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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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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马一浮与马君武、马叙伦交游，三人风华正茂，“各自负以天下为任”。不久，马一浮“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从1912年起，他便住在杭州，孑然一身，身居陋巷，潜心研究中国文化，直到抗战爆发后被迫南迁。
马一浮在杭州隐居熟读的二十多年中，蔡元培、陈百齐曾邀请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亦邀请他到浙大任教，均被他一一谢绝。他一心读书，基本不发表文章，不刊行著作，《独立周报》向他约稿，也被他拒绝。除友人偶尔过访外，他亦少移教他人，仅会过访少数的佛界方外友人。
赴南洋考察时，马一浮见当地华侨以儒学为国教，不废经学，不禁感慨万千，作《新加坡道南学堂记》。回国后，他愈发埋首国学，并开始涉及佛教。
丰子恺将马一浮称为“今世的颜子（渊）”。1933年，丰子恺去拜访马一浮，“先生照旧孑然一身地隐居在那陋巷的老屋里，两眼照旧描着坚致有力的线而炯炯发光，谈笑声照旧愉快”。
抗战胜利后，马一浮回到了杭州的陋巷，重新隐居林下，仅主持智林图书馆，继续选刻古书。
新中国成立后，马一浮担任过浙江省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但当地政府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不以俗务打搅，让他在杭州家中专心著书立说，颐养天年。
1957年，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华时，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到杭州蒋庄拜访马一浮。周向伏罗希洛夫介绍说：“马一浮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是我国唯一的理学家。”伏氏问马一浮：“您在研究什么？”马答道：“读书。”伏氏又问：“现在做什么？”答：“读书。”伏氏想请他出去走走，他仅答以：“恕不奉陪。”
马镜泉回忆，晚年，马一浮除了会友，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读书。他常说：“读书要心定。”这也正是他自己读书的写照。马一浮每天必作诗，有时一天作两首，枕头边常年放着手电筒，晚上一旦诗兴大发，他便马上打开手电，靠在床头记录下来。
【学说】
马一浮认为：“国学者，六艺之学也。”此处之“六艺”指“六经”，即诗、书、礼、乐一、易、春秋。马一浮更喜欢用“六艺”这一名称，并用它广义地指六类或六个部门的文化学术或教化。
马一浮认为，“六艺”也可统摄西方的一切学术，“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他认为，西方学术文化无非统摄于真一、善、美三种价值，这也都包含于六艺之中。而六艺包含此三种价值，“《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马一浮认为：“全部人类之心灵，其所表现者不能离乎六艺也；全部人类之生活，其所演变者不能外乎六艺也。”
对中国传统文化，马一浮推崇备至，他说：“今人舍弃自己无上之家珍而拾人之土苴绪余以为宝，自居于下劣而奉西洋人为神圣，岂非至愚而可哀！”
马一浮说：“天地一日不毁，此心一日不亡，六艺之道亦一日不绝。人类如欲拔出黑暗而趋光明之途，舍此无由也。”又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
