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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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厚】

金岳霖平易近人，学生都喜欢亲近他，来自朝鲜的学生方淳谟常和金岳霖来往。方从哈佛大学退休后，将8000多册西文书籍捐赠给了北大哲学系，作为他怀念清华哲学系（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哲学系并入北大哲学系）、怀念金先生的纪念品。

方淳谟告诉周辅成，乔冠华去日本留学的路费，为金岳霖所赠。乔冠华逝世前，告诉来医院探望他的周辅成，他非常想念金先生。

金岳霖在清华任教时，到宿舍看望学生，发现有的学生来自南方，衣被单薄不能御寒，金便将自己的棉衣、毛毯送给他们。1981年，清华哲学系的师生聚会时，一位学生说：“金先生三十多年前送给我御寒的那件棉袍，至今还珍藏在身边，见到它就像见到金先生一样。”

1935年，年仅16岁的殷海光从清华大学出版的逻辑学教材上知道金岳霖的名字后，给金教授写了一封信，就自己对逻辑的看法向金请教。金岳霖对这位中学生极为赏识，回信告诉他，可以阅读哪些书籍，并将书寄给他阅读。

1936年，殷海光打算到北平求学，但因家境贫寒，无力负担学费。殷便写信向金岳霖求助。金接到信后，让张东荪为殷安排一份半工半读的工作。得到张的肯定答复后，金复信殷海光，让殷到北平来读书。谁知，殷海光到北平后，张却没有践诺，金岳霖只好自己负担殷海光的生活费用，并且每周安排时间与殷见面，一边吃饭，一边谈学问。殷海光初到北京，颇为自卑，但金岳霖每和他谈一次话，他心头的压力就减少一分。1937年抗战爆发后，清华疏散在校学生，金岳霖又自掏腰包，拿出50元作为殷海光回家的路费。

在西南联大时，有个叫林国达的学生常在课堂上向金岳霖提一些奇怪的问题。一次，他又提了一个怪问题，请金解释。金想了想说：“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　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林一下被问傻了，因为这句话逻辑上没有什么错误，但林国达不能垂直于黑板。后来，林游泳遇难，上课时，金岳霖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在这一堂课上，他始终没有笑容。

抗战时期，金岳霖时常接济同人好友。张奚若家经济困难，生活拮据。某日早晨，张夫人发现客厅的椅子上放着数额不小的一笔钱，忙问张道：“哪来的这么多钱？”张也颇为奇怪，后来想到昨晚，金岳霖曾到家里来聊天，才恍然大悟：“一定是老金办的好事！”

钱端升一家五口都靠钱一人微薄的薪水维持生计，常常入不敷出。金岳霖等几个单身汉知道后慷慨解囊，帮助钱家渡过难关。金岳霖去世后，钱端升的夫人陈公蕙忆及金，仍感激不已。

西南联大一些学生的家在沦陷区，经济困难，难以负担学费，又是金岳霖资助，学生方得以继续求学。

清华的哲学系、北大的哲学系和社科院哲学所的不少人都受到过金岳霖的资助，学生们一有困难，就去找他。有些人不好意思直接对金岳霖说，便让他的学生周礼全代为转达。

有一位叫荣晶星的学生，穷得冬天连棉衣都没有，金岳霖得知后，将自己穿的中式棉袍送给他。后来荣不慎将长袍的前面烧了个大洞，就用一块旧布打了个方方正正的大补丁，荣心里觉得不安，但金岳霖见到后笑着说：“你把长袍改成‘补服’了，暖和就行，穿着‘补服’学哲学好嘛。”1950年12月，荣响应抗美援朝号召入伍，在清华举行的欢送会上，他依旧穿着这件棉袍，金岳霖高兴地对他说：“听说你给朱总司令写了血书，山东大汉投笔从戎了，我们哲学系也出了个解放军！”

金岳霖的学生梁志学毕业后分配到哲学所西方哲学史组工作，后被划为右派。1960年5月，哲学所研究外国哲学的学者们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新到的资料。金岳霖和所领导坐轿车去，梁志学则骑自行车。横穿马路时，梁被人撞倒在地。金在车内看到后，忙对身边的姜丕之说：“你看他摔倒了，你们得把他扶起来。”姜说：“是的，我们正在挽救他。”后来司机将金岳霖的话告诉了梁志学，梁极为感动，当时他正戴着“右派”的帽子，很多人唯恐避之不及，金岳霖却不以为然，并且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面前如此说，让他感到了金先生对学生的殷切爱护。

50年代，沈从文生活窘迫，情绪低落。金岳霖每次去沈家拜访，都会使沈全家沸腾。金总要带些食物，与沈从文低声地品评好吃与否，还会从怀里掏出几个硕大的苹果跟沈的两个儿子比谁家的苹果大，然后留下给他们吃。

