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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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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梁漱溟完成《人心与人生》一书后，觉得自己再无所留恋，可以去矣。学生写信劝说，梁解释道：“吾自是一‘非常人物’，莫以俗人看我。我从来自己认为负有历史使命——沟通古今中外学术文化的使命。相信我的著作将为世界文化开新纪元，其期不在远，不出数十年也。”
梁漱溟认为自己是思想家，而不是学问家，他晚年接受美国学者艾恺访谈时说，“我不够一个学问家”，因为讲中国学问，得从中国文字学入手，中国的文字学我没有用功，所以我的中国学问很差，很缺少；我外文不行，所以外国学问也不行。“从这两方面说，我完全不够一个学问家”。“我所见长的一面，就是好用思想，所以如果说我是一个思想家，我倒不推辞，不谦让”。思想家与学问家不同之处在于，学问家知道的东西多，吸收的东西多，里边当然也有创造，因为没有创造就不能吸收。但对于思想家来说，虽然他也知道许多东西，但他的创造多于吸收。“所以我承认我是思想家，不是学问家。”
梁漱溟又对艾恺说，他认为，王阳明“对生命已经透彻”，而自己是个普通人，“可能比其他的普通人不同的一点，就是我好像望见了，远远地看到了……王阳明，看到了孔子。……不能很清楚地看见，好像天有雾，在雾中远远地看见了孔子是怎么回事，王阳明是怎么回事，远远地看着”。他觉得自己“比起王阳明来，还差得远”，“在彻悟上，阳明先生他有他的彻悟，我不够”。
【新儒】
梁漱溟一生追求两个问题：一是中国问题，即现实的中国国家问题、社会问题；另一个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
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说，自己一生中有四件事情始所未及：第一，最讨厌哲学，结果自己却讲了哲学；第二，在学校没读过孔子的书，结果讲了孔子的哲学；第三，未曾读过大学，后来教了大学；第四，生于都市，长于都市，一生却致力于乡村工作。
梁漱溟认为，父亲梁济“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个天资高明的人。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
梁济投湖殉情前，问儿子梁漱溟道：“这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
民国初年，梁漱溟在同盟会的《民国报》当编辑，也做外勤记者，常用寿民、瘦民等做笔名。一次，总编辑孙浚明为梁写了一幅扇面，上款题“漱溟”二字，梁认为孙代拟的笔名很好，甚合其心意，从此便以“漱溟”为名。
梁漱溟的观点常常前后不一，他也说自己常反思以前的观点哪里不对，哪点理论不通、幼稚，于是有人批评梁漱溟的哲学前后不对嘴，梁漱溟说：“前后一致那是说永远的错误！”
梁漱溟的处世原则为：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梁总结了三种人生态度：逐求、厌离、郑重。
梁漱溟尝言：“朋友不终，是很大的憾事。”梁有家训曰：“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学生于长茂回忆，梁漱溟虚心好学，当时研究院训练部主任陈亚三是梁在北大哲学系的学生，但陈讲儒家哲学讲座时，梁常列席听讲。
梁漱溟待人直来直去，他总是诚恳地微笑，使见者大为感动。李兢西说：“分明你想去欺骗他一件事情，到了他面前时，你便不由的会把实话说出来了。”梁漱溟对此也很是满意，他说：“我相信人，可是我也没有吃过相信人的亏。”
梁漱溟与李大钊相熟，李就义后，他说自己不敢与李相比，“也不敢冒昧地自居于交谊深挚之列了”。
梁漱溟育有两子，分别起名培宽、培恕，此二名可见梁“最后一个儒家”的精神气象。
在论及乡村建设时，梁漱溟说：“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他看到众生均循环沉沦于生死之中，很可怜的，所以超脱生死，解决生死，遂抛弃一切，不顾一切。现在我来做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朋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般的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
