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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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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外公外婆，以及过往的十年岁月。
《细说民国大文人·思想大师卷》
增订版小序
《细说民国大文人》书系自2010年付梓以来，承蒙读者朋友厚爱，经多次加印不辍，至今已近四载。几年间，笔者一路走来，仍希望能将更多散落在历史乡野间的星星萤火拾于囊中。
此次增订，主要用力于以下几个方面：一、内容史料的大幅增加。尤以国学卷为甚，大约作了三分之一强的变动。新增加的逸事多出自一手史料，并经过了比较细致的推敲和斟酌。以吴宓先生为例，文字增加近两万，新添家风、父子、卫道、浪漫、严苛、不苟、迂直、坦率、淳厚、任侠多章，以期深入描画先生内心深处的“二马”人格特质。其他人物如章太炎、钱穆、胡适、陈寅恪诸先生也变动甚大；二、在三本书里为每位人物增加了三到八帧图片，略补旧书有文无图之憾；三、几本书均作了些许内容上的删减和文字顺序的调整，以及关键词的增删选替；四、尽力修正了原书中的错谬拖沓、以讹传讹之处。以上这些努力，还有待读者朋友们日后品读为是。如果翻卷时仍觉扪之有温，笔者幸甚。
全书系依旧采用笔记文体的形式，述而不作，形散神聚，将事实判断置于价值判断之前。人物排序则尽量遵循由轻到重和上下相关联的原则，也请读者朋友在阅读时颔首会意。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如今回头再看这套书，若以一言蔽之，它只力求忠实记录三千年不遇之大变局下，士阶层的吉光片羽和落日余晖。遥忆当时，我初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今日搁笔，心犹激荡。
民国文林
2013年11月20日
一、金岳霖
〔金岳霖（1895～1984），字龙荪。浙江诸暨人士，生于湖南长沙。哲学大家、中国现代逻辑学的奠基人。〕
〔关键词：剪影、书呆、宽和、仁厚、逻辑、治学、授业、思省、逸事、癖好、钟情、赤心、诚服、晚景、长眠、享誉〕
【剪影】
清华学生曾这样写道：“初见马约翰先生，你未必能知道他是体育教授；初见郑桐荪先生，你也未必敢断定他是教务长；金岳霖先生，你却一望而知他就是哲学大师。他眼镜厚厚的，帽子的边缘务求正好遮眼前的光；他有时西装外面套件大褂，有时大褂外面又套件棉袍，反正都有理。”
金岳霖的学生回忆老师：“他身材高大，仪表端庄，有时西服革履，执手杖，戴墨镜，一副英国绅士派头；有时着运动衫，穿短裤，球鞋，举手投足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有时在西装外面套个中式长袍，戴个老八路的棉军帽……”
汪曾祺回忆：“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却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睛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在西南联大，金岳霖畏光，常年戴着墨镜；郑昕喜欢喝酒；吴宓有一句诗“相携红袖非春意”，冯友兰评定此句不妥；沈有鼎用纸枚代替蓍草占卜。故而闻一多曾赋诗打趣哲学系的上述教授们：“惟有哲学最诡恢，金公眼罩郑公杯，吟诗马二（马二即冯）评红袖，占卜冗三（冗三即沈）用纸枚。”
欧阳中石追忆老师金岳霖：“金老当年魁梧高大的身躯，一领宽博的蓝布长衫，一顶无顶的遮阳帽，黑框宽厚的近视眼镜，举止大度从容迟滞而神采奕奕的气宇，令人望而生敬，自然而然涌起一种‘景之仰之’的崇敬之情，然后接近起来，却让人时时处处感到亲切，感到爱抚。”
