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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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曾听赵荫棠说，周作人任伪职后，一位落魄的北大学生曾求他介绍工作。这位学生第三次上门时，正赶上屋内有客人，门房挡了驾，但学生以为是周推托，怒气难平，在门口大骂起来，声音高到内院也能听得清清楚楚。几日后，这位学生便接到了任职的通知。有人问周，他这样大骂，怎么还帮他？周答：“到别人门口骂人，这是多么难的事情啊，太值得同情了！”

张琦翔回忆：“周作人平时手不释卷，什么家务公事，统统委之于人。有一天，家里丢了两包大米，有人劝他追查一下，但他却说：‘没有那么多工夫查，耽误了看书，划不来，丢了算了。’”

周作人曾说，他的心里住着两个鬼：“绅士鬼”和“流氓鬼”，它们“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秘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小流氓）。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开天堂’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著即带住！’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即一溜烟儿地走了。”

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写了一系列文章支持学生运动，其文笔辛辣犀利，丝毫不输乃兄鲁迅。但他出作品集时，却不收录此类文章。孙郁说：“（这）大约又是‘绅士鬼’起作用吧？这是一个矛盾的人，一个被精神困扰的痛苦的灵魂。”

周作人曾对赵荫棠说，他知道自己本性中有不少坏东西，因而如果做了皇帝，也许同样会杀人。

周作人惧内，对夫人羽太信子言听计从。“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局势极不安稳，一遇风吹草动，信子就叫人将八道湾门口挂的“周宅”的牌子取下，换成“羽太寓”，并挂上日本旗。周听之任之，不加制止。鲁迅听说后，慨叹道：“现在八道湾只有老二一个中国人了，而他又是如此昏。”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多次引用《东山谈苑》典故：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晚年，他对杜牧的“忍过事堪喜”极为激赏，多次表示“寿多则辱”，“即使长命，在四十八岁内死，最为得体”。

张中行回忆，周作人与鲁迅一样，琐屑小事也一丝不苟。书籍总是整整齐齐；给人写信，八行信笺用毛笔书写，总是最后一行署名，恰好写满；给人寄书，总是包得棱棱角角，整整齐齐；友人送他图章，他也要糊个方方正正的纸盒，将图章装起来。

俞平伯说周作人：“我们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总是合礼，这个态度在以前我尚不懂得。十年以来，他写给我辈的信札，从未有一句教训的调子，未有一句情热的话，后来将今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来一看，字里行间，温良恭俭，我是一旦豁然贯通之，其乐等于所学也。在事过情迁之后，私人信札有如此耐观者，此非先生之大德乎。”

鲁迅的儿子周海婴谈论叔叔周作人，不像父亲鲁迅那样“时时解剖别人，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自己”。

【文艺】

在南京上学时，周作人得到了一本插图本的英文《天方夜谭》，引发了他对外国文学的兴趣。他试着将其中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翻译成文言文。翻译时，他对原文做了删节和修改：一是阿里巴巴死后，其弟凯辛娶了他的妻子，周认为不合礼数，将此删除；二是书中的女奴后来成了凯辛的儿媳，周在叙述她的命运时修改为“不知所终”。他以“萍云”为笔名将译文寄到《女子世界》发表。后此文又出了单行本，命名为“侠女奴”。

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学时，开始翻译外国小说，大多为东欧小说，译笔古奥，结集出版时起名为《或外小说集》（“或”为“域”的古字）。胡適称赞“域外小说集比林（琴南）的小说确是高得多”，“是古文翻译的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

《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册分别在东京和上海寄售，半年中，第一册在东京销售21本，第二册20本，第一册多售出的一本还是他们自己买的；在上海，两册均售出二十本上下，此后再无人问津。鲁迅在以周作人名义写的序言中说，销路不好的原因是小说都比较短，与我国传统的一二百回的章回体小说区别甚大，看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了头，却已完了。”阿英则认为，周氏兄弟翻译虽用文言文，但仍旧保留了原来的章节格式，当时的中国读者极不习惯，有些佶屈聱牙，不受欢迎是很正常的。