抗战时期，梁漱溟在重庆办学，曾有反“政府”之论。沈醉带特务前去查办。梁正气凛然地说：“我这是小骂，对你们，对抗日有好处，如果你们仍不改悔，我今后还要大骂。”
1941年，《光明报》因发表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为蒋介石所不容。王云五、成舍我、李师曾先后劝梁漱溟去重庆参加参议会，梁一一辞谢。最后国民党搬出了杜月笙。杜邀梁在茶楼喝茶，先是一番恭维，然后话题一转说：“我们素以信义著于天下，说话是算数的。我愿陪梁先生同去同回。”梁最终还是拒绝前往，让杜月笙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钉子。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梁漱溟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痛斥：“特务们，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他发表了《民盟秘书长的谈话》，并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
叶笃义回忆，马歇尔、司徒雷登不只一次当面称赞梁漱溟是中国的甘地，二人说梁的“清瘦体态，边谈话边摇扇子的神态，他们活生生看到印度的圣雄甘地了”。叶将二人的话翻译给梁听，梁听后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愧不敢当”。
解放军渡过长江后，梁漱溟看到毛泽东的诗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有“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之句，连说：“错了！错了！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偏激与惰后都不行。唯有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必将统治世界，而真正统一中国的方法也只能是适应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的中和。”他说“追穷寇”是错误的，并引述《孙子兵法》中“穷寇勿迫”的论点加以佐证。
梁漱溟重“慎独”，认为此道是儒学的精髓：“修齐治平都在诚意上用功，都在慎独；慎独是贯内外的活动，亦即修身为本之实行。”他连自己做的梦都要认真地加以检点，1951年4月7日，他在日记中自责“梦中念头可耻”，次日又记载：“思议大学修身为本疑问若干则，夜梦起念头可耻马上自觉。”
梁漱溟曾作诗评论郭沫若道：“淡抹浓妆务入时，两朝恩遇鬓垂丝。曾经招对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口词。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枝。”
“文革”中，梁漱溟说：“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
“批林批孔”期间，政协开会，群起攻之，对梁漱溟说了许多难听的话，梁自然不好受。他在日记中自我检讨道：自己修养不够，为什么人家说点儿什么，我就睡不好觉呢？
“文革”后落实政策，梁漱溟却拒绝申报损失，他说：“我所受的损失，不是任何金钱所能补偿回来的。”
梁漱溟并不因尊重某人而对其全面肯定。他素来敬重梁启超，但在回忆文章中依然评判梁启超在政治上的得失；他与熊十力相交甚厚，但在追忆熊时，亦“指摘”其著述的粗疏和错失。梁认为“学术天下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如此不负40年的交谊。
梁漱溟曾说：“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学。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他说自己是一个问题中人，不断在问题中生活，研究佛学、儒学或西方的理论，都是为了解决问题。所以，山东孔子研究所欲聘其为专家，给他寄来登记表，他拒绝道：“我不是专家，谁认为我是就让谁填去。”