徐志摩在给梁实秋的信中曾夸张地描写过金岳霖与秦丽莲（徐翻译成丽琳）“初到北京时的妙相”：“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花子更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琳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脑子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黄花缎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爷的，拖着一双破烂得像烂香蕉皮的皮鞋……虽则那时还在清早，但他们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过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势利狗子们的愤怒的注意。黄的白的黑的乃至于杂色的一群狗哄起来结成一大队跟在他们背后直嗥，意思是说叫花子我们也见过，却没见过你们那不中不西的破样子，我们为维持人道尊严与街道治安起见，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对你们表示我们极端的鄙视与厌恶！在这群狗的背后，跟着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学家尽走，狗尽叫，孩子们尽拍手！”
黄永玉忆及50年代的金岳霖：“他一点也不像在世纪初留学英国的洋学生，而更像哪一家煤厂的会计老伙计。长长的棉袍，扎了腿的棉裤，尤其怪异的是头上戴的罗宋帽加了个自制的马粪纸帽檐，里头还贴着红纸，用一根粗麻绳绕在脑后捆起来。”
【书呆】
少时，金岳霖学习过于投入，晚上做梦说梦话时还在背书。一次，他在睡梦中背诵一篇古文，姐姐偷偷拿了书在一旁对照，发现他居然背得一字不差。
1927年，徐志摩给梁实秋写信，叙述金岳霖之事：徐告诉金、徐家地址，但金与秦丽莲怎么也找不到，还来信抱怨徐的房子“究竟是在天堂上还是在地狱里”。金在信中并没有告知徐自己的住处，而是让徐到其一位张姓友人的家中找他们，徐按照金提供的门牌号四十九号A去找，却只找到四十九号没有A，敲门一问，这家亦不姓张。徐找遍了金可能去的所有的地方，也没有找到，于是请梁实秋在《青光》副刊上登一个寻人启事，并对梁说：“因为你想这一对天字第一号打拉苏阿木材（上海话，极蠢的人）可以蠢到连一个地址都找不到，说不定这三两天内碰着了什么意外，比如过马路时叫车给碰失了腿，夜晚间叫强盗给破了肚子，或是叫骗子给拐了去贩卖活口！谁知道。”徐还对梁抱怨道：“秋郎，看来哲学家是学不得的。因为你想，老金虽则天生就不机灵，虽则他的耳朵长得异样的难看甚至于招过某太太（按：指梁实秋的太太程季淑）极不堪的批评，虽则他的眼睛有时候睁得不必要的大，虽则——他总还不是个白痴，何至于忽然冥顽到这不可想象的糟糕？一定是哲学害了他，柏拉图、葛林、罗素，都有份儿！要是他果然因为学了哲学而从不灵变到极笨，果然因为极笨了而找不到一个写得明明白白的地址，果然因为找不到而致流落，果然因为流落而至于发生意外，自杀或被杀——咱们这追悼会也无从开起是不是？”徐说话虽刻薄，但他却真正把金岳霖当成自己的朋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十分热切要把我的朋友金岳霖博士介绍给你认识……他是我真正的好朋友。据我所知，他在中国知识界不在任何人之下。”
冯友兰晚年记载：“金先生这个人，随随便便，不喜欢应酬，不喜欢说应酬话，不知道的人以为高傲，其实不是，就是那个样子。他从欧洲回来，在中国社会里看到人不知道说什么话，把中国传统礼节都忘了，见一个人，到客厅里，别人一介绍是谁……就只是嘿嘿，并说：‘后来我发现，大家都是那个样子，不需要说什么话，只是嘿嘿就行了。’”
