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少奇-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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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斗完了以后我确实拉着他。　
杨澜：您为什么会突然拉着他的手？　
王光美：我就觉得越是这个时候，我就越是应该跟他站在一起。我们当时都分开住了。他们把我拉到后面院去了。那时候我们隔着3个院，最后面是童小鹏童小鹏，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院子，童小鹏搬走后，我住在后面。我们都被隔离开，只是在斗争会上能够见到，然后中间休息一次，到我们书房去喝水。我就心疼他，给他点水喝。真惨。当时他喝了一杯水，我就这些点滴的印象，但难以忘掉。　
王光英：她嫁给少奇同志无怨无悔，我替她担心……　
王光美：什么？　
王光英：无怨无悔，这话对不对？　
王光美：你说我都没动感情。老哥，你也无怨无悔，你沾我的“光”沾得够呛。别动感情，我给你点镇静药吃。　
杨澜：您在监狱那段日子怎么熬的，都在想些什么？　
王光美：我根本不知道哪天是哪天，今天是几月几号，只知道上午、下午，阴天、晴天。只有一个窗户，天气热的时候，上面两个窗户开着，底下两个窗户不开。那个监狱的床，都很矮，这矮我现在才懂，本来监狱的木板床，都是两个凳子，中间一块木板。至于它为什么矮，是不让你逃跑，所以这床必须低。我们常年都坐在那儿，不许动，也不许抬头看窗户。　
杨澜：那个时候您对于自己的孩子，在没见到他们之前您最担心他们什么呢？　
王光美：我第一没想到他们还活着，第二我也不知道见了以后对他们后果怎么样。结果看管的那个人说一定要见孩子，这是毛主席的批示，小孩写信给主席要求见爸爸妈妈。于是他就把主席的批示给我看了。主席写着：爸爸已死，可以见见妈妈。我认识毛主席的字呀。经过批示，小孩都从外地赶来了，一个在山东，一个在山西，都赶来，不知道要求多少次才批准一次，批准他们都来了，所以我见了他们一次。　
刘亭亭：我们走到监狱里一看，因为长期不见阳光，她驼背驼得比较厉害，后来她又好了，现在老了又开始驼，一下子她比我们矮小很多，而且一下子特别瘦弱，完全不是原来记得的那个母亲的形象了，很悲哀的一种感觉，但是又得挺着，不能表露出来。　　　
感受王光美（7）　　　
杨澜：那个时候您是通过孩子的这封信，才知道自己丈夫少奇去世了？　
王光美：以前不知道，没谁对我说过，我也不问谁。　
杨澜：那您看到这个，知道他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您……　
王光美：我问了一句，我说怎么……他们也不让我问，不跟我多说，就是说病了，马马虎虎搪塞，所以到现在少奇临终前什么样我也弄不清，我只知道他死于开封。这点有时候别人不能理解，我倒觉得他去世是好事，用不着活受罪呀。我当时气得骂管我的人，我讽刺那个整我的人，我说少奇去世可能是便宜了他。因为我想，如果他活着，他们说不定整他整得更厉害，那他多活一天多受罪，走了倒好。我心里是这种想法。有些事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　
王光英：她那时候没自杀，活下来了，和我那时候有相同之处。当然，我不如她。她就说，我要活下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人家给你加一个罪过，你要是死了的话，谁去解释，说不清了。　
杨澜：您在那里面有没有过绝望的时候，就是想也许我真的出不去了……　
王光美：好像我老觉得我会出来。王光美重见天日了。1978年底也就是入狱12年后，她终于被释放了。命运中有着太多的巧合，往往让人唏嘘不已。王光美重获自由后，首先被送到的地方竟然就是她当年立志参加革命的地方——翠明庄。从这里出发又回到这里，命运画了一个圈。王光美：我现在走过翠明庄，都觉得翠明庄与我有关系。　
刘红（刘红是翠明庄的工作人员，王光美出狱来到翠明庄时，她才19岁，被分配给王光美作服务员）：我记忆中她穿的是狱衣，就是她从车里走出来时穿的一身黑的衣服。进我们房间就换普通衣服了，是那种布的衬衫。当时她的头发都过肩了，长得很长。　
