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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少奇-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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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深情回忆录：我与少奇 作者：王光美
上世纪40年代，辅仁大学理学研究所物理学部毕业的王光美，放弃美国知名大学的留学机会，走上革命道路；作为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英语翻译，王光美和中共领导人刘少奇相识、相恋。两人于1948年喜结伉俪，此后在人生道路上相知相扶；“文化大革命”中，王光美和刘少奇不离不弃，其间王光美承受牢狱之苦12年，还经历了“丧夫三载方知晓”的深切苦痛；晚年的王光美，积极参与打造“幸福工程”，倾囊救助贫困母亲……。
该书收集了王光美1959～2003年间的讲话稿、文章和书信共38篇，还有近百幅珍贵历史照片和王光美手迹，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王光美85年荣辱悲欢的人生。
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
王光美：我与少奇
彭云 序言
彭云，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八届全国妇联主席。序言
王光美同志是我熟悉和敬重的老同志、老大姐。记得1995年初，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和中国人口报社发起成立以救助贫困母亲为宗旨的“幸福工程”，需要请一位德高望重而又热心公益事业的同志出任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我推荐光美同志。当时光美同志是全国政协常委，年逾古稀。“幸福工程”是一件费心费力的工作，启动时一无所有，困难重重。我给光美同志写信，向她说明情况，征询意见。信送出后没几天，光美同志就亲自给我打电话，说她很高兴应邀担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愿意尽自己所能为救助贫困母亲当一名“义务打工者”，做一点实事，并谈了她对开展这项工作的想法。我听了十分高兴，深为她热心公益事业的高尚精神所感动。
光美同志担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后，领导制订了这一工程的工作方针、任务和运作模式，利用各种场合宣传“幸福工程”，还亲自到边远贫困地区考察“幸福工程”的进展情况，慰问贫困母亲。她以一个母亲的名义，呼吁全社会行动起来，为贫困母亲献出爱心。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为了给“幸福工程”筹集资金，她将她的母亲董洁如老夫人留给她的古瓷器、象牙笔筒等6件文物拍卖，所得50多万元全部捐赠给了“幸福工程”。在光美同志这一义举的带动下，许多海内外人士慷慨解囊，纷纷向“幸福工程”捐款捐物，为初创时期的“幸福工程”奠定了物质基础。
2005年是“幸福工程”成立10周年。在这10年中，光美同志为“幸福工程”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使“幸福工程”成为一个民心工程。我相信，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贫困母亲会永远记住光美同志的。
光美同志年长我8岁。1945年6月，她在辅仁大学读书时，就同北平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1946年2月经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崔月犁等同志选调，到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1946年11月离开北平到革命圣地延安。她年轻时的经历同我有相似之处。我们都从一个追求进步、向往革命的青年学生，经过革命斗争的磨练，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
光美同志1948年8月在西柏坡同刘少奇同志结婚后，长期担任少奇同志的秘书，默默无闻地协助少奇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十分尊敬的少奇同志被残酷迫害致死。光美同志也受到诬陷，身陷囹圄12年。难能可贵的是，光美同志始终坚定地维护少奇同志，对党的信念矢志不渝。她说，我的耳边经常响起少奇同志的一句话：“我们是跟人民在一起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领导全国人民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光美同志以极大的热情投身这一伟大事业，不仅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勤奋工作，而且活跃在党和国家的许多公务活动中，以她的声望和智慧，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尽心竭力。
近年来，我和光美同志在各种会议和社会活动中常有机会见面交谈。无论是在我负责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时，还是在我担任全国妇联主席期间，光美同志都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多支持和帮助。我一直从心里十分感激她。
中央文献出版社要出版光美同志的著作《我与少奇》和《王光美访谈录》两书，要我作一篇序言。借此机会，我写了上面一些话，以表达我对光美同志的敬意和谢意。2005年9月9日
于北京
刘少奇同志的简要历史（1）
本文内容1952年由刘少奇口述、王光美记录，1980年经王光美重新整理后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一九八○年）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之一。
