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少奇-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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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同志的手，说：“你的心我懂得，你的话，我记住了，不会忘记的。休息吧，你休息吧！”了文同志闭上了沉重的眼帘，但又强睁开了，吃力地动着嘴唇，额头上渗出颗颗汗珠。在子文同志与病魔作最后搏斗的时刻，心中仍挂牵着党的未竟的事业！于是我又坚定地说：“我一定按你的话去做。我们，我们一定按你说的话去做！”我让开身子，使子文同志能看到我身后的孩子们和其他青年们……　
今天，子文同志永远离开我们了。这是我们党的重大损失。同时，对于我来说，也失去了一位可敬的良师。我难以抑制自己的悲痛。然而，我也为我们党有如此坚强、优秀的战士而感到骄傲。正如一波同志所说：“子文同志坐过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也坐过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监狱，他都没有屈服。敌人怕他，同志们爱他，这是他的光荣。”子文同志入党50多年，做了21年组织工作，也前后被敌人剥夺了21年自由。他用自己的鲜血、汗水和全部才智，谱写了自己可歌可泣的一生。子文同志是属于党的，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他的精神将永远活在我们党和人民中，他的正气将万古长存。　
安子文同志的骨灰将撒入黄河。黄河，中华民族的摇篮，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永远滔滔不尽的洪流巨浪，将载着一代英豪——子文同志，流过祖国的山川沃野，奔腾不息！　　　
《孙敬修全集》序（1）　　　
本文原载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孙敬修全集》一书。孙敬修，儿童故事专家，儿童教育家。（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97年1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出版座谈会”，当天我虽然有好几个安排，但我还是挤时间参加了，因为我是孙老师的老朋友。光英、佳楣、韩作黎、叶至善、刘延东、田华、李启民、罗英光英，即王光英，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佳楣，即林佳楣，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夫人。韩作黎，教育家，儿童文学作家。叶至善，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延东，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田华，电影表演艺术家。李启民，时任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部长。罗英，文化部离休干部。等同志都到会了，他们既是孙敬修生前的老朋友，也是我的老朋友。十几位戴着红领巾的小朋友，给大会带来青春的朝气，坐在他们中间我好像也变得年轻了。十本孙敬修讲过的故事书摆在会场中央，整个大会充满欢乐的气氛。到会同志从各自不同的角度颂扬孙敬修的业绩，畅谈在当前形势下出版《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这套书的意义。雷洁琼、冰心、薛明雷洁琼，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冰心，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薛明，贺龙元帅的夫人。等同志还给大会发来了贺信和贺电。大家都怀念去世近7年的孙敬修同志。　
我和孙敬修同志交往多年。“文化大革命”以前，我的孩子们都爱听孙老师讲故事，有时听得很入迷。我和少奇同志偶尔也和孩子们一起听过片断或孩子们的复述。少奇同志还通过电台向孙敬修转达过对他的赞扬和问候。直到今天，回忆起来，仍感到十分亲切。孙敬修讲的故事，健康有益，生动活泼，感情丰富，既对孩子们有吸引力，又有教育实效。孙敬修为培养祖国的花朵做出了很大贡献。孩子们的父母和从事少年儿童工作的同志们，也是他的听众，我和他们曾经受到他的教育和启发，使我们不断改进教育孩子的方法。因此，孙敬修同志不仅是全国少年儿童的老师和朋友，也是我们作家长的人和少年儿童工作者的老师和朋友。后来，我和孙敬修的联系日见增多，我们通信往来不断。他甚至和我探讨过他的儿子的工作安排问题。　