一位山区农村青年鼻子天生有缺陷，金岳霖为其支付住院整容的费用，为他整好了鼻子，这位青年后来顺利娶妻。他还曾为一位三轮车工人的母亲支付医药费。他们一到梨子丰收的季节，就为金岳霖送来他最喜欢的大梨，表示感谢。

1976年唐山大地震，金岳霖睡在塑料防震棚里，对灾区人民感同身受，便捐献了一笔钱给唐山受灾同胞。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将仅有的3000元悉数交公。

【逻辑】

金岳霖少时，发现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因为他将这两句话作为前提，推理得出的逻辑结论竟是“朋友如粪土”。

徐志摩这样描述好友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

在西南联大时，沈从文常请同人和学生座谈。一次，金岳霖被请来座谈，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出的，大家以为金一定会讲一番道理。不料他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着，甚为得意。

金岳霖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关系甚好。梁思成说：“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中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胡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金岳霖曾细心地去分辨“爱”与“喜欢”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他说，“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是喜悦。二者经常是统一的，那就既是亲戚又是朋友；不过，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

抗战时期，大家常跑警报，金岳霖的一位研究生依据老师所授理论做了一番逻辑推理：跑警报时，人们便会把最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而当时最方便携带又最值钱的要算金子。那么，有人带金子，就会有人丢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所以我可以捡到金子。根据这个逻辑推理，在每次跑警报结束后，他便仔细查看人们经过的路线。结果，他真的两次捡到了金戒指。

金岳霖曾对研究生冯契说：“马克思的著作有种理论的美。”但金岳霖瞧不起苏联的教科书，特别对苏联的教科书批判形式逻辑很反感，他说：“形式逻辑怎么好反对？你反对形式逻辑的那些话，也要遵守形式逻辑。”

汝信回忆，50年代，传闻当时某位党的领导人对逻辑讨论发表看法，表示不赞成金岳霖的观点，金听到此传闻后，对汝信等人说，他十分崇敬那位领导人，但他仍然要坚持自己的观点，除非有能说服他的充分理由。大家听后，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1952年，由于院系调整，金岳霖到北大哲学系担任系主任。金排课极其严格，对教授的要求极高，如“中国哲学史”课程便由冯友兰、张岱年、周辅成、任继愈等多名教授按照自己的研究成果分段讲授。一次，某教授要求在哲学系开课，金岳霖一口回绝：“谁讲什么课，就像确定菜单一样，先上哪一道，后上哪一道，早已安排就绪。你现在插进来，不是乱套了吗？”气得该教授大骂金学阀。

1974年，金岳霖告诉学生梁志学，他要写文章批判某种哲学错误，梁以为他要批孔，文章写出来后，梁一看，原来金岳霖是批判“左”派理论家摧残逻辑科学。梁怕金惹祸，委婉地告诉他国外对这个话题早有争论，之前《哲学译丛》曾登过两篇文章，并让他看看。两周后，金岳霖对梁说：“那两篇文章我看过了，看来现在还不是允许我讲出自己看法的时候。”

金岳霖回忆胡適时这样评价道：

“我认识的人不多，当中有些还是应该研究研究。胡適就是其中之一。我不大懂他。我想，他总是一个有很多中国历史知识的人，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在那时候的北大教‘中国哲学史’。

这位先生我确实不懂。我认识他很早的时候，有一天他来找我，具体的事忘了。我们谈到necessary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需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

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哇！”

【治学】

赴美国留学之前，金岳霖曾就如何选择专业向其兄长征询。其兄建议他学簿计学。金岳霖到美国学习一段时间后，因实在缺乏兴趣，便改学政治学。他写信给兄长说：“簿计学，是雕虫小技。我堂堂七尺男儿，何必学这雕虫技艺。昔日项羽不学剑，就是因为剑乃一人敌，不能当万夫。”

金岳霖留学美国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来他对逻辑学产生了兴趣。他回国时，正好清华原本教授逻辑学的赵元任准备去教音韵学，清华就聘请金代替赵继续讲授逻辑学，于是，金岳霖就边授课边学习。1931年，金岳霖再次到美国留学一年，师从哈佛大学的谢菲教授学习逻辑学。金岳霖告诉谢菲，他教过逻辑，可是没有学过，谢菲哈哈大笑。

在欧洲游学时，金岳霖和张奚若、秦丽莲在巴黎圣米歇尔大道散步，有几个人在大街上吵了起来，这三个人居然也掺和进去，和他们争论起来。这次争论过后，金岳霖对逻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阅读到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T。H。格林的著作时，金岳霖第一次感到情感上的欣赏和认同，从此，他对逻辑学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