马一浮认为，《论语》大义“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说：“《论语》有三大问目：一问仁，一问政，一问孝。凡答问仁者，皆诗教义也；答问政者，皆书教义也；答问孝者，皆礼乐义也。”“易为礼乐之原，言礼乐则易在其中”；“春秋为诗书之用，言诗书则春秋在其中”。他认为，《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章为“明生死之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章为“于迁流中见不迁，于变易中见不易”；“予欲无言”章为“显性体本寂而神用不穷”等，为“易教之大义”。“正名”则为“春秋大用”之要。
马一浮主张，学术不仅要破除理学中程朱陆王的门户之见，而且主张破除儒佛、儒道、佛道，以及儒、佛、道内部的门户之争，将中国传统文化融会贯通。他认为，斤斤计较于门户之争的人，都因为他的“局而不通之过也”。他对于儒释道，做到了“圆融无碍”，他能“随意拈取老、庄、释典以阐扬儒家宗旨，不惟不陷于牵强附会，且能严格判别实理玄言，不致流荡而无归宿”。
马一浮提出的教育宗旨是“复性”。“复性”是由唐代李翱提出。马一浮曾用“复性”来命名其创办的书院——复性书院。
马一浮认为，要挽救国家，作为儒生只有通过研究、弘扬儒术去实现。1905年底，马一浮曾在致其舅父何稚逸的信中说道：“窃惟王迹中迈，九洲云拢。群鹿竞逐，黔首愁苦。将欲雍容决策，咄嗟树义，却虎狼于西土，驱狐鼠于中原，使功高泰山，国重九鼎，斯非常之烈，魁桀之事，非介夫素士所能预……甥虽不敏，窃有志于二宗。欲为儒宗著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纪羲画以降文艺之盛衰。将以汇纳众流，昭苏群惑。悬艺海之北辰，示儒术之总龟，振斯道于陵夷，继危害于将绝。体制草创，篇帙未具，并力缀辑，皓首为期。贮以铁函，藏诸石匮，亦经甘樵苏之弃，未敢希国门之悬耳。”
马一浮十分重视读书的方法，他曾撰《读书法》，论述和总结了读书的方法和经验。他说：“欲读书，先须调心。心气安定，自易领会。若以散心读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必不能入。以定心读书，事半功倍。随事察识，语语销归自性。然后读得一书，自有一书之用，不是泛泛读过。”
马一浮认为，读书之道应该从四个方面去努力：“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杂；三曰，密而不烦；四曰，专而不固。”“通，则曲畅旁通而无门户之见。精，则幽徽洞彻而无肤廓之言。密，则条理谨严而无疏略之玻专，则宗趣明确而无泛滥之失。不局，不杂，知类也。不烦，不固，知要也。类者，辨其流别，博之事也。要者，综其指归，约之事也。读书之道，尽于此矣。”
马一浮说：“佛家视生死为一大事，儒家则以为生死同一昼夜，同一寒暑，同一呼吸，却是平常事。”
【立场】
马一浮对新式的学校教育颇有成见，他说：“当今学校，不如过去的书院。教师为生计而教，学生为出路而学。学校等于商号，计时授课，铃响辄止。”
1912年，蔡元培出任民国教育部总长后，颁布命令，大中小学一概不再读经。当时马一浮被委任为教育部秘书长，他到南京后，得知蔡废除六经之事，非常不满，要求蔡收回成命。但蔡坚持己见，于是与其意见相左的马，在就职后不到三周，便辞了职。马对蔡元培说：“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回西湖。”
事后，马一浮回忆道：“南京临时政府收罗人望，以蔡孑民长教育。蔡君邀余做秘书长，余至而废止读经、男女同学之部令已下，不能收回，与语亦不剩又劝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蔡君河汉吾言，但云时间尚早，遂成搁置，而余亦去”。
