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阳如血-长征前后内幕大写真-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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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甫继续说：“由于邓小平同志的错误，三县党的工作遭受了重大损失。
党中央决定，要在中央局直接领导下，开展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斗争。
这个斗争要深入下去，一直深入到各个支部。”

洛甫把目光转向坐在会场角落里的李富春。“省委2　月28　日的指示信是
错误的，是对纯粹防御路线的调和，根本没有指出邓小平同志纯粹防御路线
就是罗明路线。因此，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不深入，省委也应负很大一部


分责任。”

洛甫作报告，作总结，说了一大通。在中央局的精心策划下，会议对邓
小平进行了蛮横的指责和无情的批判。

会议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并决定立刻改组
会、寻、安中心县委和三县县委常委，召开三县各级党代表会议，开展反邓
小平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

洛甫、罗迈返回瑞金，分别撰写了《罗明路线在江西》、《试看邓小平
同志的自我批评》，登在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第八期。

毛泽覃、谢唯俊挨批后，拒不承认“错误”，并给正在瑞金叶坪的毛泽
东写信，反映情况。

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博古那里。他说：“毛泽东犯了错误，毛泽覃、谢
唯俊也犯了错误。他们都很顽固，不但不认错，还对党发泄不满，互相通信，
这是派别活动。”于是乎，博古提出要亲自主持一场批判会。

博古把罗迈找去，说：“江西省委在宁都召开总结会，你同我一起去。”

江西省委设在宁都县七里村。博古首先找省委书记李富春谈话。

自中央决定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以来，李富春及省委一直采取消极回避
态度。《斗争》发表连篇累牍的文章，江西省委却不表态，党内亦未讨论。2
月28　日，迫于压力，李富春不得已违心地发出对会、寻、安的指示。究其根
本，是想帮邓小平过关。不料，这竟引起中央的大为不满。在江西虽未直接
点李富春的名，但已有所指了。

博古郑重其事地告诫李富春说：“作为省委书记，你对江西罗明路线的
态度是非常错误的。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有的只是狭隘经验主义！中央
的路线，是进攻路线；进攻路线，就是国际路线。而国际路线是绝对正确，
不容置疑的！”

“博古同志，我不是怀疑中央路线，我只是对反罗明路线斗争不太理解，
反江西罗明路线是不是要这样大张旗鼓，我觉得。。”

没容李富春说完，博古就厉声训斥道：“李富春同志，我警告你，还有
江西省委，若不悬崖勒马，立即转变态度，向罗明路线开展猛烈冲击，将受
到党纪制裁。”

回到家中，李富春向夫人蔡畅吐露了与博古谈话的内容。他们思索，进
攻路线不单是中央指示，而且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代表国际路线。国
际的背后是斯大林，难道斯大林还会有错吗？

他们不敢再往下想，不敢再怀疑了。

4　月16　日的省委工作总结会由博古亲自主持，咄咄逼人，煞有介事。

会议一开始，罗迈代表中央组织局宣布决定：撤销邓小平、毛泽覃、谢
唯俊、古柏四人党内外一切职务。

十分出乎人们的意料，罗迈在宣读决定之后，大声说道：“把邓

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枪缴了！他们不配带革命的武装。”

省苏保卫局局长葛耀山率人上来缴下了邓小平、毛泽罩、谢唯俊和古柏
的手枪。会场气氛瞬时森严起来。

作为省委书记，李富春没有坐在主席台上，而是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里。眼前这一切，使他万分忧愁和矛盾。李富春的夫人蔡畅，时任江西省委
常委兼妇女部长，站在另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博古定下会议基调后，人们开始发言批判。


危秀英，当时是省苏妇女部干部，参加了这次会议，专门为主席台上的
领导倒茶（解放后，她曾任华南农垦总局副局长，江西省委委员、省妇联主
任）。她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妇女部的邓石香也上台讲邓小平怎么怎么不对，她下台后上厕所，我也
跟进去说：“石香，你混蛋，我们做妇女工作，跟他们没有工作关系，你怎
么可以胡说八道？到台上摆什么威风！”石香不服，一拳打过来，我们俩当
场就要打起来，蔡畅大姐听到后，把我拉出来，说，秀英，不要乱说话，要
杀头的。我那时年轻气盛，只觉得石香不该胡说。会议结束后，邓石香被调
到中央组织局工作。

会议开了数日。博古接急电返回瑞金。临行前，他让罗迈留下主持会议，
并又把李富春训导了一番，要他按中央的精神作总结。

罗迈发挥着博古的调子，说：“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
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江西的罗明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
路线，是一条与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相同而完全相反的路线！这条路线根
本不相信党的力量，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因而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走上了
悲观失望的取消主义的道路。”