晚年，梁漱溟回忆：“我曾哭过两次，一次在曹州，系由学生不听话所致；一次是陈铭枢出卖了李济深，使李被蒋介石软禁汤山温泉一段时间，我觉得太不应该，曾大哭一场。”梁对陈素无好感，后陈被划为右派，到香山自杀未遂，梁听闻后，说陈纯粹是出洋相。
晚年，梁漱溟曾书一座右铭：“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他常劝告家人和好友：“一个人动不动就气盛，发怒，势必伤肝，火攻心。如气盛不得平和，不外露，则又积郁于内腑，两者都伤肝劳神，有损于健康。所以说气平情淡，自长自消，称得上身心锻炼的一项真正过硬功夫。”
美国学者艾恺称梁漱溟为“最后的儒家”，梁并不认同，他说自己是一个佛家。他将自己与熊十力进行比较：“我与熊先生虽然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以此相交游、共讲习者四十多年，踪迹之密少有其此，然彼此思想实不相同。熊先生应归属儒家，我则佛家也。”
梁漱溟对艾恺谈及身体与心理的关系时说：心是超过身的，心和身的关系，用八个字说，就是“好恶相喻，痛痒相关”。
梁漱溟认为，能够传承中国儒家学说的，一个是宋朝的程颐，一个是明朝的王阳明。而他则更欣赏王阳明的弟子王心斋（艮）。他曾对贺麟说：“只有王阳明的《传习录》与王心斋的书可读，别的都可不念。”
梁漱溟崇拜诸葛亮，他说：“我爱他的谦虚。一般人都认为他很有智巧，其实他很谦虚，愿意听人家指责他的话。谦虚谨慎是最可贵的品质，一个人自以为聪明、了不起，那就不行了。”
梁漱溟对中国文化极为自信。艾恺问梁对“全盘西化”的看法，梁说：“这个也是一个自然之势吧。事情发展到今天，自然如此。这个不足为怪。实际上，可以说是动摇不了根本。”艾恺问道：“动摇不了根本？”梁答：“实际上动摇不了根本。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可怕，没有关系。”
艾恺又问梁漱溟，是否认为中国还有得到欧美现代化的好处、避免欧美现代化恶果的可能性，梁漱溟回答说：“我想，相对地说是可能的。中国假定能够说有民族性、民族精神，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尽管说，他已经变化很大，或者是破坏很大，但是还是有他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气味。”
【泰然】
梁漱溟曾送友人一联：“无我为大，有本无穷”。对于生、死，梁漱溟的态度是“任其自然”。
抗战时，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他写信给长子梁培宽说：“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
袁鸿寿在桂林七星岩设素席宴请梁漱溟，饭后，他们在七星岩一株小树下闲聊，恰敌机前来轰炸，袁大惊失色，要避，梁却“镇定自若，聊天如常”。
香港沦陷时，梁漱溟在敌机弹雨之中安然打坐，人问其故，他说：“我尚有大业未成，不会遽死！”
在港的文化人乘船撤离，天空有日机轰炸，水中有水雷骚扰，满船的人都惴惴不安，彻夜难眠，唯有梁漱溟鼾声如雷，睡得很香。有人问：“先生不害怕吗？”梁答：“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国怎么办？”
新中国成立后，袁鸿寿每受委屈，便愤不欲生。梁漱溟来劝说，不谈客观原因，最后总是对袁说：“不要对自己过不去。”袁听罢如醍醐灌顶，信中积怒顿消。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人都住到户外避险，梁漱溟却安居不动。家人再三劝说后，才在寓所后门的草地上露宿了几个晚上。
晚年，梁漱溟对艾恺谈及“文革”的遭遇时，只是说，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几天我就过去了”。
94岁的梁漱溟谈及“文革”时又说：“行云流水，不足挂齿。”“‘文化大革命’是突如其来的，很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物质上受了点损失，也不是我一家一户，全中国的千家万户都受到骚扰。我的女人吃了苦头，我还好，活了下来，历劫嘛！所有的字画、简牍、图书都烧毁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不过，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1980年，美国学者艾恺专程来访，二人进行了数次长谈。有一次，艾恺问：“梁先生是年纪很大，而且具有智慧的人，你对人的死亡有没有见解？”