杨澜：白头发？　
刘红：白发，也不整齐，头发非常乱，身上弄得也不是那么太干净。我给她理完发就给她放洗澡水，赶快让她洗澡。洗干净后，她见到了家人。　
杨澜：孩子到这儿见到她，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刘红：当时孩子就喊她妈妈，都哭了，然后王光美也哭了。　
刘亭亭：刚出来，刚解放的时候，她看人一多，精神就比较紧张。那时她只能弯着手做操，因为狱中她那个屋子，就6平方米，她手伸不直。后来我就说，这里有的是地方，没关系，手臂可以伸直了。还有她洗个塑料袋，一下子能洗20分钟，因为在监狱里没有事情干，慢慢洗东西的时候等于是在消磨时间，或是想事情的过程。我说，您现在情况不一样了。1980年王光美出狱后一年，刘少奇也获得了平反。当时他已经逝世十年多了。中央为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会上，邓小平致悼词，许多人都哭湿了衣衫，而全中国人也在电视机中看到了这个情景，并为之动容。也许是因为刘家的经历也触动了他们自己的心事吧。刘亭亭：我个人倒觉得因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哭出来的时候倒不是最悲痛的时候，哭不出来的时候反而是最悲痛的时候，那种压抑感是最悲痛的。平反后开追悼会的时候大家也都能哭出来了，也都放开了，整个环境是很悲痛的感觉。我爸爸遗嘱要海葬，我们又费了那么多时间把骨灰找回来，然后又把它撒出去。因为永远看不见他了，所以比较……　
王光美：后来撒骨灰的时候，我们坐船去大公岛，把那个包骨灰的红布留了下来。当时我们有个大师傅，就是以前给我们做饭的，叫郝苗，他就把那红布拿着跑到中南海，他心里也憋着一口气。他拿红布到中南海，对着中南海的正门，就在瀛台台阶上洗一洗，把红布上沾的那点骨灰沫，掉到中南海里。就是这么一个大师傅。他当着我的面洗的，洗完了，就把红布给我了。噩梦已经过去，生活还在继续。今天的王光美不仅是一位儿孙满堂的祖母，也是一位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的长者。王筱苏（王光美秘书）：她平时看报看杂志，然后谁来了她都问人家有什么新鲜事，对那些热点焦点，她特别感兴趣，而且好奇心特别强。比如说她看报纸看到什么不太懂的名词，第二天我来了就问我说：“我不明白，什么是二板市场”，然后我就跟她讲什么是“二板市场”。可能过两天她看报，又看到这问题，忘了上次的回答就又问我什么是“二板市场”。　　　
感受王光美（8）　　　
刘亭亭：有时候我也跟她讲，你住监狱十多年，要在美国，不可能有人相信你心理上没受刺激，没有毛病。实际上因为她的性格比较豁达，她只看将来，对过去她也回顾，但她不受过去的影响，不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负担。我觉得她可能对别人的丑恶面不太记得，因为她觉得当初的境遇是由一个社会时代造成的，是一个集体的活动的结果。她从来没跟我说过任何人的坏话。我有时候问她，比如说“文化大革命”中，谁对你怎么样，她从来不谈这方面问题，她从来不把这看做是一对一，谁和谁有仇，或者有怎么样的私人恩怨。　
杨澜：您说到，要不是经过“四清”，还有在清华大学蹲点这些第一线的政治工作经验，您可能会挺不过去“文革”那么残酷的政治斗争。您现在再想起那一段工作经历时，有没有想过您自己也有可能冤枉过别人呢？　
王光美：那真是难说。因为只要一搞运动就很容易走火。现在大家讲实事求是，处理谁的事情就是谁的事，该教育教育，该处分处分。至于搞运动，呼啦一下子，谁知道谁冤枉了？那个行为过火人不是自己想过火。所以我觉得我不赞成搞运动这种形式。我们有组织部、统战部，哪部管什么，咱们已经挺正规的，如果认为这些机关都腐败了，不起作用了，那需要调整谁都行，但不能搞普遍运动，因为那造成的损失太大了，好坏不分，谁也控制不了。　
杨澜：您觉得有什么能够保证“文革”不会再重演吗？　
王光美：按道理，随着大家文化水平的提高，知识水平的提高，瞎胡来的事情应该会少。在采访中的一件小事让我久久不能忘怀。那就是王光美谈到在“文革”初期，当她还住在中南海的时候，有人教她只有6岁的女儿当着她的面唱打倒刘少奇的儿歌。这个人一定就生活在她的周围。当我问她这个人是谁的时候，她却说我不想去追究。因为如果我追究的话，这个人就要倒霉了。能够宽恕他人，也终于给王光美的晚年生活带来了自由和安宁。看到她面对子孙满堂的幸福笑容，我们终于可以舒一口气说，时间毕竟是公平的。　
