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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少奇-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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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墓ぷ鳎肟逼饺パ影病�11月1日，我和宋平（他当时在南京周恩来处工作，此次回延安汇报，途经北平）乘同一架班机赴延安。李克农和夫人赵大姐在延安机场迎接了我，并把我交给驻王家坪中央军委的同志。我随外事组在延安——瓦窑堡——延安——晋绥——建屏（今平山）县的柏里、西柏坡等地工作，几经辗转，没想到这么快又回到了北平，心中十分激动。北平有我的父母和兄妹们。他们现在都在哪里？情况如何？我很想知道。家中虽有电话，但为保密起见，我遵纪没打。
我陪少奇上山散步，他特别喜欢香山的大树，边走边欣赏，难得这样轻松愉快。过去，我也和同学们一起骑车到过香山踏青，观赏红叶，而今，看过北岳的大山，再看那座被称为“鬼见愁”的山岭，就觉得实在太夸张了。
（二）
工作是紧张而繁忙的。中央书记处几乎每天晚上都在毛主席处双清别墅开会，交流情况，讨论问题，最重要的大事都是在那里决定的，散会时大多已过半夜。在我们的住处，最大一间房子是客厅，几乎每天有同志来，坐得满满的，愉快地谈笑，热烈讨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北平市和平解放，没有遭到战争破坏，市内秩序良好。但北平是一座消费城市，旧北平长期被日伪、国民党政府统治，经济早已是个烂摊子。加上长期被解放区包围，城乡联系断绝，物资短缺，物价飞涨，社会上失业人口太多，居民的生活十分困苦。由于华北连年灾荒，这种经济状况我们也难于很快解决。人民群众盼望共产党来解放他们。进城干部实行供给制生活也好不了多少，他们的父母靠乞讨度日的事情也时有所闻。人们含着微笑和眼泪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建设比打仗更复杂，领导同志们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因此，对克服困难充满了信心。
下面，我摘抄几段当时的日记：
3月26日，少奇有会。并同我谈“城市工作提纲”，我记下来。
3月27日，少奇听取北平领导同志彭真、叶剑英、赵振声（即李葆华）、薛子正等汇报关于军管会、联合办事处的存废、物价、税收、房屋土地、财政组织；市委与市政府的分工、供给制与薪金制同时并存等问题。
3月28日，彭真、李葆华、赵毅敏、刘仁、沙可夫和负责大学教育的李昌及负责中小学教育的刘局长等同志来，谈了大学教育经费、师资、教材以及校长人选问题，还汇报了文艺、电影、戏剧等文化教育、宣传方面的问题。
3月29日，少奇主持财经、工会座谈会。彭真、李立三、萧明等同志出席。就工业、交通、商业、劳资关系、铁路、金融、合作社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汇报、讨论。
从香山到中南海（2）
3月30日，少奇召开党、政、工、青、妇干部座谈会，彭真、刘仁和主管组织工作的傅部长等出席。
3月31日，专题讨论工会工作，彭真、李立三、萧明等同志出席。少奇同志认为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必须维护工会的独立地位，因为工会是最广泛的群众性组织，他曾建议重要同志负责北平市工会工作，可见对工会重视的程度。
4月1日，少奇和彭真等同志讨论人民革命大学的问题。
4月2日，约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等同志来谈平、津接管的情况。一波同志特别谈了对外贸易。
4月3日，少奇出席北平市委会，讲了他听取各方汇报后的意见。他肯定了北平的接收工作，并就今后如何更进一步把旧北平变成新北平，先干什么，如何干，谈了他的看法。当晚主席处有会，可能就在那天决定让少奇同志去天津。
我陪少奇进城专程到华北局一波同志处，那是后圆恩寺的一所漂亮的房子，室内有小喷泉，据说曾经是蒋介石的官邸。平津接管工作均由华北局薄一波同志负责。少奇去天津，行前先去同他打个招呼并嘱他：党中央、毛主席有何指示请及时转告。可见少奇是多么重视组织纪律性。
