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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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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3月，萧红某日清早到早点摊买油条，回家后发现包油条的纸竟是鲁迅的手稿，非常惊讶和生气，写信告知鲁迅。鲁迅回信说：“我的原稿的境遇，你知道了似乎有点悲哀；我是可以满足的，居然还可以包油条，可见还有一些用处。我自己是在擦桌子的，因为我用的是中国纸，比洋纸能吸水。”
鲁迅将出过书的校样当作卫生纸用。他请客人在家里吃饭，吃到一半，他拿来校样分给众人。客人接到手里一看，说，这怎么可以？鲁迅说：“擦一擦，拿着鸡吃，手是腻的。”他家的卫生间也摆着校样纸。
有些方面，鲁迅却不愿节省。当年买八道湾的房子时，他为了让弟弟的孩子们能有玩耍的地方，特地挑选了有大块空地的八道湾的房子。到上海后，家中只有他和许广平两个人，但他却一定要租一独栋的三层小楼。除了火腿，他不吃隔夜菜；不爱吃蔬菜，所以每餐一般必有肉。
居上海十年间，鲁迅不断搬家，最初住在景云里时，就换过好几次房子，后又搬到北四川路，去世时住在大陆新村。每次鲁迅都说要换个便宜点的，但每次都越换越大，越搬越贵。
晚年在上海，鲁迅出门总是很警惕，看电影总是坐“花楼”（包间），怕遇到认识的人，免遭善意或恶意的研究；出门很少坐电车，更不坐黄包车，怕遇到意外躲避不方便，路近便步行，路远就雇汽车。有时候局势紧张，他便十天八天不出门，但越不出门便越羡慕外面自由的人们，于是越想出门，所以他宁愿多花点钱，坐汽车，坐“花楼”。
鲁迅备有两种纸烟，一种价钱贵的，一种便宜的。便宜的绿听子的永远放在书桌上，鲁迅随吸随取。另一种白听子的前门烟，是用来招待客人的，平常放在鲁迅书桌的抽屉里，来了客人鲁迅下楼，把它带到楼下去，客人走了，又带回楼上来照样放在抽屉里。
鲁迅的同学、后在教育部的同事张邦华的儿子患重病，张找到鲁迅帮忙。鲁迅不仅托朋友替张介绍医院，还替他付了1000多元的医药费。出院后，又替他请全院的医生吃饭，表示谢意。许广平谈鲁迅的金钱观：“他的慷慨，真叫人奇怪。有时人们以平常上海洋场心理推测先生，以为先生能这样替人花钱，一定是个富翁了。谁知先生却用钱之所要用，什么留底都不存了。”
儿子出生后，鲁迅和许广平请了一位保姆阿花照顾周海婴。阿花是绍兴人，丈夫患病失去劳动能力，时常毒打阿花，并想把她卖掉，于是阿花逃到上海打工。一天，阿花的丈夫从乡下赶到上海，想将她带回去，鲁迅请了律师和一位绅士调停此事，最后花150元为阿花“赎了身”。
陶元庆去世后，鲁迅拿出300元交给许钦文，让许为陶买墓地。柔石遇害后，鲁迅交给柔石遗孀100元，作为柔石子女的教育费。
1935年夏，左联决定恢复停办了两年多的内部刊物，由徐懋庸负责。刊物印刷完毕后，因为没有钱付印刷费而无法取回。徐便于一次宴会后向大家募捐，茅盾、胡愈之各捐了10元。鲁迅也在座，徐向他募捐，他却说：“我没有钱。”徐很是奇怪。之后，徐去鲁迅家中找他要钱，他仍说：“我没有。”徐好不容易凑足了钱，将刊物取回，给鲁迅寄去两册，不久即收到他寄来的几张稿费收据，约20元，说明让徐去书店取，用于付印刷费。鲁迅前后两次截然不同的态度，让徐觉得非常奇怪。后来鲁迅对徐解释道：“左联已经有两年多不出机关志（即内部刊物）了，但常说要出，却总不见出。而且每月有人向我收取盟费20元，也说是办机关志用的。我出了钱，刊物既不见，却反而落得一个坏名声，说我本来是不配做左翼作家的，只因为这每月20元，才准我做。所以我是个捐班的左翼作家。现在你们让刊物和我见面了，这回总算没有失信，所以就寄给你那几张单子。”
【俯首】
