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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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9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梁漱溟因与毛泽东见解不同而发生“廷争面折”，梁坚持己见，不肯认错。一连三日，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无人敢为缓颊。周恩来见事情急迫，便致电上海，让沈尹默赶赴杭州，邀马一浮到京婉劝梁检讨，以保护梁过关。但马一浮断然拒绝说：“我深知梁先生的为人，强毅不屈。如他认为理之所在，虽劝无效。”

【浮生】

马一浮原名福田，此后他历次更名为马忧生、马耕余、马一浮或马一佛，其心境之悲凉可见一斑。

1893年，马一浮的母亲去世。母亲去世前夕，考11岁的马一浮学业，指着庭前菊花命他作五律诗，限麻字韵。他应声而就，曰：“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母亲听后喜忧参半地说：“儿长大当能诗。此诗虽有稚气，颇似不食烟火语。汝将来或不患无文，但少福泽耳。”此诗果真成为马一浮一生坎坷的先兆。

从儿时起，马一浮的三姐、母亲、二姐、父亲、妻子接二连三地去世，到大姐出嫁后，马家一家七口，除一个终身未嫁的姑姑外，唯余马一浮一人！

马镜泉回忆，1900年底，马父病重，马一浮接信后忙回乡探望父亲。父亲对马在外读书极有意见，认为马不顾生病的父亲，亦不照顾妻子，是不尽本分。马至榻前向父亲问安时，父亲激动地揪着马一浮的耳朵让其跪下。因为情绪波动剧烈，父亲的病情加剧，医生亦束手无策。此时一位长者说：“要救他老父的命，办法倒还有一个，除非子女割股和药，才有希望。”一时大家都望向马一浮。这时，马一浮的二姐跑到房内拿出刀说：“弟弟是马氏门重的独苗，如果割了他的肉有个三长两短，也对不起已死去的母亲，还是让我来承担这个责任吧。”说罢便挽起袖子，用利刃割下左臂上的一块肉，和药后让父亲服下。父亲服后病情竟有好转，但一次一次如此后，便不再奏效。次年三月，父亲撒手人寰。

马一浮在给表兄鲁同的信中写道：“弟遭多故，自癸巳九月先慈见背，频年家备极运颠连。先君数撄危疾，日就衰老，旋于庚子三月忽患中风，夏秋小愈，而家二姐竞于八月病故，九月家大姐于归丁氏。先君病遂日笃，延至今年三月，百医罔效，竟于十四日9日初弃养。弟藐然一身惨遭此变，俯仰擗咏，不如无生。”

马一浮曾感慨：“人命危浅，真如朝露，生年欢爱，无几时也。一旦溘逝，一切皆成泡影。”

马一浮自谓“不祥之身”，因称其生日为“禊日”，以修禊拔除不祥。

抗战期间，丰子恺向马一浮感慨，自己此生命运无常，又遇战乱。马一浮只是对他说：“无常即有常。”出门后，丰子恺越想越踏实，好像能坦然面对苦难的人生了。

1944年，马一浮作了两首诗送给丰子恺：

〖红是樱桃绿是蕉，画中景物未全凋。清河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忆六桥。

身在他乡梦故乡，故乡今已是他乡。画师酒后应回首，世相无常画有常。〗

【伤恋】

1898年，十六岁的马一浮在绍兴县试中一举夺魁，声名大噪。时浙江名士汤寿潜（民国时浙江省第一任都督、交通总长），读过马一浮的文章后，大加赞赏，将长女汤仪（字润生，私谥孝愍）许配给马一浮。

当时马一浮的父亲正患病卧床，需要冲喜，经两家协商后，决定提前办喜事。于是，1899年，十七岁的马一浮娶汤仪为妻。婚后，马一浮在绍兴府城觅得房屋，与妻子一起居住，并以秀才身份进入府学，继续学业。

汤仪比马一浮大一岁，虽不识字，但温婉贤淑。她服侍有病的公公，对丈夫体贴入微，夫妻感情甚笃。婚后，马一浮耐心教汤仪识字读诗，他对妻子说：“不能识字，比于盲瞽；不能读书，比于冥行。”

1901年，在上海学习的马一浮接到家中来电，告知妻子病危。他忙连夜动身返乡，于两日后回到家中，却只看见亡妻的灵柩。马一浮肝肠俱碎，不吃不睡，不哭不语，只是在汤仪灵柩前，握着汤仪的手。直到汤仪下葬入土后，马一浮坐在冷清的屋子里，方灵魂回窍般的号啕大哭起来。