李富春的总结报告称江西党内有“三个怪物”，即所谓“江西罗明路线”、
“自由主义”和“官僚主义领导方式”。邓、毛、谢、古“就是这一怪物的
代表”；“省委实际对单纯防御路线（罗明路线）采取了自由主义的调和态
度”，官僚主义这个怪物“简直在全江西横行，从

省委直到区委都一样”。李富春不得已说了一通违心话。

这场由博古亲自发动、主持的“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尽管“布尔
什维克的火力”非常凶猛，但在“左”倾教条主义者面前，邓小平、毛泽覃、
谢唯俊、古柏等并未放弃原则。他们在会议上和所写的申明书中，以共产党
人的坚定原则立场和光明磊落的态度，捍卫和坚持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中央组织局局长罗迈蹲在宁都，要邓、毛、谢、古作深刻反省，一次，
二次，三次，“检讨”作了不少，但总过不了关。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作出谁正确谁谬误的评判。
李维汉（罗迈），曾代表“正确路线”，三次要邓、毛、谢、古作深刻检查；
五十年后，虽已耄耋高龄，但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耐人寻
味的话：

反所谓江西罗明路线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
“罗明路线”，无论是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的。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遵义会议后几十年，我就再没
有反对过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了。

邓小平，当年曾因坚定地执行毛泽东的路线而蒙受政治生涯和个人生活
的双重打击，毛泽东却把邓小平因他而挨整挨批之事记了四十年。1972　年，
邓小平在林彪事件之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自己的一些想法。毛泽东
在信上作了批示。其中第一条这样写道：“（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
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
毛派的头子。。”

改组军委，周恩来、朱德大权旁落


1933　年1　月，博古、洛甫等人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一向大权独揽、发
号施令惯了的博古，一到瑞金，使把中央苏区党政军权全部抓到自己手中。

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前，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共苏区中央局。

1930　年10　月17　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
共苏区中央局，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设立在苏维埃区域的领导机构，指
定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再加上当地的两
个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周恩来未到任，由项英任代理书记。
1931　年4　月中旬，中央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达中央苏区，项英
被免职，毛泽东任代理书记。1931　年底，周恩来从上海到瑞金，正式就任苏
区中央局书记。因周恩来长期在前方领导红军作战，所以苏区中央局实际上
由任弼时、项英主持。

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不久，在瑞金召开了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成员
会议。博古提议，中共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局，以博
古、洛甫为常委，博古为中央局总负责人，任弼时为组织部长，洛甫为宣传
部长，顾作霖为少共中央局书记，刘少奇为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

博古深知，在以战争为首要任务的苏维埃区域，军权十分重要，不抓军
权，不掌握军队，一切都将无从谈起。过去，军权抓在毛泽东手中，掌握着
几万军队，很不听话。中央说往左，毛泽东偏往右；中央要积极进攻中心城
市，毛泽东却偏偏要把军队拉到山沟，打什么游击战争，为什么？军队在握。
自古就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说。

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的军权，博古和中央局以为军队该听话了。没
想到，周恩来掌握了兵权，竟也学起毛泽东来。本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
方针是“拒瞿留周”。即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里，给周恩来留一席之地
——“打他的屁股，而不是赶他走”，没想到周恩来居然如此不合作，与中
央和中央局的指令每每顶牛。博古号召反罗明路线，张闻天写文章提出反“军
队中的罗明路线”，周恩

来却在6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上，当着博古和张闻天的面，说什么
“红军中没有罗明路线”，几乎跟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一个腔调。毛泽东在会
上企图翻案，说1932　年10　月的宁都会议错啦，打赣州错啦，不能搞“积极
进攻”。博古明明代表中央肯定了宁都会议，周恩来却拧着干，说应该让毛
泽东留在前线，要发挥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作用。周恩来全唱了反调，与中央
路线不协调。

博古很难想象，周恩来留过洋，吃过洋面包，到过马克思、列宁的故乡，
当过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长期从事城市暴动工作，照理应该言行与国
际路线一致，与中央同步。可怎么一到苏区竟被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的毛
泽东同化了，对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津津乐道，亦步亦趋？博古对周恩来放心
不下，特别担心他手中的兵权。第四次反“围剿”，周恩来与中央局唱对台
戏，但却让他打胜了，而且打得相当漂亮。不可一世的蒋介石，在写给爱将
陈诚的手谕上都哀叹：“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沉痛！将馁
兵弱，危急存亡，思之心痛，不寒而栗。。”一时间，周恩来的名字，在红
军中，在苏区内外，如日中天。何况，他还有那么多南昌起义的部下和黄埔
军校的学生！为了防止出现毛泽东第二，博古要抓军权，而且必须亲自抓。

