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阳如血-长征前后内幕大写真-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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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军六万人。9　月2　日，《红色中华》

发出动员令，在9　月27　日以前动员三万新战士武装上前线！于是，中央
局再次派刘英到于都扩红，任务是动员四千五百人参加红军。

刘英立即骑马赶到于都，当地才动员二百五十五人参军，离四千五百人
的任务差距很远。刘英急得团团转。她把这些情况向正在于部养病的苏维埃
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作了汇报。

当时毛泽东患疟疾刚愈，身体还很虚弱。他靠在床上听完刘英的汇报后
说：“要开会，把突击队员、区委书记都找来开会。”

刘英焦急地说：“再开会，时间就来不及了，现在离规定期限不到十天
了。”

“不，一定要开会，思想打不通，再有时间也完不成任务。”毛泽东坚
持要开会。

刘英又说：“突击队员都分散到各区去了，通知也来不及。”

“这好办，我有几个警卫员，叫他们骑马到各区，口头通知。”说完，
毛泽东立即通知几个警卫员马上出发。

这一着果然奏效。9　月19　日，全县活动分子紧急会议如期召开。毛泽东
抱病参加了会议。

会上，刘英作了报告。她把扩红中的情况，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及中央局
的意见融汇在一起讲了一遍。刘英讲完后，与会的同志们一个劲地鼓掌欢迎
毛泽东讲话。

这时，毛泽东站起来说：“好，我就讲五分钟，讲‘决心’两个字。”
他围绕着为什么要下扩红的决心，深入浅出他讲述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严
峻形势。又从对待困难的态度，讲下决心的重要作用。最后鼓励大家下定决
心，不怕困难，去完成扩红任务。

会后，区委书记和突击队员分赴各地，层层动员，并做了争取后进群众
的工作。很快，于都的扩红运动有了起色。到9　月底，已动员将近一千人参
加红军。9　月26　日的《红色中华》还报道了于都的做法，说于都“过去最严
重的问题是群众逃跑登山，自会议后各地争取逃跑群众回来的工作，取得了
最大成效”。

10　月初的一天，正当刘英为完不成扩红任务而焦虑时，毛泽东找到她，
神情严肃地说：

“刘英同志，告诉你，马上回瑞金，有特别任务。”

刘英说：“扩红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怎么能走呢！罗迈没有通知，我可
不能走，随便回去要挨批哩！”

毛泽东见她不肯走，也没有再说什么，带着警卫员先走了。但一会儿又
折了回来，说：

“刘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别任务啊！我也要回瑞金了。”

毛泽东把“特别任务”几个字说得很重，刘英不解其中的含义。

过不多时，罗迈来电话，通知刘英速回瑞金。

回到瑞金的第三天，刘英即被分在中央“红星”纵队，随主力红军长征。

朱德夫人康克清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这一光辉著作中曾经提到：万安“有八十个
革命农民跟随到井冈山”。康克清就是万安暴动后上井冈山的八十个革命农
民之一。

康克清1912　年出生于江西万安的老塘湾。1926　年，她15　岁时就参加了
共产主义青年团，当了少年先锋队的队长。1928　年1　月，曾天宇、张世熙等
领导了著名的万安暴动，康克清参加了这一暴动。后来，国民党调集大批军
队前来镇压，农民军被迫放弃县城，转入山区坚持斗争。康克清等八十个农
民军，随陈毅部队上了井冈山。

上山后，他们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的热烈欢迎。上山的八十个革命农民，
被编入万泰游击大队，康克清从此便由一个贫苦的农村少女，成为井冈山的
“工农武装割据”的游击队员，时年17　岁。

1929　年1　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万泰游击大
队跟随红四军下山打游击，后改编为红军地方正规部队。这时，朱德的前妻
伍若兰已在战斗中牺牲。在战争的岁月中，朱德与康克清产生了爱情，并于
1929　年3　月在闽西长汀结成了伉俪。从此，康克清跟随朱德转战于中央苏区
各地。