梁漱溟回答：“我曾经说过死亡不会断灭。有些人认为人死了就完了，没有这个事情。我不是说过八个字‘相似相续，非断非常’。生命本来就是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相似就是了，前一分钟的我跟后一分钟的我相似就是了。其实早已不是一回事。相似相续，连续下来，不会断，非断。非常，常是恒常。还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早已不是一回事。人都如此，生命就是如此，那我也是如此。”艾恺又问：“人总是怕死吗？”梁漱溟答：“不愿意死。其实不需要怕，不需要希望长生。任其自然，因为任其自然才是‘廓然大公’。”
【温良】
20年代，梁漱溟在北京讲演《人心与人生》，听者每人收费一元。梁认为收费的目的“是真想让人来听，或因花过钱而注意听，否则不免有人随便入座并不真有兴趣听”。但他又怕有的学生没钱，于是特别说明没有钱者可以写信给他索要听讲券。唐君毅因“受到一种精神的威胁没敢去听”。不久，唐收到梁托人带给他的五元钱，因为梁怀疑唐是没钱才没去听的。唐君毅晚年回忆此事时，觉得对不起梁先生。
梁漱溟在香港办《光明报》时，梁任社长，萨空了任经理，梁的月薪是100元，给萨空了定的却是月薪200元。因他独自在港，花销小；而萨空了全家在港，负担重，梁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半，给萨空了补贴家用。
三四十年代，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和在重庆办的勉仁国专都招收了许多穷困的学生，其中不乏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他从不问学生的政治倾向，当有学生被捕时，他便多方奔走、呼吁，保释被捕学生。段继李、高一宇、唐宦存、周述质等学生都得到过梁的帮助。勉仁国专一度成为民主运动的“保护伞”和“避难所”。
1944年，梁漱溟再婚，其次子梁培恕不能接受后母，抄一首写孀妇的诗“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给父亲。梁漱溟看后点点头，就算父子交换意见了。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研究所的学生吴顾毓“文革”期间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刑五年，刑满获释后靠糊纸袋为生，生活难以维系。梁漱溟得知其状况后，立即拿出存折，让袁鸿寿寄给吴200元。袁怕寄得太多给吴带来麻烦，每次给他汇去20元。此后，每次梁领到政协委员工资后，必到邮局汇去20元，一直到吴脑溢血逝世为止。梁漱溟又极力奔走，寻找证据，为吴平反，使得吴不至于含冤九泉之下。
袁鸿寿回忆梁漱溟：“梁老最初工资三百多元，后来减为二百多元，但每领薪之日即汇寄亲友之贫困不能维持生活者，从五元至三十元不等者若干家，自己家用只留百余元左右。……梁老之慈祥正直，乐于助人，我们是万万不能及的。‘文革’中，我在最困难时期，每月只给生活费9元，梁老闻之，不让我求助于我的老伴。他说：‘妇女受不得刺激，你还缺多少？’我说：‘我不能戒烟，每月还缺14元。’他立刻给我28元。他补充说：‘我平时修养不够，现在冤假错案，如此之多，心中还有不平之感。’”后来袁恢复名誉后补发工资一万多元，梁立即向他要回这28元，袁认为，梁提醒已摆脱困境者还借款，目的是给另一些仍在困苦中的友人雪中送炭。
在“梁漱溟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已91岁高龄的梁漱溟站着发言15分钟，主持者三次请他坐下，他都谢绝了。
由于不堪访客络绎不绝之苦，梁漱溟亲书《敬告来访宾客》：“漱溟今年九十有二，精力就衰，谈话请以一个半小时为限，如有未尽之意，可以改日续谈，敬此陈情，唯希见谅，幸甚。一九八六年三月，梁漱溟敬白。”前去拜访之人从墨迹的颜色上判断，那“一个半小时”的“半”字，是后来加上去的。
梁漱溟平易近人，每遇有人相求，只要他认为在理，必尽力帮助。复信他从不假他人之手，即便在垂暮之年也亦然。如一时无力作复，他便在未复的函件上注明“待复”。无论上门拜访的客人年长年幼，位尊位卑，他都竭诚相迎，别时送之门外，鞠躬揖别。送人著作，必在扉页上题字盖章，写上“××先生指正”，然后署名盖章，一丝不苟。
【悲悯】
