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阳如血-长征前后内幕大写真-第3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
单纯防御路线取消运动战，就无法粉碎堡垒主义，甚至产生在堡垒主义下我
们只能取得小的战术上的胜利的理论，这无异于向堡垒主义投降。

（七）对付敌人持久战的方法，是在有利条件下坚决的迅速的勇敢的向
敌，人反攻与进攻，以粉碎“围剿”。在不利条件下则可以以战略上的退却
避免战斗以保持红军的实力，等待与争取新的反攻与进攻的有利时机。有着
坚强的红军，即使苏区暂时受到损失也可恢复，而且也只有依靠红军，才能
创造新苏区。同时为了进行连续的战斗，必须经常给红军以休养兵力与教育
训练的时间。单纯防御路线一方面不能粉碎“围剿”，一方面消耗自己的有
生力量，正是敌人的持久战所要求的。

（八）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是红军粉碎“围剿”的重要条

件之一。十九路军事变给了我们粉碎“围剿”的有利条件，但我们在军
事上却完全不去利用。

（九）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在决
定退出苏区后，依然无目的地在苏区内同敌人拚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
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与搬家式的行动，在于部中群
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
难，使所有部队变成掩护队。特别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必要的与有利时机同
敌人决战原则上，而使自己处处处于被动地位，遭受敌人打击，使原定目的
不能达到，红军大量减员。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拚命主义，或者
是逃跑主义。

（十）决议更说到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所造成的不正常现
象。指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过
去书记处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是不够的，最大的力量都放在扩大红军与保障
红军的给养以及其他后方工作方面，而很少注意战略战术的直接领导，没有
清楚了解战争的指挥关系于战争胜负的全局。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
的后方工作化为乌有。但这一错误主要的负责者是博古同志，同时指出这种
错误对于博古同志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

（十一）决议最后说到日前的环境依然有利于我们创造新苏区的。几个
苏区的变为游击区，不过是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部分的挫折。这种挫折丝
毫也不足以使我们对于苏革前途表示张惶失措。实际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就
是想暂时停止中国苏革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胜利，
中央红军在云贵川的胜利，以及全国革命斗争，证明整个中国苏革正在前进
中。同时在全党前面提出了严重的任务，指出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过血战
可以成功的。目前最中心的问题是用一切力量战胜云贵川滇以及蒋介石

的部队。加强红军，扩大红军，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的斗争，瓦解白军，
坚持中央苏区、湘赣苏区等游击区域的游击战争。正确的灵活的艺术的运用
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目前争取胜利的战斗任务。我们相信，这些任务是
能够完成的。因此我们必然胜利。

书记处

项英回电，表示拥护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

然而，围绕遵义会议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所定性的“政治路


线”与“军事路线”错误的问题，陈毅与项英的看法分歧甚大。

争论归争论，但当此危急时刻迫在眉睫的是突围，立即突出重围，两人
已达成了共识。

九路突围，留下一串串血路

工农剧社一直是跟着中央分局走，从梅坑到宽田，再到井塘村，尽管前
方炮声隆隆，但剧社依然走到哪里唱到哪里。剧社唱得最多最令人激动的歌
叫“胜利的号炮”。歌词大意是：红军主力不久就要打回来，敌人的进攻不
久就要被粉碎，前方隆隆的号炮声，表示革命不久就要胜利。。

工农剧社隶属于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赵品三），负责人是石联
星，下分火星、战号、红旗三个剧团。

在井塘村，工农副社驻在中央分局对面的一个小山头，站在两个小山头
上，若用哨子吹都能听得见，但跑一个来回却要两个钟头。

中央分局会议决定突围后，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起草了一个突围转
移的动员报告。贺昌把传达任务交给了中央军区的敌工部部长袁血卒。袁是
宁都起义的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后担任过团长、特科学校政委和红二十四
师政治部主任。全国解放后，袁曾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部长。