荆有麟回忆，鲁迅曾说：“旁人用心血制作的东西，我要不用心去保护，总觉得不安。”中国大学学生向培良写了一篇戏剧，送给鲁迅看，鲁迅看后很满意，便寄给上海《东方杂志》，并认真写了推荐信。这篇戏剧很快发表。胡也频在烟台访友时写了一篇性爱小说，寄给鲁迅。鲁迅当天便寄给李小峰，让他发表在《语丝》上。
中国大学学生姜华向《莽原》投稿，鲁迅看后觉得姜很有希望，便写信鼓励他多写稿子。从此《莽原》便经常刊登姜的作品。中国大学的另一学生对鲁迅表示不满，说姜是国家主义派，学校的同学对其很反感，《莽原》不应该经常刊登他的作品。鲁迅听罢生气地说：“一个刊物，是选登作品的，怎么能调查人家的行为呢？”之后鲁迅还特地告诉姜华，让他多写文章。
鲁迅很讨厌青年人字写的潦草，他说：“字不一定要写得好，但必须得使人一看了就认识，年轻人现在都太忙了……他自己赶快胡乱写完了事，别人看了三遍五遍看不明白，这费了多少工夫，他不管。反正这费了工夫不是他的。这存心是不太好的……”但他还是展读着每封由不同角落里投来的青年的信，眼睛不济时，便戴起眼镜来看，常常看到深夜。
汪静之上中学时给鲁迅寄过自己的诗作，几年后，他到上海去拜访鲁迅，鲁迅问道：“你到过绍兴？”汪反问：“你怎么知道？”他说：“你的《蕙的风》里有一首诗是写绍兴的旌表节妇烈妇的牌坊的。”鲁迅竟然记得对几年前一个不认识的中学生写的诗，汪十分惊讶。
鲁迅不仅给贺非翻译的《静静的顿河》写后记，还用整夜时间将译本从头到尾一句句地校改。修改完后，他自己却生了一场不轻的病。
在邮局工作的青年孙用翻译了《勇敢的约翰》，寄给鲁迅，鲁迅阅后马上回信称赞译得很好，并为孙谋划出版。费时两年，鲁迅终于找到一家小书店愿意为孙印书，并垫付了几百元的制版费。等到书店返还一部分制版费后，鲁迅又将他作为版税先支付给孙用。
广州的一些进步青年创办的“南中国”文学社，希望鲁迅给他们的创刊号撰稿。鲁迅说：“文章还是你们自己先写好，我以后再写，免得人说鲁迅来到广州就找青年来为自己捧场了。”青年们说：“我们都是穷学生，如果刊物第一期销路不好，就不一定有力量出第二期了。”鲁迅说：“要刊物销路好也很容易，你们可以写文章骂我，骂我的刊物也是销路好的。”
1931年，《中学生》杂志社向鲁迅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将对他讲怎样的话，做努力的方针？”鲁迅回答道：“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许广平回忆，鲁迅应许钦文之请，为其精心编订小说集，并垫钱出版。书出版后，销路极好，许声名大噪。于是有商人让许再出一本，许便将鲁迅挑选剩下的作品结集出版。鲁迅见后摇头道：“我的选择很费不少心血，把每一种的代表作都有了，其余那些，实在不能算很成功，应该再修改，不怕删削才会有成就呢！”
许广平回忆，鲁迅辛苦为高长虹选定作品，并校订出版，但高却对人说：“他把我好的都选掉了，却留下坏的。”
鲁迅也为向培良选校作品，并帮他介绍工作，但在鲁迅痛斥其好友高长虹后，向也对鲁迅极为不满，从此和鲁迅绝交。曹聚仁也记载，向逢人就说，鲁迅是爱闹脾气的，鲁迅是青年的绊脚石。
鲁迅在厦门、广州期间，一位厦门大学的学生曾追随左右。鲁迅到上海后不久，此人也带着女友以及女友的哥哥（青年与女友逃婚，女友哥哥因不满父母包办妹妹婚姻，亦与妹妹一起离家出走）来到上海，并且一起住进鲁迅家中。这三人也不把自己当外人，吃穿用度乃至零花钱，都由鲁迅负担。鲁迅将楼下腾出来让他们居住，每逢鲁迅下楼，则三人书声琅琅，不绝于耳，一旦稍微走远，声音便戛然而止。不久之后，三人提出让鲁迅为他们支付学费，鲁迅表示自己生活亦不宽裕，实在拿不出；青年便让鲁迅为他发表文章，但其文章太过幼稚，实在无法发表；青年又让鲁迅为其介绍工作，鲁迅便与某书店说好，介绍他去当练习生，自己拿出30元让书店转交，算作薪水，结果通知该青年后，竟嫌薪水少，不愿前往。鲁迅与创造社论战时，这位青年竟对鲁迅说：“他们因为我住在你这里，就把我都看不起了。”