马一浮曾作《哀亡妻汤孝愍辞》，寄托自己的哀思：“孝愍归我三十一月，中间迭更丧乱，无一日不在悲痛中，浮未有与卿语尽三小时者。然浮所言他人所弗能解者，卿独知其意。……卿既死，马浮之志、之学、之性情、之意识，尚有何人能窥其微者！”

此后，马一浮终生未再娶，孑然一身地漂泊在乱世中。他说：“吾见室人临终后之惨象，惊心触目，不忍人睹，自此遂无再婚之意。”

马一浮此后与岳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汤寿潜颇看重马，一直供他读书。故而马生活优裕，也完全有时间研究学问。汤寿潜逝世后，汤仪的哥哥汤孝佶曾对马一浮谈及汤寿潜的遗愿：“亡女缘悭福浅，希望马先生能再继画眉之乐，不要再孤灯独对地苦待自己了。”当时，一些世阀大户家的女子，仰慕马一浮的为人，通过各种方式将爱慕之情传达给他。但马一浮坚决表示不再续娶。他毅然在报刊上登出了婉拒友人为他作伐续弦的公开信，云：“浮德非虞鳄，生无立锥之地；才谢孔父，已邻衰白之年。分当枯木寒岩，自同方外；此而犹议婚姻，私亦讶其不伦。”

马一浮此举赢得了汤家上下的敬重，马一浮晚年，一直是汤仪的侄女汤俶方照顾马的生活。

【佛缘】

马一浮曾改名“一佛”，他将儒家的“理事双融”与佛家华严宗的“四法界”相融合，提出“儒佛互摄”说，认为“圣教所兴，同依性具，但以化议异应，声句殊施”，“故六艺之言，显于此土；三藏之奥，演自彼天，法界一如，心源列二”。

马一浮发起在家居士，成立“般若学会”，广交高僧大德，相互切磋佛理，杭州各大寺院的方丈都是他的座上客。

许多佛教人士曾请马一浮写有传记、塔铭，如《虎跑寺五百应真造像石刻后记》、《楞严正脉科会序》、《唐高僧鉴真法师赞》、《重刻莲池大师戒杀放生文序》等。他的佛学专著《法数钩玄》，内容丰富，阐释精当，影响深远。

李叔同在上海南洋公学就读时，与在上海游学的马一浮相识。十余年后，李叔同到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任教，常去杭州城内拜访马一浮。李叔同受马影响，开始向佛，他从马处请了不少佛典经书回来阅读。出家后，他仍然跟马一浮谈佛论道。

李叔同的学生丰子恺在《陋巷》一文中记载过李叔同与马一浮的交往：“我的艺术科教师李先生，似乎嫌艺术的道力薄弱，过不来他的精神生活的瘾，把图画音乐的书籍用具送给我们，自己到山区去断了17天食，回来又研究佛法预备出家了。在出家前的某天，他带我到这陋巷里去访问马先生。我跟着李先生走进这陋巷的一间老屋，就看见一位身材矮胖而满面须髯的中年男子从里面走出来迎接我们。我被介绍，向这位先生一鞠躬，就坐在一把椅子上听他们谈话。我其实全然听不懂他的话，只是片断地听到什么‘楞严’、‘圆觉’等名词……”

弘一曾告诉马一浮，他希望得到一部《清凉疏钞》。后马一浮多方打听，寻得此书奉赠。

1930年夏，弘一法师自感“手颤、眼花、神昏、臂痛不易举”，以为“皆老之相”，决定正式闭关，不再与世人往来。但他仍不忘马一浮，托夏丏尊转交石图章一包，“向马一浮致诀别之意，说今后不再通信及晤面矣”。

弘一法师与丰子恺师徒曾做《护生画集》，出版时，二人请马一浮作序。马一浮欣然同意，并在序言中提出“护生即护心”的观点。1938年2月，丰子恺作护生画第二集时，马一浮告诉他：“务望尽力发挥非战文学，为世界人道留一线生机。目睹战祸之烈，身经离乱之苦，发为文字，必益加亲切，易感动人。”

1942年，弘一法师圆寂，马一浮挽诗曰：“高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三界犹星翳，全身总律仪。只今无缝塔，可有不萌枝。”

1954年1月10日，弘一法师的舍利塔在虎跑寺落成，塔身的“弘一大师之塔”为马一浮题写。马作《虎跑礼塔诗》曰：“昔年亲见披衣地，今日空余绕塔行。”

