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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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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不赞成死读书，他说：“研究学理，必要有一种活泼的精神，不是学古人‘三年不窥园’的死法能做到的。”
一次，蔡元培问学生：“一加一等于几？”在座的学生以为蔡此问有什么高深的学问，都不敢贸然回答。过了很久，一位学员鼓足勇气说：“先生，一加一等于二。”蔡当即大笑说：“对嘛。一加一就等于二。你们这样崇拜甚至迷信偶像，竟然连真理都不要了。”
【办学】
蔡元培一生致力于教育，办学无数。早在清季，他就先后在家乡主办绍郡中西学堂、嵊县剡山书院、绍兴府学堂、越郡公学、明道女校等，曾任稽山中学名誉校董。此后，他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又兼任北京孔德学校校长、法文专修馆馆长等职。某年，孔德学校因地界问题与某大学对簿公堂，开庭时竟发现，原告为“某大学校长蔡元培”，被告为“孔德学校校长蔡元培”。足见蔡元培办学之多。
1898年，蔡元培担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校长）。蔡到校后，在原有的英、法两门外语之外，又添日语，并延聘日本人前来任教。当时中西学堂的教师分为新旧两派，经常发生辩论。但因蔡支持新派教师，旧派教师诉诸督办，督办让蔡将清廷发布的“正人心”上谕抄录悬诸礼堂，蔡便愤然辞职。
1901年夏，蔡元培到上海代理澄衷学堂校长。是年9月，到南洋公学任经济特科班总教习。次年，蔡元培与蒋维乔等人创办中国教育会并担任该会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吴稚晖回忆，爱国学社筹备之初，经费奇缺，蔡元培决定前往南京筹款，时其年仅十岁的长子阿根正病重，他亦无暇顾及。临行前，家人告知阿根已气绝，他顾不上看爱子最后一眼，只是挥泪嘱托朋友代办后事，毅然登轮而去。三天后，他终于借得6000元，爱国学社这才有了创办经费。
俞子夷回忆，爱国学社旨在培养文武双全的爱国者，故每日都要出兵操，学员们也十分积极，分成各个小队，无论晴雨，都认真练习，所穿操衣的领、袖、裤管上均有红镶边的宽黑条，穿上十分威武。蔡元培也参加兵操，穿上同样的操衣，从不缺课，并轮做小队长，学喊口令。许多年后，吴稚晖对人言：“三十多年前，在浦东我也曾上过操。那时站在我前面的，就是蔡孑民先生。蔡先生也常常会把左右转弄错了，真把我急得要死！”
1915年6月，蔡元培与李石曾、吴玉章等人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组织青年学生到法国勤工俭学。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是在华法教育会的帮助下，得以赴法留学。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从1912年起，短短4年，北大校长四易其主，但历任校长都难使北大有所改观。对于蔡应否出长北大，莫衷一是，孙中山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教育。”蔡元培日后谈及自己到北大的原因：“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我不必就职的颇多……但亦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该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了，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教育】
蔡元培说：“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未来。”
蔡元培在致吴稚晖的信中说：“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
蔡元培明确表示教育要超然于政党之外：“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例如，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与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之外。”
蔡元培说：“大学教育的目的与观念是明确的，就是要使索然寡味的学习趣味化，激起人们的求知欲望，我们决不把北大仅仅看成是这样一个场所——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训练，训练他们日后成为工作称职的人。……这所大学还负有培育及维护一种高标准的个人品德的责任，而这种品德对于做一个好学生以及今后做一个好国民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任教育总长时，蔡元培与次长范源濂的教育方法相异。范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则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于是合二人意见，从小学到大学一并整顿。