1930　年底，红一方面军来到黄陂、布一带休整。康克清当时在方面军总
部特务团第三连任指导员。

这时，中央苏区刮起一股打AB　团的恶风，说“赣西南党、团和各级苏维
埃政府里充满着富农反革命分子”，“必须严厉地镇压AB　团，处决AB　团的
一切活动分子”。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负责打AB　团的工作。他采用极“左”
的政策，用欺骗和严刑拷打两种办法使人招供，整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所谓“AB　
团骨干分子”，这些人被当作“死硬的反革命”处决。

当时三连正在进行军政训练。保卫局来人说，三连有一个战士是AB　团。
康克清想问个究竟，回答却是：“AB　团的事，你无权过问。”就这样，人被
带走了。没有两天又来逮人，被逮的两个年轻战士哭叫喊冤对康克清说：

“我们连什么叫AB　团都不知道，怎么会是AB　团？指导员，你帮我们说
说话吧！”

康克清了解这些年轻战士，不相信他们会是AB　团，便上前说明他们的情
况，请求不要把他们带走。来人把眼睛一瞪，说：“你少管闲事！”蛮横地
把人带走了。

对李韶九的所作所为，人人痛恨，可是无人敢说。谁说，谁就会被打成
同情AB　团的反革命。康克清把发生的事情对朱老总说了，老总听了心情沉重
地说，这样的事，他暂时也无法可想。

终于，抓AB　团抓到朱老总身边。一天，保卫局的几个人跑来，说朱总司
令的勤务员李少清是AB　团，要把他带走。李少清才十五六岁，是从农村来的，
勤劳质朴，康克清认为他绝不是什么AB　团，

于是不顾一切地站出来替他担保。

“如果日后发现他有问题，你们找我好了。”

那几个人根本不听，说：“我们只执行李秘书长和保卫局的命令，你有
话跟他们去说吧。”

没有办法，只好去搬朱老总。老总听了，出来气愤地对那几个人说：

“他跟了我这么多年，还是个小孩子，腿又有点残疾，怎么可能是AB
团？如果你们要从我这里抓他走，必须拿出证据，没有证据不能随便抓人。”


他们拿不出证据，说是某某说他是AB　团。

“不行！我要的是事实证据，不是这种不负责任的口供。没有证据、谁
也不准把他带走！”

李少清就这样被保护了下来。

1932　年春，红军不断胜利，苏区日益扩大，许多青年妇女跑来要求参加
红军，她们大半是农村姑娘，也有一部分红军家属，多在十八九岁左右。其
中有一部分是红军攻打赣州时，出来做支前工作的，攻打赣州失利后，她们
纷纷要求留在部队里。经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江西省委协商，成立女子义
勇队，把她们集中起来培养成既懂军事又能做地方工作的妇女干部。组织上
委派康克清担任队长，吴仲廉任指导员。这支一百八十人的队伍，在康克清、
吴仲廉的带领下，根据朱总司令“治军必须严格”的指示，勤学苦练，从严
从难，无论是队列训练、实弹射击、内务卫生、日常作息、夜间查哨等，都
一丝不苟，很快就训练成一支出类拔萃、具有一定战斗力的队伍，受到了红
军学校领导的好评。

1934　年春天，中央苏区形势开始紧张起来，根据地一天天在缩小，原来
的后方渐渐变成前方。刚过端午节，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交给康克清一项
任务：检查赣县北部的工事。据说那里的工事碉堡里的枪眼，不是朝向敌人、
而是朝着自己，要她尽快查实纠正

并追究原因。

接受任务后，康克清即带了几个人迅速赶到杨殷县，检查完工事和碉堡
后，来到赣江边的索粹乡。她发现这里街上萧条冷落，群众流露出惊慌不安
的神色。在索梓乡政府，康克清见到乡苏维埃主席和武索区黄武游击队长游
联煜。从他们口里知道，前几天敌人过江来抢劫，还烧了两家红军家属的房
子，临走时声言明天还要来。

