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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阳如血-长征前后内幕大写真-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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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军阀合作？”
在他眼里，这简直像天方夜谭，太不可思议了。军阀就是军阀，是穷凶
极恶的敌人，只能用枪、炮、刺刀和他们说话，怎么能跟他们携手并肩呢？
李德耸耸肩，摊开双手，作了个带有嘲讽意味的姿式。
一个连中国话都不懂的外国人，是很难了解中国复杂的政治心理和独特
的传统观念的。周恩来、朱德见顾问不大理解，也不多解释，遂起身告辞，
去博古住处。
周恩来简单介绍了与陈济棠接触的一些情况和此次使者所携函件表达的
陈济棠最新动态。
博古只是静静听着，面部毫无反应。从心里说，博古对与陈济棠谈判，
也不抱什么希望。一年前的福建政府，不比陈济棠的旗帜大么？结果怎么样
呢？还不是应了自己的那句话：中间派、第三党，比蒋介石还坏！除了反对
帝国主义与反对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空喊外，并没有任何真正反对帝国主义
与军阀官僚地主的实际行动。
他们的一切行动，只不过是一些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与政客们企图利用
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如此而已！
“我也给陈济棠写了封信，”朱德见总书记不吭声，有些着急，“信中
除陈明利害，分析时局外，还向他提出了五个条件。”
接着，朱德向博古有条不紊地一一道来：“第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
第二，立即恢复双方自由贸易。第三，代购军火。第四，即刻开始反蒋政治
运动。。”
博古耐着性子听完，不冷不热地说了句：“陈济棠，不也是军阀吗？总
司令，我们跟军阀打交道可是有教训的。”
显而易见，博古是指福建政府，第十九路军。
“博古同志，福建政府失败我们是有教训的。”周恩来恳切而又激动地
说：“教训就在于没有给予有力的军事援助。如果我军及时截击、阻拦蒋介
石嫡系部队入闽，福建政府不会那么快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已失
去了一个盟友，这个盟友不能再失去了。”
周恩来继续说道：“陈济棠拥护今年6 月总司令和毛泽东提出的三条件，
也就是说拥护‘订立停战抗日联盟’，拥护‘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拥护‘立
刻宣布对日绝交作战’。另外，从项英同志最近从赣南、粤赣前线发回的几
个电报看，陈济棠是能够履行诺言的。朱总司令提出的五个条件，据我分析，
也是可以兑现的。”“好了，好了。”博古摆摆手。在他看来，退出中央苏
区，共产国际已经批准了，走，只是时间问题，再商讨和一个小军阀合作的
问题，仿佛有些小题大作。
博古说：“恩来呀，和陈济棠谈判的事，就交给你吧！你和总司令全权
处理。”
尽管最高领导人博古和李德对陈济棠表示怀疑，对于此次与陈和谈不感
兴趣，但周恩来和朱德却非常重视。
在周恩来、朱德的亲自主持指导下，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开始了和谈的
周密筹划和准备。
朱德给陈济棠的密函
9 月底，使者李君终于回到了粤军大本营广州，见到了他的总司令陈济
棠。陈济棠盼星星、盼月亮般盼回了使者。李君将朱德的信交给了陈济棠。
陈济棠快速展读，喜上眉梢，不能自己。
堂堂红军总司令，朱德非常重视中国传统礼节，客气地称这位对手为先
生，而且尊称他的字“伯南先生”。信的全文如下：
伯南先生大鉴：
贵使李君来，借聆尊旨。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愈趋愈烈，蒋、汪等国贼之卖国，
亦日益露骨与无耻。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
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抗日救国舍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而铲除汉奸卖国贼
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年来，德与数十万红军战士苦战频年者，莫非为求得中国民族
之彻底解放、领土完整及工农群众之解放耳。德等深知为达此目的，应与国内诸武装部队作作
战之联合。二年前苏维埃政府即宣告，任何部队，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及武
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惜两载以还，除去冬蒋、蔡诸君曾一度与红军订
立初步协定外，红军乃成为抗日反蒋而孤军奋战唯一力量。且间隙而图我侧后者，亦颇不乏人。
比者，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德等当无不欢迎。惟情势日急，日寇已跃跃欲试于
华南，蒋贼则屈膝日本之前，广播法西斯组织，借款购机，增兵赣闽，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
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日可待。故红军粉碎五期进攻之决战，已决于十月间行之。届
时我抗日先遣队已迫杭垣，四川我部将越川边东下，威胁武汉，贺龙同志所部及在
湘各部均将向湘敌协同动作，而我主力则乘其慌乱之际，找其嫡系主力决战而歼灭之。若贵部
能干此时由杭、永出击，捣漳州、龙岩，击蒋鼎文之腹背，而直下福州；另以一部由湘南而直
捣衡阳、长沙，则蒋贼将难免于覆亡也。事不容缓，迟则莫及，福建之役可为殷鉴。为求事之