叶剑英进北平以后，曾亲自给我家打了电话，告诉家里我已结婚。父亲不知“刘少奇”是什么人，跑到西单商场书摊找到一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日文小册子，上面说少奇外号“小诸葛”，湖南人，这大概就是我父母对少奇的全部了解了。少奇进城时顺路到我家探望和慰问我父母，光英光英，即王光英，时任天津近代化学厂厂长。六哥适从天津来，少奇同他谈了话，并很感兴趣地询问天津工商业的情况，还告诉光英近日要去天津，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谈。父亲知道湖南人爱吃辣子，特地到西单商场附近的湖南饭馆订了菜，款待娇客。当晚，我陪少奇去东交民巷北平市委小礼堂看京戏。
少奇根据连日来听取的汇报，归纳各方面的经验和问题，亲自用毛笔草拟了《关于北平工作问题》的报告提纲，4月7日在北平干部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在接收中一般很好，同志们保持了廉洁和艰苦的作风，这些是令人满意的。”并讲了今后的问题是如何建设新北平。
4月8日，同市委领导谈论成立北平市政协会议的问题，少奇建议召开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时，应让工会、商会代表参加，并指出：“群众的要求与最大利益是恢复与发展生产。”
（三）
少奇是肩负着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真正管好城市的使命到天津去的。天津工商业比较集中，问题很有代表性，当时天津已顺利完成接收，正转入管理与发展生产。临行前少奇还特意通知才从香港回来熟悉贸易、金融工作的龚饮冰、卢绪章两同志同行，北平市委也派了张文松等几位得力干部随行，以便及时将少奇的意见转告市委，中办同去的有吴振英（老红军，少奇的秘书）、李树槐（老红军，负责警卫）等同志和我。
4月10日晚9点，少奇一行乘火车抵天津，黄克诚、黄敬、黄火青、吴德黄克诚，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黄敬，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市长。黄火青，时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二副书记。吴德，时任中共冀东区委员会书记。等到火车站迎接。我们被安排在近郊小刘庄的一座两层小洋房住下。因时间较晚，仅就如何汇报、视察等事宜谈了一下，决定活动安排均由黄敬负责，并全程陪同。
4月11日，上午视察中纺一厂和自行车厂，少奇提出要注意劳动保护。下午举行第一次汇报会，内容比较广泛，包括综合情况以及对内对外贸易情况，并且汇报了资本家的顾虑和意见。
4月12日，上午视察灰堆子纸厂（即现在的天津造纸总厂）。下午座谈，工商局的同志汇报工商管理和物资分配等问题，最后介绍了几位工商界大户的情况。
4月13日，上午视察中央电工器材厂。下午听取市场、粮食管理、金融等方面的汇报。
从香山到中南海（3）
4月14日，上午视察汽车修配厂，下午继续听取贸易部门的汇报和讨论。
4月15日，工作之余，少奇想看看他1928年任顺直省委书记、1936年任北方局书记以及先后几次到天津时住过的老房子，我们坐车在市区转了一圈，在几条胡同走了走，陪同去的干部大都不熟悉当时的情况，找不到少奇记忆里的老住处。幸得有龚饮冰同行，他找到了当年在天津建立的地下党联络点“万源湘绣庄”，少奇真还在那里住过。
4月16日，市工业局有关同志来汇报工业企业等方面的情况。
4月17日，听取和讨论工会工作的汇报。
4月18日，少奇在天津市委会上讲话，谈对天津工作的初步意见。
4月19日，邀请天津市几位著名资本家座谈，这个会开得很成功，对于安定资本家的情绪，解除顾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时天津比较有名的资本家李烛尘、周叔、宋卿、朱继圣、边洁清、孙冰如、劳笃文、资耀华、王翰庭等参加了会议。黄敬出席，我在场。与会者纷纷发言，反映情况，表明心态。少奇鼓励他们办好厂，多办厂。
4月20日，上午少奇听取外事工作汇报。下午与贸易部门负责同志谈话，他指出：贸易工作好比血管，对经济的影响甚为重要，天津是对内外贸易的集散地，搞不好对整个经济的影响都会很大。
4月21日，少奇解答工商界100余人提出的问题。同日还到生产抵羊牌毛线的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视察工厂车间，并接见了劳资双方代表。
4月22日，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汇报摩托接管处、电讯管理处、仓库、联勤、被服、针织、冀北电力公司天津分公司、化学厂、卷烟厂、面粉厂、火柴公司、耀华玻璃厂、华新纺纱厂、食品饮料厂、铁砂厂等情况。
4月23日，视察仁利毛呢厂，少奇赞扬工厂文明、清洁、先进。总经理朱继圣送给我一本他写的关于工厂管理的英文书。