1933　年5　月8　日，根据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建议，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委会决定，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


会由前方移到瑞金，增加项英、博古为委员，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指挥
作战时，由项英任代主席。

这一来，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就由临时中央在瑞金直接发号施令，指挥
一切。

周恩来很清楚，中央5　月8　日的决定，博古是要掌握兵权，要在后方瑞
金遥控前线；前方军事行动的决定权，完完全全掌握在博古等人的股掌之中
了。

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早在第四次反“围剿”之际，博古等

就觉得周恩来很不听话，屡屡抗命，遂起拿下周恩来、朱德，直接指挥
中央红军之意。

1933　年1　月29　日，蒋介石抵南昌，亲任“剿匪”总司令。大战迫在眉
睫。

局势的发展，已不容许红军内部对作战方针再进行争论。2　月3　日，周
恩来、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说“连续的战斗立刻就要到”，要求
中央局对前方只给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关于具体布置，“似宜属
之前方。”

中央局寸步不让。次日复电曰：“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
避免攻击坚城。”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为宜”，“乘
胜威胁南城、抚州是我们目前的方针。”并斩钉截铁地说：“此新计划经中
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

这样，强攻南丰已成为不容讨论而必须执行的硬性命令。

2　月7　日，周恩来不能不向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攻击南丰的军事
部署。但他声明：“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同日，
他再电中央局，表示：为着寻求机会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似不宜先在攻坚上
损伤过大的战斗力，如损伤过大而又不能攻入，则更挫士气。请求你们考虑。”

周恩来还同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
前方活动的机动余地和应有的职权，但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充耳不闻，执
意不理。

周恩来、朱德只得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向南丰开进，并于12　日完成对南丰
的包围，傍晚发动全线进攻。

敌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立刻作出反应：一面命令南丰守军第八师据城坚
守，一面令所属三个纵队迅速增援，三路分进，企图将红军主力合围于南丰
城下，一举加以歼灭。

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敌情突变，周恩来、朱德毅然决然当机

立断，不待请示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立刻改变原有军事部署。

2　月13　日晚，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南丰工事险要，我
军强攻未克，伤亡较大，而敌六个师已分三路前来增援。据此情况，我们遂
改强袭南丰为佯攻，决心消灭增援部队。求得干预期遭遇的运动战中消灭敌
之一翼，以各个消灭之。”

从14　日开始，周恩来、朱德留下少量部队继续佯攻南丰，并以一部兵力
伪装主力，向东面黎川方向转移，将敌之第二、第三纵队吸引而去；主力四
五万人则秘密撤至南丰西南的东韶、洛口、吴村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在周恩来、朱德的正确指挥下，第四次反“围剿”完全按照前线总部的
算盘来打。黄陂、草台岗两役，痛快干脆，歼敌近三个师二万八千余人，红


军取得辉煌战果。

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毛泽东、朱德指挥取得了胜利；第四
次反“围剿”，周恩来、朱德指挥也取得了胜利。可以说，红军已有了自己
英明杰出的统帅。但是，博古却不以为然，他只相信共产国际，崇拜外国军
事家。他要推行积极进攻路线，必须仰仗、依靠洋顾问。在博古的一再催促
之下，王明在莫斯科上下奔波，共产国际终于派出了一个总军事顾问。

他的名字叫曼弗雷德·施特恩，简称弗雷德。此人，就是后来在西班牙
战争中名声大噪的克勒贝尔将军。

这位总顾问从欧洲出发，经美国、日本，在1933　年的春天方才到达临时
中央所在地上海。总顾问住在上海的秘密联络点，并没有到中央苏区。仅凭
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苏区红军情况的书面报告，总顾问迅即提出了一个不
切实际，完全否定过去，而又标新立异的计划——“两个拳头打人”。不日，
将此电告瑞金的中共中央局。

博古乃一介书生，不会打仗，更全然不懂中国苏区这场特殊条件下的战
争。接此电文，如获至宝，喜不自禁，不管洋顾问这一军事

计划是否可行，遂以中共中央局名义致电前方的周恩来、朱德，全文转
达了这一计划，令其坚决执行。

1933　年6　月13　日，周恩来、朱德在前线接到了中央局的指示电。这份
长电批评红一方面军“把主力集中于一个单独的作战单位，即方面军，这就
不能从各方面配合作战”。并且判断，蒋介石与闽、粤敌人有矛盾，而在中
央苏区北部采取守势，不易攻击，所以要求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
作战。这就是所谓的“两个拳头