1990年3月5日，孙敬修老师逝世的噩耗传来，我十分震惊和悲痛，嘱咐办公室的同志给孙敬修灵堂送去了一个花圈，以表达我对他的崇敬之心和深切的哀思。1996年，天津教育出版社为了配合党中央关于对青少年加强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的指示精神，也为了纪念和研究孙敬修的需要，在新闻出版署和孙敬修亲属的大力支持下，决定出版《孙敬修全集》。我和孙敬修的老朋友荣高棠、胡昭广、韩作黎、于友先、于蓝、谢添、李滨声等同志都认为，这是一件造福于中国儿童、造福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好事，应予支持。因此，我们十分高兴地担任了这套全集的顾问。孙敬修是我十分尊敬的一位老同志，我衷心希望天津教育出版社把这件事情办好。　
孙敬修同志出生于清朝末年的贫苦家庭，8岁丧父，由于生活所迫，他考入了食宿免费的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尝尽了旧社会小学教师的苦辣辛酸。但他热爱儿童，生活在儿童们中间，潜心研究儿童教育、儿童心理及儿童的情趣和语言，总结出一套为儿童所喜闻乐见的教育方法，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而且他独辟蹊径，在实践中摸索了一条利用讲故事的方法对儿童进行教育之路。他在讲故事中不但向儿童传授知识，而且潜移默化地对他们讲述做人的道理，对他们进行真善美的熏陶。他的成就得到全社会的承认和赞誉，受到广大学生和听众的欢迎和爱戴。　
解放以后，孙敬修同志在党的教育下，政治思想觉悟迅速提高，立志献身于新中国的儿童教育事业。他把对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无限热爱，全部倾注在全心全意为儿童服务的工作中。他更加努力提高教育教学水平，悉心钻研讲故事艺术，希望儿童听了他讲的故事，都能成为勤劳、善良、聪明、勇敢和热爱祖国的人。他对儿童充满爱心，对艺术刻苦钻研，精益求精，逐步形成独特的——通俗浅显、自然亲切、形象生动、爱憎分明，民族化、大众化的讲故事风格，把故事讲得绘声绘色，成为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儿童教育家。在中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个成就了这项事业的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超过他的成就。　　　
《孙敬修全集》序（2）　　　
孙敬修同志是儿童文学语言大师，他的故事语言有着特殊的魅力。一切着眼于儿童的接受能力和兴趣要求，是他的语言特色。他的儿童文学语言扎根于儿童语言的沃土之中。他用这种语言创作儿童故事，他也用这种要求去改编儿童故事，并在故事中蕴含着深刻的教育意义。所以他的作品总是受到儿童的喜爱和欢迎。我很同意叶君健叶君健，儿童文学作家、小说家和翻译家。先生在评论孙敬修文学语言风格时的一段话，他说：“一般文学史常常容易忽略一个问题，即‘讲故事’在我们文学中的地位。事实上，人类最早的文学创作就是‘讲故事’，从他们讲的故事中产生了我们的许多文学名著，大的如《三国演义》、《水浒》，小的如话本。现代中国，在这方面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人就是我们的孙敬修同志。他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他在故事里注入对人生、社会、历史甚至政治的看法和见解，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幼小的听众在欣赏故事之余，还能获得许多人生与社会知识的理解，使他们能正确地认识这个世界，从而在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中能受到有益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讲，孙敬修同志就不仅是一个讲故事的大师，一个语言艺术家，也是一个哲学家、教育家。他在‘讲故事’这种文学形式中独创一格，为我们儿童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讲的故事也就超过了一般‘故事集’的范围，而成为了我们新儿童文学中的文献。”孙敬修同志长期在电台讲故事，电台同志对他在稿件文字上的加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们说：孙敬修先生“极其认真、努力，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对每段故事都做了精细的润色、加工”。1980年6月，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大会召开，由康克清康克清，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同志亲自提名，孙敬修被全国儿童少年文艺创作评奖委员会授予“荣誉奖”。这是我国儿童文艺创作最高一级奖励，也是终生奖。　
