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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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说：“吾所谓钟情者，是灵魂深处一种爱慕不可得已之情。由爱而慕，慕而达则为美好姻缘；慕而不达，则衷心藏焉，若远若近，若存若亡，而仍不失其为真情。此所谓爱情。”

晚年，林语堂腿脚不便，常年坐在轮椅上。有一回，陈希庆的太太来看他。林语堂问起了陈锦端，陈夫人告诉他，锦端还住在厦门。林语堂激动地站起来，推着轮椅要出门：“你告诉她，我要去看她！”廖翠凤急了：“堂，你在说什么瞎话！你不能走路，怎么去厦门！”数月后，林语堂就溘然长逝了。

廖翠凤是陈天恩邻居廖悦发的次女，廖家也是大富之家，廖悦发脾气很坏，重男轻女，动辄向妻女大吼大叫，对女儿的教育十分严厉，对儿子却百依百顺。廖翠凤是烈性子，看不惯父兄欺负母亲，偶尔也顶上几句。哥哥们都学会了爸爸的坏习惯，对这个妹妹从不看在眼里，打骂相加，只有二哥暗地里还帮帮她。廖翠凤一心想离开家，结婚就成了唯一的出路。

陈天恩提出将廖翠凤介绍给林语堂后，林不能拂却陈天恩的面子，于是到廖家相亲。廖翠凤躲在屏风后面观察他，很是中意。林语堂与廖翠凤的二哥交好，廖翠凤早就知道林，心中也认可他。而林的大姐林瑞珠曾经和廖翠凤是同学，她对廖翠凤的印象很好。林语堂的父母听了大姐的介绍，劝林“娶妻求贤”。林语堂没了陈锦端，觉得天都快塌了，对父母的决定没有异议，于是林至诚就向廖家提亲。

订婚前，母亲担心女儿，劝廖翠凤说，林语堂很聪明，但家里穷，廖翠凤斩钉截铁地对母亲说：“没有钱不要紧！”于是林语堂和廖翠凤就这样订婚了。

林语堂直到四年后才与廖翠凤完婚，当时林准备到哈佛留学，廖翠凤的父亲坚持要林与女儿完婚后，二人同去，林无法再拖延婚期，只好同意结婚。

结婚这日，林语堂到廖家迎亲，按照当地风俗，女方家端上一碗龙眼茶，林只要象征性地喝一口就可以，但他却一饮而尽，连龙眼也吃了，惹得廖家人大笑。

婚礼上，当着众宾客的面，林语堂拿出婚书，对廖翠凤说：“我把它烧了！婚书只有在离婚的时候才有用，我们一定用不到。”举座哗然。这纸婚书果然没有用到。林语堂和廖翠凤相亲相爱，白头偕老，造就了一段半个多世纪的金玉良缘。

结婚后，林语堂和廖翠凤带着廖的1000大洋陪嫁远渡重洋。廖在船上就得了盲肠炎，到美国后不久发作，只能到医院动手术。手术过程竟然长达三个小时，动手术的医生大概没有见过中国女人，将廖的内脏仔细搜索了一番才割除了盲肠。出院后不久，廖由于受了感染，必须动第二次手术，又只能入院。林无奈，只能向廖家求助，廖的二哥汇给他们1000美元，才渡过难关。

在林语堂留学的四年中，清华不再向林语堂提供费用后，除了靠胡適的2000美元救急外，廖翠凤只能变卖首饰换钱。为了省钱，林语堂决定到德国读书，在法国时，廖翠凤甚至到古战场上去捡旧靴子穿。

廖翠凤毕业于上海的圣玛丽女校，会说英文，颇为摩登，林语堂在北大任教时，廖曾在北大预科任英文教员，二人是当时有名的夫妻教授。廖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会员中极为活跃，是合唱团成员，还曾想学踢踏舞。林却不喜欢这些会打网球、会跟洋人讲笑话、见面时拍人背的青年会员。

林氏夫妇到雅典卫城参观，林为庄严肃穆的古城墙、深蓝幽静的爱琴海高唱颂歌，廖却捶捶酸疼的小腿，不屑一顾地说：“我才不要住在这里！买一块肥皂还要下山，多不方便！”林哑然失笑。