一大早，袁血卒先去了工农剧社，起草动员报告奋战了一个通宵的贺昌
对他说：“剧团的孩子们太天真了，整天‘胜利的号炮’（歌词中的一句重
句）。你去告诉他们：我们中央苏区的形势是紧张的，任务是艰苦的，过分
乐观的宣传是脱离实际的。告诉他们，准备吃苦，准备爬山，准备背包袱打
仗。。”

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突围转移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对红军的
战略大转移实行严格保密，根本没有在苏区军民中进行思想动员。因此，在
苏维埃政权下生活和战斗的人们，满以为红军出征，也不过跟往常一样，一
个月或两个月，打了胜仗，带着缴获的武器和俘虏回来，开个祝捷大会，大
家欢欢喜喜。工农剧社天真的演员们，为此正努力创作，排演，操琴，练歌，
准备胜利后的演出。他们还不知道当时形势的严重和紧张。

贺昌同志将这个任务分配给袁血卒，也有关怀他的意思，因为他爱人在
剧团工作。

中央苏区的局势十分严重，但一般苏区的干部群众并不知晓，因为“内
幕”一直被掩饰着。“胜利的号炮”的幻想很普遍。直到大突围前夕，不明
真相的人们还在争论这个问题。

陈丕显回忆道：

一天傍晚，我向山腰走去。走着走着，忽然听到赣南军区政治部的宣传
鼓动员唐大炮的声音。他正提高嗓子向战士们说话：“现在正是国民党政府
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最后一次决战，等红军主力大捷，我们就要反攻。打到
南京去，直捣蒋介石的老窝！”听他说话的声音，就可以知道他是相信他自
己的话，他一转身发现我已站在他的身旁，他情绪显得更加活跃。

战士们纷纷围拢前来，问这问那。有个战士问：“敌人到底有多少？我
们能不能赶走他们？”唐大炮一听这话就开炮了：“你这个脑袋我看要检查
检查了，你要知道，不怕敌人千军万马，只怕自己脑


袋有问题。”

我开完会回到赣南军区司令部，迎面碰到军区司令员蔡会文。蔡会文同
志对我说，中央分局昨天晚上开了紧急会议，反复讨论了中央指示，陈毅同
志说了，事到如今，只有突围，冲杀出去，才有希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
柴烧。项英同志已接受了陈毅同志的意见。

最后，蔡会文同志对我望了一望，像征求我的意见似地说：“你跟我一
路走，你高兴吗？”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连说：“好极了，好极了。”

蔡会文，湖南攸县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参加湘赣边秋收
起义，随部队上井冈山。曾任工农红军第四军连党代表、支队政委。1930　年
后任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政委，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湘赣军区总指挥兼政
治委员，粤赣军区、赣南军区司令员等职。曾荣获中革军委颁布的二等红星
奖章。

项英、陈毅等对集中在西江、宽田、井塘村的红军部队和中央分局、中
央办事处、中央军区机关及赣南省委机关直属队作出了九路突围的计划：

（1）　以独立第七团随李才莲同志由会昌穿插封锁线至汀瑞线边转至闽赣
军区，进行游击战，如有可能再穿至博生以北去领导和恢复该地一带的游击
战。
（2）以二十四师之四个连随陈潭秋同志到闽西与张鼎丞部会合，在闽粤
边坚持游击战；
（3）以二十四师之四个连由汪金祥率领到寻南和平武一带进行游击战；
（4）以二十四师之四个连由李天柱、孙发力指挥，依靠寻南原有的游击
区向东江发展；
（5）以二十四师之二个连向云南挺进游击建立游击区，并与信南游击区
打成一片；
（6）以二十四师之七十一团（约九个连）由龚楚、石友生领导由
安南经油山转至湘南收容三十四师，并在该地发展游击区；
（7）派独立三团由徐鸿、张凯两同志指挥并派在湘赣和湘鄂赣工作的同
志，过信河到湘赣传达指示，留在该地领导游击战。（8）留独立六团在赣南
由赣南军区蔡会文及阮啸仙、刘伯坚同志领导指挥坚持游击战；
（9）中央军区司令部直接统帅二十四师七十团，周建屏、杨英兼团长、
政委，在苏区穿插游击并与各苏区取得联系和指导工作。中央分局项英、陈
毅、贺昌随七十团行动。
大突围就要开始了，人们即将离开中央分局，告别井塘村，各奔东西。
瞿秋白向项英提出，让工农剧社三个剧团作最后一次会演。项英同意了。
2　月7　日晚，下着凉雨，天气特别寒冷，但井塘村却火把通明，热闹非

