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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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不止一次在媒体上发表对佛教的评论，常引发卫道人士不满。他在一篇文章《论色即是空》中，把吃迷幻药和佛家“色即是空”的顿悟境界关连在一起。又有一次，林语堂公开表示，在《红楼梦》中他唯独不爱怀春的妙玉，说妙玉是“色情狂的小尼姑”。此言一出，引发争议。

1968年10月，林语堂在“中央日报”发表《尼姑思凡英译》，将戏曲“尼姑思凡”译成英文。此次，林语堂再次触怒台湾的佛教界与卫道人士，佛教团体不断致函林表示抗议，质疑“尼姑思凡”含有黄色毒素，以中英对照宣扬广播，是在诋毁佛教，有害社会人心，要求林语堂为妄言道歉。

风波不了了之后，林语堂还是不改利笔，说“在台湾写文章真不容易”，又说，“无意伤及思凡的尼姑，看见一群和尚起来替尼姑抱不平，不亦快哉”。

【爱国】

西安事变发生后，林语堂撰文向美国人说明“张”和“蒋”两个读音的差别，讲述张学良和蒋介石二人政治主张的差别，他说，张软禁蒋的目的是为了逼蒋抗日，按中国人的智慧，西安事变的结果是喜剧，而不是悲剧，张最后不仅会放了蒋，而且会陪着蒋去南京。最后事件的结果果然如林所说。

1937年8月，林语堂在《时代周刊》发表《日本征服不了中国》一文，分析了1931年以来日本逐步侵略中国的过程，预言“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的”。

1940年5月，林语堂偕夫人与女儿由美返国，在重庆北碚购置了一幢四室一厅的五间居室作为住家。他重新出国时，毅然将该住房捐献给正处在困难中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老舍的儿子舒乙回忆，抗战期间，老舍一家就借住在林的这所房子内，而今这里已经挂上了“老舍旧居”的牌子。

为了响应爱国行动，林语堂将著作所得23000美元存款，改以银元法币存在中国银行，但抗战后遭遇通货膨胀、币值狂贬，这笔钱形同废纸。

抗战期间，林语堂利用自己在美国的影响力，积极宣传抗日，许多美国民众发起抵制日货行动，史密斯大学的女学生发起不穿日本丝袜运动，罗切斯特书院的数百名女生在礼堂前排队将自己的丝袜扔进垃圾桶，男生们则宣称，不与穿丝袜的女生跳舞。

林语堂经常撰文宣传抗日，指出日本的困境，并指责美国两面手法，不愿援助中国，反而卖废铁、汽油等物资给日本，间接协助危害中国。几十年后，林语堂忆及抗战时的情形，仍动情地说：“我看见中国的驴由中国西北甘肃的油田，驮着宝贵的石油到西南的昆明，我真要为中国哭起来。”

林语堂曾问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在过去几年中，史迪威给了中国什么，何说只有够装备一个师的枪弹而已。林十分愤怒，他说史迪威粗暴而傲慢，就像个独裁暴君，“他来不是帮助中国，他是破坏中美的团结”。

林语堂甚至开始为当年他嘲讽过的国民政府宣传，他在美国的电台上说：“现在重庆的那批人，正是以前在南京的那批人，他们正在撸胳膊，挽袖子，为现代的中国而奋斗。”第二天，赛珍珠的丈夫就警告他不能再说这样的话。

林语堂还积极争取美国中立者的支持，他对许多美国人事不关己的态度十分愤怒，1943年，他发表《啼笑皆非》一文，对英美官方对华的所作所为进行清算，嘲笑他们所谓“中立”态度的愚蠢，他说：“在我国与日本作殊死战时，谁打中国的耳光就同有人伸手打我一样。”

对美国的批评和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也导致了美国人对林语堂的反感。1944年，他的亲国民政府的政论集《枕戈待旦》销路不佳。甚至有人传闻他拿了何应钦两万美元，才如此卖力为国民党宣传。赛珍珠当面问林是否有此事，林回答自己没有拿过中国政府一文钱，仅仅是办了一个“官员签证”，这样就免于用“旅游签证”须每六个月离开美国一次再回去的麻烦。

