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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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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回忆鲁迅说：“鲁迅这个人，文章实在犀利，可谓尽怒骂讥弹之能事，愈骂得好，他愈高兴。我看见他嘲笑虐谑之时，张起一口黄牙呵呵大笑的情状。”
有人统计过鲁迅300万字的作品，发现其中“人”字出现了21362次。在《准风月谈·晨凉漫记》中，鲁迅曾谈到了想做一部中国的“人史”，以对抗满篇都写着吃人二字的历史。
1935年底，史沫特莱曾劝鲁迅到苏联休养，鲁迅却不愿意去。一来，他不认为自己病了，二来，他觉得到了苏联不能及时看到中国报纸，又语言不通，而且，这样便有人说他逃避战斗，他要留在国内坚持战斗。
鲁迅去世前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间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攻诋】
创造社曾围攻鲁迅，成仿吾说鲁迅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是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的病态之人。郭沫若、钱杏邨等人纷纷发文围攻鲁迅。鲁迅积极应战，并认真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后来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使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
叶灵凤曾发表一幅漫画讽刺鲁迅，他在说明中写道：“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以往的战绩，躲在酒缸后面，挥着他的‘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
1932年，鲁迅到北京探望母亲，北师大准备请鲁迅来演讲，当王志之告诉国文系主任钱玄同后，钱的“眼眶渐渐地胀圆了，眼珠挺起来死死地”望着王，好像要一口把王吞下去，大声吼道：“我不认识有一个什么姓鲁的！”并且宣布：“要使鲁迅到师大来演讲，我这个主任就不再当了！”
鲁迅去世后，其当年的学生苏雪林以攻击鲁迅为毕生事业，对鲁迅的攻击最为激励。她骂鲁迅为“文妖”、“土匪大师”、“青皮学者”、“性迫害者”、“财迷”、“火老鸦”、“暴君”、“老毒蛇”、“疯老头”、“大流氓”、“剽窃的狗”等。她还写信给胡適，邀胡一起骂鲁迅，胡適回函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张凤举……说鲁迅抄袭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鲁迅29岁自日本“束装返国”后，先在杭州师范学堂任教，后去绍兴中学堂当教务长，之后又想到一家书店当编译员，但被拒。苏雪林由此而判断：“鲁迅读书老是读一个时期便换学校，当教员也爱跳槽，想必是欢喜同学校当局摩擦，或与同事闹脾气，亦可见他与人相处之难。”
据鲁迅的学生孙福颐说，鲁常怀疑有人会暗害他。由日返国后，曾订制一把小刀，藏在枕头下，每夜枕着睡觉。又据许广平说，鲁常做噩梦，经常梦见自己出门时，黑暗中两边埋伏着两个人，他一喝，那人影便隐去不见了……苏雪林觉得鲁“这么疑神疑鬼，在自造的荆天棘地度日，做人岂不太苦”？
太阳社成员杨邨人发表了《揭起小资产阶级文学革命的大旗》，被鲁迅骂得狗血淋头。后来鲁迅逝世，有人问杨邨人感想如何，杨悻悻地说：“这老头子叫我不要担心他的老！丢！他现在不只老，而且死去了！我为什么要担心呢！”
高长虹说：“鲁迅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他不很相信理想。最喜欢嘲笑的是黄金时代，那是永远没有的。不过循理论，厌世主义在他的思想里是很深刻的。他时常攻击我是理想的人，说：‘再过五十年还是这样，这里有莽原，那里有现代评论！’”