“你们看到白匪烧杀抢劫，为害百姓，为什么不打？”康克清忍不住严
厉地质问。

“白匪有两支队伍一百多人，我们只有五十几条枪，从来没有打过仗，
也不知道该怎么打。”

游联煜让康克清问得有些下不了台，犹豫了一下，马上又说：

“康同志，你是总部派来的，见过世面，打过大仗，请你指挥我们打一
仗，可以吗？”

康克清这时感到有点突然。虽说经历了不少战斗，也带人捉过逃散的零
星白匪军，可是还从未指挥过几十人以上的战斗呀！但转念又一想，红军有
帮助地方游击队的责任，眼前这场战斗是非打不可，只有当仁不让了。

“好吧！战斗由我来指挥，我们大家共同来打好这一仗。先弄清敌我双
方兵力，再去看地形，研究如何打。”

趁天未黑，康克清带领大家去看了地形，边看边研究，并制订了周密的
作战方案。

第二天天未亮，白匪军就从良境偷渡过来，在岸边一带进行抢劫。康克
清当即命令兵分三路，同时向良境之敌进攻。敌人是一群惯于打家劫舍的拥
有一百多人的靖卫团和守望队，平时从未吃过亏，狂妄自大。这次遭到突然
袭击，顿时慌作一团，狂喊：“红军来啦，快跑啊！”丢下五具尸体，仓皇
逃至江边，登上船夺路而逃。这一仗缴枪五枝，敌人死伤二十多人，我军大
获全胜。这一仗充分显示了康克清出色的组织指挥才能。


事后，敌人知道是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指挥的，一个个吐着舌头说：“原
来是朱德的老婆来了，难怪这样厉害。以后遇到她，可要当心了。”

以后很久，敌人不敢从良境一带过河。

李富春夫人蔡畅

在中央苏区，蔡畅曾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她外表优雅端庄，颇有大
家闺秀的风范。但她为人谦和，艰苦朴素，才华横溢，深为江西人民和苏区
妇女界所推崇拥戴。

1931　年11　月，蔡畅奉调进入中央苏区。当时，苏区军民粉碎了敌人的
第三次“围剿”，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刚到苏区，蔡畅

在瑞金的红军学校任政治教员，负责讲授社会发展史。她知识丰富、口
齿清晰流利，上的课很受学员们欢迎。

同年底，正是寒冬季节，组织上调蔡畅到中共江西省委担任妇女部部长
并代理组织部部长。于是，蔡畅便随同李富春策马来到江西省委机关驻地兴
国牛坑塘。那时，李富春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毅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

当时，苏区的妇女工作开展得很活跃。在江西省委妇女部，蔡畅有两位
年轻的得力肋手，一位是危秀英，一位是邓石香。她们都是兴国人，贫苦出
身，革命热情很高，又善于做群众工作。蔡畅常带着她们走村串户，宣传和
发动广大妇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支援战争，建设革命根据地。
她常说：“妇女要发挥半边天的作用。凡是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要
力争能够办到。”

第一次全苏代表大会通过《婚姻条例》后，蔡畅又带着省委妇女部的干
部走村串户，访问调查，大力宣讲。当时苏区的婚姻纠纷很多，有卖到地主
富农家的贫雇农女儿要求退婚、离婚的，有因包办强迫而要求离婚的。每遇
上这样的事，蔡畅总是根据《婚姻条

例》的规定，给广大妇女撑腰，积极支持她们争取婚姻自主的权利。对
虐待妇女的行为，蔡畅就发动群众开展说理斗争，严重的还开公审大会进行
批判。由于蔡畅的努力，苏区妇女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妇女受压迫、
受歧视的现象得到了纠正和改善。蔡畅也因此在苏区妇女中赢得了崇高的威
望。

平时，不论是在机关还是在基层，蔡畅总要把妇女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召
集在一起，聊叙家常，研究问题。她总是亲切地对大家说：