速成，德本两年前政府宣言之宗旨，敢向足下为如下之提议：
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
上列诸城市及其附郭十里之处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
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
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杜之自由，释放反日及
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
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
准备。
五、请代购军火，并经筠门岭迅速运输。
如蒙同意，尚希一面着手实行，一面派负责代表来瑞共同协商作战计划。日内德当
派员至筠门岭黄师长处就近商谈。为顺畅通讯联络起见，务望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
且可接通会昌、筠门岭之电话。匆促陈辞，不尽一一。尚祈裁夺，伫候回示。
顺颂
戎安
朱德手启
陈济棠自派出“使者”后，一直都悬着一颗心。直至读罢来信
——红军总司令的亲笔来信，悬着的心顿觉踏实下来。
事不容缓，必须进一步加紧同红军的联络。
10 月1 日，陈济棠又通过驻筠门岭的第七师给红军来电，再次建议：先
行会商军事问题，并催促红军速速派出军事负责代表前往广州面商。
为呼应对方的要求，周恩来选派何长工、潘汉年为代表，并约定了电台
的通讯代号。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特地调来了钱壮飞等老无线电工作者为译电员，以
确保通讯联络无误。
何长工，湖南华容人。1919 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 年归国，任中共华容县委书记，组织开展农民运动。1927 年参加秋收起
义，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历任红四军连党代表、团党代表、军委委员。1929
年6 月后，历任红五军纵队党代表、红八军军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
参加过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1932 年3 月后，历任红五
军团第十三军政委、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等职。曾荣获中革军委颁发的
二等红星奖章，是一位军政兼优的高级指挥员。当时，担任粤赣军区司令员
兼政治委员、中共粤赣省委常委。而粤赣军区是与粤军最近的红军防区。其
最高军事长官何长工，自然是与粤军谈判的最佳人选。
潘汉年，时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是中共与福建政府接洽的全权
代表。
钱壮飞，浙江吴兴县人。同潘汉年一样，也是一位充满神秘色彩而又精
明强干的中共隐蔽战线上早期革命家。1914 年，18 岁的他考入北京医科专门
学校学习。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医生职业便成了他从事地下工作的很好
掩护。1929 年，他根据上级指示，同李克农一起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
调查科（中统局的前身），并成为中统头目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为中共提供
了大量重要情报。1931 年4 月，当顾顺章被捕、叛变之际，从武汉发给南京
徐
恩曾的绝密电报落在钱壮飞手中，他跳上驶往上海的列车，通知周恩来、
瞿秋白等立即转移，挽救了党的不少高层领导，而他自己也通过秘密交通线，
安然无恙地进入中央苏区，并在瑞金担任中革军委第二局局长。
周恩来选潘、何二人为谈判代表，调钱负责通信工作，足可看出此次谈
判的重要性和秘密性。
周恩来还亲自起草了复电。电文除催促对方对朱德信中提出的五个协商
条件迅即予以答复，以便红军依此根据准备协商外，还建议将谈判地点由广
州改在寻乌。
陈济棠复电：同意在寻乌会谈。
周恩来旋即召来何长工、潘汉年，并当面交待了谈判任务。他说：“陈
济棠电约我们，要举行秘密军事谈判，这很好，我们可以利用陈、蒋之间的
矛盾。朱德同志已给他复信。根据目前党的统战策略思想及政策，我们准备
与陈谈判。对方的代表是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杨幼敏及两个师长，一个
是独立第七师师长黄质文，另一个是独一师师长黄任寰。”
接着，周恩来又郑重地说：这是中央给你们的重任，望你们沉着勇敢，
见机而作。”
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亦嘱咐道：“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
是很有益处的，要尽力而为；谈不成，也不要紧，关键是沉着灵活。”
10 月6 日，何、潘等人经过一番准备后，带着朱德亲笔署名的介绍信，
肩负和粤军代表秘密谈判的重大使命，骑马上路了。
周恩来的电报暗语：“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
10 月7 日，一队人马从红区进入白区，驰至赤白交界地——
筠门岭。
为首的，便是何长工与潘汉年。
筠门岭，属会昌县的一个小镇，扼会昌南部咽喉，东南西三面贡水围绕，
水流湍急，河的南岸高山环抱，足为屏障，地势十分险要，自古乃兵家必争
之地，又有“铁门岭”之称。
陈济棠独一师二旅旅长严应鱼早已令其心腹、旅特务连连长严真率部下
及四名轿夫，两顶轿子在此迎候。
何长工、潘汉年一来，严连长就悄悄地说：“何先生，我们听到和看到
了红军关于团结抗日的宣传，我们与贵军都是炎黄子孙，真不愿意看到中国
人打中国人。我们欢迎何、潘先生前来会谈。”何、潘二人坐上轿子，由特
务连护送前行。每遇哨岗盘问，严连长便高声喊道：“这是司令请来的贵客。”