“五四”前后，周作人的翻译小说集《点滴》（后更名为“空大鼓”）出版，全书21篇作品中，俄国、波兰、南非、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的小说占了70％以上，其中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可爱的人》、库普林的《晚间的来客》、安特莱夫的《齿痛》、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酋长》等在“五四”时期均产生了很大影响。

周作人自谦自己并非文人，也不是学者，他的工作只是打杂、砍柴、打水、扫地一类的工作。如搜集歌谣、童话、民俗，翻译东欧、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等，都是高兴了来帮一手，但这只是在缺少人手的时候才行，如已有了专门的人，他就只得溜出去，另去做扫地砍柴的勾当了。

胡適到紫禁城拜见逊帝溥仪后，社会各界都开始关注“这个青年”的前途了。周作人的建议是溥仪最好出国留学，研究希腊罗马艺术，理由是他衣食无忧，最适合研究这些“无用学问”。

在《自己的园地》序中，周作人谈到其写作的原因，是“寻求想象的朋友请他听我无聊的闲聊”，是“因寂寞，在文学上寻求安慰”。

周作人提倡“多面多样的人道主义的文学”，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学”。他对作品的选择不拘一格，翻译了人生观迥异的梭罗古勃与库普林的作品，又翻译了在女子解放问题上与易卜生意见不同的斯忒林培格的作品。

汪静之的诗作“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受到周作人的极力推崇，周说：“这是旧道德上的不道德，方是诗情的精神。”

周作人喜欢诵吟张心斋的《幽梦影》，说是那样的旧，有时这样的新。

“五四”以后，周作人撰写了大量的散文，其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常以“风”、“雨”一起构成散文的“基本意象”。在其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包括其学生俞平伯、废名等人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被阿英称之为“很有权威的流派”。

周作人说：“我写文章平常所最为羡慕的有两派，其一是平淡自然，一点都没有做作，说得恰到好处；其二是深刻泼辣，抓到事件的核心，仿佛把指甲狠狠地掐进肉里去。”

曹聚仁评价周作人的文风，“可用龙井茶来打比，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前人评诗，以‘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来说明神韵，周氏小品，其妙正在‘神韵’”。

周作人博览群书。一次，张中行从地摊上买到一本日本废性外骨的《私刑类纂》，内容丰富，插图幽默，很是有趣。后来张在与周的闲谈中提及此书，周立即举出其中的几幅插图，如同刚刚看过。到周家串门的朋友学生都知道，周作人永远是坐在靠窗的桌子旁，桌上放着一本书。他每天都要动笔写作，说没有别的事可做，不读不写闷得慌。

废名回忆，周作人作文从不打草稿，一遍写好，看一看有没有错别字，便不再修改，算是完卷。因为他说起稿便不免于重抄，重抄便觉得多无是处，想修改也修改不好，不如一遍写好。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继续从事翻译工作。他先后翻译了《俄罗斯民间故事》、《日本狂言选》、《希腊拟曲》、《伊索寓言》等9部作品，与人合译《阿里斯托芬喜剧集》、《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共三集）、《石川啄木诗歌集》、《平家物语》等6部作品。

文洁若回忆，周作人每翻译一部作品，都力所能及地多找几种版本，然后选定自己认为最可靠的版本，如果个别词句和注释参考了其他版本，他就在注文中一一说明。他每次都加上详细的注释，在前言后记中交代作者生平、作品的历史背景、艺术特点等。立论精辟，提纲挈领，深入浅出，恰到好处。文洁若曾搬出原稿核对周作人翻译的稿件，从未找出过差错，每遇到译得精彩的地方，总不禁拍案叫绝。

周作人曾希望在译著后面多加一些注释，但出版社要求他压缩从简，他只能在页末略加几条简单的注。为此，他十分惆怅，提起这部译作便觉得“没有多大意思”、“没有什么可喜的”。

郁达夫曾比较鲁迅、周作人兄弟的文章，他说：“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周作人的文体，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烦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