马一浮反对现代学校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现代学校将学术分科细化。他认为，中国现代学校学术分科很多，学者往往执着于某一褊狭的领域，抓不住一个根本的东西，不能融会贯通。他说：“古人论学主通，今人论学贵别，今之所谓专家者，得之于别而失之于通。因此读书之道，不能为分歧多变的现象所迷惑，要从中抓住一个根本的东西。”而马一浮认为，这个根本的东西，就是“六艺”。
20世纪40年代，白话文在中国普及已久，时人不再学四书五经。马一浮备感惆怅，叹息道：“日日学大众语亦是苦事，故在祖国而有居夷之感。”
【教诲】
抗战期间，马一浮在浙大开国学讲座，校长竺可桢常去听讲。据《竺可桢日记》中曾记载：“《诗》、《书》为至善，《礼》、《乐》为至美，《易》《春秋》为至真。以《易》为自然科学之源，而《春秋》为社会科学之源……可惜马君言过简单，未能尽其底蕴。”
马一浮反对骄矜。其大弟子袁心粲未拜师前，曾带着自己所撰的《阳明学说浅释》前去求教。马翻阅后微微一哂，毫不客气地说：“你懂什么王阳明！”袁并不心服，当即与马辩论起来。马一浮博引旁证，从孔孟程朱以至康德杜威，时而古文，时而洋文，加以论述，使袁心悦诚服，当即拜在马门下。从此，袁一生致力于教育，不图仕官，行履笃实。
1941年秋，谢无量到复性书院探望马一浮时，马请谢向诸生开示。书院学生张德钧骄矜自负，首先发问：“什么是无明？”谢微笑不答。马一浮喝道：“你这一念，便是无明。何不返躬自看。”张惭而失色。在座诸生，莫不敛容。
袁心粲一直希望女儿袁卓尔亦从程朱理学。1946年，袁心粲让女儿辞去嵊县中学教职，到复性书院读书一年，读程朱理学，并领受马一浮的教导和指点。但马一浮见她喜好文学，并有文学基础，只是指导她研读文学著作。马一浮对袁心粲说：“卓尔不是喜好文学吗？我看这样，这一年就用来熟读《庄子》、《楚辞》、《昭明文选》，其他浏览什么自定。”袁卓尔听罢十分高兴，深感马先生的因材施教。
1939年，复性书院成立后，马一浮让学生乌以风兼掌学校日常事务。乌认为自己是前来学习的，对这种管钱米的工作并不乐意接受。马一浮对他说：“理事本来不二。事上有差错，正是由于理有未明。未有理明而不能治事者。世人不求明理，专在事上计较，把理事打成两橛，此是俗学，与书院教人宗旨不类。”又道：“理是无形的，但不是空洞。理须在事上见，不可离事求理，亦不可悖理以治事。高明离事求理，世俗悖理治事，把理事割裂开，同是错误。”一番开导后，乌高兴地接受了工作。
后来，乌以风因家中有事，请假回乡，马一浮又派另一名学生王培德兼管。不久，王培德便提出辞去兼职事务工作。马一浮对他讲了金牛长老做饭头的故事，又引庞居语云：“神通及妙用，运水与搬柴。”并说：“邪人说正法，正法亦是邪；正人说邪法，邪法亦是正。”意即，雅人做俗事，俗事亦是雅；俗人做雅事，雅事亦是俗。经过马一浮的开导，王培德便高兴地接着将工作做下去了。
【书院】
马一浮一直倡导古典书院式的教育形式，反对现代教育方式。他认为，只有像宋明时代的古典式的书院，在优美宁静的山水间，有从容和闲暇的环境，才能宣讲儒家学术。
1912年，马一浮和时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谈到了创办古典式书院的念头，他说：“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聚三十岁以下，粗明经术小学，兼通先秦各派学术源流者，一二百人，甄选宁缺勿滥，优给廪饩，供给中外书籍，延聘老师宿儒，及外国学者若干人，分别指导。假以岁月，使于西洋文字精通一国，能为各体文词，兼通希腊、拉丁文，庶几中土学者可与世界相见。国本初张，与民更始，一新耳目。十年、廿年之后，必有人材蔚然兴起，此非一国之本，亦世界文化沟通之先声也。”蔡认为马的建议为时尚早，没有采纳。
马一浮曾自费到南洋群岛（今新加坡）考察，他对闽人办的“道南学堂”颇为赞赏。此后，他在与弟子寿景伟、刘百闵等的通信中，流露出想找一处山水胜处，创办一所古典式书院的想法。后弟子们将马的这一愿望，辗转传达到国民党最高当局，当局表示认可，决定在四川乐山开办复性书院，实现了马一浮创办书院的愿望。复性书院设在四川省乐山县的乌尤山上，位于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交汇处，风景绝佳。山上的“尔雅台”，相传是晋人郭璞注解《尔雅》的地方。