林语堂讨厌束缚，如领带、裤腰带、鞋带。廖翠凤每次出门却非得打扮齐整，胸针、手表、耳环，连衣服边脚的皱褶也得熨帖，一丝不苟。她也如此要求林语堂。林语堂的一个美国朋友曾问林道：“林博士，你们婚姻上没有什么问题吧？”林回答没有，朋友很是诧异。

林语堂时时出怪主意，作弄老实的廖翠凤。林语堂把烟斗藏起来，叫着：“凤，我的烟斗不见了！”廖翠凤急忙放下手中的活，满屋子地找，林语堂则燃起烟斗，欣赏妻子忙乱的神情。

有女儿后，林语堂就随着女儿管廖翠凤叫“妈”。他从书房出来，总是像小孩子般的问：“妈在哪里？”有时腻烦廖翠凤的管教，林也会说：“我认为我早就小学毕业了。”廖翠凤不说话，笑眯眯地看着林语堂，林就乖乖地做廖翠凤交代的事。

廖翠凤是家中的总司令，她管理家政，指挥所有人的行动。不爱做家务的林语堂也必须负责饭后的洗碗碟工作。不过，林每次洗碗都是大阵势，打碎碗碟的声浪不绝于耳。廖翠凤算算账，发现让林洗碗实在不合算，就不再让他洗了。林语堂于是高兴地去捏廖翠凤的鼻子，廖也笑起来，可看见林兴高采烈的样子，又不禁狐疑，他是不是故意打碎的。

廖翠凤喜欢谈论家事，回忆过去，林语堂就坐在椅子上，点燃烟斗，不出任何声音，静静地听妻子的唠叨。他笑称：“怎样做个好丈夫？就是太太在喜欢的时候，你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着她生气。”

当时的文化名人大多抛弃了发妻，另找时髦的知识女性。林语堂成名以后，廖翠凤担心他也会喜新厌旧。林安慰她：“凤啊，你放心，我才不要什么才女为妻，我要的是贤妻良母，你就是。”他很讨厌矫揉造作、故作娇弱的女性。一次看见当时的红明星林黛，林说：“东方美丽的标准是板面、无胸、无臀、无趾的动物——一个无曲线的神偶，我要拿她来做木工的神尺。”

林语堂对女人爱穿着打扮，表现得很大度，他知道太太讲究穿鞋，每次经过鞋店，总是鼓励太太进去选购，自己则带着孩子打发时间。

林语堂对朋友说：“我像个氢气球，要不是凤拉住，我不知道要飘到哪里去！”廖翠凤也点头说：“要不是我拉住他，他不知道要飘到哪里去！”

1969年，林语堂和廖翠凤结婚半个世纪，亲朋好友为他们举办了盛大的金婚纪念晚会。林送给廖一个手镯，说是为了表彰她这么多年来坚定不移守护着家，以及多次的自我牺牲。廖翠凤想起结婚伊始，林语堂撕婚书时的坚决，百感交集。手镯上刻着林翻译的雪莱的《老情人》（An　Old　Sweetheart）：“同心如牵挂，一缕情依依，岁月如梭逝，银丝鬓已稀，幽冥倘异路，仙府应凄凄，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

林语堂过世后，廖翠凤一直住在香港小女儿家中，用心整理出《京华烟云》和《林语堂当代汉英辞典》等巨著的手稿，存放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直到1985年阳明山故居原址改为“林语堂先生纪念图书馆”，这些著作和遗物才捐给台北市政府供公开展示。1987年，廖翠凤于香港去世。

【恩怨】

林语堂一生和两位好友反目，一是鲁迅；一是美国作家赛珍珠。

林语堂和鲁迅因在女师大任教而结识，在“女师大事件”事件发生后的1925年12月5日，鲁迅主动给林写信，开始了二人的交往。林后来公开表示，当时北大教授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胡適为领袖的现代评论派，一派是以周氏兄弟为首的语丝派，而他“是属于后一派的”。林还为鲁迅绘过一张《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

张宗昌上台后，没有报纸敢发表林语堂写的文章，军人打扮的人还时不时地在林家门口溜达一圈，美其名曰“保护”。报纸上还流传着一张北洋政府准备第二批通缉的名单，其中，林名列十七位，鲁迅排在二十一位。林在友人家中藏匿三个星期后，接受了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的邀请，到厦大任教。临行前，林语堂还特地去向鲁迅告别。之后，林语堂将鲁迅、孙伏园、沈兼士、章川岛等在京受到迫害的一干好友邀到厦大。