蔡元培颁布法令，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将各级各类学堂统一称为学校，监督、堂长等一律改称校长，规范了每学期的开学时间；他废除小学读经，首先提倡美育。任北大校长时，蔡元培改“门”为“系”，这一称呼被各校所采用，并沿用至今；他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他在北大时，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即学生可以自行选择选修课。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北大开学典礼上发表就职演说，他与北大学生约法三章，要求学生：一是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是砥砺德行，“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心励人”；三是敬爱师友，“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
出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提出：“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改革北大。经过蔡元培的改革，仅两年多时间，北大就焕然一新了。
蔡元培到北大前，北大的教职员和学生之间几乎不发生联系，学生有事和学校接洽，须写呈文，校长批示后张贴出来，如同衙门的公文。当时的北大学生顾颉刚回忆，蔡到北大后，立即贴出布告：“此后学生对校长应用公文，不得再用呈文。”之后他又办《北大日刊》，刊登教员学生的文章，学生对学校所提建议，他也在日刊中登载，并督促教员实行。如此一来，学生与学校的隔膜便越来越少，教员和学生也平等起来。
在晚清时代，北大（时称京师大学堂）学生多是达官贵人子弟。到民国初年，贵族子弟还是不少，这批学生，经常逛八大胡同，吃喝玩乐。有一个学生，每天打扮得油头光脸，坐着洋车上学，那辆洋车装有六盏灯，两个铃，车子经过，一路上叮铛作响，路人为之侧目。他们读书，目的只在混一张文凭，将来可以做官。蔡元培到任后，召集各班班长成立学会。在他的指导下，书法研究会、音乐会、辩论会等竞相成立，于是学生中打牌听戏喝花酒的越来越少。1918年5月，蔡元培成立进德会，北大教员及学生入会者近五百人。进德会虽不能约束所有会员，但北大风气为之一新。
蔡元培还规定，考试后不再公布分数，只是私下通知留级的学生。他这么做是希望学生为了学问而学习，而不是为成绩而学习。
蔡元培在北大内部推广平民教育。1920年1月，北大平民夜校开学，蔡元培发表演说，高兴地称这天“是北京大学准许平民进去的第一日”。
北大建校25周年时，第二院大礼堂举行音乐会，演奏开始前，一些有票的学生的座位被没有票的学生占据了，进不了礼堂。蔡元培请无票的学生自觉退出礼堂，他说：“我们这里是北京大学的礼堂，不是沙场。”据川岛在《十五年前的一个小故事》中记载：“蔡先生说完这些话之后站在台上，只听见台下一阵鼓掌声，有一百多位没有持券的人都站起来，依着次序陆续的出去，大家静悄悄的。蔡先生还站在台上，含着微笑点首。我座位的周围是空虚而且寂静，眼看没有券的人一个个的退去，有券的人一个个的进来，第二院中还是那么静穆和严肃，音乐演奏会还是按时开幕。我鼻子一酸，含在眼眶里的眼泪要跟着蔡先生的微笑一齐出来，我不知道巍然在我前面的是高山呢还是大海。”
蔡元培一直坚持教育上的男女平等，他任教育总长时便颁布法令，宣布男女在教育上平等。不久，初级小学实行了男女同校，但高等学校一直未开放女禁。1919年12月，蔡元培任馆长的法文专修馆经蔡许可，招收了两名女生。之后，蔡决定先斩后奏，率先在北大招收女生，因为“一提议，必不通过。其实学制上并没有专招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时有女生来报名，可即著录；如考试及格，可准其就学；请从北大始”（蔡元培语）。
1920年2月，因考试期已过，蔡元培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后增加到9人）入校旁听。此事在北大校内外引起轰动，顾颉刚回忆，一日他去取《北大日刊》，发现报纸已经被同学强行买走，原来这天的报纸上登了三名女生的名字照片，大家要先睹为快。而外界舆论更是一片哗然，甚至总统徐世昌都出面警告北大，认为国立学校应该保持“崇高的道德水准”。但当时并无法律明文禁止男女同校，最后不了了之。是年秋，北大正式招收女生。
最早进入北大旁听的女生王兰是北大学生王昆仑的姐姐，当时因病失学在家，很想进北大求学。王昆仑去找蔡元培，蔡问：“她敢来吗？”王答：“她敢。”蔡说：“可以让她来试试。”于是王兰便进入北大读书，并率先剪了头发。
1920年10月，燕京大学男女两校合并，蔡元培应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之请，作为北京男校代表参加合并联欢会。但他却并不认为自己是男校代表，他说：“与我有关系的学校都不是专收男生的，法文专修馆，我是挂名的馆长，馆中有女生两人；在孔德学校，我是挂名的校长，校内一百多学生，女生比男生还多；我专任的国立北京大学，现在也有九名女生。这几个学校，可以叫作男校吗？”他的话引来台下阵阵掌声。
