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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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曾佑（穗卿）与梁启超相识后，几乎天天见面探讨学问，凡见面必发生争论。梁说：“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总能得到意见一致。”

有一次，学生黄伯易问梁启超为何不再谈政治，梁说：“我在政治上经过几次风险，现在决心闭门读书，不问政治，你难道不能理解？”黄伯易说，从他当时庄重而又矜持的面容上看，梁启超显然已经失掉他发出“死生不过开阖眼，祸福有如反覆手”壮语的青春时代了。

【早秀】

梁启超自幼聪明绝顶，四、五岁就读完了《四书》、《诗经》；6岁在父亲教导下，五经卒业，除经学外，还读《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古文辞类纂》等；9岁时，能作千言的文章；12岁便中秀才，17岁中举，被誉为“岭南奇才”。

据说，梁启超出生时，产房内忽然闪出一道白光，然后胎出母体。迨至其髫龄时期，聪悟超群，反应敏捷，记忆力强，向其口授四书五经之句，能入耳不忘。有一次，他到三江东胜街书铺购书，选好一本书后，与店主议价，店主分文不愿减，梁启超说：“我买不买这本书无什么相干，反正我已看完了，已能从头到尾背诵出来。”店主以为他吹牛，便随手翻开书中的一页说：“你能背出这一页，我便将此书送给你。”结果他一字不漏背出。店主亦守信，将此书送给小梁启超。

一天，梁启超爬上竹梯玩耍。祖父怕他有危险，赶紧叫他下来：“快下来，快下来！会跌死你的。”梁启超并不下来，继续往上再攀一级，还冲口念出：“有人在平地，看我上云梯。”祖父不由开心大笑。

梁启超7岁时，家中有客来访。当时梁启超从外面玩得满头大汗冲进家门，端起一大碗凉开水正想喝，却被客人叫住了。客人提笔写了一个狂草的“龙”字，让梁启超辨认。梁启超看后，摇摇头表示不认识。客人哈哈大笑。梁启超并未理会，一口气喝完了那碗凉开水。客人看了又哈哈大笑道：“饮茶龙上水。”小梁启超迅速接口道：“写字狗耙田。”梁启超的讥讽让父亲很是尴尬，便要惩罚他，客人忙阻止说：“令公子对答工整，才思敏捷，实在令人惊异。”

梁实秋少时与祖父一起睡，每晚，祖父授《楚辞》一段，翌日，梁便能背出，不多日，便能全篇背诵。多年后，他在东南大学附中发表演讲时，背诵《楚辞》，一字不遗。

1882年，虚龄10岁的梁启超去省城考秀才，与其他考生同行。从新会到省城，水路要走三天。满船都是赶考的学子，年长的已有四五十岁。一日，众学子在船上吃饭，白米饭，蒸咸鱼。有人便提议以咸鱼为题作诗。咸鱼不雅，难以入诗，然而梁启超即吟出“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两句，立即语惊四座。胶鬲贩盐，鱼加盐，为咸鱼。这次，梁启超并未考上秀才。两年之后，12岁的梁启超再赴省城参加考试，得中秀才，梁当时为年龄最小的秀才，因此被誉为“童子秀才”。

10岁时，梁启超随父亲到秀才李兆镜家中做客。他见李家院中杏树花开正好，就偷偷折下一枝，藏于袖中。父亲看后并未点破。筵席上，父亲当众对启超说：“开宴前，我先出一副上联，如能对好，方可举杯，否则，只能为长辈斟酒沏茶，不准落座。”遂出上联曰：“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梁听后恍然大悟，知父亲知其折花一事，但他并未慌张，随口对来：“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对联一出，堂前喝彩不已。李兆镜拍掌叫绝：“让老夫也来考一考贤侄，‘推车出小陌’，怎样？”梁启超立刻对：“策马入长安。”众人连声赞好。

梁启超家乡某山上有座凌云塔。童年时，梁启超常和小伙伴爬上凌云塔望风景。一天，11岁的梁启超作《登塔》诗，诗云：“朝登凌云塔，引领望四极，暮登凌云塔，天地渐昏黑。日月有晦明，四时寒暑易。为何多变幻？此理无人识。我欲问苍天，苍天长默默。我欲问孔子，孔子难解释。搔首独徘徊，此时终难得。”