喝令哨兵退去。轿夫一路跋涉，两顶轿子顺利通过哨卡，被抬到离筠门岭四
十里地的罗塘镇，在一幢崭新的两层小洋楼门前停下了。轿中出来的何、潘
二人，都是一身西装，一副墨镜，一顶草编礼帽，一副阔少爷派头。
粤军代表扬幼敏、李宗盛早就恭候在屋前。
双方见面，握手，互致问候。
礼毕，潘汉年递给杨幼敏一封朱德亲笔信：
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代表幼敏、宗盛两先
生协商一切，予接洽照拂为感！
专此，顺致
戎祺
朱德手启
10 月5 日
信中的“潘健行”，就是潘汉年。
一年前，潘汉年曾受毛泽东、洛甫之命，和吴亮平一起与十九路军秘密
谈判，签订联合反蒋抗日的协定。蒋光鼐、蔡延锴希望共产党支持他们。遗
憾的是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者既不懂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一切可能
争取的同盟者，又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顾问的指令。当首席军事顾问曼弗雷
德·施特恩表示反对时，便失信违约，坐失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战机，使
得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之后，得以从容地调转枪口，重新集中力
量进攻中共根据地，造成现在这种危机的局面。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此次谈判能否成功，潘汉年心里在默默地祈祷着：
但愿不虚此行。
第二天，谈判在何长工、潘汉年住的小洋楼二楼一间不大的会议室进行。
旅长严应鱼深知事关重大，专门派旅参谋长兼军法处处长韩宗盛负责接
待和保卫工作。为了加强警卫，严旅长还将站岗的士兵一律换上了与自己最
亲近的客家子弟。
谈判在秘密而紧张地进行着。何长工、潘汉年遵照周恩来、朱德的指示，
沉着勇敢，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同陈济棠的代表就停
止作战、解除封锁、恢复贸易、恢复通讯联络、互通情报及抗日反蒋等事项
都进行了反复商谈，双方都各自提出了建议和条件。
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终于达成了五项协议：
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3。解除封锁；
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四十华里，
让红军通过。红军只借道西行，保证不入广东腹地。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
用陈部护照。
当谈判进入到逐条确定时，周恩来通过红军总部电台向粤军电台发来了
事先商定的密语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何长工看了密电，心头
不觉一惊。因为他知道，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瞎指挥，第五次反“围
剿”终于遭到失败，红军很快就要进行战略转移了。但是，沉重、愤恨、痛
切的情绪在谈判桌上却不能流露丝毫。
尽管如此，粤军代表还是敏感地问道：“你们是否要远走高飞了？”
何长工反应极快，马上口气平静而婉转地回答说：“不是的。这是说谈
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
对方代表见何长工镇定自若，对答如流，听起来又合情合理，也就不再
言语了。
何长工、潘汉年有些坐不住了。待五条一确定，目的已达到，便马上结
束谈判，心急火燎地赶往会昌。
可还是迟了一步。中革军委已从瑞金转移到于都去了。周恩来特地派人
在此等候，并留下一张条子：长工同志，我在于都等你们。
于是，何长工、潘汉年又马不停蹄地赶至于都，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谈
判情况。周恩来得知谈判成功，达成了五项协议，异常高兴。他格外有力地
握住何长工、潘汉年的手说：“这次谈判谈得很好，将对我们红军、中央机
关的突围转移起到重大作用。也就是说，将使中央正式确定长征开始的时间
和突围的方向。”
战情的发展，正如周恩来所言。
10 月中旬，红军开始向赣粤边进行战略转移，选择了蒋介石自认的“不
利之路”，这是蒋介石事先连做梦都未想到的。9 月底，蒋介石即因认定对
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胜利在望而洋洋自得，并于10 月5 日偕同宋美
龄放心地从庐山到华北、西北，兜售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方针。未
料，不出一星期
便接到南昌行营报来红军主力有突围迹象，且前锋已过信丰江的紧急情
报。
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撇下宋美龄便匆匆赶回南昌，立即召集他的幕僚
研究对策。蒋介石想当然地判断红军的行动方向定会从赣南入湘南或入湘南
后出鄂皖苏区再北进，于是便急速调兵遣将，将阻止红军西进和北上的重点
放在湖南。
谁料，红军早有“借道”之约，偏偏选择了广东作为突破口。
蒋介石更未料到的是，奉命进剿的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竟“私下通共”，
与红军达成了一项又一项协议，并将这一项项协议传达到前线少将以上高级
将领。同时，严令各部“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出击不准开枪”。
从而，使红军不费吹灰之力，便于10 月21 日顺利突破了蒋介石布置的第一
道封锁线，进入粤北南雄境内。
蒋介石得知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大为震惊。蒋急令南昌行营电令粤
军陈济棠、湘军何键两部火速出兵，在湘粤边之汝城、仁化至乐昌间设置第