在赴川之前，马一浮提出，书院必须是完全属于社会性的纯粹学术机构，不受政府干涉的自由讲学。他提出三个条件：一、书院不列入现行教育系统；二、除春秋祭奠先师外，不举行任何仪式；三、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当局一一赞同。
在办学经费上，马一浮当初的设想是希望政府和社会各界捐赠，为书院修建房舍、购置田产，使书院能经济独立，自给自足，但国民党政府只同意拨给一笔开办费3万元，以后按月给付经费3000元。马认为，如此一来，书院“与普通私立学校请官款补助无异”，会受制于政府。但蒋介石、陈立夫表示，“始终以宾礼相待”。于是1939年1月底，马一浮欣然赴川应聘书院主讲。
复性书院以“讲明经术，注重义理，欲使学者知类通达，深造自得，养成刚大贞固之才”为主旨；书院课程分通治、别治二门；学成后，书院不授予学生任何资格；书院设主讲、讲友、都讲，有肄业生近30人，加上参学人不足40人。
马一浮拟定的《复性书院简章》规定，书院宗旨为“专明吾国学术本原，使学者得自由研究，养成通儒”，书院设主讲一人，请的教师应是国内知名学者。书院学生不求仕宦，不营货利，不起斗争。
马一浮认为，讲学是弘扬大法，启迪后学，不敢不敬。故书院极为重视礼仪。正式讲学前，书院举行了隆重的开讲典礼，马一浮斋庄盛服，立讲舍（乌尤寺之旷怡亭）前正中位，讲友、都讲及诸执事分立左右，学生在后依序立，由引赞王静伯唱先行谒圣礼，师生向先师位北面三礼，梵香读祝复三礼，谒圣礼毕。次行相见礼。礼毕，主讲马一浮开示。以后，马一浮每次开讲前，都先写好讲稿，命人誊清，将旷怡亭清扫干净，将鲜花一束置瓶放在讲桌上。开讲时，学人齐集后，由都讲乌以风捧讲稿随待在后，俟马一浮升座定位，再将讲稿双手捧持顶礼以献。
马镜泉记载：“书院讲授，欲阐四学。马浮拟请谢无量讲‘玄学’，熊十力讲‘义学’，肇安法师讲授‘禅学’，自己讲授‘理学’。后因大师不得其人，马浮乃先讲六经大义，独自承当，亦不得已。熊十力由于对书院规制起了意见上的冲突，开讲后不久就离开了书院，他的弟子牟宗三因此也没来书院任职。此后，书院虽曾邀请过赵熙、谢无量、欧阳渐、钱穆等人来书院短期讲学，但主要是马浮一人对学生讲学。”
1941年5月25日，书院停止讲学，从此专事刻书。刻书的主旨，是要使儒学有传，智种不断。马一浮多次对弟子们说：“多刻一板，多印一书，即是使天地间能多留一粒种子。”
据马镜泉记载：“他（马一浮）所以罢讲，是因为国民党教育部要书院填报讲学人员履历及所用材料备核，马浮十分愤慨，即致书教育部，责以违背当时以宾礼相待之诺言，决意辞去讲席，停止讲学，遣散书院诸生。到了1942年底，学生多已离去，但有杨焕生等五人，恳请继续留院学习，获准留院一年。”
马一浮对书院取得成就，满心欢喜，他说：“书院成才，不同于今之学校。期望从学之士人人能为王者师，方尽得儒者本分。孔子门下，从学三千不为多，其中只有颜回、曾参不为少。希腊柏拉图学园，只成就一个亚里士多德，亦足以继往开来，为西方哲学宗师。”
1946年5月，马一浮回到杭州，暂借西湖葛音山庄为临时书院院舍，继续卖字刻书，以维持书院。此后通货膨胀加剧，物价飞涨，马一浮勉强维系书院至1948年，才彻底放弃。
【新儒】
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是新儒家的三位代表人物，三人亦为知交好友。
熊十力到杭州疗养，对马一浮极为仰慕，很想与之结识。熊请单不庵将其新作《新唯识论》介绍给马一浮，单怕马责怪，不敢贸然代转。熊只好将自己的著作邮寄给马一浮，但很长时间，马都没有回信。一天，马一浮亲自来拜访熊十力，长髯飘萧。熊十力问道：“我写信给你，为什么不回信？”马答道：“你如果只有一封信，我就可以写了回信。但你附有著作，我一定要把你著作读完之后才回信。你看，我现在不是来了吗？”马大为称赞熊的著作，并答应为之作序。二人遂成知己。
