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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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眼就是特别的地方。”

逝世前，鲁迅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这也是他的“遗嘱”：一、不得因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施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执拗】

许寿裳回忆，鲁迅并不喜欢游览，他在杭州任教的一年间，只去过西湖一次，还是因为许的邀请。对于西湖美景，他也无太多兴趣，无论是为人称艳的保俶、雷峰二塔，还是烟波千顷的“平湖秋月”、“三潭印月”，他都只说平平而已。

尚钺回忆，一次他去拜访鲁迅，有鲁迅不愿见者也上门求见，鲁迅让保姆告诉来人说他不在。过了一会儿，保姆拿着名片进来说：“他说他下午看见先生回来的，有事要见先生。”鲁迅立刻沉下脸来，拿着名片走到门口提高嗓子对保姆说：“你再去和他说：我说不在家是对他客气！”

未名社知道国民党当局准备办《国民新报》后，决定让韦素园去副刊当编辑，他们让某人去请鲁迅和北大教授徐旭生当介绍人。某人对徐说，鲁迅请你介绍韦去编副刊，又对鲁迅说，国民党要求你介绍一位副刊编辑。最后二人都写了介绍信，韦成功当上副刊编辑，鲁迅还热心地为他向人约稿。后来鲁迅知道某人玩的花样后，生气地说：“你看，他竟到我这里玩手段来了。”于是，他到死都没再和某人说过话。

鲁迅第一次领到厦门大学发的400元工资，便拿着支票到厦门的美丰银行去兑现。银行职员看着眼前这个身穿破灰布棉袍，头发长长的老头儿，问道：“这张支票是你的吗？”鲁迅吸了一口烟，给了该职员一个白眼，一语不发。银行职员连问三次，鲁迅也连吸了三口烟。最后，银行职员只好给他兑了支票。

夏衍回忆，鲁迅不喜欢田汉。日本左翼作家藤森成吉到中国时，内山完造在一家闽菜馆为其洗尘，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人都受邀在座。席间，田汉对藤森大谈自己与日本唯美主义“恶魔”派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交情，鲁迅极为反感，低声对夏衍说：“看来，又要唱戏了。”说罢便起身离席，田汉很是难堪。

许广平记载，鲁迅幼时每每穿上新衣，家人总时时监视，警告他不要弄脏新衣，弄得他坐立都不自由，便觉得穿新衣服是一件最不舒服的事情。初到上海时，许广平见他的蓝布夹袄破了，给他做了一件蓝色毛葛的棉袄，但鲁迅无论如何也不肯穿，说滑溜溜的不舒服。

一次，鲁迅请大家吃饭，当时他的身体已不是很好，所以吃饭时，他坐在椅子上闭目休息，大家都认为他喝多了，便问许广平。鲁迅听到后，从椅子上站起来说：“我不多喝酒的。小的时候，母亲常提到父亲喝了酒，脾气怎样坏，母亲说，长大了不要喝酒，不要像父亲那样子……所以我不多喝的……从来没喝醉过……”

鲁迅晚年，常看电影作为消遣，他也常介绍人去看电影：《夏伯阳》《复仇艳遇》《人猿泰山》，或者非洲的怪兽这一类的影片。但他说：“电影没有什么好的，看看鸟兽之类倒可以增加些对于动物的知识。”

鲁迅从不逛公园，居上海十年，连离家最近的虹口公园也从未去过。一年春天，萧红常告诉他，公园里的土松软了，公园里的风多么柔和。鲁迅于是准备选个天气晴好的周日，带儿子一起去游兆丰公园，但最后还是没去。鲁迅曾给公园下定义说：“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一进门分做两条路，一条通左边，一条通右边，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树的，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

曹聚仁曾对鲁迅说：“你颇像爱罗先珂，你是寂寞的，而你又是怕寂寞的。我觉得你最大的苦痛，乃是‘往来无白丁’，所与谈的都是读书人；因此，你谈话先有戒心。你又敏感得很，又是言者未必有意，你听了却搁在心头。”鲁迅颇赞同曹之言。

【谨严】

鲁迅在教育部上班时，每天一定准时下班，沿途商铺都将鲁迅当成时钟，看见他乘坐人力车走过，便说：“可以做饭了。”