金岳霖对学问极为专注，时常“忘我”，他曾对冰心说：“我这人真是老了，我的记性坏到了‘忘我’的地步！有一次我出门访友，到人家门口按了铃，这家的女工出来开门，问我‘贵姓’。我忽然忘了我‘贵姓’，我说请你等一会儿，我去问我的司机同志我‘贵姓’。弄得那位女工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某日，金岳霖打电话给陶孟和，陶的服务员问他：“您哪儿？”金忘了，答不出来，又不好意思说“我忘了”，便对服务员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那位服务员说不行，金请求了两三次，还是不行，只好求教于王喜（金的洋车车夫）。王喜也说：“我不知道！”金问道：“你没听见人说过？”王答：“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这才提醒了金岳霖。
后来金岳霖将他忘记名字之事作为笑话讲给朋友听，朋友跟他说了潘梓年的事：潘在重庆时，一次需要签名，但他却想不起自己的姓名。旁边有人说他姓潘，可他还是想不起来，只好再问：“阿里个潘哪？”意思是说“潘什么”呀，一个“潘”字还不够。金岳霖晚年写回忆文章时，前面记自己“忘我”，后面记比自己忘性更严重的潘梓年。
哈佛大学的哲学教授路易斯也是一“忘我”之人，金岳霖在清华授课时，曾讲述过一个他的笑话：路易斯有一次去邮局取包裹，签名时，他忘了自己的名字，未拿到包裹。回家路上，有人喊了一声：“Professor Royce！”他才想起自己的姓名，又折回邮局。
金岳霖在清华任教时，一次，校长梅贻琦外出，委托陈岱孙代理校务。金准备上厕所，发现没有手纸，他便给陈写了一张讨手纸的条子，内容如下：“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
金岳霖习惯上午全心全意研究学问，拒绝会客，雷打不动。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西南联大时期，有时太投入，甚至忘记日本飞机的空袭。1938年9月28日，日机突袭云南，空袭警报响起，金却沉浸在学问之中，对警报充耳未闻。日机炸毁了周围的几座楼，幸运的是，他住的那幢没事。当他被惊醒从楼里跑出来时，发现四周一片狼藉，木然不知所措。敌机离开后，陈岱孙、李继侗、陈福田急忙跑回来，只见金岳霖正呆立楼门口，手中还拿着一直没有放下的笔。
金岳霖怕光，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会戴着遮阳帽，他自己对学生打趣道：“我年轻的时候眼睛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我这个眼睛左眼近视800度，右眼远视700度，结果来一个汽车，我看到七八个，然后我就不知道该躲哪一个了，可能七八个哪一个都不是真的。”
某日，梁思成看见金岳霖的厨师外出采购，拿了一张面额5000元的活期存折，惊讶不已。他找到金问其缘由，金回答：“这样方便。”梁说：“若不慎丢失，岂不枉哉？”金依旧答：“这样方便。”梁建议道：“这样吧，存个死期，存个活期，两全其美——而且‘死期’利率高于‘活期’。”金听罢连连摆手道：“使不得的，本无奉献，那样岂不占了国家的便宜？”梁无奈，只能详细叙述储蓄的规则，金听罢，停顿片刻，欣然道：“你真聪明！”决定改存后，金又犹豫起来，因为他准备在自己去世后留1000元酬谢他的厨师，他对梁说：“如果将剩余的钱都存了死期，万一某日我突然死了，钱不就取不出来了？”梁闻此语，大笑不止，笑毕，详细告诉金如何将1000元另为厨师开一个户头，金听罢，露出孩童般的喜悦道：“你真聪明！”
金岳霖爱喝牛奶，冬天的时候订了许多瓶，到了夏天，他喝不了那么多，甚是烦恼。一次友人上门，他愁容满面地请大家喝牛奶，并拱手对大家说：“这个忙诸位一定要帮。”大家只好应诺，接着，厨师便端上滚沸的牛奶，大热的天，友人们碍于已经应允，只好硬着头皮一饮而尽。几日后，友人们再登门，又受此等礼遇，而且金口气坚定，友人实在不堪其苦。如此几次后，一位友人得知情由，对金说，订牛奶可以随时增减，冬天多订，夏天少订。他听后大赞道：“你真聪明！”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金在办公室坐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他说：“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