“你们别称我的官衔，叫我蔡畅，或叫我蔡大姐就行，我岁数比你们大
一些哟！我很喜欢听你们说话，我到了兴国就要拜你们为先生，教会我听懂
兴国老俵话。否则，我就真不懂你们的‘国家’语言了！”

大家见这个留过洋的蔡畅这么坦率、诚恳、随和，都很乐意和她谈心，
并亲切地叫她蔡大姐。

春耕到了。那时苏区百分之八九十的青壮年男子都参加红军上了前线，
家里只剩下老、弱、妇、幼，田地面临荒芜的危险。怎么办？蔡畅就大力号
召妇女下田，挑起生产重担。江西的妇女都很勤劳，会干很多农活，可是一
说顶上男子去犁田、耙田，她们却往后缩了。蔡畅起初不知道什么原因。经
调查了解才知道，这个地方历史上就有一种迷信的说法：“妇娘学犁，母鸡
学啼，触犯天理，要遭雷劈。”这种说法对妇女精神上的束缚和威胁很大，


乡间没有女人敢摸犁耙。为了破除这种迷信，宣传科学思想，蔡畅带头挽起
裤脚下田，拜老农为师，学习犁耙。学会之后，把各乡妇女代表集中起来分
批训练，传授操作技术。她们都是本乡本土人，思想通了，很快就掌握了操
作方法。她们回到乡里，又采取同样的办法对妇女进行轮训，全省上下迅速
形成了妇女犁耙田的高潮，适时地播了种，插了秧，当年就取得了粮食丰收。
全省也没有一个妇女遭“雷公打”。苏区妇女也在实践中破除了迷信，发展
了生产。1933　年12　月，在江西省第一次女工农妇代表大会上，兴国县被评
为全省妇女工作模

范县。

江西苏区的妇女，有劳动习惯，有革命热情，就是没有文化，给工作带
来不少困难。为了提高妇女的文化知识，蔡畅要求各级妇女组织会同文教部
门，普遍办起夜校，每天晚上学习一小时。师资不足，就采取能者为师的办
法，把初通文化的人也聘为教员；缺少煤油，就点上松明子照明，在艰苦的
条件下，使苏区不少妇女识了字，学了文化。

蔡畅还极为重视培养妇女十部。她通过举办各种妇女干部训练班，组织
妇女干部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以及群众工作方法等。经过培训，妇女干
部的素质和水平有明显提高。到1933　年，江西苏区十六个县，就有县一级妇
女干部二十七人，兴国一县有二十多名妇女担任乡苏主席，她们在苏维埃政
权建设方面发挥了骨干作用。

蔡畅在江西苏区工作时，生活相当清苦。当时省委领导干部不多，吃饭
时到齐还坐不满一桌。大家经常同桌进餐，同盆吃菜，有时菜不够吃，就找
来几个辣椒切碎拌点盐吃，照样吃得很开心。

1934　年10　月，蔡畅和李富春一起，随长征队伍告别了中央苏区。

李维汉夫人阿金

阿金，即金维映，浙江岱山人、一个颇为干练、出色的女革命家，我党
历史上早期的女县委书记之一。

阿金在1931　年8　月同邓小平一起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先后担任中共江
西于都县委和胜利县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中革军委动员武
装部副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在中央苏区，阿金以扩大红军和收集粮食的“突击模范”而闻名遐迩。
当时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曾多次在显著位

置上报导阿金的先进事迹。

1933　年10　月，正值中央红军开始第五次反“围剿”之际，为了支援前
方战争，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在全苏区开展一个扩大红军的突击月活动，
阿金被任命为瑞金突击队总队长。阿金受命后，立即在瑞金县委的配合下，
投入了紧张的扩红动员之中。她夜以继日地走村串户，向苏区群众宣传扩红
的重要意义，动员广大青壮年积极参加红军队伍。在她的努力下，瑞金的扩
红任务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超额完成了。由于阿金出色的工作成绩，她受到
中革军委的表彰，名字上了苏区“光荣的红榜”。红军的各种小报、小册子
都宣传了她的工作成绩与工作经验。

