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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少奇-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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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新宪法的保证（2）
第三，我们的党中央决心“依法治国”。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而提出来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宪法高于一切，宪法大于一切，宪法的权威关系到政治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党的十二大庄严宣告，“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以宪法为自己的根本活动准则，在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上起表率作用，必将能够带动和领导全国人民遵守和执行宪法。现在党中央实行集体领导、讲求实效的精神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在十年内乱中受到破坏的党风在不断好转，党的威望得以恢复和提高。宪法和党章都不允许产生超越于国法党纪之上的“特殊公民”和“特殊党员”，要做到一视同仁。全党努力“依法治国”，是新宪法得以实施的根本保证。
新宪法已经颁布，我作为共产党员和同志们共勉：学习新宪法，宣传新宪法，保卫新宪法。少奇同志在1954年关于宪法的报告中指出：“在宪法公布以后，违反宪法规定的现象并不会自行消灭，但是宪法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武器，使我们能够有效地为消灭这些现象而斗争。”他的这段话还是有现实意义的。为了从根本上消灭违反宪法的现象，当前我们要特别对党中央指出的那“三种人”“三种人”，指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五种人”“五种人”，指除“三种人”外，还包括那些反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人，以及有各种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人。提高警惕，坚决防止他们进入领导班子，对已经混进去的要坚决清除。这样才不会留下祸根，不然在时机合适的时候他们还会兴风作浪，破坏宪法。
在新宪法的指引下，我们一定能够建设好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幸福工程”组委会第一次会议上的
本文根据“幸福工程”组委会办公室提供的原件刊印。（一九九五年一月十八日）同志们、朋友们：
“幸福工程”组委会今天成立了，可喜可贺。首先，我对各位参加“幸福工程”组委会的工作表示欢迎和感谢，希望能在今后的工作中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刚才，许多同志都发了言，云、启云，即彭云，时任国务院国务委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启，即黄启，时任全国妇联常务副主席。同志也讲了话。有了各位领导的支持，有了各界的广泛参与，有了全社会的理解，我相信，“幸福工程”一定会搞好。
我的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这次承蒙云同志推举我参加“幸福工程”组委会的工作，我还是愉快地接受了，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目前，我们国家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还有8000万人口、近2000万个家庭至今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些家庭中的母亲们承受着更多的生活重负，忍受着更多的饥寒煎熬。她们的生活境遇是令人同情的。
“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旨在帮助贫困母亲参与生产，接受教育和生育保健服务，以改善她们的生存状况。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母亲是家庭的核心。帮助了一个贫困母亲，就是帮助了她的全家和她的后代；帮助了贫困母亲，就是帮助了贫困地区所有的人。办好这件事，祖国大地将会增加多少欢笑和歌声，减少多少痛苦和愚昧！从这个意义讲，“幸福工程”以救助贫困母亲为宗旨，确实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举。
当然，良好的愿望要变为现实还需要艰苦的努力，特别是像“幸福工程”这样涉及面广，时间长，难度大的社会工程，更需要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首先，需要我们组委会各位的积极参与和坚持不懈的工作。第二，要争取广泛的舆论支持。希望新闻、文化、宣传各界的朋友都能为救助贫困母亲做宣传，造舆论，让全社会都来重视和支持这项活动。第三，一定要把筹募的资金管好、用好，增强透明度，树立良好信誉。
最后，我想以一个普通母亲的身份向社会各界、向每一个善良的人发出呼吁：伸出友爱的手，献出一点儿爱心，给贫困中的姐妹们一点儿力所能及的帮助吧！让她们早日摆脱贫穷愚昧，建立文明幸福的家庭！