此后，青年女友的哥哥要回乡，鲁迅为其负担旅费。不久，青年的哥哥——一位木匠，来上海找事做，鲁迅又为其在附近租了房子，并照顾膳食。周建人托人总算给木匠哥哥找了份事，但木匠哥哥却不愿去。木匠哥哥无所事事，时间长了，准备回乡，旅费自然又是鲁迅负担。
几个月后，隔壁的女佣听女友抱怨得知，这位青年是来给鲁迅当“儿子”的，原本二人以为来上海享福，谁知却不是那样。终于有一日，青年对鲁迅说，他们要回去了。鲁迅说给他们100元旅费，结果青年嫌少，说自己是卖了田地出来的，现在回去还要生活。鲁迅没有答应，最后两人便气呼呼地走了。
许广平回忆，厦大学生王方仁在与鲁迅的闲谈中，提议出书，并说其兄开教育用品店，纸可以赊账，还可以代卖书籍。于是几人决定以朝花社名义出周刊，印现代木刻画选，资金由鲁迅、王、崔真吾、柔石四人来出。鲁迅不愿让学生们多出资，将许广平也算作一股（柔石的出资为鲁迅所借）。谁料王买来的纸很是粗糙，不宜印图，用的油墨也很劣质。之后，王忙于为家中建祠堂，印书之事都落在柔石一个人身上，而王的哥哥店里寄卖书所得的钱，也从未收回过。某日，王宣布其兄的店不能再代卖书了，柔石只能托别的书店代卖。最后，卖书的钱款收不回来，每人还要填补亏空，自然，损失最多的又是鲁迅。
韩侍桁留学日本时，常与鲁迅通信。他给鲁迅寄来一张当票，鲁迅去北京时，为其赎当，并将皮袄送到其家中。韩回国后，曾托鲁迅为其介绍工作，但因为风传韩为鲁迅派，此事未成。韩到上海后，与鲁迅过从甚密。后鲁迅加入左联，为当局所不容，韩立即明哲保身，让好友去骂鲁迅。
胡风在《鲁迅先生》中说：“例如韩侍桁……鲁迅尽力帮助他……促进他学习，在思想上进步，后来回上海，还是依靠鲁迅。但他在生活上靡乱不堪，竟至要鲁迅替他买壮阳药。说，他自己不好去买，给人知道了名誉不好。鲁迅有一次忍不住提到这件事，气愤地说：‘他怕名誉不好，难道我就不怕名誉不好吗？’”
胡风回忆，鲁迅为患有严重肺病的文学青年叶紫出版小说集，叶向人夸耀，说他的生活是靠“老头子”维持的，鲁迅听到此话极不舒服，在一次谈话中悻悻地说：“只有我母亲的生活才是靠我维持的……”
许广平回忆，杨骚到鲁迅家中吃饭，谈及恋人白薇身体不好，他们缺钱，鲁迅便答应借钱给杨，二人约好不告诉白薇。不久，杨的一位好友找鲁迅借钱，提及杨借钱一事。当时鲁迅正准备避难，未同意。杨的好友为此怪罪鲁迅，而杨与鲁迅的关系也渐渐疏远，直至互不往来。后来，鲁迅准备翻译《十月》，杨得知后，迅速译出付梓。鲁迅颇觉好笑，说：“中国之大，一种书有三四个译本也不要紧。要紧的是译得要忠实，不欺骗读者。”所以他照译不误。
据杨骚说，他与鲁迅的失和是因为误会。一次聚会，鲁迅同林语堂发生激烈争执，大家不欢而散。鲁迅怒气未消，要拉同席的杨骚要到自己家中聊天，正好杨骚闹肚子，不舒服，便未随他去。鲁迅以为杨骚偏袒老乡林语堂，心里有了疙瘩。之后，鲁迅与创造社论战时，希望杨骚撰文批驳创造社，杨当时正准备撰文批评施蛰存，没有应承，于是误会又加深了。又一次，杨骚参加文学青年聚会时，正在兴奋地与人聊天，这时鲁迅进来了。杨看到鲁迅，没有起身招呼，而是继续话题，鲁迅拂袖而出，从此再不愿与杨交一言。
冯雪峰曾与鲁迅比邻而居，他经常晚上十点多才回家，吃完饭已经十一点，到鲁迅家中聊天，与鲁迅商讨《萌芽》、《十字街头》、《前哨》等刊物之事，有时直接拟题，让鲁迅来写。冯走时，已是深夜两三点，鲁迅却还要工作，直至东方发白。许广平劝鲁迅休息，鲁迅说：“有什么法子？人手少，无可推诿。至于他（指冯），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
张友松回忆，鲁迅为青年作者叶永蓁修改小说《小小十年》，将之推荐给春潮书局出版，并为之撰写小引。春潮书局预付给叶150元版税后，因经营亏损倒闭再无力支付，叶跑到鲁迅处吵闹一番，鲁迅只好将书又推荐给其他书店出版。