鲁迅曾有“救救孩子”的说法。高长虹跟鲁迅闹翻后，因鲁迅在45岁时说自己老了，高认为这是“精神的堕落”。他借鲁迅的话问：“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救救老人！！！”
鲁迅与许广平同居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文坛中人不乏有讽刺之语。1928年，一名叫周伯超的人写信给鲁迅说，有人宣传鲁迅“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与女学生发生关系”，他认为“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于先生大不利，望先生作函警戒之”。
鲁迅病重时，与徐懋庸论战。王春翠回忆，得知鲁迅去世的消息，正与鲁迅论战的徐懋庸十分悲痛，写下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徐流着泪说：“是鲁迅误会我，我心目中，他始终是革命的朋友。我是以为有朝一日，鲁迅先生会谅解我，我是始终崇敬他老人家的。但是，完了，晚了，他一死不能复生了！”出殡之日，徐去瞻仰了鲁迅的仪容，并前去送葬。行前，他对王说，他是冒着可能遇到的冲击而去的。
【爱憎】
鲁迅言：“我最讨厌的是假话和煤烟，最喜欢的是正直的人和月夜。”他曾对李霁野说，他的文章里找不出两样东西，一是恋爱，一是自然，在要用到自然的时候，他不喜欢大段的描写，总是将月亮拿出来用一用。
有北大学生在课堂上问鲁迅：“周先生爱不爱林黛玉？”鲁迅答：“我不爱。”学生问为什么，鲁迅答道：“因为她老是哭哭啼啼的。”又一次，他谈及不喜林的原因时说：“她是痨病鬼。”
鲁迅与斯诺谈起阿Q，大笑着说：“更坏。他们现在管理者国家呢。”
川岛回忆，鲁迅不爱去素菜馆，因为一般的素菜馆中，常有一些仿荤的菜，或素菜荤名。鲁迅认为，如果有人愿意去吃鸡鸭，就吃好了；既然要戒杀生、吃素持斋，就应忘情于鸡鸭鱼肉。所以，素菜荤名，实在大可不必。
《百年五牛图》的作者梁由之认为，鲁迅的大爱不是许广平，甚至不是周海婴，而是周作人。
鲁迅曾对同住一院的远方表兄阮和森说：“我在教育部见天学做官。”阮不解，问为何有此说。鲁迅答：“我每天签个到，一个字值好些钱哪，除了报到，什么事也不干。”
徐梵澄回忆，鲁迅似乎对湖南人颇有好感，总说湖南人爱吃辣椒，脾气躁；又常夸“浙东学派”，说浙东多山，民性有山岳气，与湖南山岳地带之民气相同。
孙伏园说，鲁迅把友敌分得非常清楚，他常常注意到某人是Spy（间谍），某人是Traitor（叛徒）。他待朋友，朋友待他，都非常义侠。他的朋友都是古道热肠的，比如鲁迅建北平寓所时，教育部一位李先生帮忙最多，鲁迅后来对孙伏园说：“你看李先生这种人真是好朋友，帮我那么多日子的忙，连茶水都不喝我一口的。”
鲁迅谈及和朋友的关系时说：“我觉得先同我闹过，后来再认识的朋友，是一直好下去；而先是要好，一闹之后，是不大会再好起来的。”他的朋友中，宋紫佩、范爱农属于前者；钱玄同、林语堂属于后者。
鲁迅与顾颉刚因川岛之事闹翻。顾潮回忆，川岛曾托顾替自己在厦大谋职，顾“尽管从工作考虑不赞成其来厦大，但从私人面子上考虑不便回绝”，他给川岛回信，说“事已弄妥”，却同时又劝文科学长林语堂不要聘川岛。但林最后聘用了川岛。此事发生后，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里这样评价顾颉刚：“此人颇阴险，先前所谓不管外事，专看书云云的舆论，乃是全部为其所欺。”
鲁迅写文章时提到顾颉刚，总以“红鼻”代之，当傅斯年要聘请顾到中山大学时，‘w…r…w…h…u。c…o…m‘他大怒，称：“鼻来，我就走。”
鲁迅对顾颉刚极尽挖苦之能事，国民党“清党”时期，加顾颉刚以反党（指国民党）罪名。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如我在武汉（武汉中山大学亦曾聘我），凭此一纸副刊，已足制我死命……血口喷人，至此而极。”
胡適与鲁迅为同事，也算得上朋友，二人从未有直接冲突，但鲁迅对其很是反感，无论写文章或与他人聊天，或与胡適开玩笑，语中多带刺。荆有麟回忆，1932年鲁迅回北平，与胡適碰面时，胡开玩笑说：“你又卷土重来了。”鲁迅答道：“我马上就卷土重去，绝不抢你的饭碗。”胡只好说：“还是老脾气啊！”鲁迅答：“这叫至死不变！”（据胡適说，他没有说过卷土重来的话。）