打人”。

根据这个电令，红一方面军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先到闽西打敌十九路军，
然后北上打抚河以东敌人，最后会攻抚州。另一部分留在永丰、崇仁、宜黄、
乐安地区进行钳制性作战，待东方军有进展后再北上会攻抚州。

中央这个长电在前方将帅中引起很大反响。周恩来、朱德表示根本不能
接受。周恩来说：“‘四反’后，我与敌交战十二次，每次均予以重大杀伤，
至少歼敌一团以上。入闽作战地域多贫瘠，给养筹措困难；况且，目前我军
已有断炊之虞！”

朱德也说：“集中优势兵力，这是我们过去战争最深刻的经验，不能分
开嘛！”

接到长电的当天，前线总部立即召开了各军团领导干部会议，讨论中央
的电令。

彭德怀说：“一军团和三军团是两个兄弟。分开打，就要打败仗；集中
打，就经常打胜仗。过去的经验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彭德怀反对中央电令。
他最深刻的教训是打赣州及后来的水口之役。打赣州，一军团放着没打，他
的三军团和五军团等部英勇无比，但兵力不集中，歼灭战成了消耗战，吃了
大亏。

林彪、聂荣臻、罗荣桓、滕代远、董振堂、朱瑞、罗炳辉等都有亲身经
历，与彭颇有同感，都反对一、三军团分开。

前方将帅会议的结论：中央的长电是主观的、错误的，不能执

行。

6　月18　日，周恩来、朱德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局，对长电提出不同意见。


指出：“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

同日，周恩来又单独致电博古、项英，不同意他们对前方的无端指责。
周恩来说：“如果我们待机是守株待兔，当然是错误；但自黄陂战后，每次
转变阵势，确是有机可待。”

博古见前方拒绝执行长电，大发脾气，说：“中央的指令不容拒绝执行。”

6　月23　日，周恩来连续两次接到中央局严厉斥责的电令后，万般无奈，
表示：“绝对服从你们的命令，并立即执行。我要求在部队调动中回瑞（金）
一行，面陈不同意见或改在博生县（即宁都）开军委会或中局会。因许多问
题非电文所能详，许多批评完全不是我们愿（原）意也。”

中央局予以拒绝。7　月1　日，中央局以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名义，致电
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滕代远、周建屏、肖劲光、叶剑英等，断然发布《军
委关于东方军之组成及干部配备和指挥关系的指示》，宣告组建东方军，实
施“两个拳头打人”的计划。全文如下：

朱、周、彭、滕、周、肖、叶并转肖、邵、周子昆、曾日三、薛、黄：

为迅速建立和完成抚河以东的作战地区，着以三军团（暂缺第六师）、
十九师为东方军组成部分，任彭德怀兼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兼政委，为配
合作战，三十四师及闽赣军区，各独立师团营不论，归彭、滕就近指挥，并
以袁国平兼东方军政治部主任。东方军直接受一方面军朱周指挥，望各部通
电联络。

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项英竟直接电令彭、滕，彭、滕也径向项英报
告，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治委员兼一方面
军总政委周恩来，连接转电报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周恩来、朱德形同虚设，更加无所事事。彭德怀、滕代远、周子

昆、曾日三等则愈发“对上级整个部署无所适从”。

7　月中旬至9　月下旬，周恩来、朱德与博古、项英等，就东方军预期作
战方针、部署与延长时间、扩展区域诸问题，发生了一系列争论。周、朱一
次次建议被撂置、遭否决，与博、项矛盾日甚一日，难以沟通。

就在这时，博古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即李德）
到达瑞金。博古仿佛看到了救星一般。于是乎，把红军指挥的大权，拱手交
给了这个德国人。

李德，何许人也？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德国共产
党员。1928　年越狱逃往苏联，1932　年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由共产
国际派来中国。他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只是把教科书中的条条和第一次世
界大战中大规模阵地战的经验，硬搬到中央苏区强加推行。瑞金的同志们因
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对他相当尊重，他就大权独揽，发号施令起
来。担任过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说：“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
的集体领导。”“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红军的许多
失利“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
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进反对意见。”“当时中央的错误领
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处境的困难便可想而知了。他虽还在前线，但对
重大军事行动的指挥权力已被剥夺，只能提出建议，而这些建议又往往不被


理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