许广平回忆：“有人（指王志之）拿初版的书请先生修改，先生不知甚么时候已经给改好了。死后我遇到作者，告诉他：‘先生给你的书改好了。’他说：‘让他去罢，我不打算印了。’他的悼文是那么沉痛，一见到遗容就那么号啕大哭，而先生千辛万苦给改过的书，曾不值一顾，我一想到先生一点点磨去的生命，真是欲哭无泪！”
鲁迅大病初愈，便有许多函稿寄来，说：“听说你的病好些了，可以替我看些稿，介绍出去了吧？”
一次，鲁迅曾对郑振铎谈及，有位素不相识的青年寄来稿子请他修改，他仔细改后寄回去，青年却责怪他改动太多。第二次青年又请他修改稿子，他改后再寄回，青年却怨他改动太少。鲁迅慨叹道：“现在做事真难极了！”
鲁迅生前，谈到受人欺骗时说：“即使第一次受骗了，第二次也有被骗的可能，我还是做，因为被人偷过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只好仍旧打杂。但自然，得了真赃实据以后，又是一回事了。”
许广平曾慨叹道：“门徒害夫子！”
1929年夏，“左联”成立之后不久，鲁迅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说：“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假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所以我几年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
【斗士】
绍兴周氏中房的兰星，与和房一脉单传的女孩恋爱，因为是同族，族人议论纷纷，拜祭日也不让兰星出来祭祖。未及弱冠的鲁迅非常讨厌这些伪道学的长辈，虽不明说，但遇见兰星时，总对他格外亲切，暗中援助。
在南京矿路学堂读书时，鲁迅喜欢骑马，但经常从马上坠落，摔得皮破血流，却不以为意，常说：“落马一次，即增一次进步。”
一次骑马路过驻防旗营，受旗人兵士奚落，鲁迅便扬鞭穷追，结果旗人将腿搁到马脖子上，疾驰中，用马鞍刮鲁迅的腿，鲁迅不查，吃了暗亏，坠落马下。
在南京上学时，鲁迅回绍兴家中一般坐船。当时先到船舱里的人会用绳子、破衣服等占着床位，要求后到的乘客花钱购买。但鲁迅任凭这些人恐吓，就是不肯花钱买床位，宁可坐在行李上打盹。等到船开了，霸占床位的人没办法，只好收起绳子、衣服，悻悻离去，而此时鲁迅便可挑选最好的床位，打开铺盖，从容休息了。
在日本留学时，鲁迅最瞧不起的留学生，一是头上顶着高高的“富士山”（辫子盘在头上，帽顶凹出，鲁迅蔑之曰“富士山”）的；二是读岩仓铁道明治法政专门科的，鲁迅认为他们留学的目的在于升官发财。当时东京的留学生超过两万人，都聚集在神田和早稻田两处，一到晚上，这两处街上走的大半是顶着“富士山”的留学生。鲁迅常去神田的一条街上逛，因为此处新旧书店荟萃，但每次看到这些留学生，回去都气愤不已，对许寿裳抱怨说“眼睛石硬”。
在日本留学时，有日本人看出鲁迅是中国人，便过来与他用中文聊天，鲁迅总是装作听不懂。因为鲁迅知道他们的目的是练习中文，以便到中国，或冒充中国人去侦查什么（当时为日俄战争爆发前）。日本人见鲁迅不予理会，只能悻悻而去。
不久，日俄战争爆发，有日本人讥笑鲁迅说：“为什么不回去流血，还在这里读书做什么？”鲁迅很是恼怒，与日本人在路上起了冲突。
孙伏园回忆，在日本留学时，鲁迅课余常习武，目的在于报仇。他有一把匕首，刀壳是两片褐色的木头，壳外横封两道白色皮纸，像指环一般，而刀壳正靠这两道皮纸的力量固定。有人问为什么不用整片木头，或用金属的钉子或圈子，这样更牢固。鲁迅回答说：“因为希望它不坚固，所以只用两道皮纸；有时仇人相见，不及拔刀，只要带了刀壳刺去，刀壳自然分为两半飞开，任务就达成了。”鲁迅回国时，他的仇人患有隐疾，已到弥留之际，而据传闻说此人患病的部分已经脱落，有人在茅厕中发现了。鲁迅只好苦笑，从此把匕首收起来，偶尔拿来当裁纸刀用。
