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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日薄西山-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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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通行的隶书写成，故称今文经学。出于学术和仕途的考虑，各家博士不仅严格门户，而且相互争论，都说自己的文本出自圣人亲裁。孝宣皇帝没有办法，干脆让大家到石渠阁开会，并且亲自来作决断。除了开会，就是组织学者到皇家图书馆，将收罗到的各种经典文本互相比较，取长补短，搞出一个官方的定本，作为考试的依据。
孝成皇帝河平三年，诏光禄大夫刘向等人校订皇家图书。刘向又让小儿子刘歆协助自己的工作。父子俩领着一帮学者一干就是二十年。刘向病死后，孝哀皇帝让刘歆继续主持。这个刘向父子在校书时，发现图书馆里藏有许多秦帝国没有烧毁的简册，当中有五经的文本。这些本子用先秦的文字——六国古文写成，有些经典或传记甚至是学官的文本中所不具备的。刘歆经过调查，得知这些本子有的来自民间的进献，有的来自考古发现，其中的一些，已经由先朝学者与今文典籍作过比较。刘歆来了兴趣，他开始校勘，最后，他相信这些古文的文本要比今文的文本可靠得多，于是他提出将古文也立为学官。在与博士官们辩论之后，刘歆失败了，因为他太幼稚了，仅仅将经学看成了一个学术问题。帝国已经有这么多人靠经学吃饭，不能再容忍别人来抢饭碗了。再则，古文的文本尚未得到全部系统地整理，研究和传授系统没有确立，古文又为秦李斯统一小篆前的六国书体，识者寥寥。更重要的是，帝国确立经学的目的，本不专为学术，而是树立帝国的政教大纲，因此，经典的文本是否与圣人接近是一回事，而对经典的解释、宣传和活学活用则是更重要的事。帝国所立学官，皆有一套能够指导现实政治之术，甚至以《禹贡》治理黄河，以《洪范》察知天变，以《春秋》判决案件，以《诗三百》当作谏书。这种庸俗化的应用，在帝国拨乱反正、创设文教的过程中，却极具生命力。而古文经典，则缺乏这种功能。
可是刘歆还是把一个麻烦给惹下了。
世祖光武皇帝光复汉室以来，今文经学的门派分得更细，争斗也愈烈，但作为官学，它的思想渐渐不能适应朝政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开始僵化。一些士大夫在民间整理和传授古文经，解释古文经，甚至编出了识别和解释古文经的字典。这个学派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不太注重从经典中发挥出实用的微言大义，而是注重学术化的考订文献、训诂章句。二是更加复古，特别注重发掘经典中属于周代封建宗法和礼乐文化的内涵。这一点具有特别的价值，因为本朝中央皇室的权力渐趋薄弱，而士大夫往往靠着世世传习经学而充当帝国公卿；同时，他们还靠着宗法制度聚族而居，组织起一种新型的充满活力的庄园经济，形成左右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世族或者豪强。在他们的心目中，现实中的帝国君主和郡县制统一国家的地位，渐渐让给了儒学的理想和宗族门第。征辟和察举的途径，也受他们的影响。因此，门第道德、名节、博学，就成了他们的标榜。从这个意义上讲，党锢事件，尽管是大是大非之争，也未尝不暗含了一点中央皇权和地方士族势力之间争斗的意味。而大汉消亡后至隋唐间三百多年的历史，正是士族统治天下的时代，此间，古文经学却被立为学官。总之，古文经学到这个时候，似乎开始适应起时代的需要了。
世祖皇帝本人出身士族，他有喜好古文经的倾向。肃宗孝明皇帝同样如此。因此，自世祖皇帝朝，就有人要求立古文经为学官。不过，他们都遭到了刘歆的下场。孝章皇帝朝曾以扶植微学的名义，诏选天下高材生进京学习古文经。但古文经未能争得学官。学术会议在本朝也开了好几次，最著名的一次是孝章皇帝建初四年（79）的白虎观经学大会。今古文的重要派别都有代表参加，争吵的结果，仍以今文为主流，但古文经的一些内容也被吸收。今古文经学各自内部的相互分歧，使得经典的文本更加复杂。本朝的太学生员大大超过前朝，他们都希望考试的经文符合自己学派的文本。加之他们不太愿意专守一家之说，兼通并学，因而在试卷中杂引诸家的观点。因此，帝国不得不组织人力校订厘正经文。蔡邕他们的校勘，已是第四次大规模的行动了。