一次，哲学研究所的所长和党委书记去看望金岳霖，问他有什么要求。金不假思索地说：“我要钱。”然后掰着指头说：“大学《逻辑》我不要钱，《论道》也不要钱，但《知识论》一定给钱。”所长替他解释说：“是要稿费。”但金觉得稿费只是好听些，仍旧傻傻地说：“还是钱那个东西。”
【宽和】
在一场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马上说要买来看，他的学生沈有鼎马上对老师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
王浩从美国回来，金岳霖每次见王浩必叫上沈有鼎作陪。金对人说：“沈先生有学问，其实王浩不是我的学生，是沈先生的学生，他们在一起讨论，我根本插不上嘴。”
金岳霖性情温和敦厚，与人谈话总是说“如果这样，那会怎样”，或说“或者……”“可能……”，甚少盛气凌人地与人争辩。
30年代，金岳霖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毗邻而居，分住一套房屋的前后院。他曾赠梁氏夫妇一联云：“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梁思成听后高兴地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岂不还是纸上谈兵吗？”可林徽因并不领情：“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事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金岳霖听到林的话后，连连鼓掌赞成。
周礼全回忆：“我的毕业论文提出了一个知识论系统。我的观点是属于金先生所反对的‘代表论’一派的。我在论文中也几次批评了金先生的朴素实在论。我颇为得意地把论文交给金先生。他约我大约一星期后去他住处面谈。后来，我按时到金先生的住处（当时他住在昆明园通公园中梁思成先生家里）。金先生对我的论文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和批评。我就一个一个问题做出答辩。金先生又对我的答辩进行批评。我又为我的答辩辩护。这样一来一往，辩论越来越激烈，声调也越来越高，使得梁先生家里的人推开门来看，是否我同金先生吵架了！这次辩论从下午两点多一直延续到快六点。我告辞时，金先生把论文还给我。我在回联大的路上翻阅了我的论文，看见金先生在论文上多处写了批语。我现在还记得的批语有：‘无的放矢’，‘这是自相矛盾’，‘你现在不也承认了外物吗’？我当时感到很失望，而且还担心金先生会给我一个‘不及格’的评分。但是，后来评分公布，出乎意料，我不但及格，而且评一分还是相当高的。”
又一次，金岳霖与周礼全就一个哲学理论进行讨论，周说金的理论不够清楚，金就进一步做出阐明和解释。但周还是表示不能理解，金生气地说：“你这个人的思想怎么这样顽固！”周也生气地回应：“不是我思想顽固，是你思想糊涂！”金气得脸都涨红了，从坐椅上站起来，两只手撑在面前的书桌上，身体前倾，两眼紧盯着周。周此时感到自己太失礼了，只得低着头，静候老师的训斥。金盯了一阵后，一边口中喃喃地说：“我思想糊涂，我思想糊涂。”一边慢慢地坐回椅子上。又过了一会儿，他冷静地说：“今天的课在此打住。下次上课时，我们继续讨论。”一星期后又上课时，周礼全紧张地走进金岳霖的房间，金比平日更亲切地叫周坐下，如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照旧按规定的程序上课。
金岳霖极喜欢孩子，抗战期间，他常到钱端升家串门。钱端升和夫人陈公蕙平常很忙，没有时间陪孩子玩耍，但金一来，孩子们就有了“头儿”。钱的两个孩子一个乳名“都都”，一个叫“弟弟”，金一到钱家，就用他们的乳名哼出《马赛曲》“都都……”“弟弟……”，或者用口哨吹出《马赛曲》。他常抱着孩子们，给他们讲故事，或带着他们去散步。孩子们一看见他，就高兴地叫“金爸，金爸！”
金岳霖在昆明时，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家的孩子比赛，看谁的水果个头大。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孩子们，他再去买。