20世纪20年代，鲁迅为自己的书斋起名“绿（lǜ）林书屋”。因为支持学生运动，他被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刘百昭和现代评论派的一些人辱骂为“土匪”、“学匪”，匪住的屋子当然是强盗的所在，故命名“绿（lù）林书屋”。
鲁迅被人骂为“堕落文人”和“封建余孽”，他便用“隋洛文”和“封之余”作笔名写文章反击。鲁迅也曾一度用“何家干”这个笔名，意思是“这是谁做的文章？”让他们去猜吧。鲁迅曾经被人指为买办，于是取笔名“康伯度”，为英语“买办”的音译。
女师大风潮发生后，教育部部长章士钊随即下令解除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称鲁迅某月某日参加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有碍部令。但鲁迅参加会议，是在教育部下令的次日。鲁迅遂向平政院起诉，状告章士钊违法，结果鲁迅胜诉，官复原职。谁料胜诉后，鲁迅却立即辞职。
鲁迅被解职后，尚钺闻讯前去拜访，见鲁迅抽的是昂贵的海军牌香烟，觉得奇怪，鲁迅解释道：“正是因为丢了官，所以才买这贵烟。丢了官多抽几支好烟，也是集中精力来战斗的好方法。”
女师大风潮发生后，校长杨荫瑜痛恨鲁迅与学生站在一起，便想把鲁迅赶出学校。鲁迅说：“现在想把我挤走，我是无论如何不走的。”
鲁迅在中山大学时，正值国民党进行“清党”，时常有学生来探查鲁迅的思想动向。鲁迅一个人值班时，有学生来威胁他，还有人对鲁迅动武，结果鲁迅将此人痛打一顿，吓得这个学生赶紧逃走了。
鲁迅很孝顺，但他却反对孝道，尤其憎恶二十四孝，他常说：“母亲死了是孩子的幸福。”钱玄同对此语极为赞同。教育部一位绍兴甘某为其母请旌节表，照例请同乡鲁迅具结，却被鲁迅言辞拒绝。甘某以为鲁迅没有听明白，特地说明：“这是我的母亲。”鲁迅却答：“正为此更不可盖印。”
1929年，有人通知鲁迅说，创造社要在他们北四川路的书店楼上咖啡座开会，商议对付鲁迅的策略。鲁迅马上兴奋起来，问清楚开会时间后，便带着许广平、周建人、荆有麟到创造社楼上的咖啡座，并说：“我们到创造社咖啡座捣乱去，坐在他们前面，看他们怎样对付罢。”到了咖啡座，鲁迅特地要了中间的长台子，并说什么人来都不让。结果等了整整一下午，创造社都没有来，四人只好回去，途中，鲁迅还说：“什么也不怕，怎样来，就怎样应付，他们就莫可奈何了。”
鲁迅劝青年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此言一出，中国大学学生熊以谦撰文反对，引发一场持续几个月笔墨官司。鲁迅积极应战，他说：“你只要有一篇不答复他，他们就认为你失败了。我就篇篇都答复他们，总要把他们弄得狗血淋头，无法招架，躲回他们老巢去为止。”
四五年后，荆有麟偶然遇到了熊以谦，觉得熊是个老实诚恳的青年，便告诉了鲁迅。不料鲁迅说：“你说他老实吗？那就是他骗取社会同情的手段。凡遗少，都有那一手，怎么样？现在还在上海么？喊他来，我把他脑子汇总的中国书虫，都要打干净。”
黄新波回忆，鲁迅去看木刻展览时，徐懋庸正与鲁迅论战，青年们对徐“雄赳赳地打上门”很是愤慨，于是曹白便问鲁迅：“两个口号论争的情况怎么样？那个徐……”鲁迅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说：“咳，别提那个了，他是明知我有病，不能写什么，故意打上门来的。……但我不给他气死，我就斜躺着身体，用一只手搭在茶几上写。对这样的人，我是不赦的。”
白危回忆，1936年10月8日，鲁迅去看木刻展览，与青年们的闲谈中，说起儿子海婴已经上学读书，学校的先生要打掌心，他深恶痛绝地说：“孩子们最怕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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