凡。人们似乎忘记了数万敌军压境的严峻形势。
项英、陈毅、贺昌等中央分局和军区的领导都冒着大雨与大家露天观看
这最后一次演出。
演出的节目有《王大嫂》、《牺牲》等，编剧是苏区著名的戏剧家石联

星。
晚会由瞿秋白亲自主持，他讲了话，并给优胜单位颁发了奖
品。
两天后，瞿秋白和何叔衡、周月林、张亮等一同离开井塘村，在一个排

的护送下，向闽西长汀转移。然而，这一去竟不能生还。


韩进，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编委，长时间与瞿秋白共事，
在瞿秋白的领导下工作。数十年后，他依然深切地怀念瞿秋白同志。韩进在
回忆录中满含深情地写道：

主力红军长征时，五个编委中，任质斌和徐明正两同志随主力走了，谢
然之后来叛变了，编委实际上就剩下我和秋白同志，报纸的工作由我们两人
负责，当时也没扩大编制，也不允许扩大编制，

增加人员。

记得我还写了一首歌词，题目叫《游击队进行曲》，歌词分三段，每段
四句：我现在记得第一段是这样写：

我们不许一枝梭标不见血，

我们不许一颗子弹不中敌，

我们是工人农民的游击队，

高举自己的苏维埃旗帜！

这首歌词在报上登出后，瞿秋白同志看了。他说：“这个很好嘛！谱一
支曲子让工农剧社的演员们去唱吧！”

我说：“我不会作曲，叫谁去谱呢？”

“让崔音波同志给谱吧！”瞿秋白同志说。

我跟瞿秋白同志共住一个套间，他住里间，我住外间，我们之间相处很
好，无话不谈。当时他也受“左”倾领导者的压制，但他始终没有讲过一句
对中央、对党不满的话。瞿秋白同志确实是个很好的同志。

2　月10　日，项英、陈毅、贺昌率红二十四师七十团和中央分局、中共办
事处、中央军区机关直属队，离开井塘村，经会昌白鹅转移到于都南部禾丰
地区。

按照中央分局的突围计划，2　月中下旬，各路部队分途突围。

2　月21　日，项英向朱德、周恩来、洛甫报告了中央军区各部突围的近况，
请中央给予指示。

23　日，中央致电项英，给予指示，并要求“不应把分局的人集中在一起，
除项英、陈潭秋、贺昌三人外，其他同志可在其他的部队内负责工作。陈毅
可独立领导一个独立团。”

但项英还是决定陈毅和自己、贺昌一起走，陈潭秋去闽西张鼎丞处指导
工作。

突围，为时已晚。各部一出动，即遭堵截。北部陈诚部队近十万人由北
而南压过来，南部陈济棠部队六万人严加堵截，在于都南

部狭小地区的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机关直属队已不能
久留。

陈毅回忆此时情景时充满悲愤：

四个月时间浪费了，弄得军心涣散，军队瓦解，没有战斗意志了。亡国
了嘛！人家万里长征到少数民族区域，到了死亡边缘，几乎灭亡；我们这里
也差不多到了灭亡的边缘。这么大的国家亡了。经历了亡国的惨痛。中国这
么大，却没有地方去了，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四面是敌人，到处是枪声。
这里喊捉，那里喊杀。咳，老头子、小孩子、妇女，满坑满谷，满村遍野地
跑，没有地方去。有的老百姓认识我，问我怎么办？说红军不该走，红军不


走不会是这个样子。他们不知道红军不走也不行。动员他们回家，他们不回，
跟着队伍走，越这样，越影响队伍。老百姓、伤兵大批跟着走，完全是敌人
手上的战利品。真是一片国破家亡，很悲惨的景象。于是决定突围。

