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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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回忆，傅斯年带头赶过教授。北大教授朱蓬仙虽是章太炎的弟子，但讲授《文心雕龙》时却错误百出。有学生借来朱的讲义交给傅斯年，傅用一夜时间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后交给校长蔡元培。蔡不相信学生自己能发现这些错误，怕是教授们相互攻讦，便召见全班学生考问。学生们觉得由傅一人承担责任太重，进去之前便每人分担几条背熟。蔡考问时，学生应答如流。考问完毕，蔡一声不响，学生们也一声不响，一一鞠躬鱼贯退出。不久后，朱蓬仙果然不再教授《文心雕龙》了。

傅斯年对老师胡適执礼甚恭，在别人面前却很桀骜，陶孟和是傅的老师，傅与他交谈时很是随便，常常跷着二郎腿，直呼其名“孟和”，而不呼先生。

程沧波回忆，中央研究院初成立时，傅斯年常到蔡元培在成贤街的住所吃饭，程沧波、杨杏佛等人也常去。“当时孟真见着人，总是昂起了头，有时仰天嘘几口气，就是在蔡先生旁也依然如此。”

顾颉刚对洪业笑谈：“傅斯年的书房里挂着一副对联：‘六亲不认，四海无家。’你看他好大的气魄！有点像曹操‘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的意味。”

一次，李济与傅斯年在北海静心斋闲谈，说起午门档案整理工作，傅颇感失望。李问他为何有此不满，他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笑问：“什么叫作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听罢哈哈大笑，从此再不说这件事了。

“史语所”人事独立，人事任用由所长傅斯年一人决定，即便是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所荐之人，傅也不放在眼中。蔡曾向傅推荐过王君瑞、钟凤年、蔡哲夫、薛砺若、毛汶等人，均被傅拒之门外。

傅斯年脾气暴躁，“史语所”的人私下里称他为“傅老虎”。一次，陶孟和到“史语所”办事，感到气氛怪异，便对董作宾说：“胖猫（指傅斯年）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董后来回忆说：“这话是讽刺也是好评。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时，工作效率果然就有些不同。”

傅斯年对部属管理甚严，他规定大学毕业生到“史语所”工作，必要先关门读三年书，第四年才可以发表文章。有一次，一位助理员在院中散步较久，次日，傅斯年请同屋的其他人都到外面晒晒太阳，唯独不让此君出门，并对他说：“你昨天已经晒够了。”

傅斯年曾问董作宾道：“他们立在院内或大门口，一群人有说有笑，你去了，加入摆一套龙门阵。我去了，他们便一个一个溜了，这是为什么？”董笑曰：“这正是我无威可畏，不如老兄之处啊。”傅听罢，长吁了一口气。

何兹全回忆：“‘史语所’的人对傅先生都很拘束。大家都在那里有说有笑，傅先生一来就静下来。他也很愿和大家聊聊，可是一般情况是：一会儿溜一个，一会儿又溜一个。傅先生有时也来下棋，谁和他对弈最是苦差。他有时下着下着考虑起别的问题，停在那里不走了。等啊等，等好久，才敢催一句，‘傅先生，该您走了。’‘噢，噢！’下一步，又停了。如此下棋，对手真是难受。后来在南京我和傅先生聊天，我说：‘大家都怕您，我们在那里聊天，有说有笑，您一来，大家就溜。’傅先生说：‘要命，我这么不受欢迎。’我说：‘不，没有人不欢迎您，都尊敬您，亲您，但是和您在一块又高兴又拘束。’”

吴宗慈于1935年考入“史语所”的。1940年，吴和凌纯声、陶孟和等人在外面编了一本杂志《西南边疆半月刊》，由吴担任主编，一共出版了七期。有一天所长傅斯年找到吴，对他说：“给你两个选择：要么留在所里，不再编杂志了；要么编你的杂志，人离开所里。”吴宗慈年轻气盛，一气之下离开了“史语所”。

1941年冬，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王世襄流亡一个多月来重庆，找到哥哥的同学梁思成，梁准备介绍他到“史语所”工作。见面后，傅斯年问王：“你是哪里毕业的？”得知王毕业于燕京后，傅当即回绝道：“燕京毕业的不配到我们这里来。”最后王世襄只好到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当了助理研究员。