1885年，梁启超入著名学府“学海堂”继续求学。梁启超入学之后，刻苦钻研，努力探求，“四季大考皆第一”，这在学海堂以往的历史上，只有江南才子文廷式有此殊荣。梁每年都获得学堂的“奖学金”。每次拿到“奖学金”，他都去买书。与此同时，梁启超还到菊坡精舍、粤秀、粤华书院等书院选修一些课程。1889年，虚龄17岁的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中第八名举人。他是年龄最小的举人，可谓“少年举人”。

1895年，梁启超会试未中。据胡思敬《国闻备乘》所记：主持乙未（1895年）科会试的主考官是大学士徐桐，副主考则为启秀、李文田、唐景崇三人。李文田看到梁启超的试卷后，想录取梁，但名额已满。徐桐手中还有一些机动的录取名额，李文田便与唐景崇一起请求徐给一个名额，录取梁启超。但徐桐不喜梁的卷稿牵引古义，越出绳尺，不肯拨给名额。他还对李文田袒庇粤省同乡，颇有微词。李无奈，只好将梁卷“抑而不录”，并在卷末批曰：“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此后，梁启超便绝迹科场，他做《时务报》主笔时，更是痛批科举制度扼杀人才。

【逸事】

梁启超儿时，一次说谎被母亲发现，被母亲鞭打，母亲对他说：“你若再说谎，势必会成为盗贼，成为乞丐！”母亲的话，让梁启超一生铭记。

1884年，梁启超得中秀才，时梁的祖父正逢70大寿，他请求担任主考的广东学政叶大焯“为学生的祖父70大寿馈赠墨宝”。叶大焯为梁启超的孝心感动，挥毫写下了《镜泉梁老先生庆寿序》一文。

梁启超从康有为习陆王心学及经世治国之书，后赴京参加会试，主考官以为梁的考卷为康捉笔。

梁启超极为孝顺，从日本回国后，专门为父亲做寿。父亲去世时，他正讨伐袁世凯复辟，不能侍奉在父亲身侧，所以后来专门为父亲守孝。

梁启超闲时爱谈鬼怪，常说得闲时要写一篇文章，叙述自己与鬼交涉的经过，但始终未写。梁在万木草堂的同学回忆：梁年轻时喜欢谈玄扶乩，常做扶鸾之戏，与乩仙谈诗论文，颇以为乐。乩仙不一，或为李白，或为杜甫，一日有王维降乩，梁问道：“能联句吗？”回答写：“可。”又问：“摩诘好佛，那么我能和你谈禅吗？”乩仙随笔成文，又颇有禅理。

夏曾佑给梁启超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佞人”（旧训诂有佞即才之说）。有一年正当丁香花盛开时节，梁启超因事外出三天，没有见夏，他回来后，看到家里案头上留有夏的一首歪诗：“不见佞人三日了，不知为佞去何方？春光如此不游赏，终日栖栖为底忙？”

梁启超与章太炎政见不一。一次，两人谈及孙中山，章问梁：“孙逸仙何许人？”梁答：“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章听后，“心甚壮之。”梁启超接着说：“孙氏主张革命，不过陈胜、吴广之流罢了。”章太炎回答：“果能主张革命，则不必论其人才优劣也。”

辛亥革命后，章太炎的女婿龚未生主持浙江图书馆事务，因康有为、梁启超与章的政见不一，整个图书馆竟没有一部康梁的著作。

梁启超平生不置田产，他开玩笑地说：“假若十块钱买一亩田，或十块钱买一只鸡，我宁愿吃鸡不买田。”

梁家田产不多，仅够糊口，梁启超的父亲梁莲涧曾专程跑到日本，向梁启超索款购置产业。当梁启超告知经济拮据，无钱购置田产时，梁莲涧便以自杀相要挟。最终，梁启超的弟子们解囊相助，集资一千二百块银元给了梁莲涧，才打发梁父回国。