谢谢大家！
一九九五年一月十八日
只要人人都献出爱（1）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1998年1月7日。（一九九八年一月七日）陈绪英、刘振英等16位脱贫母亲的信，让我这个“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感到欣慰。工程启动至今不到3年，已有近3万个贫困母亲得到救助，这是爱心的成果。1997年10月，我们把评选出的13位先进脱贫母亲请到北京，一方面对她们进行鼓励，另一方面也向给予我们捐助和支持的朋友们汇报工作。
“幸福工程”旨在救助贫困地区的贫困母亲，并优先救助计划生育户。救助方式是小额低息贷款，直接到人，滚动发展，帮助她们劳动脱贫。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具爱心的群体，我在晚年选择参加这项工作，是想为帮助这些母亲走出贫困尽一点力。
1995年初，彭云彭云，时任国务院国务委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同志给我写了封信，谈到要搞一个救助贫困母亲的“幸福工程”，希望我能担任组委会主任。有关同志向我详细介绍了全国1000万贫困母亲的现状以及“幸福工程”的救助办法、落实措施等等。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也很实在，便答应下来。后来，我听说“幸福工程”曾请中央一位领导同志题写名称，这位领导说，你们先干5年，干得好我就题。我很欣赏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
搞扶贫济困要用钱，这不是振臂一呼就能解决的。令我感动的是，听到“幸福工程”成立的消息，天津绿天使公司率先捐了100万元，然后天津卡夫天美公司捐了30万元，山东孔府家酒捐了10万元，加上计划生育系统上上下下捐，工程就这么启动了。到1997年上半年，我们已投入资金近2000万元，设立项目点51个，救助贫困母亲近3万人，可这离需要救助的人数还差得太远。我坐在组委会主任的位子上，心里很着急。现在社会上各种公益捐款太多，我又张不开口朝别人要钱。于是1996年11月，我将母亲留给我的6件古瓷器拍卖了，扣除手续费等，剩下50万元捐给了“幸福工程”，尽我之所能吧。当时，有位外国记者问我：捐了你母亲的东西不心痛吗？我说，看见还有那么多贫困母亲我更心痛。况且，我妈妈从小就教育我们要自立、勤俭、有爱心，她就是这么做的。解放后，她支持我父亲把家里的宅院捐给了国家，又自己出钱、出房办起了保育院，帮助双职工照顾孩子。我妈妈从不看重私有财产，她有着一颗博大的爱心，我这么做，也是符合她老人家一贯精神的。
这几年，我时时被那些不向命运低头，用有限的救助贷款，凭劳动摆脱贫困的母亲们所感动。我去过几个“幸福工程”项目点，在贫困地区，母亲付出的最多，也最需要帮助。她们不仅在家里吃的最差，劳作最辛苦，而且她们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孩子的未来。我们第一批救助点陕西省大荔县，是个移民库区，人们生活很苦。我去的那天正好下雨，黄泥巴路粘得没法走。在一个叫王尚英的贫困母亲家里，我看见她80多岁的婆婆躺在用树枝、泥巴和塑料布搭的房子里，外面下雨，屋里也滴水。两个女儿一个22岁，一个24岁，都因家里太穷，没人敢娶。许多村子，因为穷和愚昧，残疾孩子不少。但在这些地区，不管导致贫困的原因是什么，贫困母亲都同样勤劳、节俭、诚实、有爱心。为了争取我们的资助，有的母亲主动放弃了生育第二胎的指标；有的动员外出打工的丈夫回来一起劳动。得到资助的母亲们知道，这千元左右的贷款是她们脱贫的启动资金，是希望，是机会，而要达到目的，只有靠劳动。在我们早期救助的母亲中，已有相当部分还清了贷款，有的甚至还拿出自己的钱或猪崽、羊崽帮助没有得到资助的母亲。甘肃省礼县的潘东香，是我们的先进脱贫母亲。她来京参加表彰会的几天里，什么都舍不得给自己买，却从发给的500元奖金中拿出部分买了20多套铅笔盒，准备奖给村里品学兼优的孩子。她还跑到北京大钟寺农贸市场，打听花椒的价格，准备把家乡的花椒运来卖。这些母亲不但脱了贫，而且提高了自身素质。这几年，在实施“幸福工程”的过程中，尽管遇到过不少困难，但一想到那些渴望救助的母亲，想到她们拿到贷款后全家上下拼命劳动的情景，想到她们脱贫后的喜悦，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害怕困难呢！
只要人人都献出爱（2）
脱贫的母亲让我感动，那些慷慨献爱心的人们也使我受到鼓励。自从“幸福工程”启动以来，新闻界的许多朋友积极进行宣传报道，有的记者主动下到最苦的地方，到大深山里，实地采访贫困母亲，报道她们的境遇、“幸福工程”的救助形式以及救助效果。尤为可贵的是，还向我们指出不足，提出改进意见。为了宣传“幸福工程”，我们还举办了几次音乐会，文艺界的朋友赵莱青、鲍蕙荞、谢芳、幺红等等不要报酬，义务演出，台湾著名艺术家范宇文、肖惟真也专程来京参加义演。
救助的前提是资金，企业界在我们发展之初支持了我们。之后，更多的人向贫困母亲伸出了援助之手。我曾去过福建省安溪县，那也是个大山区，一位老华侨多年来为他的家乡安溪捐款捐物，办教育，搞建设，在当地传为佳话。当他听说“幸福工程”后，立即捐出30万元钱。香港的全国政协委员伍淑清，在“幸福工程”刚启动时就捐来两万元。香港的陈君实老先生，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辗转送来50万元捐给贫困母亲。美国华侨吴京红女士，听了一场“幸福工程”音乐会，当晚打来电话，捐助10万元。香港“爱心行动”1996年捐了30万元，去年，这个活动负责人王一平先生考察了捐助点的情况后，又捐了60万元，并表示今年还要来考察，救助搞得好，捐助再翻番。不论是有实力的企业还是个人，他们的钱都是辛辛苦苦挣来的，他们创业时的艰辛和付出，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让我感动的还有那些工薪阶层、普通的劳动者，他们绝不富裕，但充满爱心。