孙伏园发现鲁迅西服的裤子总是单的，即便在寒冷的北京的冬天，也一向如此。他对孙说：“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经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

孙伏园曾说：“鲁迅先生的房中总只有床铺、网篮、衣箱、书案这几样东西。万一什么时间要出走，他只要把铺盖一卷，网篮或衣箱任取一样，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从来不梦想什么是较为安适的生活。他虽是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

1924年2月的一天，许钦文到砖塔胡同去看望鲁迅，刚进门，十二岁的俞芳便对他说：“昨天晚上，大先生那里好像有客人，半夜了，还在高声谈话呢！”许进屋去找鲁迅，才知道，昨天晚上不是来了客人，而是鲁迅在独自朗读刚写完的《幸福的家庭》。每次鲁迅写完文章，“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

1924年，郑振铎主编的某期《小说月报》上，苏联人民教育委员长卢那卡尔斯基的照片下，写了另一位文学家的名字。荆有麟不能确定《小说月报》是否刊登错误，便买了一本，去找鲁迅。鲁迅一看便说道：“他们真胡闹，连照相也可以随便安排。”他马上跑到书房，不仅找出了芦那卡尔斯基的照片，还找出了该文学家的照片。之后，荆在《京报》上将《小说月报》的错误指了出来。

荆有麟回忆，鲁迅准备翻译《小约翰》时，发现日文译本不忠实，而德文译本又有删节，但他又看不懂其他文字。某次，他听同事齐中颐说英文本的很好，于是请齐用英文本帮忙。当时齐在中央公园整理档案，鲁迅便每天下午到中央公园，请齐为他解释英文本，同时参照日、德文本，逐字逐句校释。时值酷暑，鲁迅每天穿着旧且紧身的淡蓝竹布大褂，一手夹着书，一手拿着香烟，去中央公园找齐。有时到得太早，就在公园柏林下面转转圈，遇到熟人，便到露天茶社坐上一会儿。

鲁迅翻译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后，得知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人翻译的版本，立即买来与自己译的逐一对比，发现商务的译本中，对于文法的处理及语句的运用，有些地方很难表现原作者的意思，这才放下心来。

担任《奔流》、《语丝》编辑时，鲁迅每天收到的稿件真是五花八门：有自己写了不愿再看，让鲁迅仔细修改的；有翻译错误百出，不能登载，抱怨不断的；有一稿多投的；有字小且模糊的……这些稿件，鲁迅都用心加以编辑，设法登载。如果是译稿，但凡能对照原文的，鲁迅便自己对照，加以改正；如果原文是英文，鲁迅便向人打听，修改妥当。

鲁迅校书，不仅对文字的正误很严格，对排版也严格要求。每行的高低，字的大小、偏正，文字在整个页面的位置，他都严加校正，不惜一次次修改，直到满意为止。

一次，徐梵澄陪鲁迅去看一个西洋油画展，其中有一幅背面正坐的女子裸体画，只画了头发和背部，鲁迅看了一眼，便立刻回过头去。

鲁迅对别人赠送的书，收藏后专柜陈列，如需阅读，则另购一本。

萧红回忆，鲁迅的记忆力非常好，东西从不随便乱放。他提着一把伞，抱着印花包袱从外边回来，一进客厅，把伞挂在衣架上就陪客人谈起话来。谈了很久了，伞上的水滴顺着伞杆在地板上已经聚了一堆水。然后鲁迅上楼去拿烟，抱着印花包袱，也没有忘记那把伞，顺手带到楼上去了。

鲁迅的写字台面对着窗户，但他从不开窗。因为他怕开窗后，风会吹动纸张，这样写作时便时时要防备纸被吹跑，文章就写不好。故一到夏天，他的屋子里常热得像蒸笼似的，但他又不习惯换地方工作。有时太阳照进来，许广平劝他把书桌移开一点，他也不肯，于是又汗流浃背。

鲁迅家里，从楼上到楼下，没有一个沙发。工作时坐的椅子是硬的，到楼下陪客人时坐的椅子又是硬的。他对烟灰缸的要求是一定要深且大，里面放些水，免得烟灰乱飞。

休息的时候，鲁迅不听留声机，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觉，他说：“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