鲁迅说：“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及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要使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
一次，鲁迅对高长虹谈及成仿吾，很是愤慨，高问道：“你还记得那件事情吗？（指鲁迅与成仿吾论战之事）”鲁迅豹眼圆睁地昂然答道：“他要毁灭我，我如何能忘记了呢？”又一次闲聊中，鲁迅说：“只要有成仿吾在艺术之宫的门口，我是不进去的。”
冯乃超与梁实秋发生笔战，鲁迅马上写了一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杂文为冯助战。当鲁迅将文章写好后交给冯雪峰时说：“你看，比起乃超来，我真要‘刻薄’得多了。”接着又说：“可是，对付梁实秋这类人，就得这样。……我帮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
张友松回忆：“有一次我请鲁迅和林语堂等人吃饭，林企图替梁实秋说情，要求鲁迅不要对梁抨击太甚，鲁迅立即以严正的态度答道：‘这个家伙，我怎么能饶他！’”
孔另境说鲁迅：“先生有两个超于常人的特点，其一是恩怨观念十分着重，只要这个人被他骂过，他会永远记住，像陈源教授，事情已经隔十多年了，但他还常常要带到他”，无论是谈天还是写文章；要是这个人确实和他有感情，即使这人现在已十分落伍，他也不肯骂他，倘有人提及此人，他只是笑。“先生另外的一个特点是重气节，疾恶如仇”，他对没有节气的人从不饶恕。某文学家被捕后，鲁迅尽最大努力去营救，但这人后来变节，立即平安无事，鲁迅得知后非常生气，从此再不愿有人提及此人一个字。鲁迅最佩服至死不屈的人，如瞿秋白，所以后来尽心尽力为瞿编撰《海上述林》。
胡风回忆，一次左联约好在某小馆子吃饭，预定由茅盾谈话。到了时间，茅盾不来，周扬便到内山书店请鲁迅救场，鲁迅听罢说：“这很不好。”于是便和周扬一起到小馆子来，和大家闲谈。之后茅盾来了，谈起他的《子夜》和《林家铺子》的创作经验，鲁迅露出不耐烦的神色，说：“我的想法不是这样……”茅盾很是尴尬。
鲁迅有一把不锈钢的小刀子，胡风见后夸赞了一句，临走时，鲁迅将刀子包好递给胡。胡有些不好意思，说：“再不好对周先生的东西说好话了。”鲁迅答：“我不愿送的东西，你再说好话我也不送的。”
张友松与新月派论战，鲁迅支持张，林语堂表示，“双方都是好朋友”，所以他不参加此次笔战。鲁迅冷笑道：“此人一贯如此，不足为奇。”
张友松回忆，某青年总向鲁迅宣传无政府主义，劝说鲁迅不要相信马克思主义，吃过多次闭门羹仍锲而不舍。最后一次，此人又来劝说鲁迅，并苦口婆心说：“我也是出自一片好心哪！”鲁迅气极，声色俱厉地质问道：“你把刀子放在我脖子上，也是一片好心吗？”随即跺脚骂道：“你给我滚出去！”
冯雪峰对鲁迅谈及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鲁迅虽不明确表示怀疑，但谈话间流露出对统一战线内国民党的不以为然。冯对他详细解释，鲁迅听罢说：“我不是别的，就只怕共产党又上当。”
1936年7、8月间，鲁迅谈及自己的病情时说：“大概是有点沉重的，我以前也就自己觉得，但我不愿意让人知道，连许（广平）也在内。这是我的老脾气，不使仇人高兴，也不使爱人苦痛。”
高长虹回忆，凡是革命的，进步的，鲁迅一般都赞成。高曾问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意见，他说：“怕是对的吧！”不过，他对于青年共产主义者却表示不满，常说他们是皇太子主义，以为明天的天下一定是他们的。
周起应改名周扬后，鲁迅对胡风说：“周扬，以后可以叫他周阿弗了。”因为创造社将德语Aufheben（扬弃）音译为“阿弗赫变”，鲁迅以前两个字“阿弗”代表“扬”；又一次，鲁迅说：“周扬是一定要做芦那卡尔斯基（苏联人民教育委员长）的……”
鲁迅在回答徐懋庸的文中写道：“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周扬），还有另两个（指夏衍和阳翰笙），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的奉为圣旨，这真使我目瞪口呆。几经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
后来，夏衍告诉冯雪峰，此文发表后，周扬、苏灵扬、周立波、沙汀四人拿着棍子准备到茅盾家中打其一顿泄气，为夏所阻。周扬也告诉冯，他当时谁都不恨，只恨茅盾。