男女同校引起许多旧势力的不满。1920年夏末秋初，曹锟、张作霖在中央公园宴请各部总次长及军警长官。张作霖突然发问：“诸公可曾听说北京有个姓蔡的闹得很凶吗？”曹锟说：“是不是那个男女同校的姓蔡的？”张说：“可不是。”曹转身对王怀庆说：“老弟何不看管他起来。”
蔡元培的改革使得北洋军阀对他恨之入骨。五四运动爆发后，据说徐树铮竟在景山顶上架炮，炮口对准北大以示威。1923年，教育总长彭允彝更是不客气地下令：“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应免本职！”1927年，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更是下令通缉已逾花甲的蔡元培，蔡只好从浙江坐木船走海路逃到厦门。他对厦大浙江同乡会报告浙江革命工作，说到革命的不顺利处，竟痛哭失声。
林纾曾发表公开信斥责蔡元培的兼收并蓄，蔡复函谈及其办学主张，第一条为：“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兼收】
蔡元培主张兼容并包，他说：“大学之大，因其无所不包，各种言论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于互相诟骂。如各有主张，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不必攻击或排斥他种主张。”
入主北大后，蔡元培大力进行改革。他延聘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各方面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北大教员队伍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时学校面貌为之一新。据1918年初的统计，全校共有教授90人，从其中76人来看，35岁以下的43人，占57％，50岁以上仅有6人，占8％。最年轻的文科教授徐宝璜仅25岁，其他如胡適、刘半农等都是二十七八岁，1917年以后，北大30岁左右的青年教员相当多，其中许多是蔡从科学论文中发现而请来的。北大教授平均年龄仅30多岁，而同时期北大本科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4岁。
蔡元培初到北大时，北大国文课只有经史子集，外国文只有英文，教员只有旧派学者。蔡增加了戏曲和小说等科目；聘请了陈独秀、胡適、刘半农等新派学人；增开了法文、德文和俄文等外文学科。至此，北大新旧学者学者济济一堂：有主张新文化运动的胡適、陈独秀、鲁迅等人；有尊王、复辟的辜鸿铭、刘师培等；有中国共产主义的先行者李大钊，最早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李石曾，还有最早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此外，他还延聘了钱玄同、俞同奎、沈尹默等一批原有教员，聘用了只有二十三四岁的梁漱溟等一批年轻学者，请来了刚从美国留学归国的女教授陈衡哲，聘请数学系老教授冯祖荀，外籍教授、地质系的葛利普等，以及画家徐悲鸿等。
蔡元培经汤尔和介绍而知陈独秀与《新青年》，就任北大校长后，他便去拜访陈独秀。与陈同住的汪原放回忆，自那日后，蔡“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之后，蔡聘陈为北大文科学长。黄侃、马裕藻对此颇为不满，抱怨道：“陈独秀不过能写点笔记文，怎么能做文科学长。”蔡说：“仲甫精通训诂音韵之学，如何做不得学长？”
庄森曾发表《蔡元培为陈独秀编造假履历》一文，文中说：蔡元培（孑民）校长为了使当时的教育部批准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造假说陈独秀曾毕业于日本大学，曾在安徽高等学校担任校长。实际上，陈独秀虽然多次到日本，但并未进大学，也没有当过安徽高等学校校长。
蔡元培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在他“兼收”的办学方针指导下，当时的北大常有如此情形：黄侃在教室大骂钱玄同，而钱在对面教室如同未闻，照讲不误；梁漱溟和胡適打哲学对台，同时开讲哲学。
蔡元培的改革使北大的旧派学者颇为不满。北大请吴梅开设元曲课程，有人便造谣说在教室里唱戏；因陈独秀等人提倡白话文，又有谣传说北大用《金瓶梅》作为教科书。守旧学者更是直接在课堂中开骂。周作人就曾写到当时情形：“别的人还隐藏一点，黄季刚最大胆，往往昌言不讳。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孑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给蔡孑民起了一个绰号叫作‘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知道这个名称，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诸人，鲁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见诸书简中，（“五四”之后，蔡元培辞职，不久又回京主校。鲁迅对此甚为关切，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听说‘世’有可来消息，真的吗？”）成为一个典故。”