书架和文具鲁迅都是自己整理，书架上的书摆放得非常整齐，文具也有各自的位置，从不乱放。他常说：“东西要有一定的位置，拿起来便当，譬如医药瓶子，换了地方，药剂师是会犯配错药的危险的。”

鲁迅对书很是爱惜，为了防止别人随意乱翻他的书，他总将喜欢的书藏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他不愿意借书给别人，遇到有人借，总是买一本送给别人。如果是别人送的丛书，他总要先包好，包好之前，除了儿子周海婴，就是许广平想看也不可以。一位朋友听说鲁迅不肯借书给别人，于是也效仿鲁迅，从此连自己的爱人也不借。

黄新波回忆，1934年，鲁迅选编《木刻纪程》时借用过许多青年木刻家的木板。书编完后，鲁迅将借用的每块木板上的油墨洗净，将一些弯曲的木板设法压平，然后用厚纸垫好板面，再用牛皮纸仔细包好，一一送还。

鲁迅包一个纸包也要包得整整齐齐。每次要寄书，即使许广平已经包得很好，他也要自己动手，重新包扎。包好后，用细绳捆上，那包方方正正的，连一个角也不准歪一点或扁一点，连绳头，都用剪刀剪得整整齐齐。增田涉回国时，去向鲁迅辞行，鲁迅准备了许多土特产送给他。许广平已经将礼物包装好，但鲁迅说许的包法不好，拿过来重新包装好后，方才交给增田。

【不羁】

林语堂说，鲁迅“生活全无秩序，亏得有许女士在旁照应，减少他魂灵上的寂寥”。

夏丏尊回忆：“周先生每夜看书，是同事中最会熬夜的一个。”

冶秋回忆，鲁迅的头发颇长，他转过身时，冶秋看见他的头发“已经为衣领所不能承受，而头发看来又是那样的硬，不会鬈曲的样子，于是就反折在那里”。

王森然回忆，鲁迅在北大授课时，来不及回家吃饭，就在红楼前的小饭摊上随便吃一点。一次下课，王和鲁迅路过小饭摊，鲁迅邀请王一起随便吃点东西，说：“咱们就吃这荞麦条子，皇帝老人未必享受过这么美味的佳肴。”这种小饭摊多卖玉米窝头、荞麦饸烙之类，在此用餐的都是人力车夫、卖报童叟。饭摊上也只有一个条案，没有椅子。鲁迅却不管，夹着书包，坐在砖头上，吃得津津有味，还不是向周围人点头，好像和这些人认识甚久。

朱自清回忆，1924年，鲁迅到上海，朱自清与夏丏尊等人于宴席散后一起到鲁迅住的旅馆聊天。进屋后，鲁迅脱下长衫，随手放在床上。夏丏尊最爱管闲事，觉得长衫放的不是地方，便对鲁迅说，这里有衣钩，你可以把长衫挂起来。鲁迅没有理会。过了一会儿，夏又对他说了一遍，他答：“长衫不一定要挂起来。”

鲁迅曾在厦门大学任教，当时教员宿舍没有厕所，住在宿舍的教员方便要到160步外才有厕所。鲁迅的对策是，天黑之后，小便就在宿舍楼下的草地上就地解决。

鲁迅说，在厦门大学时，“夜间小解也不下楼去，用瓷的唾壶装着，看夜半无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这虽然近于无赖，但学校的设备如此不完全，我也只得如此”。

在厦门时，川岛常到鲁迅住处闲聊。一日刮台风，他没有去，到了天色墨黑，有人敲门，接着鲁迅便进来了。川岛只见他襟袖上都沾着泥土，手也擦伤了，忙问怎么了。鲁迅低下头去掸着身上的土说：“跳下山来，摔了一跤。”

许广平回忆，鲁迅在厦门大学时，因为气愤学校当局对资本家的态度，喝酒解闷，结果有些醉了，回到宿舍，在躺椅上抽着烟便睡着了。睡着睡着觉得身上热烘烘的，一睁眼，眼前一团火，原来腹部的棉袍被烟蒂点着了。火扑灭后，发现棉袍被烧了直径七八寸左右的一个大洞。这件袍子补过之后，鲁迅竟然还接着穿，后来到了上海还穿过。