李敖曾评价傅斯年治下的“史语所”道：“‘史语所’这类畸形发展的现象，和它的领导人物很有关系。它的第一任所长傅斯年才气过人，可是霸气太大，大得使他不太能容真正的人才，而他所喜欢的，又多是唯唯诺诺的人儿。这种现象，按说是一切独裁者必然落到的结果。傅斯年又订了一些像招收徒弟一般的陋规家法，制造了许多所内的特殊空气……所以从傅斯年开始，‘史语所’就有一种伪风。”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当局要求复课，而学生要求满足条件（严惩屠杀无辜教师和学生之党政负责人等）后才能复课。傅斯年奉命到昆明处理学潮，在教授会议上，和闻一多发生冲突。张奚若事后回忆：“一多与傅常委闹起来，一多说：‘这样，何不到老蒋面前去三呼万岁！’这是揭傅斯年的旧疤，很少人知道的。我就劝解：大家争执，何必重提以前的旧事。傅气得大骂：‘有特殊党派的给我滚出去！’”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召集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讨论处置沦陷区日伪控制下的高等学校，参加者有朱家骅、翁文灏、李石曾、蒋廷黻、傅斯年等。傅以代理北大校长身份出席会议，在会上极其活跃，公开为朱家骅出谋划策，引起相当一部分与会者不满，时任善后救济总署署长的蒋廷黻当场讽刺傅是“太上教育部长、太上中央研究所总干事、太上北大校长”。

张政烺精通目录版本学，因此傅斯年对张格外器重，但傅却让张在“史语所”整整做了十年薪水菲薄的图书管理员。张是山东人，平日为人厚道，不与人计较。但到了1946年，张实在觉得忍无可忍，径直去傅的办公室找他理论。一进门，张用手指着傅说：“我干了十年图书采购员的工作，你都没有给我提过级，我今天真想揍你一顿。”张是山东大汉，傅更是人高马大，体重二百多斤，听罢便说：“凭我的块头和力气，加上我出手又快，若论打架，你打得过我吗？”

此时正值北大复校，傅斯年亦代理北大校长，在聘用教授上还是坚持其一贯的崇洋思想，凡留过洋的就聘为教授，如周一良就接到了教授的聘书；凡没有留过洋的只能聘为副教授，如邓广铭和张政烺都接到是副教授的聘书。这回，张政烺改变策略，直接掏出清华大学的聘书，告之清华已正式聘他为教授。傅看过后，因实在舍不得放走张这样的人才，只好无奈地改聘张为教授。

1949年，台大发生“四六事件”，军队闯入校园搜查，傅斯年极为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他对当时警备总司令部官员彭孟缉说：“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傅斯年在台大的改革触犯了许多人的利益，学潮发生后，有人趁机发难，指责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矛头直指傅斯年。傅读了报纸对台大的指责后，直接大骂“他妈的”，并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又说：“若当局有真凭实据说某人是共产党，我将依法查办，但是我办理这种事，绝不能含糊其词，血口喷人。”

罗家伦反对傅斯年的坏脾气，曾用傅过去告诫自己的话劝他说：“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摆出一副搏斗的架势，小心遭人反攻。”

【敦厚】

傅斯年在中山大学任教时，看到学生陈槃写的一篇文章后，对陈颇为欣赏，后陈被同乡告发为共产党而被捕，傅得知后，拿出一百元大洋打点狱卒，使陈免遭皮肉之苦，同时多方活动，将陈营救出来。拿钱之事，他一直没有告诉过陈，直到他去世后，陈才偶然一次听其侄傅乐成说起。

1932年，老师陈独秀被捕，傅斯年发表文章称陈为“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要求国民党政府“依法特赦”陈独秀。陈被关押在南京狱中时，傅曾去看望。抗战爆发后，被释放的陈独秀出狱后住进了傅家，几日后，因傅全家离宁避难，陈住到他处。后陈独秀住在四川江津，傅斯年便与罗家伦一起前去看望，并解囊相助，但陈因傅为国民党官员，而拒绝接受。