半个世纪后的1979年，夏衍在《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中说，鲁迅说的“一律洋服”并非事实，他当时穿的是一件深灰色骆驼绒袍子；他们当时都三十上下，身体没病，“轩昂”了一点可能是真的，但那是战友间的会面，不自觉“轩昂”一点，也不至犯了什么不敬罪吧。
鲁迅与左联的领导人周扬等人关系不睦，深恶痛绝，以至在见到阔别两年多的冯雪峰时，未及寒喧，劈面就说：“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
许广平说：“你的弊病，就是对一些人太过深恶痛绝，简直不愿同在一地呼吸，而对一些人则期望太殷，于是不惜赴汤蹈火，一旦人家不以此种为殊遇而淡漠处之，或以寻常人者对你，则你感觉天鹅绒了。这原因，是由于你的感觉太锐敏太热情，其实世界上你所深恶痛绝的和期望太殷的，走到十字街头，还不是一样吗，而你把十字街头的牛鬼蛇神硬搬到‘象牙之塔’、‘艺术之宫’，这不能不说是小说家，取材失策，如果明了凡有小说材料，都是空中楼阁，自然心平气和了。”
【婚恋】
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鲁迅接到家中急电，称母亲病重，速回。原来，鲁老太太听说鲁迅在日本已经结婚，有人看见他带着妻儿在街上走，忙把他叫回绍兴，为他完婚。
有研究者认为，鲁迅在日本曾有一段恋情，其小诗《无题》“寄意寒星荃不察”句中的“荃”即指其日本恋人。
母亲为鲁迅选择的妻子朱安，当时已二十八岁，比鲁迅大三岁，是传统的旧式女子，三寸金莲，身材矮小，温柔善良，没有文化。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谈到，鲁迅的婚姻，是上了媒人的当。媒人是鲁老太太的本家妯娌，“人极漂亮能干，有王凤姐之风。平素和鲁老太太也顶讲得来，可是这一件事却做得不十分高明。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这些情形姑媳不会不晓得，却是成心欺骗，这是很对不起人的。”周作人还曾对张铁铮说，朱夫人有侏儒症，发育不全。
鲁迅族叔周冠五在《我的杂忆》中说：“鲁母知道我和鲁迅在通信，就叫我写信劝他，我写信后得到鲁迅回信，他说：要娶朱安姑娘也行，有两个条件：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安姑娘思想很古板，回答脚已放不大了，妇女读书不太好，进学堂更不愿意。后来把这情况又告诉鲁迅，结果鲁迅回信很干脆，一口答应了，说几时结婚几时到，于是定局结婚。定了日子，鲁迅果然从日本回国，母亲很诧异，又是高兴又是怀疑，就叫我和鸣山两人当行郎，他穿套袍挂，跪拜非常听话。”
婚礼当日，朱安知道鲁迅不喜欢小脚，为了讨好鲁迅，特地穿了双大鞋子，里面塞了很多棉花。然而，花轿落地，朱安下轿时，鞋却掉了，当场就露了馅。
新婚的第二夜，鲁迅便睡到书房，据鲁迅家的仆人王鹤照说，由于新房印花被的靛青把鲁迅的脸染青了，他很不高兴。按例新婚夫妇要去祠堂祭拜，鲁迅也未去。第四天，鲁迅即东渡日本，继续学业。
鲁迅对这桩婚姻极其厌恶，他曾对好友许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他说：“朱安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
在鲁迅几十年的日记中，只有一处提到了朱安：“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
在和许广平同居前的21年中，鲁迅和朱安一直过着有名无实的夫妻生活。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中说：“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鲁迅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抑制性欲的意思。他和他的旧式的夫人是不要好的。”
鲁迅在《独身者》中说自己“不得已而过独身生活者”，以致“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表面上因不能不装作纯洁，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的牵掣，不由自主地蠢动着缺憾感的。”但即便如此，他也不能接受朱安。在绍兴任教时，他曾在给许寿棠的信中说：“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