增田涉每天在鲁迅的书房听他讲课，二人并排坐在桌子旁边，鲁迅大概由于满口假牙，发声不方便，不时口沫飞溅，“又时而咯吱咯吱地搔着两股周围”，增田一面心里暗笑着，一面听他的教导。

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自己的文稿极不爱惜，每次书一出版，原稿即丢弃。许觉得心疼，便将丢掉的文稿保留起来。鲁迅见到后，下次便将原稿撕碎，说没有这么多地方放。

许广平曾说，鲁迅是“囚首垢面而谈诗书”。他吃完点心糖果，手边没有可以擦手的，便很随便地在身上一揩了事。

【深情】

鲁迅八岁时，不足一岁的妹妹病重，他在屋子的角落里低声抽泣，母亲问他为何，他答：“为妹妹啦。”

少年鲁迅从绍兴返回南京读书，在《别诸弟三首》的跋中忧伤的写道：“磋乎！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消魂，兄弟竟居异地！深秋明月，照游子而更明；寒夜怨笳，遇羁人而增怨。此情此景，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

在《阿长和〈山海经〉》中，鲁迅在文章最后饱含深情地怀念保姆长妈妈：“仁厚黑暗的地母啊，远在你的怀里永安她的灵魂！”

秋瑾是鲁迅留日时的同学，鲁迅写下小说《药》纪念秋瑾，《药》中的夏瑜就是秋瑾，最后，夏瑜的坟上平添了一个花环。

陶成章死去多年后，鲁迅依然不能忘记亡友，他写道：“夜雨潇潇的下着，提起笔，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

鲁迅为被杀害的青年诗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作序时，写下了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文字：“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

厉绶之回忆，他与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正值甲午中日战争后不久。他们走在街上，常遭到日本少年的辱骂。厉听了十分生气，鲁迅却说：“我们到日本来，不是来学虚伪的仪式的。这种辱骂，倒可以编在我们的民族歌曲里，鞭策我们发愤图强。”

增田涉回忆，日本才女柳原白莲到上海后，由内山完造安排，与鲁迅、郁达夫会面。席间，鲁迅说了许多中国政治方面的不足。柳原问道：“那么你讨厌出生在中国吗？”鲁迅回答：“不，我认为比起任何国家来，还是生在中国好。”增田看到他的眼里湿润着。

陈翔鹤回忆，鲁迅曾给他写过长达三页纸的信，在信中对自己过去的消沉情绪进行自我批评，说希望现在的青年不要像他过去那样。在《呐喊》自序中，鲁迅也说：“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1931年，鲁迅送别增田涉，赠诗云：“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里面有对扶桑和青春的美好依恋。

1932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南京。时传闻丁玲已遇害，鲁迅得知后，写下悼诗《悼丁君》：“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杨杏佛遇难后，鲁迅作诗曰：“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瞿秋白去世后，鲁迅邀茅盾、郑振铎编印瞿的遗作。当时鲁迅的身体已经很孱弱，医生让他休息，“不看书，不写字”。许广平回忆说：“关于从排字到打纸版，归几个人出资托开明书店办理，其余从编辑、校对、设计封面，装帧、题签、拟定广告及购买纸张、印刷、装订等项工作，则都有鲁迅经办，以便使书籍更臻完美。”最后该书由叶圣陶、徐调孚等人捐款出版，书名由鲁迅定为《海上述林》，共60万字。称“述林”，取“述而不作”之意。出版者采鲁迅意见，署名“诸夏怀霜社”，“诸夏”即中国，“怀霜”是怀念瞿秋白，因瞿原名瞿霜。

鲁迅从不认为在上海“亭子间”里写作会脱离社会，他说：“这也是生活。”“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谿刻】

周氏三兄弟少时喜欢看鬼怪神仙的书。一年春节，三兄弟凑钱合买了一本《海仙画谱》。周建人对鲁迅不让随意取阅感到不满，便将买书之事告诉了父亲。父亲让鲁迅将书拿来给他看看，鲁迅有些惶恐，只好照办。父亲翻看了一会儿，将书还给鲁迅，未置一词。以后，鲁迅便叫周建人“谗人”。叫了几次后，见周建人没有反应，鲁迅以为他不懂“谗人”的意思，就改叫周建人“十足犯贱”。后来见周建人并不理睬，他才不叫了。