厦大靠理科起家，经费、校舍资源等各项政策都向理科倾斜。林语堂到校后，分去近一半的研究经费，遭到理科部主任刘树杞的忌恨。刘利用自己掌管财政之便，三次让鲁迅更换住所，最后竟让鲁迅搬到了理学院大厦的地下室。更过分的是，鲁迅的屋子里有两个灯泡，刘树杞说要节约电费，非让人摘下一个。鲁迅气得目瞪口呆，胡子都立了起来。鲁迅又是一个人在厦门生活，无人照料日常起居，有时只能在火炉上用水煮火腿度日。但鲁迅为了林语堂还是留了下来，他说：“只怕我一走，玉堂要立即被攻击。所以有些彷徨。”

由于在厦大备受排挤，最后鲁迅决定去中山大学任教，他说林语堂“太老实”，劝他也离开厦门，同往广州。厦门是林的家乡，况且此地还有其他朋友兄弟，林没有随鲁迅离开。他翻译了尼采的《走过去》，送别鲁迅。

林语堂曾以“白象”称呼鲁迅，意为鲁迅的可贵。许广平此后以“小白象”作为对鲁迅的爱称，周海婴出生后，鲁迅和许广平称呼他为“小红象”。

据说，鲁迅与林语堂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一次鲁迅不小心把烟头扔在了林语堂的帐门下，将林的蚊帐烧掉了一角，林心中十分不悦，厉声责怪了鲁迅。鲁迅觉得林小题大做，因为一床蚊帐这么大火气，便回敬说一床蚊帐不过五块钱，烧了又怎么样，两人就这样争吵了起来。

鲁迅和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郁达夫做和事佬为二人调解。此后，李小峰宴请鲁迅，林语堂夫妇也被邀请参加。席间，林提到鲁迅的北大学生张友松请客之事（张曾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承诺决不拖欠作者的稿酬），并说“奸人”在跟他捣乱（指张友松传播他在汉口发洋财一事）。李小峰便怀疑自己和鲁迅起纠纷是张从中作梗。鲁迅听罢，则疑心林讥讽自己受了张的挑拨，当即脸色发青，站起来大声喊道：“我要声明！我要声明！”一拍桌子，“玉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林辩解道：“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两人越说越上火，互相瞪着对方，如斗鸡般足足对视了一两分钟。郁达夫见势不妙，赶紧按鲁迅坐下，又拉着林语堂和廖翠凤离开。宴席不欢而散。

川岛在给周作人的信中提及，二人的冲突极为厉害，发展到彼此以“畜生”相互对骂。

郁达夫回忆说，鲁迅后来也明白了这次是误会，但二人之间已经产生了裂痕，之后，大约有三年时间，二人没有往来。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林语堂和鲁迅都加入其中，二人又开始交往。次年，杨杏佛被暗杀，举行入殓仪式这天，林语堂因正被严密监控，无法出门，未去参加。鲁迅去后没有见到林，非常生气：“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事实上，林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7月2日杨杏佛的出殡下葬仪式，这一次，鲁迅没有去。

林语堂办《论语》，做了“幽默大师”，鲁迅不能理解，他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1933年底，鲁迅曾写信给《论语》的主编陶亢德，推荐青年作者王志之的稿子，陶回复鲁迅说，留下“少许”，余则退还。鲁迅又写信给林语堂，说明此事，让林将王的稿子退还，林不明白鲁迅的意思，退回了稿子。两个多月后，林语堂和陶亢德先后致信鲁迅约稿，并让鲁迅提供照片，鲁迅断然拒绝，并附信说，以后他要看《论语》，也自己花钱购买，不劳寄赠。

1934年，林语堂和章克标意见不和，一气之下离开《论语》，另起炉灶，办起了《人间世》。据陶亢德回忆，《人间世》创刊前，林语堂请文坛好友来家里吃饭。客人来得差不多了，就差鲁迅。大家都知道二人最近闹得不太愉快，有人好心提醒他，要不要催一催。林摆摆手，很有把握地说，不必，他一定会来的。话音刚落，鲁迅就拖着胶皮鞋，踢踢踏踏地走进来了。

《人间世》也走的是谈幽默的老路子，遭到左翼文人的攻击。鲁迅也说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林、鲁两人关于翻译究竟应该“信达雅”还是“直译”发生争执，惹得鲁迅十分不快，林语堂批评鲁迅是“左倾急进主义”，是想“做偶像”。