买下八道湾的房子后，鲁迅将母亲从绍兴接到北京居住，朱安也来到北京。晚间就寝时，朱安总会为鲁迅铺好被褥，等着丈夫，然而鲁迅却大发脾气，每每拒朱于门外。母亲曾让朱安给鲁迅做了一条棉裤。朱安做好后，悄然放在鲁迅床上，鲁迅发现后却将棉裤扔出门外。
朱安对鲁迅照顾很是细心，她几次让俞芳、俞藻姐妹不要吵到鲁迅，有时甚至是恳求她们：“大先生回来时，你们不要吵他，让他安安静静写文章。”鲁迅生病时，朱安千方百计做鲁迅平日喜欢吃的菜，让鲁迅开胃。但她自己却从来不舍得吃这些。
俞芳回忆：朱安“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脸形狭长，脸色微黄，前额、颧骨均略突出，看上去似带几分病容。眼睛大小适中，但不大有神，而且有些下陷，梳发髻。脚缠得很小，步履缓慢不稳。……平日少言寡语，少带笑容。……操持家务是称职的，节俭持家，空下来就做做针线。她还能炒一手道地的家乡菜……”
鲁迅的客人来访，朱安总是尽心接待，但有时也会考虑不周，而落得个吃力不讨好的境地。一次，鲁迅的学生常维均来访，时值盛夏，天气极热，但朱安不仅泡了两杯热茶，还做了两碗热气腾腾的藕粉送过去。常接过点心，很是尴尬，鲁迅摇头苦笑道：“既然来了，就吃吧，无非是再出一身汗而已。”
荆有麟记载：据鲁迅家中的老妈子讲：“大先生与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话，早晨太太喊先生起来，先生答应一声‘哼’，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睡觉早，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这时节，先生才有一句简单话：‘关’，或者‘不关’，要不，是太太向先生要家用钱。先生才会讲着较多的话。如‘要多少’？或者顺便问一下，什么东西添买不添买？但这种较长的话，一月之中，不过一两次。”
俞芳回忆，为了避免和朱安交谈、接触，鲁迅在自己的床下放了一只无盖的柳条箱，里面放着自己换下需要洗涤的衣裤；而箱盖放在朱安屋门右手边，口朝上，放着鲁迅替换的干净衣服，箱盖和箱子上各盖一块白布。这样鲁迅换洗衣服便不用和朱安交流了。而在俞芳的印象里，她和鲁迅夫妇同住了九个多月，但却不知道他们相互之间当面如何称呼。
张铁铮记载，孙伏园曾在一次座谈会上转述鲁迅所言，全家迁到北京后，一次鲁老太太寿宴，开席前朱安忽然穿戴整齐走出来，跪着对亲友说：“我来周家已许多年，大先生不很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我活着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后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说完话，磕了头，退回房去。鲁迅说：“中国的就是妇女很厉害，从此所有的同情，都被他争取了去，大家都批评我不好。”
鲁老太太曾问鲁迅，朱安有什么不好？鲁迅只是摇头，说和她谈不来。他举例说，他有一次告诉朱安，说日本有一种食品很好吃，朱安附和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但这种食品只有日本才有，中国并没有，她怎么能吃到。
1927年，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同居，朱安留在北平陪伴婆母。一次，俞芳去西三条看望鲁老太太婆媳，谈及此事，朱安很激动地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她接着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她十分沮丧，俞芳不知该如何安慰她。见俞芳没有说话，朱安便嘱咐道：“我也是随便说说的，你不要把话讲出去。”
1929年，朱安叹息道：“老太太嫌我没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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