4月24日，少奇在天津党、政、军、民干部扩大会上讲话。指出：接收工作完结，同志们很辛苦，党中央一般是满意的。并就今后如何管理、改造和发展新天津作了长篇论述。
4月25日，上午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讲话；下午在耀华中学对天津国营企业职工讲话，其中谈到要团结起来搞好工厂，不要抛弃一个有用的人。党员应公开身份，以利群众监督。
同一天，少奇还写了关于接管问题给华东局的指示电（现存有手稿）。
在津期间我们经常听到零星枪声。有一天，少奇正在住处工作，又响起枪声。忽然黄敬自己开车来接我们去看市容，却把我们送到市内一所很坚固的大楼上饮茶、聊天。黄敬一直很沉着，过了一段时间，他才说，没事了，看市容去吧！原来是我们住地附近的一座兵工厂发生爆炸，原因不详。黄敬真有点儿“内紧外松”的本事。
4月27日，少奇就干部对24日讲话的提问做解答。问题涉及面广，很多问题非常具体。
4月28日，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讲话。
4月29日，上午在文教干部会上发言，强调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要奖励私人办学。指出报纸工作不要为写评论而写评论，应提出问题、发现问题、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指出要好坏意见都听，不要限制畅所欲言。少奇还讲电影作品的审查不要太严，要让戏班子有饭吃，不要限制太死，越是禁止，人家反而越想看，只禁止那些淫秽的、政治上反动的，新作品出来自然会淘汰没有生命力的。下午少奇对华北总工会的干部讲话。
5月1日，向路经天津的南下干部讲话。少奇讲要特别注意与当地干部、群众的联系。我们党即将取得全国的解放，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如何管理城市的问题，其中经济和工会工作至关重要。
5月2日，召集资本家座谈并讲话。这次座谈会较4月19日召开的座谈会范围广，参加的资本家包括各个层次。
从香山到中南海（4）
5月3日，上午与华北供销总社干部谈话，下午和教育界人士座谈。这天少奇还给宋卿写了回信（来往两信均见过报，来信系30日写）。
5月4日，视察天津市容。途中在中原公司附近下车散步，公司大楼的尖顶在激战中被炮弹打掉，有些不认识了。在和平路（当时叫罗斯福路）街边，正好走过光英开办的近代化学厂门市部，进去看了看，货架上有卷卷漆布，还遇见原北平我家的邻居、光英的同学和股东宗先生。
5月5日，华北职工代表大会开幕，少奇代表中央做《工会工作问题》的报告。当晚，黄敬和李烛尘先生陪同少奇会见了开滦煤矿公司的中、英方代表。
5月6日，少奇出席天津市委扩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城市管理和职工问题》的报告。
5月7日，天津调查结束，少奇要去塘沽、唐山。
天津市的解放虽然经过激烈的战斗，社会秩序恢复很快，水电供应基本正常，但生产的恢复比较缓慢，主要是原材料供应和销售渠道断了。政权工作一时还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像北平一样，干部们忙于招待来往队伍，贷款，找房子……还是农村那一套作风和工作方式，打锣开会，读文件，念报纸，大学教授、工厂厂长、银行经理去街道学习。形势迫使我们学习原来不懂的东西。
（四）
少奇的天津之行，对如何进行城市民主建设提出了一套经过深思熟虑的完整设想，指出管理好城市的关键在于理顺“四面八方的关系”，即：城乡关系、劳资关系、内外关系、公私关系。这对于早期政权建设、民主管理、革命党向执政党升华是有重要意义的。少奇说：城市的特点是集中。城市是市政府管理的，国家机器主要是警察、法院、监狱。接待来往人员有招待所，贷款找银行，管卫生有卫生局。这些事，街道干部管不了，也不该管。城市的基本组织是市党委、市政府、市民代表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最好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会，不是资产阶级的议会，不是苏联的苏维埃，也不是过去的参议会，是人民管理政权。少奇说：城市工作主要是工会工作和经济工作，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从城市到农村，多年同无产阶级是隔离的（除少数白区工作者外），现在由农村到城市，回到本队，无产阶级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阶级觉悟也不高，如果组织不好，教育不好，所谓依靠，就是空话。一流干部要分配到工会去，工会一定要解决工人的问题，否则就没有威信。大革命以前，都是工会津贴党，党不津贴工会。现在倒过来了，如果工人还要罢工，这就值得我们思索了：工会是不是代表了工人的利益？