鲁迅曾写信劝告林语堂不要搞这些小品了，多译点英文名著才是正途。林语堂回信：“等老了再说。”林说此语并非有意，但在鲁迅听来却以为林有意嘲笑，因为鲁迅比林大14岁，彼时已经53岁。

陈望道回忆，一次饭桌上，林语堂谈及在香港时，几个广东人兀自讲粤语，其他人听不懂，林便故意对他们讲英语，将他们吓住。不料，鲁迅怒不可遏，拍着桌子站起来厉声道：“你是什么东西！你想借外国话来压我们自己的同胞吗？！”林语堂哑口无言，尴尬无比。

徐訏在上海大观楼补摆婚宴，鲁迅来得晚，看见林语堂夫妇在座，二话不说抬腿就走。

鲁迅的《天生蛮性》一文，只有三句话：“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鲁迅将林语堂和他们相提并论，此时的鄙夷之情可想而知。

1935年，胡风发表《林语堂论》、《张天翼论》等文章，林语堂认为是鲁迅化名批评他，鲁迅说：“要是我写，不会写得那么长！”

两年之后，林语堂远赴美国，终此一生，两人再没有相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四天后，林语堂写下了这样的文字：“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在《忆鲁迅》一文中，林语堂说：“鲁迅这个人，我始终没有跟他闹翻。”

赵世洵回忆，在新加坡时，他曾问林语堂与鲁迅的那段不快经历，出乎他意料的是，林绝口不谈鲁迅的坏话，而且言语中多有推崇。林含着烟斗，吐出一口烟雾，左手略微摆动一下，若有所思地说：“过去的事别提了。不过，世洵，我可以告诉你，《中国小说史》到今天为止，还是他写的那一本最为完备。”后林语堂的女婿将《中国小说史》翻译成英文，林语堂为之作序。

除夫人廖翠凤外，与林语堂交往时间最长、关系最为密切的女性，莫过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

赛珍珠是在中国布道的美国牧师的女儿，出生于中国，后回到美国学习，毕业后仍回到中国，在南京大学担任英语老师。赛珍珠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想写一本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因自知对中国的了解还不透彻，想找一个合适的中国人来写。与林语堂结识后，赛珍珠便认定林语堂为撰写此书的最佳人选。

1934年，林语堂用英文写就《吾国与吾民》。赛珍珠读完书稿，拍案叫绝，惊呼是“伟大著作”。此时赛珍珠已与美国出版商约翰·黛公司的老板R。沃尔结婚，《吾国与吾民》由约翰·黛公司出版。

林语堂到美国后，就住在赛珍珠夫妇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乡间别墅。两个家庭中西合璧，像是一个大家庭，经常在一起聚餐。林夫人廖翠凤与赛珍珠经常用汉语聊天，廖翠凤给她讲中国故事，为她朗诵《水浒传》，赛珍珠一边听，一边用笔译成英文。两家的孩子也在一起玩耍，关系十分亲密。

林语堂的次女太乙上学时，美国同学常问她：“你为什么不裹小脚？”“你身后怎么不拖一条辫子？”“你吸鸦片吗？”“你吃鸽子白窠（指燕窝）吗？”“你不戴碗形的帽子（指瓜皮帽）吗？”等。太乙回家说给父母听，林语堂感到西方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偏见颇深，于是决定写一本书，以东方文明的悠闲哲学来批评美国高度工业机械化下所造成的人的异化，为西方文化人生价值取向的弊端寻找疗救的药方。在赛珍珠夫妇的建议下，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的基础上，将该书第九章“生活的艺术”进行扩展，用半年的时间，写成了《生活的艺术》一书。

1938年，赛珍珠反映中国生活的长篇小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激励起林语堂创作长篇小说的兴趣。一年后，林完成了70万字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仍由赛珍珠夫妇的约翰·黛公司出版。《京华烟云》一出版就被译成多种文字，仅抗战期间在美国就热销25万部。

林语堂在美国住了30年，用英文写了近30部作品，由约翰·黛公司出版的还有小说《风声鹤唳》、《朱门》、《啼笑皆非》（1943年版）、传记文学《苏东坡传》（1947年版）、《美国的智慧》（1950年版）等。