林语堂对美国政界兴起“两个中国”的说法相当不以为然，多次激烈批判，称美国观念错误，不了解中国人。陈纪滢回忆，林曾对他说，美国人想搞两个中国，不但“不了解蒋介石”，“也不了解毛泽东”。多年后，陈还记得林说话时的神情：“他说这段话时，是站着说的，浑身用力，双拳并举，两眼要迸出火星似的。”

【立场】

北洋政府将在“三一八惨案”中遇难的学生定性为“暴徒”，时为北师大教务长的林语堂在第一时间发表文章悼念“最熟识也最佩服嘉许”的学生刘和珍、杨德群，说她们是“死于与亡国官僚瘟国大夫奋斗之下为全国女革命之先烈”，赞扬她们“死的光荣”，“死的可爱”。

林语堂曾说：“我在文学上的成功和发展我的风格，完全拜国民党之赐”，“如果民权不被取缔，恐怕我永不能成为一个文学家。”因此在创作初期，林语堂的文风中间偏左，与国民党、军阀势力敌对的倾向鲜明。

1939年，林语堂应邀参加在纽约举办的第17届国际笔会，他是三个发表演讲的作家之一（另外二人为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和法国作家莫洛亚）。他说：“著作界应该永久是个反对党。站在永久反对党的立场上，他们愈使执政者看来觉得不顺眼，则他们对国家与世界的贡献也便愈大。”

在《吾国与吾民》第十三版中，林语堂加入《中日战争之我见》，称誉张学良借由西安事变迫蒋介石联共抗日，立下伟大功绩；他认为中共不但是最早坚持抗日的中国政党，毛泽东与朱德能放下党派仇恨，不计前嫌地在西安事变后释放蒋介石，是争取全民抗日的积极表现。

因为不遗余力宣传抗日，宣传国民党政府，林语堂受到国民党高层的重视。1940年在日军猛烈轰炸时，林访问重庆，不仅拜访蒋介石夫妇，也接受蒋介石侍从室顾问的职务，以国府官员身份常驻美国。他虽未支薪，但从此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日益密切，1943年归国访问，他随宋子文搭机返国，备受外界质疑。

林语堂访问重庆不久便宣布将返美，当时有不少人批评他国难当头还要离开，是图安逸，或批评他舍不得在美国的家产。连其长女如斯也认为应当留在国内，与同胞们一起抗战到底。唯郁达夫力排众议，说林在美国积极为中国宣传功不可没，才平息这场纷争。而返美后的林语堂立即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纽约时报》以“林语堂认为日本处于绝境”为标题，进行了报道。

抗战末期，林语堂与蒋介石关系趋于密切，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能接受蒋介石的专政，使林饱受质疑，无论在中国与美国皆树敌，评价也日渐下滑，甚至传言他遭蒋介石收买。林语堂在字里行间、在演讲时，毫不掩饰他认为是美国背弃了国民党，是美国帮中共战胜了蒋介石。

国民政府来台初期，林语堂对到台湾访问似乎缺乏兴趣。1954年，国民党政府将林语堂列入联合国第九届大会中国代表团的八位顾问名单内，即使有任务在身，林也没有到台湾。直到1958年秋他才首度访台。

1958年10月，林语堂夫妇应“中央日报”社长、昔日厦门大学学生马星野之邀，首度赴台湾“认识祖国的情况”。为表示对林的推崇，蒋介石当天派何应钦、蒋梦麟、罗家伦等政界、学术界人士数百人接机，另有厦门大学校友会、圣约翰大学同学会与林亲友多人，场面过于热烈，廖翠凤还一度遭人潮冲散。第二天的报纸形容，林语堂接机是继胡適之后，欢迎学术界人士“归国”最热烈的一次。此次台湾之行，让林产生了落叶归根、希望在阳明山觅地终老的想法。

1966年，蒋介石发动文化复兴运动，敦促各文学大家、学界大师来台定居。林语堂终于决定由香港迁居台湾。蒋请林担任考试院副院长，林谢绝了。蒋介石夫妇出资在阳明山为他建了一栋别墅，林接受了，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接受官方的资助。