突围只能是九死一生。

李才莲所率独立第七团为第一路。第一路从瑞西的铜钵山区出发，原来
欲往闽赣边突围，可能的话转至江西省委、省苏所在地博生县（今宁都）领
导该地区的游击战争。但行至瑞金九堡时，部队即被打散。李才莲历尽艰难，
收集溃部，好不容易与瑞西特委书记赖昌祚联系上，但即在一次突围战中壮
烈牺牲。

1986　年，当索尔兹伯里写作后来脍炙人口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
事》时，仍然对李才莲其人其事不甚了解。后来，人们请教了国防部长张爱
萍将军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丕显，查阅了数不清的苏区文献和报刊，才略
微查询到了李才莲的身世业绩。

李才莲，江西兴武县人，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首任少共上犹中心县
委书记，广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儿童局书记，1934　年接替张爱萍任少先
队中央总队长，红军长征后任少共中央分局书记等职。牺牲时年仅22　岁。其
妻池育华，自1933　年分别后再也未能相见。池已70　多岁，现仍在其家乡兴
国农村。

梁广，当时任全总中央执行部的部长，他担负着去上海为中央局搞电台
的特殊任务，要经过闽南交通线出海。因此，他随陈潭秋一路突至闽西。

1979　年，梁广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陈潭秋和谭震林带了一个加强营，有四个连，战斗力比较强。大约是
春末的一天，我们从瑞金西南的一个地方出发。此时，敌已在闽赣边境一带
设置了重重封锁线，用六个整团的兵力对我们进行前堵后追，我们每前进一
步，都要经过艰苦的战斗。

“在四都附近的一仗，我们仅有的一挺重机枪被打坏了，营长也牺牲了，
震林同志便亲自指挥。晚上，我们突破敌人的防线。插进旧县河南的一座大
山里。这座山很陡，崖壁上的路又窄，天黑不见五指。为防止暴露目标，行
军一律不准打手电，我们一个接一个，摸着绳子在崖壁上攀行。突然，潭秋
同志一脚踏空，哗地一下摔了下去。天亮时才在谷底找到他，只见他浑身血
迹，左脚跌得趾断、掌裂，耳朵也受了伤，他忍着痛，被我们搀扶着赶上了
部队。

“根据情报，敌人正从四面包围上来，处境仍然危险。潭秋同志与我们
商量，为了减少行动目标，决定分两路走：一路由谭震林同志带两个连随潭
秋同志走小路；一路由我带两个连从大路穿插掩护，吸引敌人。结果，我们
这路先到预定的集合点。等了不久，谭震林同志带着两个连也赶到了，大家
很高兴。

“又经过几天艰苦行军，我们终于到达永定赤寨，与张鼎丞、邓子恢等
同志会合了。潭秋同志在那里主持召开了有重大意义的闽西南军政会议，研
究确定了游击战方针。”

在闽西随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的
原福建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伍洪祥回忆说：

“在我们这块游击区里，还剩有近两个团的部队和三个县的苏维埃政
权，处于分散混乱的状态。在这严重关头，潭秋同志以中央代表的身份立即


召开闽西南党军政负责人紧急会议，宣布成立闽

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为主席，邓子恢、谭震林为副主席，统一领导
和指挥闽西南红军和各地游击队同敌人的斗争。这样，就解决了分散、各自
为政的危险状况。这是潭秋同志很重要的功劳和贡献。”

国家政治保卫局中央苏区分局局长汪金祥和原湘赣军区副总指挥李天柱
各率红二十四师的四个连，向寻乌南部突围。1935　年3　月25　日前后，在安
远、寻乌边境清溪地区，遭粤军独立第四师堵击。激战三天三夜，部队损失
惨重。汪金祥、李天柱部各剩二三十人，于月底到达寻乌南部山区。

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和二十四师七十一团政委史友生等，率七十一团从
禾丰出发突往湘南。3　月2　日到达信丰安息、极富；在极富遇敌激战后，突
至信丰境内油山，其后转至湘南。