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请艾思奇讲演，艾的演讲主题是批判形式逻辑。艾讲完后，金岳霖对其发言评价道：“艾先生讲得好，因为他的话句句都符合形式逻辑。”张奚若在旁边扯金岳霖的衣服，让他不要说了，但金没有打住。
50年代，北大哲学系的课程照抄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执行了一段时间后，金岳霖发现学生的体质下降，于是他和其他老师一起压缩学时，减轻学生负担，并让他们增加体育锻炼。某日聚会时，他发现许多学生近视，便向学生介绍保护视力的方法，并拿自己视力差的事情打趣，告诫大家务必要保护好视力。
每逢过年，金岳霖就邀请学生们到他家中聚会。在金家，学生们从不觉得拘束，有说有笑。每次金岳霖都让厨师老汪做西餐和烤肉招待学生。后来，金的学生王雨田到北大哲学系工作，一次偶尔对金说起怀念老汪的手艺，几天后，金让王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王到后，金岳霖打开抽屉拿出老汪做的一盒点心送给王，王心中无限温暖。
金岳霖家常是青年教师聚会交谈的场所，每到春节，他便组织青年教师到家中聚餐联欢，大家戏称金岳霖为“我们的光棍司令”。
一次，欧阳中石在临湖轩前的草地上和几个同学一起闲聊，他模仿老师们的样子让大家猜，前面几位都猜中了，模仿到金岳霖的时候，大家却都没说话，他很是纳闷儿，觉得自己模仿得惟妙惟肖，大家怎么猜不出来呢，于是又夸大了金的特点再模仿了一次，但大家只是诡谲地冲他笑笑，仍不说话。无意中回头一看，金岳霖正站在他身后，他大为尴尬。一个多月后，欧阳中石在办公室的过道碰到金岳霖，他掉头便跑，金将他叫住，欧阳中石心中惶恐不已，心说还不一定要受到什么样的呵斥呢！结果金只是和善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好调皮呀！”后来有一次，欧阳中石在贝公楼演京剧《将相和》，金岳霖坐在前排的正中间的座位上观看，谢幕的时候，金站起来靠近舞台冲他问道：“你真是欧阳中石？”欧阳答是，金笑着点头道：“你是真调皮，好，好。”欧阳中石这才明白金岳霖说“调皮”并不是生他的气。
1977年底到1978年初，金岳霖因肺炎住进医院，连续多天夜里神志不清，不停说胡话，早晨醒来后，才能认出人来。每次醒来，他总是大声叫道：“啊，×××啊！你辛苦了！”他躺在床上，或扬手致意，或将右手放到耳边致敬。他还将自己收藏的好酒、好茶送给大家以示感谢。
1982年，金岳霖从事教学研究工作56周年庆祝大会上，欧阳中石走到金岳霖的轮椅前向金致敬，谁知金问旁边的人说：“他是谁？”旁边的人答道：“他是欧阳中石，您不认识他了？”金很严肃地说：“我从来不认识他。”欧阳听了此话心中内疚，因为这几年他很少去看望老师。几日后，金让人捎信给欧阳，问为什么不去看他。欧阳中石便和刘培育等人一起去看望金。进门前，欧阳对其他几个人说，不要介绍，看他到底认不认识我。结果一进门，金岳霖就叫道：“欧阳中石你过来！”欧阳忙走过去，金岳霖拉着他的手说：“开玩笑！你，我会不认识？岂有此理！你们知道吗？他可调皮嘞！”
晚年金岳霖住在干面胡同，邻居的小孩子经常向金岳霖要烟盒，金岳霖就将烟盒积攒起来送给孩子们玩。干面胡同的小孩儿很多，常在院子里嬉戏，楼里的老先生们觉得孩子的打闹声太吵，无法安心工作，便联名上书请相关部门进行约束。有人让金岳霖在联名信上签字，金拒绝了，他说：“以后建设社会主义还要靠这些孩子们呢。”
叶秀山回忆，每次金岳霖坐着平板车经过前院时，满院的小孩儿高声喊“金爷爷”，而金岳霖则以他特有的方式“喔喔”地和他们打招呼，几乎天天如此。
【仁厚】
金岳霖平易近人，学生都喜欢亲近他，来自朝鲜的学生方淳谟常和金岳霖来往。方从哈佛大学退休后，将8000多册西文书籍捐赠给了北大哲学系，作为他怀念清华哲学系（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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