1975年秋，蒋介石去世，听到消息的林语堂跌倒在地上，起来之后，半天无语，之后，又由人搀扶到蒋灵前吊唁，涕泗滂沱。

【伤怀】

林太乙回忆，1938年，林语堂总共收入38000美元，全家开支及接济国内难民、亲戚花去12000美元。林语堂对中国货币有信心，1939年初，他用16000美金兑换了10万银元，存在中国银行；后又用23000美金兑换13万银元，分别存七年、十年、十四年，预备每个女儿22岁时，都可以领得10万银元。谁知随着抗战的深入，国内通货膨胀越来越厉害，林语堂的几万美金变成废纸。

1943年，林语堂到西安孤儿院看孤儿们的歌舞表演，其中一位会跳舞又会弹钢琴的12岁女童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当即认养了这个叫金玉华的小女孩，并于抗战胜利后，几经周折将她带到美国。但因为金玉华哥哥及廖翠凤的反对，他未能收养金，只能任她回国。为此，林语堂伤心不已。

1947年，林语堂终于将“明快”中文打字机研发成功，他因此花去十几万美元。然而，由于打印机造价昂贵，且中国正进行内战，没有一个商人愿意生产。林只好卖掉了纽约的公寓和家具，用于偿还债务。此时，他准备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就在准备离美时，他收到了美国税务局发来的信函，要求他缴清历年欠缴的个人所得税3万多美元，否则不能离境。幸好好友借给他一笔钱，再加上及时收到的《苏东坡传》的版税，才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1954年，林语堂应新加坡华侨的邀请，出任筹建中的南洋大学校长。林语堂带着次女林太乙夫妇协助其办校，雄心勃勃。但到新加坡不久，林就发现学校的工程并没有按照他的计划进行，而且，经费严重不足，发起人、橡胶业巨富陈六使承诺认捐的170万美元变成了40万美元，其他人则不愿支付认捐的款项。接着，有小报造谣说林是美国特务，浪费大学的钱，甚至说他英文蹩脚。林收到匿名信，声称他不辞职就要他的命。林家只能从为校长提供的独立住所搬进了公寓，林太乙告诉幼儿园的老师，除非她亲自去接女儿，不能让孩子跟其他人走，廖翠凤吓得精神差点崩溃。英国政府只能派一名便衣保镖跟着林语堂。接着，董事会拒绝林参加会议，并对林经费的使用提出质疑，甚至要求他开列准备购买的9万本图书的书名和作者清单。林对此忍无可忍，一周后与随其而来的11名教职员提出辞职，离开了新加坡。

林语堂认为，他离开南洋大学，表面原因是因为经费，实则是受到了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威胁。据林的朋友说，陈嘉庚收到了来自北京的指示，写信给新加坡华侨，要求他们不用林语堂。

黎东方回忆，他和林庆年奔走几天，促使林语堂与新加坡华侨会主席陈六使坐下将事情谈开来。不料，刚开始谈话，林语堂便用一连串的“我问你”，将陈吓得由客厅退至厨房，从厨房由后门悄悄溜走了。黎说，这是林语堂的“真”，这种真是人格上的成功，但从事业上来说又当别论。

由于报纸歪曲事实，林语堂对新加坡的报纸耿耿于怀，尤其是《南洋商报》。林离开新加坡时，《南洋商报》的采访主任余敬豪在机场采访他，林问余是哪家报社的，听余回答是《南洋商报》，他顿时怒火中烧，双方紧握成拳，在余面前挥舞着喊道：“好！《南洋商报》，看这个！”

抗战期间，林语堂的长女林如斯回到国内参加抗战，与军医汪熙凯相识相恋。抗战胜利后，二人准备结婚。不料，就在订婚的前一天，林如斯与一个美国同学的哥哥狄克私奔。当时，林家已经广发请柬，请亲友来参加长女的订婚宴，林颇为难堪。狄克是一个广告公司老板的儿子，初中便被学校开除，没有工作，长相平凡，但颇有口才。林语堂认为狄克靠不住，很为女儿担忧。果然，日后林如斯生活极不安定，常常迁居。1955年，林如斯与狄克离婚，两年后，生病入院。据林太乙回忆，这种病大概是官能性的毛病，由于脑部构造损坏所致。此后，林如斯“徘徊在接受现实与脱离现实之间”，好的时候便去工作，坏的时候则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无论林语堂夫妇如何劝解都无济于事。后来，年迈的林语堂夫妇只能让女儿住在身边，便于照顾。1971年，林如斯投缳自尽，林语堂伤心不已，五年后，他亦撒手人寰。林太乙说：“姐姐掏去了他的心灵。”