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时，自称“多泪善辩之人”，汪精卫曾撰文道：“梁启超之泪，奴才之泪；梁启超之辩，民贼之辩也。”后来，汪精卫投靠日本后，竟也常以“多泪善辩之人”自喻。

吴稚晖喜欢写文章骂人，他在《猪生狗养之中国人》一文中骂梁启超云：“三年以来，粪味将浓时，纵有一个剿灭人种的梁贼、梁强盗、梁乌龟、梁猪、梁狗、梁畜生，所谓梁启超者，无端倡满洲黄统万世一系之说，洗净了屁眼，拉鸡巴来干，然用其雌雄之声，犹有什么政治革命、责任政府等之屁说，自欺欺人。”

吴稚晖说：“（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他们三人共通之点，在矮子里头寻长人，都也比较有三分诚心，想把中国弄好的。不像那班摸金政客，滑头学生，只在‘人生世上，势位福后，盖可以忽乎哉’的螺丝壳里，尽翻觔斗的。”

民国成立前，在东京的保皇派和革命派由笔战发展到互相谩骂，甚至于斗殴，梁启超就曾遭到张继带头的革命党人群殴。当时，梁自知不敌，且辩且退，张继则拉住他的袖子不放手，最后梁启超只好绝袖而去。

熊希龄组“名流内阁”：外交汪大燮、内务刘人熙、财政梁启超、司法沈家本、陆军陈宦、海军萨镇冰、教育范源濂、农商张謇、交通杨度。袁世凯看完这份阁员名单，便问熊道：“这就是所谓第一流人才吗？”随即提笔更易一气，递还给熊希龄，熊唯唯而退。到发布时，仅梁启超长司法、汪大燮长教育、张謇长农商，其余皆按袁意易人。

梁启超辞去币制局总裁之职时，曾有“以不才之才为无用之用”之语，袁世凯笑曰：“卓如非不才，总裁实无用。”

梁启超有“狗屁分三级”的著名论断：某年，某学政主持某地学子的考试，结果成绩普遍很差，学政大人勉强拔出前三名后，批曰：第一名是“放狗屁”；第二名是“狗放屁”；第三名是“放屁狗”。梁任公解释说，“放狗屁”表明放屁者仍是人，“不过偶放一狗屁耳”；“狗放屁”表明放屁者乃狗也，虽然是狗，“不过偶放一屁耳”；“放屁狗”则不但是狗，而且这狗“舍放屁外，无他长技矣”。

孔子之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人多以为是愚民政策，梁启超加了两个标点，使其文意大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梁启超与陈垣同为广东新会人，上世纪20年代，他们被学界称为“新会先生”。公认梁以博广见长，陈以专精为著。

泰戈尔访华，梁启超作热情洋溢的欢迎演讲：“我们用一千多年前洛阳人欢迎摄摩腾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用长安人士欢迎鸠摩罗什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用庐山人士欢迎真谛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

梁启超曾为泰戈尔起名“竺震旦”。泰戈尔访华时，时恰逢其64岁生日，中国文化界为其举办了祝寿活动。梁启超在致贺词时说，泰戈尔的全名是罗宾得罗纳特·泰戈尔。“罗宾得罗纳特”有太阳和雷的含意，中文意思就是“震旦”，而古印度称中国为震旦，中国人称印度人为天竺。所以，他“将两个国名连起来，赠给他一个新名‘竺震旦’。”泰戈尔很是高兴，连连称谢。西泠印社又为泰戈尔刻制了两方不同字体的“竺震旦”印章。后来，泰戈尔常常使用“竺震旦”这个名字。

清华每周六有一个同乐会，师生全部参见。梁启超上课很严谨，到了同乐会上，大家让他表演，他就说背一段《桃花扇》，结果全段背出，让清华师生很是吃惊。

1922年，梁启超已退出政坛，潜心学术。一日，长子梁思成与次子梁思永骑单车上街，被陆军部次长金永炎乘坐的汽车撞倒。交通警察上前查询，金掏出名片，告之有话到衙门来说。警察畏惧，只好雇车将梁思成二人送到医院施救。梁夫人痛子心切，大怒，鼓动梁启超用法律制裁金。金次日得知所撞非普通人家，乃亲往医院探访，表示道歉，承担全部医药费用。梁启超为了总统黎元洪的面子，本想大事化小，结果梁夫人不依不饶，梁进退维谷，一时非常为难，据说梁夫人还直奔总统府大闹了一场。