【性情】

《一代儒宗——马一浮传》的作者腾复认为：“马一浮彻头彻尾一副绍兴人的气质，年轻时腼腆，中年以后少言、平和，性格也是典型绍兴人的，坚忍、谦让，凡事都烂在肚子里，不愿做出头的椽子，这一点像周恩来；但又十分高傲，这一点像鲁迅。再加上儒者的方正，佛家的禅意和道家的仙气，这就是马一浮。”

1905年，汤寿潜从外国列强手中夺回浙江铁路建筑权，他与张元济等成立浙江铁路公司，自任沪杭铁路总理，建设沪杭铁路。当时，沪杭铁路的终点站设在艮山门，并准备从艮山门再铺一支线到经济繁华的日租界拱辰桥。一日，马一浮到岳父家做客，汤寿潜将铁路图纸拿出，请他参议。马一浮看后，一把将图纸撕成两半。汤的幕僚们大惊失色，忙问何故。马一浮解释说：“中国人造铁路要为中国人着想。为什么不把终点站定在羊市街闹市区北端附近，再铺一支线到南星桥，以便水陆衔接和今后铁路南延，而要把终点站定在艮山门，铺支线到拱辰桥租界去方便日本人呢？”汤寿潜觉得马言之有理，便按其建议，将艮山门改为货运站，而将终点站改建在羊市街北端（今杭州城内）。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再次邀请马一浮出山，任北大文科学长，马一浮称“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婉言谢辞。

孙传芳任东南五省联军统帅时，曾慕名前去拜访马一浮，却吃了闭门羹。家人惧怕孙传芳的权势，对马说：“可不可以告诉孙传芳你外出了？”马却道：“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弄得孙传芳下不了台。

新加坡的广洽法师对马一浮极为敬仰，见马自奉甚俭，每次拜访时总想送其钱财，以补其不足，马一浮笑着拒绝道：“和尚是吃十方的，我怎么能连和尚的东西也收下吃起十一方来呢？”

丰子恺离开桐庐赴湘潭任教前，曾托马一浮的学生王星贤带给马一些钱，马坚辞不受。丰临行之日，马一浮让王将钱退还丰，并附信曰：“远行不易，吾不能馈赆，则已矣，而反劳子留赀以遗我，是义所不当受也。……死生有命，首阳之志，吾固甘之，亦不需此也。”

马一浮入川办书院，到重庆后，蒋介石亲自设宴为其接风。宴会结束后，蒋将马拉到一旁说，素来仰慕大师的德望，要请教治国之道。马一浮推辞再三，最后说道：“唯先儒有两句话可以奉告：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此是治国的根本法。”

抗战期间，孔祥熙的母亲去世，孔派人找到马一浮，请马替其母写一篇歌功颂德的墓志铭，马一浮婉拒。孔祥熙并不死心，再派人向马一浮请求，并许以黄金若干两为酬劳。这次，马一浮听说是金钱交易，顿时从椅子上站起来，冷冷说道：“我从不为五斗米折腰，请回吧！”来人只得悻悻而返。

马一浮的弟子王伯尹天资聪颖，懂诗道，向马请益长达十载之久。而马一浮亦有意培养他入作者之林，经常为他改诗。王伯尹因病去世后，马一浮极为惋惜，曾作《哀王伯尹》诗纪念王。他在诗前的小序中写道：“病前曾以《秋阴》五言属为点定，予和以短律。不谓未及旬日，遂成绝笔。因作此以志吾哀，使死而有知，亦冀抒其悒郁耳。”

复性书院与武汉大学毗邻。钱穆回忆，马一浮自处甚高，与武汉大学的学者极少来往。武大学生请他去演讲，他拒绝，武大学生想到复性书院旁听，他亦不允。

马一浮为人写字，一律不加上款，他说：“求书者多索题上款，昆弟之雅，昔唯限于通家；先生之称，今乃施之行路，既嫌滥附，亦病不诚。”

马一浮一度写字卖字，事先声明只写一年，且规矩甚多：写字一律不题上款，如必需上款，则润资加倍；有五“不书”：一不书祠墓碑志，二不书寿联、寿序、征启，三不书讣告、行述、像赞，四不书题签和时贤作品，五不书市招；他人书画碑帖，真赝杂出，凡有友朋见属，概谢不应；无介绍不书，立索不书，书画碑帖的题跋不书；凡自作诗请他书写，皆以一首为限。

马一浮赴宴，不必主人相请，便径自入座，先据首位，从无例外。

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请马一浮出山，于1947年让马镜泉去南京国史馆任职，马镜泉说：“当时他们想请伯父去的，先让我去有钓鱼的意思吧，侄子去了，伯伯也会来的。”但马一浮并不理会，仍在杭州隐居。