中办老干部局的一位干部把自己献血的补助费捐了出来。全总一位83岁的老同志，在1997年母亲节那天，一大早就让家人陪着，把2000元钱放进了我们设在街头的捐款箱。萧三萧三，著名诗人。同志的夫人叶华（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把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的两次稿费捐给“幸福工程”。刘仁刘仁，曾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同志的夫人甘英（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将捐献文物所得的两万元奖金全部捐献。还有老新闻工作者钱江同志的夫人张建珍捐来2000元。李富春、蔡畅李富春，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蔡畅，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同志的女儿李特特捐来3万元。我所在的中直机关直属三十几个部委，领导带头，一次就捐了近70万元。还有数不清的热心人将从衣、食、住、行上省下来的钱捐了出来。最令我感动的，是我在四川遇到的一位下岗工人，他听完“幸福工程”的介绍后，当即摸遍了身上的所有口袋，将仅有的8元钱捐了出来，那情景我总也忘不了。正是这些凝结了无限爱心的捐款，才使“幸福工程”得以进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加倍严格地管好、用好这些捐款。
我们国家人口多，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为了扶贫，国家制定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下了大力气，我们“幸福工程”只是拾遗补缺，做了一点儿事。国家的事要大家关心，“幸福工程”和“希望工程”、“春蕾计划”、“助老工程”等等一样，都是动员社会力量，为国家尽一份心。我知道，在我这个年纪，许多事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我总会和大家一起尽力去做。我们的社会是充满爱心的，我常常被这爱所感动。我同样相信，这份爱是人类的美德，是无处不在的，是永恒的。
在“幸福工程”五年成果汇报暨表彰会
本文根据“幸福工程”组委会办公室提供的原件刊印。（二○○○年十月十七日）同志们、朋友们：
“幸福工程”实施5年多了。今天是“国际消除贫困日”，距离21世纪还有75天，我们召开这个会议，既是对5年工作的总结，也是对新世纪的展望。首先，我代表“幸福工程”组委会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
景春景春，即吴景春，时任“幸福工程”组委会副主任。同志代表“幸福工程”组委会作的工作报告，成绩和问题都讲到了，讲得很好，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这个报告还要由大家来讨论，希望大家多提问题和建议，以帮助我们改进工作。
省里、县里和个人的典型发言我看了一些，也很好。“幸福工程”就是要靠大家来干。基层的同志们为此付出了很多很多，我要向他们表示敬意和感谢！受助的母亲们也很争气，她们没有辜负社会各界的热心支持和殷切希望，她们靠大家的支持，主要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脱贫致富了，我向她们表示祝贺！
云云，即彭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同志发起了这个工程，国家计生委和全国计划生育系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我要借这个机会，特别感谢国家计生委和全国计划生育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没有他们的支持，“幸福工程”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
回顾“幸福工程”5年的发展历程，感慨很多：
5年前，云同志委托我来领导这个工程。当时我觉得这件事特难，又要募捐、又要办项目，还要扎扎实实地帮助贫困母亲完成生产周期，帮助她们全面提高素质，牵扯面大，操作环节多，而我们的力量又有限，当时说有信心，其实能不能搞下去，能不能搞好，心里还是没底。
转眼5年过去了，“幸福工程”不仅搞下来了，而且还搞出了点成绩，在社会上也有了一点儿影响。特别是已有9万多名贫困母亲和她们的家庭受到了资助，许多人已脱贫致富并且开始帮助别人。看到她们的变化，我深感欣慰！
“幸福工程”创立之初，我国还有8000万贫困人口，5年过去了，世界将跨入新的世纪，本世纪内我国将基本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是应该在世界消除贫困的历史上大书特书的一页。这当中，“幸福工程”发挥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这个作用的发挥，靠的是各级政府的支持，社会各界的关爱，其中凝结着千百万人的爱心。香港“爱心行动”和铁路系统的干部职工向“幸福工程”捐款，正是爱心的体现。多年来我感受到，我们的社会是充满爱心的，这份爱是无处不在的，是永恒的。我要借此机会，向关心、支持“幸福工程”的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表示由衷的感谢！