周作人回忆，鲁迅“画了不少的漫画……随后便塞在小床的垫被底下……有一天，不晓得怎么的被伯宜公（周父）找到了，翻开看时，好些画中有一幅画着一个人倒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支箭，上有题字曰‘射死八斤’。八斤系周家隔壁邻居沈四太太家的小孩，比鲁迅大三四岁，夏天时常赤身露体，手里拿着自己做的竹枪跳上跳下地乱戳，口里不断地说：‘戳杀伊，戳杀伊’，鲁迅因而画此漫画，以示反抗。他叫了鲁迅去问，可是并不严厉，还有些笑嘻嘻的，他大概很了解儿童反抗的心理，所以并不责罚，结果只是把这页撕去了”。

儿时，鲁迅常画些怪画，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一幅画中“画着一个小人儿手里提了一串东西，像是乡下卖麻花、油条用竹丝穿着……这实在乃是怪画，是卖淫的一种童话化的画。乡下这种不雅驯的话很是普通，所谓倚门卖笑俗语便称曰‘卖必’，但是怎么卖法在小儿心中便是疑问，意谓必是像桃子、杏子似的一个个的卖给人，于是便加以童话化，从水果摊里榨甘蔗得到暗示，随割随长，所以可以卖去好几个一串”。

每到周六下午，矿路学堂的本城学生们便纷纷告假回家，大都要到周日点名前才回来。但也有少数节俭的本城学生要吃了周六的晚饭才回家，次日晚饭前赶回学堂。对于此类学生，鲁迅挖苦他们说，阴间七月半开放地狱门，有些鬼魂于饭后出来，到了十六那天跑回地狱去吃晚饭。

由于鲁迅见解深刻，一针见血，邵明之也给他起了个外号：“毒奇”。

在日本留学时，吴一斋从国内来，鲁迅招待他在伏见馆住下。吴拿出一方火腿叫公寓的下女替他蒸一下，谁知下女煮成了火腿汤。吴很是生气，见人便诉说火腿之事，鲁迅因此送其诨名“火腿”。

一次，蒋观云谈论服装时说，清朝的红缨帽有威仪，又指着自己的西式礼帽说，西式服装则无威仪。回去的路上，鲁迅对许寿裳说：“观云的思想变了。”不久之后，蒋便与梁启超组织政闻社，主张立宪。鲁迅便给他起了个绰号：“无威仪。”

鲁迅、钱玄同等人在日本一起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钱玄同话多，好动，听课时常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钱起绰号日“爬来爬去”。后来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还称钱玄同为“爬翁”。

钱玄同说：“人过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钱过四十后，便开始发福，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国文系主任时期，禁止学生学习和宣传辩证法，并说：“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鲁迅曾写《教授杂咏》，其中一首即是讽刺钱玄同：“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

1929年，鲁迅到孔德学校访马隅卿，碰见钱玄同，钱见桌上放的鲁迅的名片高声说道：“你的名字还是三个字吗？”鲁迅答：“我的名片从来不用两个字，或四个字的。”（钱常用“钱夏”、“玄同”或“疑古玄同”）钱听罢默不作声，走出门去。鲁迅在两地书中谈及遇到钱之事：“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指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

鲁迅与范爱农、陈子英、马可兴四人一起喝酒，边喝边聊，气氛热烈。鲁迅很少说话，但每遇到他们有说错的地方，必指出是非。饮罢，四人到别处就餐，鲁迅走在前面，范居中，陈、马殿后，范指着鲁迅的背影笑着对二人说：“冷坑蚊虫！冷坑蚊虫！”意指鲁迅不说话则已，一说必句句击中要害，如冷坑的蚊子咬人一般痛。鲁迅听见，回头指着范笑着说：“烂虫！烂虫！”（绍兴土话，意为：我当面责备你莫怪，你怎么骂起人来了）陈、马二人哈哈大笑。

范源濂接替教育总长后，决定删除“美育”项目，鲁迅在日记中记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新文化运动时期，林纾写文言小说丑化、谩骂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