其实，蔡邕和卢植等同事们都通古文，但作为官方经学的定本，他们仍决定用今文经典作底本。他们一起给天子上书，要求公布定本，天子欣然同意了。这时，中官李巡对天子说：有
的博士为了弟子在试场中争高下，竟然贿赂皇家的写经手，改动官本简册上的文字，吻合于他们的私家传本。这引起了大家的重视。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由蔡议郎亲自用隶书写定经文，刊刻于石碑之上，立于太学。
这一年的三月，四十八块高一丈、宽四尺，正反面都刻有文字的石经矗立在太学讲堂前的东侧。计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五经及《春秋公羊传》、《论语》。蔡议郎一手好字，端庄浑厚中不乏清逸之气。一时间，京师和从外地赶来观看、摹写的人众，络绎不绝，车马相继，填塞街陌。
蔡邕觉得，重新强调帝国的学术和礼乐制度，可能会再次树立帝国的威望，引导天子把握国家的大体，认识国家的大政，或者，会保存帝国最有价值的东西。也许，大汉帝国这朵绚丽的花已经凋谢了，但这朵花结下的种子，却已经成活、生长、壮大，成为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那就是合理的文教制度。今后可能会有无数个帝国相继出现，但只不过是这棵大树上的花开花落罢了。
石经的树立，给蔡邕带来了一点信心。熹平六年（177），他又向天子建议恢复久已荒废的郊祀上天的祭典和在辟雍举行尊慰老人、宣扬孝道的礼仪。这些，都得到了天子的认可和兑现。
天子的想法和蔡议郎大不相同。事实上，他喜欢各种典礼，因为从小，他就视各种朝仪为游戏。在蔡邕等大臣的指导下，他举行了国家的几个大典。可他还不过瘾，马上自作主张，大加发挥。这一发挥，使得蔡议郎大失所望。
天子喜欢辞赋，这是大汉帝国特有的文学体裁，当初孝武皇帝读了司马相如的《大人赋》，飘飘然有凌云之志。辞赋的字句铺排骈丽，读来朗朗上口，抑扬顿挫，令人如痴如醉，回肠荡气。可蔡议郎却教天子一套什么辞赋为小技、道德是根本；辞赋的修辞技巧是末节、以文载道方为鹄的的大道理，让天子感到生厌，或者说，让天子无法理解。天子欣赏自己的才华，可蔡议郎他们却不以为然。这帮士大夫一天到晚就是经学经学，道貌岸然，面目可憎。于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主意在天子的脑子里冒了出来。他马上找来侍中祭酒乐松和贾护，让他们召集天下善写辞赋以及能写奇字、缪书、鸟鱼虫书等美术字的人，待制鸿都门下，建立了一座鸿都门学。和太学不同的是，这所新学府专门研讨辞赋和书法，俨然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文学艺术学院，天子充当了这所学院的院长，将自己花了好大精力撰写的一部长达五十章，以上古史为题材的鸿篇巨赋《羲皇篇》当作学院的教材。这下子开了帝国学术的先例，学界哗然。本朝的士大夫以经学为立身之本，又以经学为帝国政教之本。可帝国的天子却立了一所以文学弄臣和俳优们组成的帝国学府，这实在是有悖大体。可他们不明白，天子在这里找到了自我的位置。乐松和贾护本为文学侍臣，出身平民，以他们的名望绝对召不来名士级的人物。于是，几十个无行趋势、擅长雕虫小技之徒成了鸿都门学院的生员，每天向天子形容讲述闾里市井那些东家长西家短的事情，夸赞天子的辞章，卖弄辞藻和艺技。天子居于深宫，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新鲜和满足。他给了这些人丰厚的赏赐，待之以不次之位。
蔡邕多次谏罢鸿都门学，天子的脸色不好看。作为帝国文化的维护者，蔡议郎感到帝国最后的一块圣地也被玷污了。
第三章 风雨如晦风雨如晦（4）