秘书那廉君回忆，傅斯年经常向部属发脾气，但十次有九次事后会后悔。“史语所”的工友老裴最希望傅先生上午对他发脾气，因为他上午发了脾气，下午某杂志社送来一笔稿费，他就一股脑儿全送给老裴。

傅斯年请李方桂出任民族研究所所长，李不愿出任，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闻听此言，对李躬身作了一个长揖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在李庄时，向达八岁的儿子和李方桂五岁的儿子打架，五岁的打不过八岁的，李方桂夫人遂找到向达夫人理论，两位夫人争得不可开交。傅斯年正好经过，边作揖边连连说道：“你们两个消消气，都不要吵了，都怨我。”

抗战时，“史语所”迁到四川李庄，供给十分困难。傅斯年给驻宜宾的四川第六行政督察专员王梦熊写信说：“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李庄山坳里尚有一批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期待着食米……”

傅斯年的学生杨向奎在甘肃任教，与傅偶尔有书信往来。傅对杨的情况并不大了解，一次，他得知教育部部长杭立武去兰州，特地致函杭说：“我有一个学生杨向奎在兰州，他在北大时，书读得不错，可能在兰州尚无工作，请为安排。”杭到兰州后，多方打听，知道杨在甘肃学院任教，便未再为杨安排工作。但因为傅、杭的关注，只是讲师的杨向奎暑假过后便被评为教授。

严耕望想进“史语所”，苦于无人介绍，便将申请书和自己的几篇论文一起寄给傅斯年。一个多月后，对此不抱希望的严耕望收到傅的复函，表示同意他的申请。第二天，严去见傅，傅让他留在重庆帮助其处理文书的工作，严考虑后认为他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便对傅坦然说出自己的想法。傅听后并不介意，让他去在李庄的“史语所”工作。抗战胜利后，严耕望一家经济困难，傅斯年得知情况后，将自己为教育部审查论文所得的报酬送给严耕望，并为严妻安排工作。

傅斯年赏识王叔岷，着意培养。抗战期间物价飞涨，一部宋本《庄子》的价格要用金条来计算，傅斯年就用金条买了一部《庄子》，专给王叔岷阅览，每次看完郑重锁在保险柜里。

邓广铭单身一人来到大后方，家眷仍留在北平。因通信条件极差，一封信几个月都寄不到北平。傅斯年考虑到邓的个人生活问题，便于1943年介绍邓去复旦大学任教。傅在介绍信中特地写道：邓广铭无论教学还是研究方面，能力都很强，若是在北大、清华定可聘为副教授。当时北大比起复旦来名声大得多，傅此语意为，邓到复旦去，起码要聘为副教授。果然，邓广铭到了复旦大学，被校方聘为副教授，第二年，又升任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胡適夫人江冬秀堂弟江泽涵由美国回国，顺便取道台湾看望胡適夫妇，见到了傅斯年。傅嘱咐道：“我在北京有些书没运出来，你回去告诉邓广铭，这些书全部送给他。”江先生回国后，不敢说曾去过台湾，当然也不敢提及此事。后来他私下告诉了邓广铭，邓叹道：“我怎么敢要他的书呢？他的书只能由科学院没收或如何处理。”

屈万里回忆，抗战时，傅斯年曾周济一个满头生疮的七八岁的小乞丐，傅将小乞丐领回家中，帮他治好癞疮，并帮他寻访亲人。一个月后，傅终于找到了孩子的家人，将他送了回去。

四川李庄永胜村村民张海洲给傅斯年抬过滑竿，其子张汉青曾说起从父亲处听来的傅斯年的事情：“傅所长胖得很，恐怕有一百七八，只有我老者（父亲）张海洲和李伯周抬得起。傅所长经常去镇上办事，或者从李庄乘船上南溪下重庆。从板栗坳到李庄，抬滑竿的稍微歪一下，他马上喊停，下来走。他是怕我老者累倒了。”

“他对下头人蛮好。到街上，有时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惠请吃饭。饭碗摆好，他一坐下来，刚捏起筷子他又刷地站起来，看轿夫桌子上的菜一样不一样。要是不一样，他马上站起来就喊我老者他们走。