1917年，梁漱溟从湖南回北京，一路目睹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写下《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号召学人起来拯救苍生。梁将此文放在教员休息室中供教员们取阅，辜鸿铭看后称赞梁道：“有心人哉。”胡適则在日记中写道：“梁先生这个人是要闹革命的。”
1917年，梁漱溟完成其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认为解决中国问题应先进行社会改造，社会改造的重点是乡村，即进行“乡治”。
王先进回忆，一次，梁漱溟在山东第六中学讲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时，愤怒地用手中的小草鞯（钉黑板用的）拍桌子，泪水如下雨似的从眼镜下流出。
某次，梁漱溟在北京街头看见一位拉人力车的白头发老人，十分吃力地往前拉车，而坐车的人，却拼命地催他快走，结果一下就摔倒在地上，白胡子上沾满了鲜血。梁见此情景，一下子便流出泪来，从此再不坐人力车。
30年代，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试验区，他长期在农村生活，只有过年时才回家住上几天。过年期间，他绝不看戏，也不许家人去看。因为他体会了农村的种种苦楚，认为看一场戏就花去几块钱，实在是一种罪恶。他曾写信给外甥说：“（我）回家矣，终不肯听戏（亦不叫你们听戏），盖在外县地方，看见老百姓之苦，觉得我们一听戏，随便就是几块或十块（包厢十块还不止），实属太过；而此心恻恻焉亦不生贪玩乐之心也。”
【逐求】
梁漱溟回忆：“我少年时有一种反对阔绰享受的心理。古人说：‘不耻恶衣恶食’，我则以美衣美食为耻。父母兄长皆爱看京戏，我不要看，我表示反对。……像‘第一舞台’（北京最早建筑最阔的大戏院）‘真光影院’（较早的阔电影院）那种车马盈门的情形我尤其憎恨，觉得我若侧身其间将是莫大耻辱。哥哥的心理与我不同，他爱享受而喜欢做官。记得有一次（约在一九一一年）我与母亲在屋内谈话，哥哥从窗外走过，母亲叹道：‘那一个是官儿迷，这一个是要革命的！’”
辛亥革命前，梁漱溟加入了京津同盟会，不顾家人反对，剪去辫子，以示和清廷决裂。辛亥革命爆发后，正在中学学习的梁漱溟没有继续上学，而是到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任外勤记者。由于职业的便利，他更能清楚地看到上层社会的黑暗和下层民众的苦难，对革命很是失望，开始信佛，并一度想出家。
王先进回忆，梁漱溟在山东第六中学任教时，因社会上贫富不均，富者奢侈浪费，穷者无钱上学，故提议在招生简章中写明：有钱者多出钱，贫穷者少出钱，无钱者不出钱。此提议一出，遭到许多老师的反对。梁坚决道：“我辞了北大教职，到此地任高中部主任，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若这条章程通不过，我来做什么？”于是众老师便接受了梁的提议。但开学第二个月，管爨者便遇到了困难，第三个月便办不下去了。因为有钱者只拿出自己饭费的那份，管爨者让他们多拿，他们便说：“我们仅能供给自己读书，没有力量代人付钱。”无钱者不出，还嫌只有面食，没有大米，管爨者让他们交钱，他们便拿着招生简章说：“你们招生简章不明明说无钱者不出钱嘛，因为我们无钱才投考这个学校的。我们出不起钱。”而开始交少量钱的贫穷者也开始宣称自己无钱，拒不交钱了。面对此情形，梁漱溟只好辞职离开了。
梁漱溟认为，“乡治”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个新方向”。他的乡村建设理论“萌芽于民国十一年（1922），大半决定于十五年（1926），而成熟于十七年（1928）”。梁漱溟认为，无论是维新变法还是辛亥革命，都是学习西方，结果却造成了中国乡村的衰落。他认为西方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认为中国的自救之路，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为此，他倡导乡村建设，辞去北大教职，从1927年开始在河南、山东等地从事乡村建设实践，直到抗战被迫停止。
20年代初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时，曾请梁到他的驻地北京南苑讲学，当时韩复榘在冯部任团长，曾听过梁的讲演，并对梁的乡村建设理论很是欣赏。当韩后来成为封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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