由于“左”倾领导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推行的是一套“左”的冒险
主义路线，导致战争连连失利，根据地范围日渐缩小，红军伤亡很大，兵力


急剧减少。为了保证战争的需要，中央苏区又一次掀起了扩红的热潮。阿金
再一次担负了扩大红军二千名的任务。阿金又忙开了。她以火一样的热情和
旺盛的精力，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宣传鼓动与说服工作。在她的具体领导与
努力下，瑞金再一次超额完成了任务，共扩大红军三千名，获得了惊人的成
绩。

1934　年5　月底，《红色中华》报派记者专访阿金，请她介绍瑞金扩红的
宝贵经验。她很谦虚，介绍了下面同志如何深入宣传鼓动，如何发动妇女做
工作，如何抓中心带全局，干部们如何模范带头等，但她很少谈到自己。阿
金介绍的瑞金扩红经验在《红色中华》登出后，在中央苏区产生了强烈的反
响，极大地推动了苏区各县扩红任务的胜利完成。6　月2　日，瑞金突击队召
开总结会，朱德、罗迈、滕代远等参加了会议。朱总司令在讲话中称赞了瑞
金的扩红工作成绩显著，罗迈也表扬瑞金在扩红突击中“走上了模范县的道
路”。会上，朱总司令代表中革军委给瑞金县授了扩红优胜奖旗。阿金不仅
领导突击扩红，还领导突击征粮。她忘我工作，同样出色地完成了征粮任务，
被誉为中央苏区收集粮食突击运动中的

光荣模范。

1934　年10　月，阿金和罗迈（李维汉）一起，随着长征的队伍离开了苏
区，踏上了新的征程。


第七章决策长征的“三人团”

5　月书记处会议，李德第一次提出“大转移”

进入中央苏区不过一年光景，主宰苏区的“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便由
“铁板一块”开始分化。

首先从王明集团中觉悟分化出来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
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1934　年1　月15　日至18　日，在瑞金召开了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
全体会议。

博古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洛甫（张闻天）作了
《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陈云作了《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
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报告。

可以说，这次会议，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发展到了顶点。博古
在报告中说，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
是“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第五次反“围剿”战
争形势十分严峻，但博古却不正视现实，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这次会议决定中央由博古负总责。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总书记。同时设立
中央书记处，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四人任书记处书记，成为中共最高
权力核心。

在中央，张闻天的地位仅次于博古。

张闻天，上海南汇人，又名洛甫，1925　年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　月赴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参加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张闻
天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在莫斯科，他的优异成绩和才华颇受共产国际东方部
和中山大学领导人的赏识。回国后，很快得到王明器重并经王明指定进入临
时中央。

还在1933　年1　月，临时中央刚进入苏区，张闻天和博古就发生过分歧。

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3
年1　月17　日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
队共同抗日宣言》。《宣言》号召：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
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
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
土完整。

中央政府主席是毛泽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朱德。朱毛联名发布的
三条件，张闻天认为很好，很正确。作为中央宣传部长，他认为三条件既是
宣传口号，也是行动指针；既是对下层士兵与广大群众讲的，也是对国民党
上层军官讲的。

但博古不以为然。他以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的口吻对张闻天说，三条件只
是一个宣传口号而已，只对下层士兵和群众，不对也不可能对国民党上层军
官，并声称，统一战线，只不过是一个策略问题。张闻天认为博古的观点是
一种机会主义。

张闻天到苏区后，写了一些文章，关于经济政策方面的观点，与毛泽东
的调子很相近。博古看了以后不悦，专门为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写了一篇


文章《关于苏维埃的经济政策》，观点完全是从苏联搬来的，目的是为了驳
斥张闻天。

在对福建事变和十九路军的策略上，博古似乎采取了开玩笑的态度，在
军事行动上完全不配合；张闻天则主张慎重其事，在军

事上主张积极配合。

尽管博古、张闻天在一系列政治原则问题上开始分道而行，但毕竟都是
“莫斯科回来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