孙敬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当然应主要归功于他本人的勤奋和钻研，但与党和政府对他的关怀和支持、广播电台极大的宣传作用、广大少年儿童和他们的家长的热爱以及领导和同行们对他的帮助等等，都是分不开的。缺少了其中任何一条，都成就不了举世闻名的孙敬修。　
半个多世纪以来，两三代人听着他讲的故事长大。孙敬修为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退休以后，孙敬修退而不休，他不仅继续活跃在勤于耕耘、精心育苗的事业中，而且足迹踏遍祖国大地，向儿童教育工作者及各行各业的人们传授自己讲故事的经验和体会，传授教育儿童的方法，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到处宣传党的光荣伟大，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痴心不变，80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用“甘为春蚕吐丝尽，愿做红烛照人寰”的座右铭激励着自己，为儿童教育事业奋斗到最后一息。孙敬修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人。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人类的明天。现在正处于世纪之交，党和国家正面临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刻，国民素质的水平，关系到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关心儿童的健康成长，为未来的中国培养合格的接班人，便成了我们全社会的当务之急。孙敬修同志有着关心祖国命运，发奋振兴中华的高度政治责任感，所以他能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儿童教育事业。他的这种崇高的献身精神，是儿童教育工作者的楷模，也是各条战线职工的榜样。我们要学习孙敬修同志的政治品格，学习他对事业的献身精神，学习他对工作不懈的钻研与追求的敬业心，研究他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方法。目前所要出版的《孙敬修全集》，除了要收入他永远不会过时的“故事集”之外，还将收入他的“回忆录”、“言论集”，他介绍自己教育儿童及讲故事经验的“专著”和别人研究、介绍他的“研究回忆”文章，以及从未发表过的他的“遗嘱”、入党申请书及书信等等。这将是我们研究、学习和总结孙敬修同志的教育思想，继承和发扬孙敬修同志事业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想，这便是我们出版《孙敬修全集》的意义所在。　　　
《孙敬修全集》序（3）　　　
我热切希望在儿童教育战线和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更多的孙敬修式的先进人物。　
1997年12月24日于北京　　　
沉痛追念黄鼎臣同志（1）　　　
本文原载华文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的《黄鼎臣纪念文集》一书。（二○○○年九月）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国致公党卓越领导人、中共优秀党员黄鼎臣同志，逝世已经一年有余了。我一直想写篇文章悼念他，怎奈每一握笔，便禁不住思绪万千、悲痛不已。鼎臣同志不平凡的一生和他那巨大的人格力量，每每念及，都使我深感失去了一位兄长般的好同志。　
我和黄鼎臣同志于政协共事时相识，六、七届政协常委会期间，我们经常被分在一个小组，加上我们又同住在一座居民楼内，平时还经常在各种会议上相遇，所以交往颇多，并逐渐由相识到相知。　