（杨澜）　　　　　
王光美深情忆少奇　　　
王光美深情忆少奇（1）　　　
本文原载《湖南广播电视报》1998年10月。刘少奇百年诞辰那年，笔者专程赴京采访了王光美老人。关于刘少奇，可以谈论可以思索的话题很多很多，在那次殊为难得的赴京采访中，我们最想聆听的是这位饱经沧桑的领袖夫人内心的情愫，并深入了解了她记忆中的少奇。　
正赶上北京由热转凉的时节，1998年9月15日上午，笔者如约前往王老家时已颇感凉快。已是高龄的王光美一清早从北京医院检查身体回来，没有大碍，精神很好，便招呼我们坐下，拿起了空调遥控器：“你们有些热吧，调到15℃成吗？我就是怕热，今早去医院就我一人穿短袖，昨天送别杨尚昆同志也是穿的一件薄衣。”又说：“别看我平时挺精神，其实有个哮喘的老毛病，不能大声说话，一咳嗽，就没法讲了。现在这么大小的声音能够录吗？”王老思维依然非常敏捷，聊几句话消除了我们的拘谨。下面是笔者与王光美老人的对话：　
笔者：少奇同志深得民心，作为与他风雨同舟20年的革命伴侣，您觉得他最令人景仰的品质是什么？　
王光美：你这个问法啊？那我不能搞什么“夸夫”，像你们花鼓戏似的（笑）。让我这样谈少奇不合适，还是让外边评论吧。　
笔者：今年是少奇同志百年华诞，人民非常怀念他老人家。少奇同志英灵有知，您作为他的夫人，想给他说些什么心里话呢？　
王光美：你真相信人还有魂吗？用这词儿（笑）！　
笔者：作为一种特定的思念，我们宁愿相信还是有的。我们知道，少奇同志是杰出的工运领袖，您能否谈谈他早期领导安源罢工的情况。　
王光美：少奇从不跟我说他的过去。结婚以后他多次对我讲：“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他不愿意谈他自己，我也是在他和一些老同志叙旧的时候才了解他过去的一些事儿。安源这段历史我不能讲，因为我也不是见证人。我熟悉的主要是建国以后的一些情况。　
笔者：少奇同志建国后曾5次回湖南，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王光美：那是在1951年冬天，少奇到了长沙，但没回宁乡。记得那次他去找清水塘，跟陪同的王首道同志讲，他与主席最初认识就是在清水塘。　
笔者：《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少奇同志的名著，他一生都在身体力行“修养”二字。我们特别想了解如果下级同志与他发生争执，他会如何处理？　
王光美：还是就着1961年回乡调查来谈吧。在天华的时候，大队书记彭梅秀确实骂了少奇“刘胡子”，劳动妇女着急的时候骂人还管谁呢？少奇没生气，他肚子里还撑不下这个那哪行啊！意见分歧难免是有的，当时农村急缺家庭生活用品，锅碗筷呀，要解散食堂就得赶快生产，但是是由国营工业办好？还是轻工企业办好？或者是合作社办好？当时的调查组成员杨波认为应由社队企业来办，少奇认为由合作社办好。两人谁都说服不了谁。少奇说：“我也是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你也是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你可以做成两件事情，然后比一比，看哪个更适合群众的要求。”少奇并不强制人家，不是说我是中央领导，你必须听我的。他作风民主啊！　
笔者：少奇同志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与家乡的亲戚朋友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　