七届二中全会以前，少奇即集中精力研究城市接管工作中的政策，当时石家庄、济南、沈阳等城市的接管，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石家庄解放后，搞清算斗争，把工商业算垮了。斗争会决定一切，可以捆人打人，没收财产，甚至把人拖死了。人们只看到斗争大会，看不到政府。更荒唐的是发动妓女斗老板，却不查封妓院。还把这种无政府思潮误以为是革命行为，不予制止，反而鼓励。这是群众运动中的尾巴主义，一方面表现出对群众斗争不敢负责，一方面又表现出这一切都是共产党在后面搞的。少奇说：要禁止在群众大会上、主席台上以及法庭上喊口号，如“该打不该打”，“该杀不该杀”，这种简单的方式是提倡群众的盲动性，是不叫群众多想问题。这是希特勒惯用的办法，希特勒是依靠煽动群众的盲目情绪吃饭的。我们要鼓励群众起来做主人，不是简单的鼓动斗争。一切问题用直接斗争方式去处理，还要政权干什么？少奇还说：城市贫民的要求是不能全部满足的，“挖穷根”就要挖到工商业资本家头上来。挖光了工商业，毁灭了城市，贫民就更没有办法。用农业社会主义的办法来消灭资产阶级，这叫做自杀政策。害怕资本主义，却找不到对付的方法。忘了列宁在1921年的话：“资本主义如果得势，工业生产就会发展，无产阶级也会随着增长”《列宁全集》，第33卷第46页……平津解放前，党中央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比较更接近实际：“资本主义不仅为我们准备了科学技术，同时又为我们准备了一套管理制度；资本主义的管理制度，不仅有适应高度剥削需要的一个方面，也还有适应高度技术需要的一个方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3页引用的党中央一份电报。工人的痛苦不只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在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在中国，绝不可以过早地采取消灭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我们想不想而是能不能的问题。马克思一百年前就说过，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的物质条件形成之前，资产阶级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即使把它推翻了，无产阶级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少奇1948年12月在华北财经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为什么不早消灭资产阶级？困难很多。消灭了以后怎样？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
从香山到中南海（5）
这段时间党的理论思维十分活跃，毛主席对少奇的理论研究很赞赏，建议他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思考。作为研究成果之一就是1949年6月据考证，应为1949年初。所写的《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少奇对新中国经济构成作了精心研究，认为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主要由5种经济成分构成：（1）国营经济；（2）合作社经济；（3）国家资本主义经济；（4）私人资本主义经济；（5）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这5种经济成分是存在着矛盾和斗争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之间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将存在相当长的时期，也许要经过几十年。这个方针和时限，毛主席当时也是同意的。