而在校外，研究系、安福系等旧派文人也对蔡元培发起了猛攻。林纾更是通过写小说的方式影射攻击蔡元培等人。林还给蔡写公开信，说学校里提倡非孝，要求斥逐陈独秀、胡適诸人。蔡回复道，《新青年》并未非孝，即使有此主张，也是私人的意见，只要在大学里不来宣传，也无法干涉。林深为恼怒，借徐树铮对蔡施加压力。后“五四”风潮勃发，这场新旧之争才平息下来。
旧派学者对蔡元培责难最深的便是对陈独秀的任用。周作人回忆：“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陈独秀），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因北大那时有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之禁约也。”但蔡元培却极力维护陈，他还抬出辜鸿铭、刘师培两个旧派学者来保护陈独秀：“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按：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使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但即便如此，蔡元培的兼收并包亦取得了很多旧派学者的拥护。在蔡、林之争中，辜鸿铭直接撰文支持蔡元培，称蔡“实为我孔孟旧学大功臣也”。五四运动后的“挽蔡”运动中，辜鸿铭在会上直言：“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而黄侃则说：“余与蔡孑民志不同，道不合，然蔡去余亦决不愿留。因环顾中国，除蔡孑民外，亦无能用余之人。”
1920年，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拟在《北大日刊》上登出启事，正式公开自己的身份。启事写好后，罗章龙和另一个同学一起去找蔡元培，要求登载在日刊上，蔡同意登载。之后，研究会又准备在北大会议厅召开成立大会，蔡元培不仅答应了罗等人的要求，还出席会议并发表了讲话。之后，他又拨给研究会两间房屋，作为办公之用。
蔡元培还请国外知名学者到北大讲学。美国哲学家杜威从1919年5月开始在北大讲学两年。之后，英国哲学家罗素、法国数学家班乐卫、印度诗人泰戈尔、德国学者杜里舒和卫礼贤、法国学者维勃吕尔、日本学者福田德三、美国生物学家柯脱、银行家斯蒂芬、计划生育学家山格夫人等相继来校。1922年春，蔡元培请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的苏联盲诗人爱罗先坷到北大教世界语，月薪200元。
1921年，蔡元培在德国时，曾访问爱因斯坦，并邀请其访问中国。次年6月，爱因斯坦准备借到日本讲学之机，顺便到中国赴北大之邀。他让蔡出示一封正式邀请信，不想在日本等了五个星期，不见蔡回复，以为北大不想践约，遂改变行程。其实，当时蔡元培因请各团体联名邀请爱氏，文件往返耗时过长，而耽误了时间。等邀请信寄到爱因斯坦处时，爱氏的行程已经改变。
梁漱溟论及蔡元培时说：“所有陈（独秀）、胡（适）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
罗家伦则认为：“蔡（元培）之取兼容并包主义，有时候也有太过度的地方。从前有一位刘少少，做了一部‘新改老’，可笑极了，蔡先生也让他在北大开门功课，可笑得很。”
【自由】
蔡元培主持绍兴府学堂时，学校风气相对自由。当时校中新旧两派师生常发生辩论，学堂餐厅便放多张方桌，每桌教员一位，学生六位，凡不与学生同桌的教员同坐中间圆桌，大家随意争论，气氛热烈。
在德国洪堡大学学习，蔡元培深受该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影响。此外，蔡认为，中国教育传统就已经蕴含了这种精神，如《中庸》所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是这种兼容并包的思想因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受到压迫。因此，他认为，中国教育之改革必须循“思想自由之原则”。
萧禀原回忆：“1917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即文学系），正值蔡元培先生任校长。……那年北大招收一批旁听生，我原来就读的河南省立二中有位姓杜的同学要求旁听，我去北大教务代为申请。教务处一位先生却说：‘座位满了，不能再收。’我说：‘座位没满，请你去教室看看。’教务处的先生不去。我气呼呼地去见蔡校长。校长室在红楼二楼上，也没有秘书阻挡，学生可以随便去找。我一进门，蔡先生看我怒气冲冲，便和蔼地说：‘你先坐下，休息五分钟，五分钟后你再讲话。’我坐了一会儿，便和蔡先生说了为杜姓同学申请旁听的事。我说：‘多收一个学生总比少收一个好。教室有座位，可是教务处的先生却说座位满了。请校长去教室看看是否有座位？’蔡先生听后，马上亲自打电话把教务处那位先生请来。我当着蔡校长的面对教务处的先生说：‘教室确实还有座位，不信你去看。’教务处的先生没有说话。蔡校长当即拿笔写了一个条子‘准予杜××到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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