王光美：少奇与家乡来往不是太多，他是全中国的国家主席呀！那时搞土改划成分，少奇大姐划了富农，来信说：“我在塘边提水，弟弟在北京当大官”，心理不平衡。可少奇给姐姐回信说：“你在家劳动我觉得很光荣，不劳动我觉得羞耻”。他不能全听家里的话呀。中央领导同志一般都不回去，主席也回避，总理常说自己家是大地主，也不回去，只在飞机上看几眼。这不是与家乡人民关系的问题，而是涉及到自家亲属在政策中占哪部分。但少奇非常关心家乡的发展，接到了家乡大量的来信，反映问题的、向他问候的都有。还说一点吧，我与少奇结婚一直不知道他的生日，他自己也忘了，后来呢，还是根据家乡这些贺寿的信，用阴历折推1898年的阳历，“11月24日”的生日这么查出来的。少奇的大姐夫是个老实巴交的人，1961年来了封信，说吃不饱饭，天天几两粮，不能偷不能抢，饿呀，怎么办呢？我看了这信心里挺别扭，便给他寄了些钱。后来回去看大姐，才知道他用这钱买了些肉，加上那天多吃了些糠粑粑，给撑死了。本想帮他一下，谁知出了这事儿，叫人怪难受的。但我们不能给她们特殊照顾呀！从宁乡回京半年左右，外甥女鲁新秀就给我们寄来了两双她做的布鞋，我和少奇穿着都挺合脚，少奇心里特别感激。总之，少奇对老师、对同学、对亲人很有分寸，他对老乡、对花明楼很有感情，根据各人具体情况，能帮什么帮什么，但他从没有对亲戚作特殊安排，虽然他愿意大家都发展。　　　
王光美深情忆少奇（2）　　　
笔者：少奇同志是大理论家，我们想了解他的读书生活。当时不是流传毛主席的一句话：“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少奇吗？”　
王光美：那句话呀（笑），说是主席的话，但主席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的我一直没搞出来。我没听到过传达，所以这句话我从不用。要说起读书，主席读过的书没人能比，包括乔木也不能比。少奇日常工作那么多，不能像主席那么读，但他有时间也看。我们自己有个图书馆，少奇有个钟爱的小书架，读的书搁那上头，有空就拿。1951年去杭州，他带去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后来去广东从化休养，他带了《红楼梦》去。少奇是从文艺角度看，他也得领导文艺界呀。他是思想领导为主，总理是具体接触；总理常叫文艺界人士来家中吃饭交流，少奇是在会上讲一讲。1959年秋天去海南岛休养，正好苏联再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读的就是这个新版教科书，还请经济学家薛暮桥、王学文辅导学习。　
笔者：我们觉得严肃深沉是少奇同志的性格特点，是不是这样？　
王光美：他不随便说话，但观察能力特别细，喜欢陷入沉思，一旦开口说话，他的见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对人很随和，对身边工作人员从不发脾气，但也不像主席那样爱聊天。有时他一整天就坐着，偶尔走半个钟头，我跟着他走他也不大和我说话，所以趁他走我就干些别的事了。他说话不像主席那么幽默、爱开玩笑，但也不是不笑，只是不像总理那样仰天大笑。　
笔者：少奇同志有什么特殊爱好吗？　
王光美：特殊爱好？朱老总喜欢兰花，陈云同志爱听苏州评弹这类的吧。少奇没什么特殊爱好。总理也一样，他不是江苏的总理，不是浙江的总理，也不是沈阳的总理，他是全国的总理，忙啊！我没听到过少奇哼什么歌和戏。　
笔者：少奇同志代表国家多次出访，记得1963年出访柬埔寨时敌特准备谋害他。少奇同志大无畏去了。西哈努克还曾称颂他是“用生命传送友谊的中国主席”。　
王光美：还真有这事儿，细节不好怎么讲。反正当时侦查到敌人在我们经过的路口埋了定时炸弹，我们一过就炸。可这事不好跟柬方讲，否则柬方问你：“我们国家的事儿你们怎么知道”？可怎么说呀。西哈努克很讲尊严，国家小特别要尊重。那时周总理管外交，心很细，把我几个孩子接到他那儿打乒乓球了，就是万一出事，我们孩子都在他身边。当时少奇坚持要去，他相信这事一定会解决好，中国不能在国际上失信。后来大概是通过侨联找金边市长排了险，少奇、陈老总准时出访，西哈努克十分感动。　
笔者：您认为应该怎样纪念少奇百年？　
王光美：国家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少奇是国家的人，我们不提任何要求。我们希望地方上的纪念要符合少奇精神，不追求形式，不劳民伤财。　
笔者：最后我们想问问少奇同志日理万机之余是如何教育子女的？　
王光美：他的教育是严的，子女也管呀。孩子们平时交给托儿所、学校，记得那时候好些人讲平平她们在学校生活不好，晕倒了，让接回来吧。我也犹豫了，问少奇，少奇说：“让他们吃点苦吧，有个切身体会，等他们给国家办事了就会让别人少吃点儿苦。”他还要求孩子从小劳动，不能娇娇滴滴。而且孩子9岁以后不让进办公室，因为他会认字了。当然，少奇与儿女们也有轻松的时候，比如打打扑克，“摸鼻子”、“百分”什么的……　