鼎臣同志非常谦虚朴实，为人正派，党性很强。他身为致公党主席，具有很强的参政、议政意识。每次会前，他都非常认真地围绕主题准备材料并积极发言，对国家大事坦陈己见，提出许多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意见，经常受到与会同志的赞扬和支持。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对于不同意见，鼎臣同志敢于直言不讳。记得在一次政协常委会上，一位负责同志针对时弊，建议发动群众由下而上开展揭发、批判。在小组会上，鼎臣同志坚决而冷静地表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这种作法无异于又要搞一次全国性的运动，于人民无益，还是以领导干部与共产党员严格自律并依党纪国法对贪污腐败行为进行查处为好。　
在“文革”中，鼎臣同志深受迫害，但我从未听他诉过苦或抱怨过，但事关人民利益，他则敢于坚持原则，仗义执言，可见他爱党、爱国的赤诚之心。　
在政协共事期间，我们严肃而认真地对每个议题展开讨论，鼎臣同志还常来我家坐坐，继续他在小组会内尚未尽兴的话题。他讲话声音洪亮，略带广东口音，我听来很清楚，而他则年高重听，渐渐地，我发现借助笔谈，可以大大方便交流，于是，我便用很粗的铅笔在纸上写出较大的字来帮助谈话。后来，连陪我的老赵阿姨都摸出了规律，鼎臣同志一来，她不仅要送上一杯清茶，还必然要递我几张白纸和铅笔。我们谈话的范围非常广泛，他几次出访回来，都兴冲冲地来我家讲述他在国外与侨胞亲切会见，特别是与老洪门洪门，又称“洪帮”或“红帮”。清民间秘密结社之一。原为天地会的对内名称，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相传以洪武（明太祖年号）的洪字为代称，入会者均称洪门或洪家兄弟。长期在珠江、长江流域秘密活动，并在海外华侨中建立致公堂等组织。成员来往的情况，讲他的见闻和感受，兴奋之情，溢于言表。1987年8月，鼎臣同志回家乡参加了纪念彭湃领导的海陆丰苏维埃成立60周年大会。回来后，他满怀感情地对我讲了家乡的变化，感叹这一切来之不易，盼家乡乃至国家能蒸蒸日上。回想鼎臣同志这殷殷期望，怎能不叫人在悼念他的同时，更要学习他，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　
我还特别记得，鼎臣同志几次谈到自己年事已高，需要积极物色、培养年轻人接班。他说，民主党派物色接班人更困难。为此，他曾亲自至广西、湖南、安徽、青岛、上海等省、市与致公党在各地的领导人座谈，并于1988年主动提出辞去致公党中央主席的职务。他深远的见地和重事业兴衰的高风亮节，感人至深，因而被推举为致公党的名誉主席。　
和鼎臣同志的交往，使我获益匪浅。特别让我难忘的是，他帮助我恢复了同一些老侨胞的联系，建立和加深了与归侨、侨眷的感情，还使我结交了不少新的朋友。记得80年代时，鼎臣同志曾陪我到北京协和医院去看望身患重病的黄周规老先生。1963年，我陪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尼时，黄老先生是印尼华侨报业巨子。后来，他回国定居，并带回了他组织出版的少奇在印尼访问时的画册。经历了“文革”的风风雨雨，画册已破损不全。鼎臣同志告诉我，黄老先生很珍视这本画册，它反映了印尼人民特别是侨胞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厚感情，黄老先生极希望能亲自将画册送给我。鼎臣同志建议我去医院看看他。我们到病房时，黄老先生已卧病不起，他的夫人和女儿黄曙晖守护在身边。黄老先生见到我，挣扎着探起身，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然后从床边拿出画册，双手颤抖着递给我，在场的人眼睛都湿润了。黄夫人和他的女儿简单地叙述了在“文革”中收藏这本画册的危险情景。我深深感受到了侨胞的觉悟和厚谊，再三地重复说：“谢谢，我将好好保存它。”此时，任何语言都显得那么苍白。相通的感情，使我觉得多余的话已不必说了。这本画册我已交湖南宁乡县花明楼刘少奇主席纪念馆保存。离开医院前，我询问了黄老先生夫人和女儿的情况，黄老先生夫妇均为致公党党员，女儿在美国读书和教学，我们还互相交换了地址。黄老先生病逝后，他的家人无论在哪里，我们始终保持着新年贺卡的往来，互致问候和祝福。　　　
沉痛追念黄鼎臣同志（2）　　　
也是在80年代里，经鼎臣同志联系，我出席过好几次致公党在民族宫等地举行的新年联欢会和在东城灯草胡同举行的三八节女党员座谈会。在热烈的气氛中同归侨、侨眷亲切地交谈，还一起包饺子、照相，一起看文艺节目，其乐融融。我第一次听归侨歌唱家叶佩英唱《我爱你，中国》，就是在致公党的聚会上。至今我仍深深感谢鼎臣同志帮助我加深了同归侨、侨眷的友谊。　
鼎臣同志十分俭朴。我还记得，他常穿一件黑色旧呢子大衣，我注意到这件大衣很沉，脱脱穿穿十分不便，依我自己的体会，年纪大了，穿又重又紧的大衣很不舒服。于是，我忍不住劝他，说：做件新的吧，轻一点的，宽松些的，上了年纪，这么重的大衣穿不动了。他笑笑说，是该换一件新的了。可还是过了很久，他才做了件新大衣，还特地穿来让我看看：比那件旧的轻得多哩。后来，他的女儿告诉我，她父亲在港澳行医时，是一位著名的医生，收入很高，但他把钱都用在革命事业上了；解放后，他虽是第一届卫生部医政局局长，但薪金同行医时相比就差得很多了。她的伯父听说鼎臣同志在北京做了官，特来京看他，但发现他还不如从前呢。于是说他是“世界人”，不管家的，以至始终也没向他提起过解放前他坐牢时，为营救他欠下的很大一笔款子的事。她的父亲虽然“顾国不顾家”，但对家乡的感情却是很深的。凡从家乡来看望他的人，特别是同鼎臣一起参加过革命的老战友及其后代，他总是热情招待，有困难的，更是热心帮助解决。　