林语堂为研制打字机投入了十多万美元，因为打字机没有投入生产，成本无法收回，连家庭的日常生活也无法维持。不得已，林只好硬着头皮向赛珍珠告贷。但赛珍珠断然拒绝。

赛珍珠夫妇为林语堂出版作品，海外版和翻译版都拿百分之五十的版税，而且版权还归约翰·黛公司所有，而一般情况下，出版公司的海外版和翻译版只拿百分之十的版税。1953年，林语堂才得知此事，他非常恼火，立即聘请律师向赛珍珠清算版税，并要求收回作品的版权。赛珍珠打电话给林太乙说：“你父亲是不是疯了！”后经朋友调解，约翰·黛公司才将林著作的版权归还。

1954年10月，林语堂应邀去新加坡出任南洋大学校长，曾打电报告知赛珍珠行期，赛珍珠不仅没有前来送行，连电报也没回。林语堂说：“我看穿了一个美国人！”

1955年，林语堂的《远景》一书交由另一家出版社出版，从此，林语堂与赛珍珠的关系完全破裂。

【攻伐】

1928年，林语堂在鲁迅、郁达夫合编的《奔流》月刊，发表独幕悲喜剧《子见南子》，质疑南子的礼与孔子的礼不相同，“触怒孔子六十户族人”，引起轩然大波；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学校在孔庙附近排演《子见南子》，立即遭到孔子后代孔传堉等人的抗议，六十户孔室族人联名向教育部控告学校校长宋还吾“侮辱宗祖孔子”，虽经查“尚无侮辱孔子情事”，校长仍未能免除池鱼之殃，遭调任处分。

林语堂编《论语》、《人世间》，以幽默的笔调，直指社会现实，表达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诸多不满和讥讽。1934年7月，国民党上海党部组织的微风社专门讨论如何声讨鲁迅和林语堂，函请出版界、报界“在鲁迅林语堂作风未改变前”拒绝出版、刊登二人作品，并“呈请党政机关严厉制裁鲁迅林语堂两文妖”，警告二人“迅即改变文风，否则誓与周旋”。

1935年，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刊登了周作人的两首《五十自寿诗》，蔡元培、胡適等人纷纷唱和，引起了左翼作家的攻击。野容发表文章说看到《人间世》上刊登的周作人的照片以为是讣告，《人间世》和《论语》一样，是“俏皮埋煞了正经，肉麻当作有趣”。胡风讥讽林语堂：“他站在中央，在他的周围站着成群的知书识礼的读者，有的面孔苍白，有的肚满肠肥，有的‘满身书香’，各各从林氏那里分得了‘轻松’，发泄了由现实生活的来的或浓或淡的不快活苦闷，安慰了不满于现实生活而又要安于现实生活的‘良心’。”

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在西方引起轰动的消息传到国内后，许多人认为林一定发了大财，一些不了解书内容的人认为此书如此受西方追捧，一定是卖国书籍，所以将“My　Country　and　My　People”译成“卖Country和卖People”。

孟孔武写《幽默诗人》时杜撰了林语堂死后与孔子对话。孔子说：“我为《论语》主编，你也不过曾为《论语》主编；我周游列国，你也周游列国；何以我一贫如洗，而足下能豪富至此？其术可闻欤。”林莞尔而笑：“此无他，我不过出卖了一些《吾国与吾民》。”

抗战期间，林语堂发现西方文化中存在科学主义和物质主义等症结，他希望用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来为建立世界和平提供根本依据。林希望沟通中西文化的想法引起了左派文人的讥讽，延安《解放日报》等报刊纷纷发文批判，林语堂认为左派文人相轻、完全不讲理。

郭沫若说林语堂“东方既未通，西方也不懂，只靠懂得一点洋泾浜的外国文，便拾一些皮毛来，在那里东骗骗西骗骗”。又说林“叫青年读古书，而他自己连《易经》也读不懂。非但中文不好，连他的英文也不见得好”。林反驳说：“英语好不好，得让英国人或美国人，总之是懂英语的人去批评。你郭沫若没有资格批评我的英语。至于《易经》，郭沫若也是读的，我林语堂也是读的。我林语堂读了不敢说懂，郭沫若读了却偏说懂，我与他的区别就是这一点。”

林语堂不止一次在媒体上发表对佛教的评论，常引发卫道人士不满。他在一篇文章《论色即是空》中，把吃迷幻药和佛家“色即是空”的顿悟境界关连在一起。又有一次，林语堂公开表示，在《红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