在英国剑桥大学时，金岳霖师从罗素和穆尔两位哲学大师，读到了两部对他产生极大影响的哲学著作：罗素的《数学原理》和休谟的《人性论》。这两部著作使金岳霖对哲学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在欧洲游学期间，金岳霖几乎完全沉浸在西方哲学之中，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洛克、休谟到康德，从布拉德雷到罗素、穆尔、维特根斯坦，他都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并将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融会贯通，开始构建自己的哲学、逻辑学体系，这为他以后写作《逻辑》、《论道》、《知识论》等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6年，回国后的金岳霖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唯物哲学与科学》。他在文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金岳霖早年在清华任教时，每星期到校上课三天，他必须一早就从城里赶到清华园，这样一来，上午的时间便耽搁在路途中。所以他每周只有四个上午可以用于治学，他极为珍惜这四个上午的时间，规定在此期间不会客，不干其他事务，集中精力研读写作。他习惯先冥坐思考，有所得才笔之于纸。朋友们都知道他的这一习惯，所以决不在这四个上午去拜访，以免吃闭门羹。

金岳霖认为胡適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根据当时在美国流行的实验主义的哲学主张写出来的，“我们再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以不知不觉间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

1935年，金岳霖的《逻辑》一书出版。此书被中国逻辑学界认为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纯粹逻辑”。

在西南联大时，金岳霖同朱自清、陈岱孙、李继侗等教授住在昆明北门街71号唐继尧家花园戏台的大包厢里。几位同人把大包厢最清净的角落划出来安置金岳霖的小床和小书桌，供他写作，并尽量不去干扰。金岳霖的《论道》一书就是在此地写就。

金岳霖在《论道》中将“间”和“时”区别开来，金岳霖说，《论道》的重点是时流，“这表示在那几句话：‘能之即出即入谓之几’。‘能之会出会入谓之数’。‘几与数谓之时’。这就使我回到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洪流上去了”。

有人问金岳霖，为什么书名叫“论道”，金回答：“道有中国味。”他写《论道》时，冯友兰也在写他的《新理学》。两人常互看稿子，也互相影响。冯说自己的书是“旧瓶装新酒”，金的是“新瓶装新酒”，冯认为金对他的影响在于逻辑分析方面，而他对金的影响比较小，如果有的话，则可能在于“发思古之幽情”。

《论道》出版后，令金岳霖耿耿于怀的是，并没有多少人提出意见，唯一提出意见的是林宰平。他颇为寂寥地对冯契说：“《论道》这本书出版后，如石沉大海，一点反应都没有，没有评论……也没有人骂。”

金岳霖曾做过一次演讲，内容是治哲学和文学都要碰到一个“说不得”的问题，说不得当然难以言传，但是还要用语言表达出来，那么这种传达是借助于人的什么能力和工具来做到的呢？演讲过后，金岳霖又写了一篇文章《名言世界与非名言世界》，更加详细深入地探讨了这个问题。冯契听完演讲的第二天，遇到了汤用彤，他向汤介绍了演讲的内容，汤听完后感慨道：“金先生的思想真深刻！”

清华哲学系常组织师生进行讨论和辩论，尤以逻辑组的辩论最为热烈。组内教师都是金岳霖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遇到问题常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只要认为对方讲得不对，便进行反驳，今天驳不倒，下次准备好再来。

金岳霖的好友沈性仁（陶孟和的夫人）告诉其弟沈性元，金岳霖对他自己要求极为严格，常常费了不少功夫写了厚厚的一叠稿子，当发现其中有不满意处，他便把全部稿子毁弃，重新开始写，有疑义就再作废而不惜，绝不将自己不满意的东西示人。

金岳霖一生写了三部著作，他自评：“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识论》，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

《知识论》原本于抗战时期就已经完稿，全文六七十万字。当时金岳霖害怕稿子毁于日机的轰炸，便时常带着稿子跑警报。到了山边上，他就坐在稿子上。一次，日机轰炸的时间太长，等轰炸结束时，天已经黑了，他站起来就走，忘了拿稿子。等他记起急忙回去寻找时，稿子已经不见了。金岳霖只好重新撰写，到1948年12月，重新写就的《知识论》终于完稿。

金岳霖两次撰写《知识论》，耗时十余年，从完稿到正式出版又用了35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碰见金岳霖，问金的《知识论》可曾写好。金答曰：“已经写好了，我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1983年，即金岳霖去世前一年，《知识论》终于得以由商务印书馆刊行，金在序中说：“《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

【授业】

金岳霖留学回国后，受清华的委托创办了清华哲学系，并担任系主任。当时的哲学系只有金岳霖一名教师，只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一师一生，号称一系，成为美谈。而后的三十多年中，金岳霖培养了许多哲学人才，桃李满天下。金的同事汪子嵩说：“一直到1952年，清华哲学系的学生都是金先生的学生，或是学生的学生。”