【婚恋】

1889年，17岁的梁启超参加广东乡试，得中第八名举人。主考官李端棻爱其才，将堂妹李蕙仙（据夏晓虹教授考证，李蕙仙本名应为李端蕙，此处暂用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为妻。李蕙仙长梁启超4岁，两年后，二人完婚。次年夏，梁启超偕夫人荣归故里。

李蕙仙出身显贵家庭，但她恪守孝道，操持家务，深得梁家上下喜爱，在乡间博得贤良之名。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只身逃亡日本，李蕙仙及家人留在广东。慈禧太后下令捉拿梁启超的家人，梁家举家避居澳门，才逃过了一场灭顶之灾。

梁启超到日本后，给李蕙仙写信道：“……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况，并闻卿慷慨从容，词声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他把自己的和服照片寄给李蕙仙说：“衣冠虽异，肝胆不移。见到了我的照片就像见到我本人一样。”后李蕙仙来到日本，二人才得以重聚。

李蕙仙不仅照料梁启超的生活，还对梁启超的事业有过不少帮助。学者考证最早的夫妻报人应该是梁启超和李蕙仙夫妇。梁启超说不好官话，为此曾吃过不少亏。“戊戌变法”初期，梁启超已名动京城，光绪帝久闻其名，但在召见他时，因梁启超不谙官话，彼此难以交流，光绪帝大为扫兴，只是赏他六品衔。这使得梁启超痛下决心学好官话。李蕙仙自幼长在京城，官话说得自是流利。她到日本后，梁启超便请夫人教自己学习官话。不久，梁启超的官话说的便极为流畅，在社交场合就得心应手了。

1915年，张勋复辟时，梁启超参加护国军，讨伐张勋，对一家老小放心不下。李蕙仙深明大义，鼓励他说：“上自高堂，下至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为国死，毋反顾也。”

梁启超对李蕙仙敬爱有加，有时也有些怕她，所以亦有惧内之名。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曾写“梁任公之情史”，认定梁启超的婚姻并不美满：“李女貌陋而嗜嚼槟榔。启超翩翩少年，风流自赏，对之颇怀缺憾，然恃妇兄为仕途津梁，遂亦安之。”

梁启超的外孙女吴荔明回忆外祖母时也说：“李蕙仙婆是个较严肃的人，性情有点乖戾”，“所以家里的人，都有点怕她”。

梁启超与李蕙仙相敬如宾，一生只吵过一次架。李蕙仙弥留之际，梁启超追悔莫及，对长女梁思顺说：“顺儿啊，我总觉得你妈妈的那个怪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至极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想把自己的罪过减轻一点。”

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因患乳腺癌去逝，梁启超写下《祭梁夫人文》，文曰：“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於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而梁启超的《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亦饱含深情，这篇文章梁启超“做了一天，慢慢吟哦改削，又经两天才完成”，自许为“一生好文章之一”，并让梁思顺、梁思成等子女与媳妇林徽因“都不妨熟诵，可以增长性情”。

1899年，康有为命梁启超赴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何姓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遇到了令梁动心的女子何蕙珍。

何蕙珍是何姓侨商的女儿，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英文极好。当日侨商亦宴请西洋人，故令她做梁启超的翻译。在认识梁启超前，何便对梁极为仰慕，曾匿名撰文为梁启超争辩，梁得知后，极为感激。在檀香山期间，梁向何学习英文，二人暗生情愫。

临别时，何蕙珍含情脉脉地道：“我万分敬爱梁先生，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以小像，即遂心愿。”梁启超不忍拒绝，答应馈赠。数日后，梁启超依约将照片赠与何蕙珍，何亦回赠亲手织绣的两把精美小扇。

分别后，梁启超思念何蕙珍，情感澎湃。他自陈：“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自顾生平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

