界（只有《在酒楼上》、《故乡》少数除外）；在文学的浓度和纯度上，鲁迅不及郁达夫。”

郭沫若说：“然而达夫是完成了一个有光辉的特异的人格的。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郁达夫的卑己自牧，我认为是文坛的三绝。”

六、周作人

〔周作人（1885～1967），原名櫆寿，又名奎缓，字星杓，自号启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浙江绍兴人，现代散文家、文学翻译家、学者。〕

〔关键词：印象、淡漠、悲苦、人本、雅趣、性情、文艺、教学、少年、婚恋、怡怡、阋墙、疏离、自由、立场、附逆、受审、晚境、非命、评说、比较〕

【印象】

刘半农曾回忆与周作人初见时的情景：“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独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

美子这样描写周作人：“周作人好似一个考八卦文的（老学士），眼上架着金丝眼镜，嘴上留着清秀的仁丹小胡，一望而知是鲁迅的弟兄。只是周作人讲的完全是绍兴话，声音很低，谈话时似乎没有乃兄起劲，可是也并没有一丝（师爷气），待任何人都是客气的。”

温源宁写道：“周先生总是温文尔雅，静若处子，说话有如窃窃私语，走路几乎像老太太；然而，他有那么一种超脱之态（是不够亲近呢，还是暗中藐视呢，很难说），人们在他面前，便难以无拘无束，他冷眼旁观，也许不免窃笑。他清淡对客，文质彬彬……叫人无法对他亲亲热热，他那形如枪弹的头一上一下地摆动起来，这就表示着，你可以跟他亲近，却不要太随随便便。当然，谁也不能对他毫不客气。刚跟他会面的时候，大家总是尊敬他，这尊敬，若是来自敌手，就会转为害怕，若是来自朋友，就会转为亲近，亲近得如兄如弟，互有好感，不过绝不会到热诚相与的地步。”

温源宁还说：“周先生还有另外一面……他大有铁似的毅力。他那紧闭的嘴唇，加上浓密的胡子，便是坚决之貌。他洁身自好，任何纠葛，他都不愿插足，然而，一旦插足，那个拦阻他的人就倒霉了！他打击敌手，又快又稳，再加上又准又狠，打一下子就满够了！……在高级会议上，他发言短而句句中肯……他绝不慌张，老是沉着、冷静，他给我们的印象是这么一个人：能够保持轻松自在的心情就高兴至极，不过，若有风浪袭来，还是照样高兴。”

朱杰西写周作人走路：“他带着一些兴奋的样子走向书架或者别的地方去，而姿态很像一种醉汉的碎步，或者说犹如火焰的欢心舞蹈，生命的活跃充分表现了出来，与平常在外面的枯淡的神情完全不相同。”

抗战时期，周作人到苏州时，陶亢德到苏州火车站迎接，江苏教育学院的学生们也在月台列队欢迎，陶回忆：“听得一声‘立正’，欢迎的学生个个挺起脊梁向知堂致敬了。知堂答礼的样子后来雨生形容得甚妙：‘好像老农闲步田间时的偶一俯视新苗。’”

辛朗回忆：“周作人是长着一个团团的面庞，初看起来很有些绅士的样子，但没有使人望而生畏的气魄，像普通说的忠厚长者倒有几分近似，他说起话来有些嗫嚅，在说话间用‘或者’以及‘也许’的地方，尤其在对某种事物要下批评了，总是最多用的，一双近视眼透过眼镜所折射到的地方常是很近，使人很容易想到一个村姑，是那样含羞，也是那样保留着几分稚气的。”

尚钺这样描述周作人：

“兔嘴式的日本小胡子上面，耸着两朵不大的深黑浓眉。在这样的胡子与眉毛之间，永远是刮得发青光的‘平静’的瓜子脸。不过这脸上的摆饰却很醒目：一个使人看着发冷的平凡的女性的小鼻子和两只老是在窥探他人隐秘的女性眼睛。这眼睛看来虽然很简单，但被两片无边的近视眼镜一罩，却显着有些复杂：像时时在侦察谈话的对手，也像刻刻在审视自己说话的斯文舌头。

说得抽象一点，这面孔上似乎永远挂着一种深知‘个人自扫门前雪’好处的日本式的聪明孀妇的神情……总是缭绕着一种所谓‘淡漠悲哀’的表情。……有一个朋友当时称这面孔为‘小老人’，到今日我还觉得毕肖。”

碧云在《周作人印象记》中回忆，她第一次和朋友去拜访周作人，周家大门紧闭，旁边开有一个长约四尺宽二尺的小门，二人很是诧异，心中想不会就如小猫一般从这个小门钻进去吧。果然，周家的工友从小门出来，领着二人从小门钻进去。告辞时，周坚持要送二人，于是碧云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