1933年，萧伯纳到上海，在宋庆龄的住宅与史沫特莱、蔡元培、鲁迅、宋庆龄、伊罗生、林语堂合影。这张照片多次刊于报端，但林语堂与伊罗生都被抹去了。直到宋庆龄去世，新华社重新发布这张照片时，才恢复了照片的原貌。

【离尘】

1971年，七十七岁的林语堂出现中风初期征兆；三年后，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长女林如斯自杀，这对林语堂夫妇的打击甚大，廖翠凤精神几近崩溃，从此只说厦门话，常呢喃着“我活着干什么”？她不再信任林语堂，也不信任林太乙，认为出了嫁的女儿就是别人家的人，唯独尚是单身的小女儿林相如能给她安慰，所以便赴港与女儿同住。原本健步如飞的林语堂自此急速衰老，记忆也开始衰退，但他仍安慰二女儿，“活着要快乐”；他也在文章里讲到，故旧多半去世了，回顾一生无论是成是败，他“都有权休息”。

1975年5月，林语堂在一篇序中写道：“我的笔写出我胸中的话。我的话说完了，我就要告辞。”林太乙吓了一跳，觉得父亲好像有死亡的预感。

林语堂变得常常爱掉眼泪，遇到风和日丽的时候，他流泪；听见山上鸟声，他流泪；圣诞节的时候，林太乙带他到百货公司，这里到处充满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摆满了各式各样漂亮的装饰品，圣诞乐曲欢快地响着，大家高兴地选购礼物。林语堂从柜台上抓起一串假的珠链，泣不成声。林太乙觉得，这个世界太美了，父亲舍不得走。

这一年，林语堂因身心过于疲劳引起十二指肠下垂、溃疡，健康更走下坡，他开始坐轮椅，从林相如公寓的卧室到客厅都要坐轮椅。他甚至忘了怎么系睡袍上的腰带，家人只能教他，他很耐心地学。有时睡觉会从床上掉下来，自己爬不起来，但他怕吵到孩子们，就在地上躺到天亮。他坐在轮椅上对林太乙说：“我真羡慕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1976年3月23日，林语堂因胃出血送入香港玛丽医院，后因并发肺炎、心脏病突发，于3月26日晚间病逝于香港。4月1日移灵台北，一部《圣经》伴随，长眠于阳明山故居“有不为斋”后园中，享年八十二岁，墓碑由好友钱穆题字。

1985年，廖翠凤将阳明山的住宅及林语堂生前的藏书、作品、一部分手稿、代表性遗物捐赠给台北市政府。

【评价】

林语堂曾自我评价：“我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

1935年6月，赛珍珠在上海为《吾国与吾民》作序，她写道：“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个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

1936年5月，斯诺请鲁迅写出中国当代最好的五名杂文家，鲁迅当即写下林语堂的名字，并且位序排在自己前面。

林语堂的小说都用英文写就。赵毅堂在《林语堂与诺贝尔奖》一文中指出：“应当说，林的中文好到无法翻成英文，他的英文也好到无法翻译成中文。”

李敖说，他在台大曾听过林语堂讲授《红楼梦的考证》，林语堂的“玩世不恭之态，溢于言表”，笑嘻嘻的颇可爱、甚可法，因此李敖从此摇身一变，决定以幽默大师的面目面对世人。

林语堂的“烟斗”同志、美食作家唐鲁孙说，林语堂虽然爱笑谈，细细咀嚼他的话，都有高深哲理，而且言行表里如一。

林语堂介绍中国和印度古代经典作品的著作《中国印度之智能》（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被美国的大学广泛列为教科用书。

林语堂曾与胡適一同被美国文坛列为“20世纪智能人物”。

美国《纽约时报》在报道林语堂逝世消息时说：“林博士以渊博的西方知识，导引他的国家和人民旧有观念现代化。”

日本《每日新闻》说，林语堂“对于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以及中国文化，所做的贡献，超越十名大使的价值”。