不久，有人劝梁启超娶一位懂英文的女子做夫人，助其事业发展。梁启超沉思片刻后道：“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我敬她爱她，也特别思念她，但是梁某已有妻子，昔时我曾与谭嗣同君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不能自食其言；再说我一颗头颅早已被清廷悬以十万之赏，连妻子都聚少散多，怎麼能再去连累人家一个好女子呢？”

梁启超坦然面对自己的感情，他在家书中将与何蕙珍的一段情和盘托出，并告诉李蕙仙自己对何蕙珍的态度，说自己忍痛做出了“万万有所不可”的决定。李读罢后回信说：“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来信中所说的，就把它放在一边，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

梁启超接到妻子的来信后，急忙复信，让妻子不要告诉梁父此事，并再三向夫人表白，对何蕙珍已“一言决绝，以妹视之”。信中说：“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挨骂矣；即不挨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馀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也有说法称梁启超原本想娶何蕙珍为妾，但何以任公使君有妇，文明国不许重婚为由，婉言拒绝。

梁启超对何蕙珍，完全做到了发乎情，止乎礼，但即使如此，梁启超也曾被其师康有为斥责为“荒淫无道”。

梁启超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时，何蕙珍曾来到北京，向他表示欲与之结秦晋之好。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里设宴招待了何蕙珍，对于何的告白，婉转拒绝。何蕙珍失望而返。李蕙仙病逝后，何蕙珍再次到北京看望梁，但梁启超仍然婉拒。对于梁的做法，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很是气恼，恨梁薄情，说梁“连一顿饭也不留她”。

梁启超曾想将何蕙珍介绍给中年丧偶的同门师弟麦孟华，但何蕙珍以恪守独身主义终生不嫁为由，婉言谢绝。

据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记载，李蕙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带来两名陪嫁丫环，一个叫阿好，一个叫王来喜。王来喜即王桂荃，她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1903年，王成为梁启超的侧室。

梁启超从不张扬自己有妾一事，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来喜”。1924年，李蕙仙病重，王桂荃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才第一次用“小妾”称呼王桂荃。

王桂荃对孩子们很是疼爱，梁启超所有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蕙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

在王桂荃朴实无华的教育下，梁启超的9个子女多从事科学工作，并涌现出三位院士：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均于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1993年也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1968年，85岁的王桂荃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

“文革”后，梁家的子女们在梁启超与李蕙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这位培育了数名栋梁之材的平凡母亲王桂荃。

【风雅】

梁启超13岁时，在广州越秀山三君祠见到陶濬宣用魏体楷书写的一副楹联后，久久不愿离去。从此，他对书法艺术产生浓厚兴趣，常以书法临池为日课，专心学习书法。

1897年，梁启超应邀到湖南长沙的时务学堂做中文总教习，谭嗣同将自己“二十年刎颈交”——唐才常介绍与梁启超相识，二人相见恨晚。唐才常以菊花砚相赠，谭嗣同为此砚题铭曰：“空花了无真实相，用造莂偈起众信。任公之研佛尘赠，两君石交我作证。”适时，湖南学政江标去职离湘的前一日到梁启超住所辞行，见砚与铭，欣然连夜刻成。此菊花砚成为凝聚维新四志士深情厚谊的历史见证。

后谭嗣同喋血于戊戌变法，唐才常就义于“武力勤王”，江标空怀满腔热血，英年早逝。“赠者、铭者、刻者皆已殁矣”。而菊花砚在梁启超被迫流亡国外时丢失。怀想旧念，梁启超常常神情有伤，他还在《饮冰室合集·诗话》中写道：“戊戌去国之际，所藏书籍及著述旧稿，悉散佚，顾无可留恋。数年来所出入于梦魂者，惟一菊花砚。……今赠者铭者刻者皆已没矣。而此砚复飞沉尘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并时也，念之凄咽。”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往日本。出逃时，他仍不忘带上心爱的碑帖。在流亡的14年中国，梁启超对书法的兴趣没有丝毫减退。梁启超的《双涛阁日记》中，极具体地记述了他羁居海外读书生活和刻苦临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