毛泽覃率一个连于3　月中旬从禾丰出发，经会昌、白鹅、小密，到达闽
西，与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省军区司令员龙腾云等会合。一个月后，毛泽
覃在瑞金红林山区不幸阵亡。敌军从毛泽覃身上搜出了其胞兄毛泽东和朱德
的照片。

突围前夕，中央军区卫生部政治部主任张凯被调到独立三团担任政治委
员，独立三团团长徐鸿，政治部主任陈铁生。张凯在回忆中写道：

陈毅同志找徐洪和我去谈话交待任务，要我们立即去三团工作，准备分
散突围。

中央分局原决定阮啸仙同志随我们团行动，后来因为他是赣南省委书
记，又决定他随赣南省机关部队行动，中央分局另介绍陈正人和彭儒同志同
我们走。陈毅同志在向我们交待任务时，反复叮嘱说，突围途中可能遇到敌
人追击堵截，要独立自主地处理一切问题，并要与当地党组织及根据地的游
击队取得联系，依靠群众求得生存和发展。

我们接受任务后，立即就到了该团。这时，敌已向禾丰地区进攻，独立
团的一部分队伍正与敌接触战斗。情况紧急，我们当即决

定全团分成两路：一路由徐鸿率五个连，一路由我率五个连，从信丰至
赣县王母渡、大埠间，渡信丰河，向南康、崇义、上扰方向前进，然后再到
遂川、宁冈一带会合。我们的行动是很仓促的。我率的一路，从于都的小溪
出发，到达王母渡、大埠之间渡信丰河。由于敌已沿河部署兵力防守，渡河
未成功，损失百余人，只好折回向南走。当时还拟从信丰、南雄之间插过去。
当我们经过龙布、重石、版公、古陂、安息圩等地时，沿途均遭到敌追击堵
截，部队损失很大，到达安远西南九龙蟑时，仅剩下一百五六十人。后来又
转到安远以南山地，找到了安远县委书记杜慕南，部队仅剩百把人。经商量，
我们决定收容被打散的部队进行整理，待后再去湘赣边去，因而就在安远以
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这时，已是3　月下旬了。

由徐鸿率领的一路同样没能渡过信丰河，部队损失更大。据有的失散人
员说，部队被打散了，有的伤亡，有的被俘，究竟剩下多少人，到什么地方
去了，都不清楚。徐鸿在战斗中不知下落。我们出动后就与中央分局和中央
军区失去联系，以后一直没能联系上。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陈正人（解放后任江西省委第一任省委第一书
记）随独立三团突围，幸免于难。他1940　年在延安写的《我的自传》中详尽
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1935　年春间，中央苏区红军第二次突围时，我那时还在病中，中共中央


分局项英同志因鉴于时局严重，在苏区无法找得着养病地方，遂决定我和以
栗同志分赴白区休养，并决定彭儒（陈正人夫人）同志和我同去。以栗同志
后干赴白区途中遭遇敌人牺牲。这个问题的决定和处理是经过了项英、陈毅
同志的。当时党给予我两年养病费，给彭儒一百五十元，决定我俩随一部队
化装潜往白区。

我和彭儒于是年春间随独立三团出发，预计该部渡过信丰河，到信康赣
去。但没有达到目的。我俩随部队折转到安南县委游击区去，中间经数次激
战，于寻安边与广东敌独立第九师之一部打了

一仗。我军败退，彭儒于是役中被俘去。我们跟上了部队。最后，我乃
与独立三团政治部主任陈铁生同志商量，由安远乡间化装潜往白区，与陈一
新周时走，由一熟悉往广东梅县的挑夫引道，遂于1935　年夏安全到达梅县，
后与陈一新经潮汕到达香港。

彭儒同志被俘后，经她哥哥彭瑛营救获释。陈正人便潜往彭儒家乡湖南
宜章崎石乡下养病。1937　年5　月，陈正人历经艰辛，辗转曲折，到达延安。

1935　年2　月下旬，红军九路人马相继突出去七路，剩下的中央分局和赣
南省两路离开禾丰、转往上坪山区。

3　月初，红透了东南半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区域，只剩下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