【教学】

冰心晚年回忆老师周作人：“我在燕大末一年，1923年曾上过他的课，他很木讷，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上课时打开书包，也不看学生，小心地讲他的，不像别的老师，和学生至少对看一眼。我的毕业论文《论元代的戏曲》，是请他当导师的，我写完交给他看，他改也没改，就通过了。”

冰心回忆：“我二十岁开始写作，那时还在上学，怕人家说我写文章，就起了个笔名。我的原名叫谢婉莹，婉是排行，冰与莹也有一点关系。记得当时周作人先生是我的老师，他不知道我已开始发表作品，上课时还拿我的文章来教我们。”

卜乃夫曾回忆上世纪30年代慕名到北京大学旁听周作人讲课的情景：“铃声响过不久，教室门开了，我的心弦微微有点儿颤动，跨进一个中等身材、个儿不算太矮的人，着一件米灰色布棉袄裤，黑色布鞋、光头、白眼镜，全身上下给人一种整洁朴素之感。……他讲书正如他写文章，除正文外还有不少的插语。但他给我的最深印记，却是踌躇不决。他未开口之前，总要用手抓头，考虑一下，开口时则有点吞吞吐吐，辅助词用得很多。正像他写文章一样，似乎恐怕一句话说出去，会成为一颗炸弹。”

周作人满腹学问，但不善言辞，说话带着浓厚的绍兴口音，极不易听懂，走上讲台后，常让人觉得他手足无措，许久才站定，然后把两手分别插入棉袍兜儿里才慢慢开始讲课。学生形容他讲课如同拜伦笔下的波桑教授：“他讲起希腊文来，活像个斯巴达的醉鬼，吞吞吐吐，且说且噎。”

吴晓铃回忆，周作人在燕大授课时，给学生打分全部是中庸之道的M（成绩分为五个等级：优（E）、良（G）、中（M）、平（P）和劣（F））。燕大注册科的人找他说，五等应一应俱全。周答应改评，将成绩全部改成E后，从此便不肯到燕大兼课。

周作人曾应邀为清华文学社讲演，梁实秋回忆：“到了约定的那一天，他仆仆风尘地到了清华园。讲题是‘日本的小诗’，他坐在讲坛之上，低头伏案照着稿子宣读，而声音细小，坐第一排的人也听不清楚，事后我知道他平常上课也是如此。一个人只要有真实学问，不善言辞也不妨事，依然受人敬仰，岂明先生便是一个实例。我后来看到他的讲稿发表，才明白他讲的原是松尾芭蕉等等的俳句。”

柳存仁考入北大后，曾去旁听周作人讲课，柳回忆：“他不是那种大声疾呼长于雄辩的人物，开口只是娓娓清谈罢，就是说话的声音也不特别响亮，所以四五排以后的听众就有点吃力。第一堂课听毕，往往五六十人就一窝蜂似的散了，到了第二回上课，剩下的就是真正选习的20余人罢了。”

谢兴尧回忆，北大曾请日本学者原田淑人讲考古学，由周作人进行翻译。周声音很细，说话很慢，好像很吃力的样子，翻译了两三次就换成钱稻荪翻译，钱的声音清楚明亮，学生很是满意。

何其芳在《论周作人事件》中写道：“据他（何的某位同学）说周（作人）上课总是晚到早退，而且下课后便慌忙地离开学校，因为他怕‘庸俗’的学生们去麻烦他。在街上他有一个特别的规矩，不招呼人。而且他暗暗地嫉妒着鲁迅先生。他曾经对我那位同学说，‘人们都说鲁迅对青年好……’他的意思颇不以为然。……他的署名似乎是有等级的，大刊物是知堂，小刊物是智堂、跖堂，一直到印成书时才是周作人。”

【少年】

周作人幼时，与妹妹端姑睡在一个房间里。一次，周觉得妹妹的大拇脚趾很是可爱，便一口咬了下去，疼得妹妹大哭起来，大人闻声赶来，才知道是周的恶作剧。当时周作人正患天花，传染给了妹妹，周后来痊愈，妹妹却不幸夭折，去世时不满周岁。