1958年，马一浮为自己写下《自题墓辞》：“孰宴息此山陬兮？谓其人曰马浮。老而安其茕独兮，将无欲以忘忧。学未足以名家兮，或儒墨之同流。道不可谓苟悦兮，生不可以幸求。从吾好而远俗兮，思穷玄以极幽。虽笃志而寡闻兮，固没赤而怨尤。惟适性以尽命兮，如久客之归休。委形而去兮，乘化而游。蝉蜕于兹址兮，依先人之故丘。身与名其俱泯兮，又何有夫去留。”

1963年，马一浮将自己历年所作书法精品357件（册）献给国家；转年，他又将自藏的唯一一张宋画献给国家。

马镜泉回忆，马一浮凡事都讲礼仪规矩。每逢休息日，马镜泉和夫人一起去蒋庄看望马一浮，吃饭时，马一浮都要先排座位，不能乱了秩序。吃完饭，马一浮一定要用凉开水漱口，之后才开始看书。

马镜泉又回忆，马一浮看书时喜欢抽烟喝茶，他说抽烟“百害而一益”，据说这“一益”指可以集中思维。

一次，溧阳人士彭味辛得知马一浮生病，寄给他二百元。马复函称：“此款留为他日墓畔植树之需。”

马一浮的弟子寿毅成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其父病重，写信告知寿，让其立即回国拜马一浮为师。寿回国找到马一浮，说明父亲的意愿，马出口回绝，寿双膝跪地，哭道：“如果你不当我老师，我怎么对得起我父亲。”说完长跪不起。马一浮只好同意收下这个学生。后寿毅成罹患癌症住院，其父母早亡，夫人亦不在身边，马一浮得知其病重的消息后，决定去医院陪护。此时马正好患白内障，为了能天天陪伴寿，他也到医院住院，住在寿的隔壁，照顾其吃饭、小便等。同病房的人皆以为这个白发苍苍、一把胡子的老人是寿毅成的父亲，得知是其师后，都深为感动。

马一浮临终时作诗云：“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仙风】

钱穆回忆马一浮：“一浮美风姿，长髯垂腹，健谈不倦。……一浮衣冠整肃，望之俨然。而言谈间，名士风流，有六朝人气息。”

马一浮是西泠印社成员，自用近百方印都是亲手所治，典雅静穆，颇得汉人心法。

隐居永福寺期间，马一浮曾写信给谢无量描述自己的居住环境：“永福寺禅房，粗为添葺，凿通户牗，安置几榻，聊可憩止。户外有老梅数株，方华。户对岖岭，松竹交映。虽颇简陋，差有幽藐之致。时往登览，辄复兴怀。”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一浮携万卷藏书离开杭州，避兵桐庐。丰子恺也率领全家到达桐庐，两家相距仅一里之遥。丰子恺每日必去拜访马一浮。时值隆冬，太阳却是暖融融的，风也并不寒冷。丰子恺一般上午到马家，如果天气晴好，马一浮便拉着他和门人王星闲到竹林边晒太阳。“童仆搬了几只椅子，捧了一把茶壶，去安放在篱门口的竹林旁边。这把茶壶我见惯了：圆而矮的紫沙茶壶，搁在方形的铜炭炉上，壶里的普洱茶常常在滚。茶壶旁有一筒香烟，是请客的；马先生自己捧着水烟筒，和我们谈天。”有时马一浮也抽一支香烟，他那“弥高弥坚，忽前忽后，而亦庄亦谐的谈论，就在水烟换香烟，香烟换旱烟之间源源地吐出来。”许多年之后，丰子恺对如此诗情画意的“桐庐负暄”仍记忆犹新。

丰子恺曾说：“我每次从马氏门中回来，似乎吸了一次新鲜空气，可以继续数天的清醒与健康。”

马一浮于书法诸体均有极高成就，他的行草得益于褚遂良《雁塔圣教序》，高古清雅，瘦硬遒劲，富有书卷气和山林气。丰子恺说，马一浮是“中国书法界之泰斗”。

1950年，马一浮应弟子蒋书庵之邀，住进了蒋庄。他在《香严阁日谱》中描述居所：“庚寅夏四月望。移寓苏堤定香桥蒋氏别业之香严阁，主人所目为西楼者也。临水为楼，轩窗洞豁。南对九矅山，山外玉皇峰顶，丛树蔚然若可接。东界苏堤，槐柳成行。西望三台，南北高峰迤逦环侍。唯北背孤山、宝石山，不见白堤。避喧就寂，差可棲迟。南湖一曲荷叶，田田若在。庭沼俯槛，游鱼可数。今日湖上园亭寥落，此为胜处矣。”