这年夏天，那位曾经给大将军窦武写信的涿郡布衣、现任帝国政府秘书长的卢植尚书，在东观编纂《后汉记》的闲暇之中，将老友蔡邕叫到一边，对他说：“阁下可认识阳球？”
这个名字，让蔡议郎出了一身的冷汗。
“阁下提起此人，莫非有什么见教？”
“卢某知道，此人是阁下叔父大人的对头。前几天朝廷罢免一批在地方施行严刑苛法和贪污横暴的官吏，阳球被控告，逮捕至京。可天子却以他任九江太守时讨伐山贼有功，特加赦免，并拜为议郎。阁下应多加提防。”
阳球属于严刑苛法的酷吏，与贪污无涉，因为他为官清廉，也有政绩才干，但性情严厉，睚眦必报。此人出身渔阳泉州的大族，又娶中常侍程璜之女为二房，少习弓马，善于击剑，酷爱申不害、韩非子的法家学说；以孝廉被举入仕，任尚书侍郎，精于朝廷法律和制度，所写奏章，为尚书台的样板。出任高唐令时，曾因执法过于严酷而被朝廷收捕，后被赦免。九江山蛮造反，朝廷以卢尚书出任太守，用怀柔之策，山蛮宾服。可卢尚书不久生病辞官，阳球接任，设了圈套，将山蛮殄灭殆尽。当然，阳球更明白山蛮造反的原因，是帝国地方官吏的横征暴敛和残酷压迫，于是，他又杀了不少奸吏。接着出任渔阳国相国，搞得郡中豪强权贵屏声息气。本朝以德治为本，故而像阳球这样的酷吏尽管整肃了社会秩序，但口碑总是不佳。作为一个出了名的酷吏，阳球刻薄的性格和他所崇尚的以峻法理国的思想既相一致又相矛盾。他对法律的无比执著，基于他刚猛狭隘的个性力量，他从来就没有畏惧过任何权势。但这一力量又使得他常常将法律当成宣泄个人意志的手段：置人于死地而后快；或者，公报私仇，甚至犯法。他最初的声名来自于他对法律的公然对抗。当时，有郡吏污辱阳球的母亲，少年的阳球纠合了十来个小兄弟，把那个郡吏家中杀了个鸡犬不留。
阳球和蔡议郎叔父蔡质有过节，这个过节完全出于个人的恩怨。可事情无独有偶，阳球还与蔡议郎的对头、大鸿胪刘郃相善。现在这个酷吏来到了京师，对此事一定不会甘心。因此，卢尚书及时地将消息通报给老朋友。
可是，蔡议郎是个文人，他能有什么办法？只是出身冷汗，日日小心提防罢了。
不久，朝廷又拜阳球为将作大匠，掌管帝国的重要工程和器械制造。继而又拜尚书令。
次年二月，天子更加醉心于他的学院，下诏对全国招生，命中央和地方官僚推荐，并许愿要给鸿都门学的毕业生分配最好的职业：出则为刺史、太守，入则为尚书、侍中，甚至可以封侯赐爵。但这一举措却起了反作用，鸿都门学的生源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因为士君子们已经把它看成是不学无术、钻营取巧之徒汇集的野鸡大学。后来，天子还令人将乐松、江览等三十二名鸿都门学学者画像立赞，劝诫天下学子。大臣们纷纷上书劝止，新上任的尚书令阳球也切言不可，告诫天子以太学为重，速罢鸿都门之学，以销天下之谤。所有的书奏，天子皆不省。
三月，朝廷宣布改元“光和”。因为本年的二月，发生了比较大的日食和地震，天子希望通过改元顺从天意。但上天并没有体会他的苦心，一连又降下几次比日食和地震还要令他恐慌的灾异。四月，天子贴身秘书、顾问们的办公室——侍中寺里养的一只下蛋的母鸡突然打起鸣来，从此变成了一只公鸡。六月，有人报称在天子的寝室温德殿东边的庭院中看到一道黑气，长十多丈，像一条龙。七月，又有人报称看到一道青色的霓虹降到南宫玉堂后殿的庭院。天子着了慌，叫来了几位有学问的大臣询问原因和消解的法术。他也知道，对这种事情，宦官和鸿都门学院的教授们只有茫然相顾的份。
会议在南宫金商门崇德署召开。天子仍未到场，又让曹节和王甫召集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华、蔡邕、太史令单飏到会，向每人颁授了天子的诏书——一块一尺来长的木板，上面命令发给每人一副笔砚和两块一尺长的奏章板，让书面对策，限时封囊交卷。大臣们对这种做法十分反感，因为帝国的制度规定：天子的诏书板，本朝又称之为“尺一”，必须由天子御省，再经三公和尚书台审核颁发，中官不得插手。可现在，“尺一”已经操持在中官之手，不仅是一般的“尺一”，就连拜用官吏的任命“尺一”，中官们也能从天子手上弄来颁发。这样，天子与群臣之间便有了道“尺一”之墙，皆被中官玩弄于指掌之上。