林语堂曾被西方社会誉为除孔夫子外，另一位最广为西方人认识的中国文人。

美国总统老布什于1989年在美国国会上说，林语堂作品所反映中国文化的观点，至今仍在影响美国政府。

“中国时报”社论说：“林氏可能是近百年来受西方文化熏染极深而对国际宣扬中国传统文化贡献最大的一位作家与学人。其《吾国与吾民》及《生活的艺术》以各种文字的版本风行于世。若干浅识的西方人知有林语堂而后知有中国，知有中国而后知有中国的灿烂文化。尤可贵者，其一生沉潜于英语英文，而绝不成为‘西化’的俘虏，其重返中国文化的知识勇气及其接物处世的雍容谦和皆不失为一典型的中国学者。”

《本真的自由——林语堂评传》的作者说：“林语堂以中国的生活经验和中国思维方式为资源的近情思想，给我们提示的是一条中国知识分子获得精神自由的可能途径。”

竹如记载：“美国一家出版商塔普林格在遴选亚洲作家时曾说，‘我向提出五位为西方所公认的现代远东作家，但我竟无法提出；除去林语堂博士以外，真不知道还有什么人可以入选。’”

郁达夫说：“林语堂生性憨直，浑朴天真，假令生在美国，不但在文字上可以成功，就是从事事业，也可以睥睨一世，气吞小罗斯福之流。《剪拂集》时代的真诚勇猛的，是书生本色，至于近来的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周作人常喜欢外国人所说的隐士和叛逆者混处在一道的话，来作解嘲；这话在周作人身上原用得着，在林语堂身上，尤其是用得着。他的幽默，是有牛油气的，并不是中国历来所固有的《笑林广记》。他的文章，虽说是模仿语录的体裁，但奔放处，也赶得上那位疯狂致死的超人尼采。”

二、梁实秋

〔梁实秋（1903～1987），号均默，原名梁治华，字实秋，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祖籍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余杭区），出生于北京。著名的散文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

〔关键词：温润、笔战、自由、雅文、逸事、食趣、风趣、知己、爱恋、伤国、魂归、思忆〕

【温润】

抗战期间，梁实秋的一次生日聚会上，梁要求好友冰心为他题字。冰心那天喝了点酒，略一思索便挥笔而成：“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

围在书桌旁边的其他男士看后大为不满，叫道：“实秋最像一朵花，那我们都不够朋友了？”冰心说：“少安毋躁。我还没有写完。”接着笔锋急转，继续写道：“虽然是一朵鸡冠花。培植尚未成功，实秋仍需努力！”

童年时，一年临近春节，梁实秋随父亲去逛厂甸。那天厂甸游人特别多，有人还故意对着游客中的大姑娘、小媳妇起哄。父亲抱着好几包书，生怕顾不上他，被人踩踏，找了个身材高大的警察抱着他挤了出来。这次游厂甸虽有惊无险，但却让梁实秋心惊胆战，很长时间，他都谈厂甸色变。

六岁时，梁实秋随父亲到自己家经营的饭馆吃饭，看着父亲饮酒，他也喝了起来，父亲未加以制止。几杯落肚，小梁实秋便醉眼蒙眬，父亲禁止他再喝，他一声不响站到椅子上，舀了一匙高汤，泼在父亲身上，然后倒在旁边的小木炕上呼呼大睡，回家后才醒来。梁深为此次乱饮酒而懊悔，长大后，他饮酒从不过量，以《菜根谭》的“花看半开，酒饮微醺”为箴言，认为这“才是最令人低徊的境界”。

每年榆荚成雨时，梁家都要做榆钱糕，全家在院中分而食之，吃完仆人们请安道谢而退。一次，梁的哥哥心血来潮，吃完后走到祖母跟前，学着仆人的样子屈膝请安道：“谢谢您！”祖母勃然大怒，气得几乎昏厥过去。梁父无奈，只能取下马鞭，对哥哥家法伺候。虽然父亲的马鞭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却将一旁的梁吓得半死。原来，他当时也准备学哥哥，跟进请安。从此，他看见榆钱就觉得恶心。

儿时，躺在炕上的小梁实秋一睁眼看见窗户上最高的一格有了阳光，就急得哭起来，母亲忙给他梳好小辫，打发他去上学，结果出门不久，他又泪眼婆娑地回家了。母亲问何故，他低着头嗫嚅道：“学校还没开门哩！”

梁实秋开蒙的五福学堂后院有一棵合欢树（马缨花树），每当落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