胡乔木回忆老师金岳霖讲课，他“年轻力壮，讲课生动，很有吸引力，他旁征博引，上下古今无所不谈，学生非常爱听”。

金岳霖上课，先问学生们有没有书（英文本），然后请大家看第一章第一页。看完后，他问：“看了这页，你们认为有什么问题没有？”全班五十几名学生鸦雀无声。金说：“大家是不是认为这一页的话都是对的呢？”还是没人应声。金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么不讲话？这本书的第一章开头的地方，用词这么多，大体的意思是说那是很明显的，人类的知识是从感性来的。他说是‘很明显的’，你们说是很明显的吗？你们想一想是不是？人类的知识是不是从感性来的呢？比如说2＋2＝4这是从感性来的吗？”他接着说：“我希望同学们注意，以后在看书的时候，特别是当作者说那是很明显的什么、什么等等，你要动脑筋想一想，是不是很明显，问题往往错在这里。”金岳霖的这一席话对乔冠华触动极大，乔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他教会了我对任何事物要好好地想一想，不要相信书上的话，也不要听旁人的话的道理。”

季羡林虽然在高中学过逻辑，但是金岳霖讲的逻辑跟他学的不同，所以考不好。后来他才知道，金岳霖讲的形式逻辑跟自己学过的不是一个体系。金岳霖有一次讲到“我吃饭”一句话，说重读“我”，就表示：“我”吃饭，不是“你”吃饭。重读“吃”，就表示：我“吃”饭，不是我“拉”饭。

学生钱耕森回忆，金岳霖备课极为认真，每堂课前都写好详细的讲授提纲，提纲用钢笔写在没有格子的白纸上。天冷的时候，金走进教室坐定，从大衣袖筒子里拿出提纲来。到期末考试时，他打破传统的当堂闭卷笔试的方式，出一些哲学范围内的考题，让学生们到图书馆去查询资料，做好了再交卷。

金岳霖讲授“知识论”课程，许多学生叫成“认识论”，为此，金上课时专门解释“知识”和“认识”的区别，他举了很多例子加以说明：“对于桌、椅、木、石等死的东西，哲学家可以通过分析，论证其不真实，认为不过是众多感觉的复合体，好像言之成理；如果认识的对象不是呆板的死物而是一个大活人，哲学家作出的上述分析和判断就会遇到麻烦。”说到这里，他指着学生陈龙章，并代替陈回答道：“你不承认我的存在，我就坐在你面前，你把我怎么办？”讲到“你把我怎么办”时，金把头一摆，胸一挺，脖子一梗，做出不服气的样子，听课的同学都会心地笑了。

一次，有学生（据汪曾祺回忆可能是陈蕴珍，即萧珊）问金岳霖：“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她的意思是逻辑学很枯燥，金岳霖回答道：“我觉得它很好玩。”

金岳霖曾在西南联大开设一门选修课程“符号逻辑”，许多人都听不懂，如同听天书，因而选修的人极少，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个人。但王浩却是例外，上课时，金岳霖经常讲着讲着，便停下问道：“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接下来的这堂课便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殷海光曾选修金岳霖的逻辑课，金却对他说：“我的课你不必上了，王宪钧刚刚从奥国回来，他讲得一定比我好，你去听他的吧！”

殷海光喜欢金岳霖的逻辑，而另一位同学则偏爱黑格尔的哲学，期末，二人就各自喜欢的领域分别写了读书报告交给金。成绩下来后，殷发现自己的分数低于写黑格尔的那位同学。他怒气冲冲地跑去质问金岳霖，金告诉他：“你的思路虽和我相同，但你的功夫没有他深。”殷海光觉得，金岳霖的这种客观和公平“在中国文化分子中是少有的”。

金岳霖上课常提问，因没有学生名册，不知道学生的名字，于是有时他一上课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那时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的穿法在联大女生中颇为流行，穿其他颜色毛衣的较少）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学生回答问题时，金岳霖很注意地听着，等回答完了，他说：“yes！请坐！”

金岳霖曾为他的研究生冯契单独开课，他让冯每周六到他的住处去读书。开始读休谟的《Treatise》时，因为只有一本书，便由冯契捧着朗读，金岳霖半闭着眼睛听。听着听着，他突然说：“打住。”然后开始提问。面对金的提问，冯往往如忽然落到荆棘丛中，不知如何摆脱困境。此时，金便详细地从各个方面为他讲述、解析、探讨，不一定得出结论，但将问题引向深入。金岳霖对休谟的书烂熟于胸，某一页的某句话，或某个重要的概念，他都记得。他常对冯说：“要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