二道封锁线，予以阻截。下令江西、湖南境内所有航空队全体出动，协同作
战，妄图把红军堵截在第二、第三道封锁线内，予以全歼。
这时，陈济棠令北区绥靖主任、韶关战区司令官李汉魂率独立第三师、
独立警卫旅等部到仁化、乐昌、汝城附近设防。
李汉魂向部下下达任务时称：陈总司令已同共党达成了协议，互不侵犯。
共党只借道，不犯我广东境内。我方保证不截击。在粤湘、粤赣边境上划定
通道为红军经过路线。
李汉魂郑重告诫警卫旅：仁化一线，为我军前哨，估计红军大部要通过
你旅防区。跟共党打仗好办，但要做到完全不接触，很不容易。因此，你们
要加倍小心，一定要认真执行协议。同共党谈判之事，不必下传。敌不向我
射击，我不开枪；敌不向我袭击，我不出击，要作为战场纪律执行。
独立第三师、警卫旅各部抵达乐昌、仁化一线后，主力布于百顺、二塘
一线之南。警卫旅少将副旅长黄国梁还把一些平日憎恨共产党的军官留在韶
关，不让他们上前线。
红军进入广东境内后，认真执行谈判协议，不入广东腹地，只沿粤、湘、
赣边西进，于11 月8 日和15 日未遇粤军顽强阻截即通过第二道、第三道封
锁线。
蒋介石的计划又一次落空了。
蒋介石的计划一次次遭落空，部署一次次被打乱，终于察觉到陈济棠企
图保存实力，不禁大为恼怒，急令手下发去一封责电，措辞甚是严厉：“此
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不予截击，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之污点。
着即集中兵力二十七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堵截，以赎前衍。否
则，本委员长执法以绳。”陈济棠惟恐日后难以向蒋“交帐”，迅速销毁了
与红军谈判的所有文件，乃令叶肇、李汉魂、李振球等师，分头沿乐昌唐村、
坪石尾追红军入湘。
可是，此时红军西去已远矣。
第九章出征者与留守者的生离死别
瞿秋白能走乎？毛泽东爱莫能助
1934 年9 月初，中央苏区四周除南线形势较为平缓外，东、西、北三线
战况则更加惨烈。
敌加速南下，前线坏消息一个接一个飞报而来。
情况已万分危急，突围转移的秘密工作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确定干部
的走、留名单。
谁走？谁留？中央高级干部的名单基本上由博古圈定。
当瞿秋白的名字被博古圈入留守者之列时，张闻天希望博古再郑重考虑
一下，但博古坚持已见，并理由十足地说：“瞿秋白正患肺病，身体很差，
怎么能长途行军呢？”
听起来合情合理。其实，当时身体有病或重病的又岂止瞿秋白一人呢？
像邓颖超、王稼祥，还有董必武、徐特立等年高体弱的同志，不都参加了长
征并安全到了陕北吗？
这完全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一伙的宗派思想在作祟。瞿秋白曾因
反对王明、博古一伙的宗派活动而蒙受打击，并一直受到他们的歧视和不信
任。特别是1933 年9 月22 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
的决定》，更是对瞿秋白新的沉重一击。
决定指出：“根据狄康同志最近在《斗争》上新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央
认为狄康同志实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错
误。。中央认为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
展最无情的斗争。。”
狄康即瞿秋白。他原名瞿船，1899 年1 月29 日出生于江苏常洲。1919
年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时参加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是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
合会领导成员。1920 年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以北京《晨报》记者身
份赴苏俄采访考察。其间，曾写出《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俄罗斯
革命论》等作品及数十篇“旅俄通讯”，并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他是十月革
命后第一个直接考察报道新生苏维埃国家各方面情况的中国人。
1922 年2 月，瞿秋白经同乡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 年1
月回国后开始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并很快成为中共一支笔，成为中共中央三
家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和《向导》的主要撰稿人。1923 年6
月，出席中共“三大”，主持起草了党纲。1924 年，出席国民党的“一大”，
并参与了大会宣言的起草。
文才的显露，影响的扩大，瞿秋白在党内的职务也随之逐年上升。1925
年1 月，他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任中央局委员。1927
年4 月，中共“五大”时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大革命失败后，主持召开八
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会后，任中央政治局常
委，主持中央工作，实际上成为继陈独秀之后的中共第二任领袖。1927 年冬
至1928 年春，虽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但他和战友们一道，在极其
艰难的条件下，为恢复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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