“幸福工程”已经取得了一点儿成绩，但规模大了，管理上的要求更高了。世纪之交，“幸福工程”面临着新时期我国扶贫开发的新任务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希望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继续关心和支持“幸福工程”，同时也很好地监督我们，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谢谢大家！
我与“幸福工程”（1）
本文是王光美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上的5次发言。根据全国政协会议秘书处提供的大会发言材料刊印。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一九九六——二○○三年）（一）
在“九五”期间基本解决目前仍处于贫困状态的8000万人口的温饱问题，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一项战略性任务。今年是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关键年头，又适逢“国际消除贫困年”，扶贫工作更应加大力度，迈出新的步伐。
在中国8000万贫困人口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即贫困母亲。调查资料显示，母亲的贫困更具特殊性，从家庭的角度看，为了抚养后代和照料其家庭成员，母亲作出的牺牲更多，付出的代价更高，承受的压力更大。母爱是无私的，每个人都会从中体味到什么是奉献。正是这种奉献，使得贫困家庭中母亲的生活境遇更为艰辛，更值得同情及社会的救助。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她们不仅缺乏收入来源，而且文化素质低、健康状况差，80％以上是文盲，半数以上患有各种妇科病。我们已有了一个资助贫困儿童上学的“希望工程”，也应当采取行动救助贫困的母亲。救助了母亲，也是救助了孩子，救助了整个家庭。基于上述考虑，去年2月，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和中国人口报社联合发起了一项专门救助贫困母亲的行动，即“幸福工程”。
“幸福工程”以救助贫困母亲为宗旨，改救济性扶贫和扶助贫困地区为开发性扶贫和扶助贫困人口，通过向海内外募集资金，利用遍布全国的计划生育基层组织，以无息或低息贷款、滚动投入的方式帮助贫困地区的贫困母亲治穷、治愚、治病。
“幸福工程”推出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反响。很多人并不富裕，但也捐上几元钱，向贫困母亲献上一份爱心。在北京，数十万人捐款达100多万元。在广州，市长带头捐款1000元，目前也已捐款100多万元。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北京）董事长吴京红女士，在电视上看到“幸福工程”的义演后，打电话给中央电视台，几经周折找到“幸福工程”组委会，当即捐赠10万元人民币。一位美国黑人朋友刚到北京工作，在报纸上知道了“幸福工程”，便决定在华期间，从每月的工资中拿出500元捐给贫困母亲。
去年4月，“幸福工程”试点工作开始实施，第一批40万元救助资金贷到甘肃礼县、贵州普定县、陕西大荔县和安徽潜山县的400多户贫困母亲手中，平均每户分到1000—2000元。贷款期为两年左右，到期收回，资助其他家庭。资金在该地区滚动周转5年左右后全部收回，再资助其他地区。利用这笔资金，试点各县在当地专设机构的指导下，因地制宜地开展了养羊、养牛、改造低产茶园及家庭手工业等致富项目。作为配套措施，各试点县都开设了村一级母亲学习班，还开展了对贫困母亲的医疗保健服务。
试点工作实施近一年，被资助地区的反响十分强烈。如陕西大荔县，贷款用于资助因多次搬迁又遇灾荒的贫困母亲饲养秦川牛，受到热烈欢迎；有的母亲外出打工，听说有了“幸福工程”，立即返乡申请贷款，觉得在家乡有了奔头。由于项目办得好，大荔县有关部门积极投入配套资金200万元。再如，甘肃省礼县的项目是饲养小尾寒羊。每户两只母羊，目前，大部分已经产羔，如果饲养得法，一年半到两年可增加到10只以上，每只羊在当地能卖800元，这些人年均收入不足300元的贫困家庭很快便能脱贫。“幸福工程”的资金由于直接分到个人，又是以贷款形式滚动资助，提高了资金的使用率和回收率，尚未受到资助的家庭是资金下一次滚动的潜在受益者，与被救助的家庭成了利益共同体，因此，资金的使用和回收除受“幸福工程”机构的监督外，还受到社区环境的监督。
“幸福工程”是实实在在要为妇女谋利益，它的开展提高了被救助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同时把计划生育与扶贫结合起来。许多准备要二三胎的妇女放弃了多生的打算，把精力投入到脱贫致富的努力中。受救助的母亲感谢党的关怀，表示不仅自己要带头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也要这样教育后代。今年“幸福工程”将加大工作力度和救助范围。上半年将再落实十几个救助点，并根据募集资金的情况，随时扩大救助面，让更多的贫困母亲受益。希望各界人士对这一工程继续给予热情支持。
我与“幸福工程”（2）
（1996年3月在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二）
去年政协大会时，我就“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的概况，向委员们作了介绍。目前，该工程实施已近两年，所募资金达1000多万元，建立项目点38个，遍及19个省、市、自治区。据先期22个项目点的不完全统计，被救助的贫困母亲超过3000人（户），并为25677位贫困母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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