【茶趣】

马一浮好茶，何满子曾说：“近人品茶鉴赏最精的，有马一浮先生。”

晚年，马一浮定居花港观鱼蒋庄，附近就是驰名中外的龙井茶叶产地。他喜欢龙井茶，每当新茶上市，友人总是送些请他品尝。但他最爱的茶却是云南沱茶。

一次，友人从云南给马一浮带回沱茶，介绍说：“沱茶为普洱茶之一种，色褐微红，光泽洁润，味香而醇，饮之具有一种深沉隽永的韵味。”马一浮尝过后，便对沱茶极为喜欢。他觉得，比之沱茶，龙井太谈了。但杭州并无销售沱茶的商铺，无处购买。只能由友人偶尔从云南带回，或者托人在云南购买。后来，汤彦森终于打听到，上海一家特产商店有售，这才解了马的茶急。

对烹茶工具、炊具，马一浮极为讲究。他精心打造了一套茶具：茶炉体积小、形体圆，比排球略大，为马选用上等铜材，聘请能工巧匠所打造；炖壶则用粗砂烧制，烹茶味纯，没有铁锈味道；泡茶用的紫砂壶为马从宜兴找名家订做，形状古朴，质地细腻，盖如南瓜蒂，上刻一联云：“汤嫩水清花不散，口甘神爽味偏长。”拨弄炭火的小火钳为铜制成，只有常用火钳的一半大小；饮茶用的小茶杯只比北方酒盅稍大些，极为精巧。这套茶具，马一浮一直用了几十年，“文革”中佚失。

马一浮对煮水的火也很讲究。起初，他用木柴烧茶，烟熏火燎，污染水质；后来改用煤球，水味仍不纯正。后来，他自行研制了一种无烟无臭的小炭饼：先挑选上等木炭，捣碎加水拌匀；再用木板做成许多月饼大小的小木模，把木炭泥装入其中，待干燥后取出即成。

品茶时，马一浮常自斟自饮，闭目养神。他边品茶，边赏诗。读卢仝“肌骨清，通仙灵，两腋习习清风生”句，他说：“这是道家境界！”读范仲淹的“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时，他便说：“一派仙气。”读金田和尚的诗句“不但清心明目好，参禅能伏睡魔军”时，他认为：“这和尚正探求佛理。”但又评说：“若就诗的意境而言，金田和尚比卢、范二位差之远矣。”

马一浮将紫砂壶中的“茶锈”（茶垢）美其名曰为“茶山”，从不洗涤，每天早上仅用清水冲涮一下。有人问其故，他说：“有了茶山，水更清，味更纯，如此而已。”

【逸事】

1903年，马一浮到国外游历，先至美国，后到欧洲。他在出国前，就听说马克思写有一部《资本论》，所以他一到美国就时时留意。一日，他正患感冒，带病到“约翰书店”买书，竟买到了他渴望已久的英译本《资本论》。他大喜过望，如获至宝，他在日记中写道：“昨日，吃种种之药，吃一块之面包，吃半杯之饭，都不觉好恶。晚来，脸痛略减，早起，又甚，奇哉。下午，得英译本马格士《资本论》一册。此书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胜服仙药十剂！余病若失矣！”

回国时，马一浮又买了一本德文版《资本论》。回国后，他将英文本送给了好友谢无量，德文本送给上海“国学扶轮社”收藏，并建议将之翻译出版。所以，马一浮被认为是将原版《资本论》传入中国的第一人。

上海“国学扶轮社”解体后，马一浮赠送的那本《资本论》流落到上海书肆，被马君武寻得。他发现了马一浮读该书后的题跋，于是买下转赠马一浮。抗战期间，马将此书赠送给浙江大学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院校调整，浙大的文科书籍大多归杭州大学收藏，马所赠的《资本论》成为杭州大学图书馆的压库之宝。

17岁的马镜泉父母双亡后，前来投靠堂伯父马一浮。马一浮替他改名（原名马金泉），并让弟子袁心粲担任侄儿的老师，后来袁到外地任职，马一浮便将马镜泉带在身边，说要培养马镜泉作诗。马镜泉说：“不过这个谈何容易，到目前为止，我一股脑儿作了三首诗。”

马镜泉回忆，马一浮在葛荫山庄的“房间也不大，都是白色的，帐子是白的，棉被是白的，没有一样东西不是白，除了一件，就是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