（易凤葵易柯明）　　　
王光美六次来刘少奇故乡（1）　　　
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是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故乡。王光美从1961年到2003年先后6次来到这里，给宁乡人民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　
1961年4月2日至5月13日，王光美陪同刘少奇在湖南农村作了44天调查研究。5月3日至9日，他们来到炭子冲。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回家乡，也是王光美1948年同刘少奇结婚后第一次来婆家。这次回乡，他们就住在刘少奇诞生和度过青少年时代、陈设十分简陋的老屋里，对乡亲们的生产生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的情况尤其严重。回乡的第二天，刘少奇和王光美就把他们的农民通讯员、1953年国庆节曾被邀请进京观光的成敬常、黄端生请来了解情况。成敬常和黄端生都患了水肿病，加上8年没见面了，刘少奇、王光美都几乎认不出他们了。刘少奇拉着他们的手说：“成二爷，黄八老倌，8年不见了，都好吧？”成敬常感动地回答：“刘主席好！”“成二爷，农民没饭吃，是的吧？”刘少奇边递烟边问。成敬常说：“是的，是的。”“农村搞得这么样，1953年在北京交给你们的任务为什么没完成呀？”“应该要完成，近两三年向主席写信报告过情况。”“写信来了，我怎么没收到？”“我们确实写了，不敢讲假的。”成敬常是个忠厚老实人，刘少奇相信他不会说假话。他怀疑有些基层干部怕“家丑外扬”，将信扣压了，便嘱咐王光美和秘书说：“一定要查一查，人民有通信自由。”　
接着，刘少奇、王光美又把少年时代同少奇一起看牛并常在湖塘里洗冷水澡的李桂生找来，边散步，边扯情况。他们来到一片鱼池旁，刘少奇问：“这里原来不是田吗？什么时候挖了鱼池？”李桂生说：“队干部想把炭子冲变成鱼米之乡。叫我看，去年粮食减产，干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我讲直话，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五风’刮得这样！”他们来到安湖塘屋场的公共食堂。只见食堂里又乱又脏，方格子蒸笼几格架在锅上，几格搁在地上；吃过饭的钵子也没洗，堆在案板上；一堆莴笋叶子摊在地上。李桂生告诉刘少奇、王光美：“食堂里炒菜，没得油，只放盐，吃不饱呀！”刘少奇、王光美看到这个情景，内心一阵酸楚。　
回到炭子冲的第三天，刘少奇、王光美把原大队支部书记王升萍找来，想通过他了解炭子冲大队刮“五风”的情况。刘少奇问：“你为什么会犯错误？”王升萍回答：“没听党的话，没听毛主席的话。”刘少奇说：“还要加一条，没听群众的话。”刘少奇递给王升萍一支香烟，自己也点燃一支，继续问：“山林怎么砍得这样溜光？”王升萍说：“1958年大炼钢铁砍了一回，1959年大办公共食堂，没柴煮饭又砍了一回。”　
一谈就是一上午，刘少奇、王光美留王升萍一块儿吃中饭。刘少奇又问：“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王升萍不敢回答，谨慎地反问：“这到底是讲得还是讲不得呢？”“怎么讲不得呢？有人向我写信，尽说好话。你们讲实话，相信你们的。农村搞得这样糟，不亲自下来不晓得。”王升萍打消了顾虑，说：“现在农村公共食堂不好！还办下去会人死路绝！”刘少奇说：“食堂不好，敢不敢撤掉呢？”“报告主席，我怕犯错误。”“不要怕，你先把你那个食堂解散。如果有人问你是谁要你解散的，你就说是省委工作组要你散的，去找工作组吧！”刘少奇又语重心长地说：“过去刮‘五风’的错误，不能怪你王升萍，各级都有责任，中央和我也有责任。这个教训太深刻了，以后要刻石立碑，子子孙孙传下去，再不犯这样的错误。”王升萍在刘少奇的教育和引导下，认识到自己刮“五风”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