在鼎臣同志患病期间，一天，他家的阿姨忽然来敲我的门，说老先生坚持要下床来我家，我忙让她赶快回去，告诉鼎臣同志不要来，我马上去看他。我到他家里，只见他靠在躺椅上，很平静，见到我很高兴，只是动作已经困难了，也不能说很多话了。再以后，他的病情日益沉重，终于离开了我们。不几日，与他相依为命的老伴也随之而去。　
鼎臣同志生前和我虽有许多往来，但却极少谈及他过去坎坷的经历和做出的贡献。直到他去世以后，我才从致公党给我的一些材料中知悉了他的许多感人事迹，使我不由得更加敬重他。以前，我甚至不了解他的行医经历，现在回想起1989年，在我住院做手术和进行化疗的日子里，他曾多次来医院探望我，还到家里了解我的治疗情况，并提出许多十分内行的建议，谆谆地嘱咐我。关切之情，让我终生难忘。现在，故人已去，我们活着的人在心里默默地怀念着他，哀痛着他的离去，追忆着他留给我们的那么多美好的东西。人的一生，能够为人们留下不尽的思念，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足见其生命的意义。为了能使鼎臣同志安息，我们更应该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努力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国家、为人民、为党的利益，尽自己之所能。　　　
怀念老朋友苏加诺先生　　　
本文原载印度尼西亚Gramedia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加诺兄——我的父亲、老师、朋友和领袖》一书。（二○○一年）今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诞辰100周年。　
怀念老朋友，不禁想起38年前，应苏加诺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外交部副部长黄镇，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于1963年4月12日至20日对印尼进行的正式访问。我作为少奇夫人，和陈毅夫人张茜，黄镇夫人朱霖一起陪同出访。这次访问，加深了我对苏加诺总统的了解，增进了友谊，那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当年，代表团抵达印尼首都雅加达马腰兰机场时，隆重而热烈的欢迎气氛，一下子将我们包围起来。到处是美丽的鲜花和欢迎的人群，苏加诺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他多次来过中国，和少奇他们是老朋友。一见面，他们握手、拥抱、互相问候。总统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有总统气派，但又不乏亲和力。他对中国十分友好，在一些国际问题上，我们互相支持和帮助，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亲密而融洽。雅加达比北京热很多，总统关切地问我是不是太热了，我由衷地回答，这热烈的气氛让我心里更热。　
陪同总统迎接我们的还有他的女儿梅加瓦蒂，一个聪明、漂亮的姑娘，我很喜欢她。在后来举行的国宴及其他一些正式场合，她都是以女主人的身份出席，而且做得非常得体。　
在印尼访问的短暂时间里，以夫人身份，我不参加正式会谈，不可能深入了解苏加诺总统政治家的一面，而更多的是体会到他的热情、周到、有情趣，以及作为总统的权威。　
几天里，我们对雅加达，茂物，万隆，日惹，巴厘岛等进行了访问，苏加诺总统全程陪同。那里的热带风光绮丽多彩，人民热情好客。印尼的兰花非常有名，总统特意送了一盆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兰花新品种，很漂亮。我特别记得观看万隆附近的复舟山火山喷发的情景。热情的当地人冒着危险，在喷火口旁用石块砌成了“欢迎中国客人”几个大字。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火山喷发。总统非常兴奋，不住地用手指点着让我们看，热情地介绍说：印尼是个多火山国家，有400多座，复舟山是一座著名的活火山……就像他陪我们参加印尼航空节，看花展，看佛塔，参观手工艺品展览会时一样，对印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