“在月亮田打坳田谷子的时候，有个兵抢人。傅所长就把他们连长叫来，连长一见傅所长马上敬个礼。傅所长叫他把抢人的兵查出来。他连连点头。这类事后来没再发生。”

陈雪屏回忆，“史语所”在李庄时，有一位年轻人也住在李庄，他想见傅斯年却又不敢。一日，他正好遇上傅出门，便迎上去打招呼，说自己是某大学的毕业生，想进“史语所”工作，但苦于无人介绍。傅和他谈过后，觉得这位年轻人资质不错，便聘用了他。

傅斯年嗜藏书，平日之积蓄，全部用于买书。在李庄时，大家生活困难，傅斯年便卖书换粮，除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外，还周济朋友。董作宾家人口多，生活极为困难，傅斯年就拿卖书的钱接济他。

台大学生唐本祥在《傅校长没有死》中写道：“傅校长的作风，代表着民主和平等。一切都尊重多数意见，一切都以着重基层为前提。讲到平等，又一个故事可以说明他。常到校长公馆去的人，老是看到傅校长和他的汽车司机对坐而弈，并且神情怡然，一点没有校长的架子。对于同学，傅校长真是爱护备至。平常在他的公馆里，他接待同学，像接待客人一样，在学校里，他会在背后拍拍同学的肩膀，问一声讯，或是谈几句话。”

多年后，傅斯年遇到了“三一八”惨案的制造者鹿钟麟，特地走到他的面前说：“从前我们是朋友，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傅斯年奉命到昆明，处理联大师生的罢课事件。傅斯年下飞机后，见到惨案制造者关麟徵的第一句就是：“你杀了我的学生们，比杀了我的儿女更让我心痛。”

任台大校长两年间，傅斯年解聘不合格教员达七十余人。傅知道其中一些人被解雇后无处可去，便把他们安置在台大图书馆，并续发了一年的聘书，缓解他们的困难。

在台大时，傅斯年答复政府公文让秘书那廉君代笔，但学生来信都是亲自回复，以示对学生的尊重。俞大綵回忆说，傅斯年在台大时，“常在中午返家时，偕我到各宿舍探视，并查看学生的伙食。他一进餐厅，男生必高呼欢迎校长，女生则拥到他身旁”。

傅斯年对司机工友极好，他去世后，他的司机杨国成在殡仪馆外的停车场上提到傅，禁不住热泪盈眶：“我开了二十多年车子，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好东家……”每次要用车，傅斯年都走到杨家，拍拍老杨的肩膀说：“跟我出去一趟，老杨！”遇到老杨正和邻居下棋，傅便等到棋下完再和老杨一起出门，如事情紧急非走不可，傅一定礼貌地对老杨的棋友说：“对不起，打断你们的雅兴了！”遇到朋友请客，傅一定对朋友说：“你请我吃饭可得把我的司机一道请啊！”

一日，傅斯年回家对俞大綵说，他看到一篇好文章，于是约作者面谈，果然文才非凡。但该学生家境贫寒，患深度近视，问他为何不戴眼镜，该生默然不答。傅斯年去世后不久，卫生署有人将一副眼镜送到傅家，告诉俞说，是傅托他在香港专门为该学生配制的。俞接过眼镜，泪湿衣襟。

【率真】

傅斯年早年最喜欢唐代李商隐的诗，后又骂李商隐是妖。罗家伦问道：“当时你也高兴着李义山的时候呢？”傅答：“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妖！”

在北大读书时，傅斯年与罗家伦常一起聊天，罗家伦回忆：“我早上到校上课之前，首先要到他房里谈天，他没起来的时候，我有时掀他的棉被，他颇以为苦，气得大叫。”

1920年，傅斯年在《新潮》发表文章，谈及他赴欧留学途经上海时的观感。此文发表后，引起上海人的反感与抵制。傅斯年这样写道：“在上海住的时间很短暂，没得什么益处。但见四马路一带的‘野鸡’，不止可以骇然，简直可以痛哭一场。社会组织不良，才有这样的怪现状；‘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我觉得上海有一股绝大的臭气，便是‘好模仿’。请看上海话里，一切名词多是模仿的。不直陈其事，而曲为形容，拿甲来替代乙，拿丙来比喻丁，其结果无非令人肉麻罢了。至于行动的模仿，更不要说。从模仿‘仓圣’，以至于模仿‘洋崽子’，虽等差不同，要都是模仿。良家妇女模仿妓女的衣服，良家子弟再模仿良家妇女的衣服，或竟直接模仿妓女的衣服。”