邻居李家住着一个四五十岁的房客，个子很高，却留着细小的辫子，戴着一顶方顶的瓜皮帽，样子很滑稽。一次，有户人家嫁女儿，大家都去看新嫁娘，此人也在围观的人群中。周作人偷偷走到他后面，扯他的小辫子，由于辫子深压在帽子里，一扯动，帽子便飞了。此人也不生气，回头问周道：“人家连新娘子也看不得吗？”周作人见他的态度极好，下次便不再和他开玩笑了。

少时，周作人在杭州花牌楼陪伴入狱的祖父时，首先遇到的烦恼事就是被臭虫咬。臭虫咬人既痛又痒，还起很大的肿块。周将一盘凉水放在床前的地上，在床上尤其是帐子的四角和两扇的缝合处找臭虫，找到后便将臭虫拨到盆中，不一会儿盆里就浮满了臭虫。另一件事就是挨饿。当时周十二三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日三餐之外，下午照例有一条糕干作为点心，但周总是不够吃。他回忆道：“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来偷冷饭吃，独自到灶头，从挂着的饭篮内拣大块的饭直往嘴里送，这淡饭的滋味简直无物可比，可以说是一生吃过的东西里最美味的。”

在周作人的记忆中，父亲伯宜公从不打小孩，但周建人却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中回忆，父亲唯一一次打孩子就是打了周作人，原因是周作人与凤升叔（即伯生）吵架，“祖父听到后生起气来，对我父亲说：‘伯宜嗬，我和你约法三章，凤升不好归我教训，寿不好归你教训’，说着拖了凤升叔进屋去了，父亲……便扯了二哥到大堂前……要二哥朝着牌位跪下，一边打一边骂：‘打死你这不肖子孙！周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子孙？’这是我父亲第一次打孩子，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二哥不久就好像完全忘记了这件事……”

周作人的祖父好骂人，上至昏太后、呆皇帝，下至子侄儿孙，无不痛骂，平常不骂的人只有姨太太和小儿子伯升，一次，伯升在学堂考了倒数第二，周作人考了第二，他骂道：“阿升这回没有考背榜，倒也亏他的。阿櫆考了第二，只要用功一点本来可以考第一的，却是自己不要好。”

少时，周作人、周建人，以及本家的两个叔叔周冠五、周呜山去周作人的大姑德姑姑家看潮。一路上，四个少年故意站在船侧两舷，将船摇晃得此起彼落，颠簸不堪。德姑姑的女儿吓得大哭，德姑姑出声制止，但四人却不买账，仍将船晃得像醉汉一样，一直到下船才停止。

四个人在德姑姑家的楼上住下，德姑姑待客很热情，每餐给他们做四大盘四大碗的全荤菜，盛一桶米饭。为了捉弄德姑姑，四个人商量出一个办法，有时将四大盘吃干净，四大碗不动；有时又将四大碗吃干净，四大盘不动；有时则只吃饭而不动一筷子菜；有时将一桶米饭全吃光，有时只吃半桶，有时却又颗粒未动。楼上设了两张床，德姑姑让他们两人睡一张，但他们全挤在一张床上睡，另一张空着。德姑姑怕他们晚上饿，给他们每人准备一盒点心，他们却故意半夜假装抢东西吃而发出打斗的声音，慌得德姑姑忙披衣上来查看，他们却又寂静无声地假装睡熟了。

德姑姑在楼上设了一个便桶，方便他们夜间之需，但他们却成天待在楼上，让他们上街，不去，看戏，也不去。大小便无论日夜都撒在便桶里，还不让用人去倒，一定要等便桶盖浮起来了，才让老妈子用粪勺，一勺一勺地撒出去。气得德姑姑恨恨地说：“你们这班恶客，我该不邀你们来！”但到他们真要走时，德姑姑却又深情挽留。

一年夏天，德姑姑回娘家拜祭生母，午后已隐隐有雷声，天气极不好。但因继母蒋老太太的一句玩笑话，德姑姑起了误解，一定要回家去，众人怎么劝说也不肯听，说：“死也得去！”说罢便出门坐上了回家的船。没过多久，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晦黑如夜。傍晚，噩耗传来，德姑姑在暴雨中落水，尸身次日才被捞起。