七届二中全会上，少奇就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做了发言，他特别强调私人企业恢复生产问题。北平、天津许多私人企业一直未开工，它的后果就是削弱党在工人中的影响。并不是所有同志都认识到这一点。少奇到天津时，天津资本家思想是很乱的，普遍存在恐慌心理，感到没有出路。李烛尘先生说，久大盐业公司运盐到山东临清销售，那里贸易公司就压低价格，他们没钱赚，只得把盐又运回来。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好，党政机关、贸易机构、公营企业都不同他们接触。私营企业内部，劳资对立，职工对立，也很尖锐。工人要增加工资，临时工要转正式工，工人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工头和管理人员，他们或打骂过工人，或做过其他坏事，为工人所痛恨，还发生了工人分小店铺的事情。看到资本家还住洋房坐汽车，工人也愤愤不平。新政权宣布废除伪法律，公司法作废了，资本家感到没规则，无保障。税收虽然照旧，但国民党时代请吃顿饭就减免了，今天就不行，便觉得不堪重负。少奇同志到天津后，了解到这些情况，就通过座谈会、汇报会和对工厂企业的实地考察，反复申说劳资两利、公私兼顾、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道理，解答干部们的各种问题，召开了各级干部会，大中小资本家座谈会，又召开了职员会、工人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党的路线上来。
少奇反复强调，过早地消灭资产阶级，是少了一个朋友，多了一个敌人。少奇说：上海一位资本家曾对毛主席诉苦：“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他们希望把“剥削者”按希腊词典释义译为“利益分润者”。永利公司800元开办，现在的巨大产业，既有剥削，也有利润。剥削是指人和人的关系，利润是指人和物的关系。少奇认为，资本家文明和野蛮的两面应区别对待，前者合作，后者处罚，但要慎重。问题不在于名词，而在于资本主义的剥削还不能完全取消，失业人员不如有业人员。政治解放，还不能完全不受剥削，不是愿意不愿意，而是做不到。现在是资本家太少，不是太多。毛主席在回答上海那位资本家时说：“谁是大哥？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但是在城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就是这个意思。天津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有一子一女是地下共产党员。他对少奇说：“我的启新洋灰公司开了几十年，赚了钱，发展到两个厂、三个厂，现在还想再开几个厂。但是厂子开多了，剥削工人也更多了，成了大资产阶级，我的罪恶就更大了。”少奇回答：资本主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有功绩的。你想开第四个厂子，不但不是罪恶，而且还有功劳。少奇对东亚毛纺织公司总经理宋卿也这样说：你现在才办一个厂子，将来你可以办两个、三个……八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八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八个厂，还给你加薪水。你干不干呢？宋卿先生说：“那当然干！”少奇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就思考过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在天津期间他又重申了这种可能性。这是最有利于人民的一项无产阶级政策。少奇与少数知名民族资本家座谈时黄敬和我均在场。在理论联系实际，实际趋向理论两个方面，少奇都做出了贡献。五六十年代，民族资本家李烛尘先生担任了轻工业部部长；周叔先生当了天津副市长，工作称职，晚年还把他所存的文物古书捐给历史博物馆。对他们的任用和他们的表现不是都可以证明当时执行的政策正确吗？！在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既然“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怎么倒怕资本家办厂开店呢？
从香山到中南海（6）
在天津一个月时间里，少奇夜以继日地工作，开会，调查，谈话，看材料，批文件，无暇看戏，更无暇游览。但住地较清静，每晚我们到户外散步半小时，这是少奇多年的好习惯。我的五妹刘莉（王光平）是由白求恩医大抽到天津接管医药部门的，来看望过我们。光英也只是在两三次座谈会上见过少奇。
7日，少奇到塘沽参观碱厂。从那里去唐山，因为开滦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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