熊在《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绪言”中说：“自来湖上，时与友人绍兴马一浮商榷疑义，《明心章》多有资助云。”马一浮对《新唯识论》也推崇备至，为其作序，曰：“其称名则杂而不越，其属词则曲而能达，盖确然有见于本体之流行，故一皆出自胸襟，沛然莫之能御。尔乃尽廓枝辞，独标悬解，破集聚名心之说，立翕辟成变之义，足使生－肇敛手而咨嗟，奘－基挢舌而不下。拟诸往哲，其犹辅嗣之幽赞易道，龙树之弘阐中观。自吾所遇，世之谈者，未能或之先也。可谓深于知化，长于语变者矣！”
马一浮办复性书院时，将熊十力列为创议人。熊也对书院表现出极大的兴致。但二人的办学方法和目的却大异其趣，马一浮认为，书院宗旨在学道，而非谋食，他说：“西洋之有学位，亦同于中国旧时之举贡，何足为贵。昔之翰林，今之博士，车载斗量，何益于人？”熊十力对马的主张并不赞成，他认为应按现代教育模式办书院，学生毕业也应获得一种类似的学位，且须政府授与，这样才能为学生谋出路；学院应对学生进行补贴，保证学生衣食无忧；必要时，书院应进行更名。两人唇枪舌剑，颇带意气。
1939年夏，熊十力回函，表示不再前往复性书院，而改投西南联大。他的理由是自己如入川，方位不合，恐遇不吉。马一浮精通堪舆相术，逐一辨析，坚持让熊十力到乐山，并在信中附上正式聘书，及100元舟车费。熊十力理屈词穷，只好动身前往书院。
因熊十力对赴书院本就比较勉强，到达后，他对接待及住宿环境颇有微词。一次，日军以为蒋介石住在乐山，对乐山狂轰滥炸。熊的住所着火，左脚受伤，他开始对风水之说更深信不疑，决定立即离开书院。
程千帆记载，马一浮办复性书院，请熊十力去讲学，熊登台讲演一番，与马意见不合。熊讲完后，马上去说：“熊子真讲的话完全错误，一句也不能听。”两人就闹翻了。
牟宗三回忆，熊十力一到复性书院，就写信让时在昆明的牟宗三去书院做“都讲”（即助教），但他还没抵达乐山，又接到熊信，说：“你不要来了，我马上便要离开。”时距复性书院开张仅一两个月。
对于熊十力与马一浮此次交恶，牟宗三说：“马先生是狷型的性格，熊先生是狂型的性格，二者正好相反。当二者不相干时，可以互相欣赏，是好朋友，但到一齐处事时，便不一定能合得来。”当熊十力到达璧山来凤驿时，对前往探视的牟宗三说：“人心险得很！”牟感叹道：“他和马先生这样的老朋友，到重要关头还是不行，故见面第一句话便说人心险得很。”
抗战胜利后，二人友好如初。任继愈和老师熊十力通信，熊认为任的见解有道理的，便将信转给马一浮看；马一浮复信，有时熊也转给任看。
马一浮与熊十力虽为好友，但二人多有不同。对于食物，马一浮食不厌精，熊十力则食不择味。指导学生读书，马主张遴选精华、循序渐进，熊则主张开放式读书，泛观博览。熊说，马先生取人太严，而他主张取人应宽。他曾说：“王阳明取人太严，所以王阳明以后没有第二个王阳明。曾国藩取人较宽，所以曾国藩以后不但有第二个曾国藩，还有第三个曾国藩。”
钱穆比较马一浮、熊十力二人道：“一浮衣冠整肃，望之俨然。而言谈间，则名士风流，有六朝人气息。十力则起居无尺度，言谈无绳检。一饮一膳，亦唯己所嗜以独进为侠。同席感不适亦不顾。然言谈议论，则必以圣贤为归。就其成就论，一浮擅书法，能诗，十力绝不近此。十力晚年论儒，论六经，纵恣其意之所至。一浮视之，转为拘谨矣。但两人居西湖，相得甚深。殆以当年，两人内心同感寂寞，故若所语无不合。及在复性书院，相从讲学者逾百人，于是各抒己见，乃若所同不胜其所异，睽违终不能免。因念古人书院讲学，惟东林最为特殊，群龙无首，济济一堂。有其异，而益显其所同。惜乎一浮、十力未能达此境界也。”
梁漱溟晚年回忆，他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时，曾到杭州拜望马一浮。梁漱溟“谒先生于延定巷。入门，长揖下拜”。与马一浮谈学时，梁自称后学。马一浮指出梁漱溟研究印度哲学只重事功，而忽视心性根源，尚须商量。临行，马送梁两本木刻古籍：《先圣大训》、《旰坛直诠》。梁漱溟视为珍宝，一直藏在身边。
1953年9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梁漱溟因与毛泽东见解不同而发生“廷争面折”，梁坚持己见，不肯认错。一连三日，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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