刘少奇于1898年11月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的一个富农家庭。他经过自己的努力，上过宁乡中学、湖南陆军讲武堂，毕业于长沙育才中学。刘少奇在学校中参加了多次爱国运动，并在长沙和北京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学生运动；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开始学习马列主义。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到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夏，刘少奇回到上海，由党派到工人运动的公开领导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随后，又派到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区（湘区）党委员会为委员，参加了长沙和粤汉铁路工人运动的领导。1922年秋，由毛泽东派到萍乡领导煤矿和铁路工人罢工，罢工胜利后，任路矿工人俱乐部（即工会）的副主任，随后任主任，直至1925年。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是当时中国组织得最坚实的工会之一。刘少奇经过这个工会参加了当时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并于1925年春代表这个工会到广州发起和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1925年“五一”开幕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刘少奇被选为全国总工会的副委员长。会后，刘少奇到上海成立全总办事处（全总总部设在广州），指导上海及中国北部的工人运动。1925年5月30日，上海英国巡捕枪杀罢工工人的惨案发生后，上海工人举行了总罢工，同时，学生举行了总罢课，商人总罢市，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城市。上海总工会亦于此时成立，刘少奇即在上海总工会工作。上海总罢工结束后，为躲避帝国主义的追捕，经组织批准，刘少奇回长沙养病，但却被湖南的反动政府逮捕，由于全国工人和进步团体的抗议和救援，在狱两个月，被判驱逐出湖南。刘少奇即到广州全国总工会总部工作，参加了当时的省港大罢工及广州工人运动的领导。1926年“五一”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刘少奇被选为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同年秋，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占领汉口后，他率全国总工会总部至汉口，在湖北总工会工作，领导了武汉的工人运动。1927年1月3日由于工人的英勇斗争夺回了汉口的英租界，这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大成功。刘少奇从开始领导工人运动起，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不断地同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反科学的“社会主义”作斗争，保证了马列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指导作用。
1927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刘少奇与党内其他同志一道参加了当时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的斗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到上海，转入地下工作，曾反对当时党内发生的盲动主义路线。1928年春，刘少奇到天津参加党的顺直省委工作，并负责指导北方的工人运动，坚决地反对了当时党内破坏党的统一和纪律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维护了党的统一。同年7月，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被选为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29年春，刘少奇被调到上海工作。1929年夏调任满洲省委书记，领导发动了反对中东路事件的斗争。因罢工事件在沈阳被捕，刘少奇坚不吐实，半个月后获释。出狱后，继续在东北担任党的领导工作，曾反对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路线。1930年夏，刘少奇被派至莫斯科出席职工国际第五次大会，被选为职工国际执行局委员，留职工国际工作。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刘少奇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回国任党中央职工部书记，领导了工人和学生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和攻占上海的罢工运动。当时党内在陈绍禹和秦邦宪的领导之下发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忽视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中国阶级关系的变化，主张一种打倒一切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政策，命令城市中少数党员和革命分子去向强大的敌人盲目地进攻。这种错误使国民党区域很多党的组织遭受破坏，并使红军遭受极大的损失。刘少奇反对了这条路线，主张在白色区域正确地计算敌我力量的对比，“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与敌人决斗”，“以准备将来革命进攻和决斗”；主张秘密组织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广泛地进行群众工作，积蓄革命力量；主张从城市中派遣干部到乡村中去组织农民，加强武装斗争的领导。但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拒绝接受这些意见，并撤销了刘少奇所担任的中央职工部书记的职务。
刘少奇同志的简要历史（2）
1932年冬，刘少奇进入江西红色区域，先担任赤色区域职工会的工作，经常在党的刊物《火箭报》上发表对于工人运动具有指导性的文章。后又调任党的福建省委书记，对动员工人农民支援革命战争的工作有贡献。
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举行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刘少奇被派到红军第八军团及第五军团为党中央代表，以后又被派为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
1927年至1934年，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刘少奇一直坚持与毛泽东等同志一致的正确路线，数次被坚持错误路线的领导人撤职或调换工作。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领导下，纠正了若干同志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刘少奇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以后在红军中又发生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叛变行为，刘少奇在毛泽东领导下坚决地维护了党与红军的统一。