父亲去世，大哥鲁迅到南京求学，家中收租完粮的任务便落到周作人头上。周对这种生活很是失望，有一段时间，他在街头游荡，“几乎成了小流氓”。他结识了一名人称阿九的小“破脚骨”（小流氓），两人一起闲逛，但并不真去惹事。游荡到半夜，两人就近吃点夜宵。一次，他们在一位寿材店老板开的荤粥店吃粥时，阿九忽然正色问道：“这里边你们下了什么没有？”店主愕然不知所对，阿九这才慢慢说道：“我想起你们的本行来，生怕这里弄点花样。”暗示店主在粥里下了毒药，店主不禁失笑。这种便是小“破脚骨”的一点把戏，周作人说：“我从他的种种言行之中，着实学了些流氓的手法。”

周作人与几位友人从上海出发到日本留学，到上海后，他们住在一家旅店。当时几个人正是年轻气盛，主张打倒迷信，破除敬惜字纸的陋习，所以上厕所时总是用报纸擦拭，引起了其他客人的嫌恶。旅店的住客联合抗议，对他们说愿意提供上厕所用的草纸，请勿再用字纸。几个人没有办法，只好屈服。

【婚恋】

1897年正月，周作人到杭州陪伴羁押在杭州府狱中的祖父。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初恋，隔壁姚家的养女，一位姓杨，人称“阿三”（三姑娘）的女孩。

周作人从不曾和三姑娘交谈过一句，也没有仔细看过她的面貌姿态。在他的记忆中，三姑娘“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年纪十二三岁的少女，并没什么殊胜的地方”，但却是他“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每次三姑娘抱着猫来看他写字，他便“不自觉地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

有一天，潘姨太发泄她对姚姓一家的憎恨时说：“阿三那小东西，也不是好货，将来总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周并不明白婊子的意思，但他当时听了便想：“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婊子，我必定去救她出来。”

因母亲生病，大半年后，周作人回到绍兴。过了一个月，仆人阮升回绍兴，带给周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杨家的三姑娘患霍乱死了。”周“很觉得不快，想象她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周作人对少年时在花牌楼的日子和三姑娘念念不忘。晚年，周作人写道：“我与花牌楼作别，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可是我一直总没有忘记那地方……”

1900年，周作人在绍兴娱园遇见了与他同年同月生的表姐郦，顿时心生爱慕，但郦表姐自小已定下亲事，周只能单相思。一次，周作人与一些小兄弟溜上楼找东西吃，无意中看见她的一件雪青纺绸衫，不禁穿上跳起舞来。后来，周读到一首日本诗歌《绛绢里》，描写一个男子接触到已故女友衣服时的感受，不禁产生了共鸣。郦表姐命运多舛，婚后因病早逝，只留下一张照片放在鲁老太太那里。

周作人东渡日本后，鲁迅将他接到自己寄宿的伏见馆住下。刚到伏见馆，他便遇到了馆主的妹妹、兼做下女的乾荣子，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前来帮他们拿包，端茶倒水。乾荣子赤着脚在屋里走来走去，这双裸露的天足给周作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1年，他在《天足》一文开篇便写道：“我最喜见女人的天足。”

1933年，周作人还曾梦见乾荣子。次年暑假，周作人携妻到东京度假，他于8月9日晚间，妻子、友人一起到本乡三丁目闲逛，而当年的伏见馆便在二丁目，周与乾荣子可能还有一次偶遇。而这次故地重游也给周作人的婚姻带来了风波，晚年羽太信子在与周作人争吵中，时常提及周作人这次“东京之行”时的“外遇”。

周作人在诗作《她们》中写道：“我有过三个恋人，虽然她们都不知道。……她未嫁而死，她既嫁而死，她不知流落什么地方，我无心去再找她了。养活在我的心窝里，三个恋人的她却还是健在。她的照片在母亲那里，我不敢去要了来看。她俩的面庞都忘记了，只留下一个朦胧的姿态，但是这朦胧的却最牵引我的情思。我愈是记不清了，我也就愈不能忘记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