傅斯年留学德国时，与毛子水同居一寓，毛常听他痛骂秋水轩一派的文笔，起初并不以为奇，觉得这在他自是当然的。有一天，毛到傅的床头拿东西，发现枕头地下藏有一本书，毛以为是《红楼梦》、《金瓶梅》之类的小说，拿起一看，却是一本《秋水轩尺牍》。

北伐胜利后，傅斯年等几个同学在蔡元培家中吃饭，几人都喝醉了酒，傅斯年便放言道：“我们国家整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蔡元培听到这里，不耐烦道：“这除非你做大将。”

1927年，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一天，他与人吵架后，便去找罗家伦和何思源等人，一见面就把皮包往地上一摔，一屁股坐到地上，张嘴大哭，非要他们帮他去打架出气。

1927年，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时报纸上发表消息，谓李在北平“就刑”。陈独秀被捕后，傅斯年发表文章为陈独秀辩护，提及李大钊之死时，傅说，李不是“就刑”，是“被害”。

傅斯年每次发过脾气以后，往往会迁怒于别人，秘书那廉君时常提醒他，但依旧无济于事。事后，傅沮丧地对那廉君摇头道：“叫我不二过可以，叫我不迁怒，我实在做不到！”

傅斯年在认识丁文江之前，因其出任孙传芳的淞沪公署总办，便当着胡適（丁为胡好友）的面大骂道：“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了他！”后来胡適介绍而两人认识后，二人却迅速成为莫逆之交。丁文江在长沙因煤气中毒病危时，正是傅斯年第一个从北京赶去看护。

一次，傅斯年又议论某人，胡適以为傅之言颇欠公允，说道：“你这偏见反正是会改变的。你不记得在巴黎时，你向我说过三遍，回国后第一件事是杀丁文江，现在丁文江就在你旁边，你干吗不杀他？”傅埋怨胡適拆台，胡笑道：“在君必高兴，他能将你这杀人犯变作朋友，岂不可以自豪？”

傅斯年的姑丈李云林知识渊博，但他与傅斯年治学方法差异极大，故二人一见面就争吵，常吵得面红耳赤，声色俱厉。1932年，李、傅二人同坐一列火车到青岛，由尧典舜典争论至禹贡，又至安阳发掘问题，二人竟至攘臂怒目，气壮声宏，同车乘客频频侧目。幸友人在旁劝说，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1938年，在某次国民政府的参议会上，傅斯年与参议员、孔子后人孔庚就某中医问题的议案展开激辩，孔庚辩不过傅斯年，便当众大骂傅斯年。傅气急，怒道：“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散会后，傅斯年果真拦在门口，但他看到已古稀之年的孔庚瘦弱的身体时，立马垂下双手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20世纪40年代，傅斯年到段锡朋办公室，见段桌上有本书，便想借来一阅，但段正读到精彩处，不想借，傅伸手便夺过来。二人经过一番激战，傅终于得手，帽子歪着，满头大汗，便跑到院中，正好碰到在院子里散步的何兹全，他神情得意地对何兹全说：“我和书贻（段锡朋）抢书来，他抢不过我。”

傅斯年曾对何兹全说：“我就是不怕死。在北大读书时，在红楼门口几十个人打我一个，把我压在底下，还是传达室的工友把我拉出，我也不怕。”

傅斯年“炮轰”孔祥熙时，蒋介石曾专门设宴招待傅斯年，为孔说情。蒋说：“孟真先生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答道：“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介石沉默了一会儿，出乎众人意料地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抗战胜利后，“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迁回南京，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大楼的演讲厅设宴款待众人。席间，傅追忆“史语所”八年的颠沛流离、艰苦卓绝的生活，说到动情处，几次哽咽泪下，在场的人均受其感染而同声悲泣。最后，傅斯年说：“庆祝大家都能幸运归来，同时过去的种种辛苦都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