1935年，红军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日急，党根据新的情况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北平学生在12月9日举行了英勇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个运动很快发展到全国各城市，配合红军的运动，使当时的革命潮流有了新的高涨。但当时国民党区域党的组织绝大部分已被破坏，党急需恢复这些组织，以便根据新政策给广大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以领导。在这种形势下，刘少奇在1936年春被派到天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当时是以党中央代表身份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1937年8月，任北方局书记……在此期间，为了从实际工作上克服长期存在于党内的“左”倾错误思想，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刘少奇写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和《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以及其他的文章，系统地批判了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想，号召党员干部到群众中去，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并详细地阐述了在白色恐怖下公开工作应如何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由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他在白区工作中指导群众斗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由此更进一步地发展了国民党区域的革命群众运动，恢复并发展了被破坏的党组织，并广泛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向中国进攻，全国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战争。刘少奇组织了华北各城市的党员和大批抗日的积极分子到乡村加入红军及抗日游击队。刘少奇和党的北方局亦从城市迁到红军游击队中，领导抗日游击战争。此时，刘少奇与毛泽东等同志一起坚决主张由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组织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和抗日人民政权，发动农民进行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以便长期坚持敌后的游击战争，反对当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束缚自己手脚的各种倾向。刘少奇根据上述方针写了《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问题》，规定了游击战争中的各项政策，这一文件成为当时许多抗日根据地工作的一种依据。
由于当时在陈绍禹领导下的党的长江局的错误，党在华中敌后地区没有建立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当时在华中作战的新四军也很少发展，并在后来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的进攻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刘少奇在1938年被派到华中地区任中原局书记，1940年被派为新四军政治委员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刘少奇为新四军政治委员……中原局改为华中局后，仍由刘少奇任书记，当时化名为胡服。刘少奇在华中地方和新四军的党组织中系统地批判了陈绍禹的错误思想，宣传了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和陈毅等同志一起放手地独立自主地发展了党的武装部队——新四军，建立了华中敌后的广大抗日根据地。在此期间，刘少奇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清算党内孟什维主义思想》等文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1939年7月在延安马列学院的讲演，后经整理，发表于同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论党内斗争》是刘少奇1941年7月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的讲演，后经整理发表于次年延安《解放日报》。《清算党内孟什维主义思想》是刘少奇1943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2周年而撰写的文章，同年7月4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这些文章，在当时党内的整风运动清除教条主义的思想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刘少奇同志的简要历史（3）
1943年，刘少奇由华中回到延安党中央工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一员，并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此期间，刘少奇参加了党的整风运动和党的历史问题的检讨。1945年，刘少奇主持修改了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党纲是党章的一部分），并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个报告后来曾以《论党》为名出版。刘少奇在这个报告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丰富经验及党的建设方面的许多具体问题，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被选为中央委员，以后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秘书长。
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于1946年发动了反共内战，刘少奇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一起领导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并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1947年，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订了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1950年，刘少奇又主持起草了土地改革法，并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
1948年，刘少奇兼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同年，兼任马列学院院长，并在12月给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话，号召大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1949年3月，刘少奇在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并作了讲话。3月25日，刘少奇随同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到达北平。随后曾在北平、天津、唐山等地视察，并研究如何做好城市工作。5月，在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上作了《关于工会工作问题》的报告，并分别在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5月31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历史悲剧不能重演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1981年1月27日。（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七日）特别法庭代表人民的意志，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作出了严正的判决。这件事，在我国历史上将大书特书，它标志着我国已经走上依法治国的道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审判过程中，我曾参加第一审判庭旁听。当我看到江青一伙反革命罪犯被押上被告席的时候，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庆幸的是，这些祸国殃民的元凶也有今天！难过的是，死难的人们已无法复生。1967年夏天，当人民处于逆境时，刘少奇同志曾说过：“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他的这个信念终于实现了。这是人民的力量，人民的胜利。
旁听时，我一直是强咽着眼泪在悲愤中受教育的。原来，当真正的革命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操劳的时候，阴谋诡计已在暗中策划和酝酿。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使用极其残忍的法西斯手段，构陷人罪。一个个熟悉的和不相识的受害者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动；一句句正义凛然的斥责，一声声撕肝裂胆的呻吟，在我耳边回荡。多少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在作血泪的控诉；多少被欺骗、被耽误的无辜者，在愤怒地呼喊。冤狱遍及全国，党的威信下降，社会风气败坏，经济濒于崩溃。林彪、江青一伙是千古罪人，就是死10次，也不足以平民愤。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心情，而是亿万人民的心情。我们与林彪、江青一伙的仇不只是家仇，而是国仇民仇，不共戴天。
今天，特别法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执行。我衷心拥护这个判决，赞成不立即把他们处死。因为江青之流的死活，已经无关大局，不影响我们的事业。按照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再给他们点时间，劳动改造，以观后效，这对人民是有利的。马克思说：惩罚也是教育。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来不轻开杀戒的。这种作法同林彪、江青一伙乱捕无辜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做了大量工作，平反冤假错案，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采取各种措施，实现安定团结。事实证明，我们党的确是一个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好党，经得起各种考验。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绝对离不开党的领导。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大好形势下，问题成堆，还潜伏着危险。有人还妄想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卷土重来。我们绝不可以低估他们的危害。小平同志曾说，绝不能低估林彪、“四人帮”的残余势力。对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我们要提高警惕。同时，也要冷静分析，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果不善于区别，我们就会上当。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给历史做出公正的结论。在党和国家为刘少奇同志举行的追悼会上，在少奇骨灰盒前，我提出的唯一希望就是：“这样的事不能再发生了”，也就是说，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大悲剧不能重演了！
我们这些大难未死的人们，要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永远同人民一起，为人民服务到最后一刻。这样，才不愧对死去的先烈，才不辜负人民群众的期望，才算尽到自己的历史责任。
永恒的纪念（1）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1981年6月2日。（一九八一年六月二日）真难以相信，庆龄同志竟然永远离开我们了。就在两个星期前，我还在她的身边，同她谈心，看着她那双永远晶莹明亮的眼睛，交流内心深处的澎湃激情……她的逝世，使我悲痛万分。
庆龄同志与少奇同志的革命情谊很深，与我和孩子们也很亲密。庆龄同志文静温和而又坚强有力；她慈祥宽厚而又不失原则；她才识过人而又谦虚谨慎。她犹如无瑕的荷花，出泥不染，任风雨吹洒，仍傲然玉立。她永远是我的楷模，不论是在顺境中，还是身处逆境，我都从她身上吸取了无穷的力量。
我第一次见到庆龄同志是在1949年开国大典那一天。她已年近60，历经沧桑，但看上去仿佛只有30多岁。她衣着整洁、举止端庄、步履轻盈、精神焕发。我从小就崇敬仰慕她，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我反而不知说什么好了。我们只是握了握手，彼此笑笑。看着天安门广场上欢腾的热烈场面，在她那双我后来很熟悉的秀目中，闪烁着欣喜激动的泪花。
从那以后，少奇同志经常主动去看望她，她也偶尔到中南海来访。我们的关系逐渐密切，书信往来很多。少奇同志和庆龄同志不仅广泛地讨论各种问题，还互相提出意见，在政治上彼此关心。
1951年冬，少奇同志到南方。我们在南京瞻仰了中山陵，到上海又参观了中山故居。第二天，庆龄同志邀请我们到她家做客。她很热情，并亲自为我们煮了咖啡。她开口就表示感谢少奇同志去中山陵。我惊奇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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