前故太尉杨秉之子、天子的老师之一、光禄大夫杨赐仰天而叹，对曹、王二人说：“曹公、王公，我每次读《汉书·张禹传》，未尝不愤恚叹息。张禹此人，身为孝成皇帝之师，每次生病，孝成皇帝都要车驾临幸，垂问起居，可谓极尽人臣之宠。但他不能竭忠尽情，为天子谋赞国家大事，反而示意天子授给他小儿子官职，调还他远在边郡的女婿，难怪朱游要用尚方斩马剑诛之。吾以微薄之学，充当天子之师，吾家又累世见宠，却无以报国。现在，吾当此大问，只有竭忠而言，放笔直书，无所顾忌，即便有得罪之处，也只有死而后已了。二公还请多多包涵。”
时间一到，曹、王二人将诸位的对策当面封好，宣布散会。
天子第一个打开的是杨赐的对策，因为天子知道，杨赐不仅精通五经之学，还精通一门高深的学问，那就是谶纬之学。这门学问据说是孔夫子的秘学，专门回答有关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问题。“谶”为预言之意，“纬”则相对于“经”而言，是孔门阐释五经的秘典。当初，势单力薄的世祖光武皇帝就是应了一句“刘秀发兵捕不道”的谶言，便在王莽之际纷起的群雄中得了天命，因此，他宣布这门学问为帝国的天宪。尽管许多士大夫和经师曾当着他的面戳穿这些神神叨叨的理论出自汉世旁枝末学的伪造与假托，但他仍然坚信不疑，并狠狠地惩罚了这些过于迂执而没有政治原则的家伙。因为，光武皇帝也明白，在帝国臣民普遍相信天象与人间政治之间存在着直接感应的前提下，谶纬学说恰好补充了五经中所缺乏的有关天道与阴阳五行以及占星望气等方面的理论。这是一门可以直接拿来应用的政治巫术，比五经学说少绕许多弯子。当然，这套学说在给他带来权威和方便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麻烦，因为大臣们马上能够充分地应用这套理论批评朝政并形成了传统。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麻烦还对他的子孙们形成了威胁，因为野心家们或者造反者也会利用这套巫术工具推算出大汉帝国的死期，这又是后话了。
杨赐的对策中，援引了两条谶纬的说法，一条叫做《中孚经》，其中说：“霓之比，无德以色亲。”一条叫做《春秋谶》，其中说：“天投霓，天下怨，海内乱。”他认为温德殿的黑气和玉堂后殿的青虹都是霓虹之类，按照占星术的说法，象征天子政柄的北斗星运行失度，就会出现霓虹；而且，相对于天子的象征——太阳来说，霓虹是阴气，象征着奸臣或后宫。所以，杨赐马上就指出：这些怪异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天子任用中官、贪恋女色和游玩、宠幸鸿都门学中的群小。他警告天子斥远上述诸人，速征在野的君子，并制止中官们操持“尺一”，才能够消弭灾变。
天子最后打开的，是蔡议郎的对策。这份对策更加耸人听闻。蔡邕说：“这些怪异，皆是亡国的征兆，可大汉不亡，是因为上天对大汉殷勤不已，屡出妖变以示谴责，希望人君感悟，转危为安。霓虹、鸡变，都是妇人或奸小干政的结果。天子的乳母赵娆、永乐门史霍玉、都是奸邪，他们所进用的太尉张颢、光禄勋伟璋、长水校尉赵玄、屯骑校尉盖升等，都是贪图名位财物的小人。现在京师吏民中又风传宫中有个叫程大人的中官耆宿，即将成为国家大患，请天子严加提防。鸿都门学，也应该罢止。又闻陛下近来喜好工艺制作之事，必须迅速停止，以国事为务。廷尉郭禧、光禄大夫桥玄、故太尉刘宠等人，皆敦厚老成、聪明方直、忠实守正，陛下应倚重委任。”和杨赐一样，蔡议郎也多了个心眼，在对策的最后恳求天子将自己的对策保密，因为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祸。
天子看了，叹息声不断。大长秋曹节在下听见，心里犯了嘀咕。
一会儿，天子下座，去上厕所。大长秋马上趋前，将蔡议郎的对策扫视了一遍。
蔡议郎对策中提起的那个叫“程大人”的资深宦官，正是阳球的岳父、中常侍程璜。大长秋将今天看到的东西，添油加醋地告诉了他。程璜叫来大鸿胪刘郃和阳球商议了一番。当蔡议郎接到帝国监察官署的传讯通知时，他为自己的弄巧成拙而懊丧不已。他只得上书求助于天子，说自己实在是愚憨，不顾后果。陛下应念及臣下忠言，加以掩蔽。自己年已四十有六，又是个鳏夫，死不足憾，只恐陛下今后听不到真话了。
上书石沉大海。监察部门传讯的内容是：蔡邕和其叔父蔡质曾以私事请托刘郃，刘郃不听，他们便怀恨在心，加以中伤。蔡氏叔侄要求原告出场对质，审讯官张恕没容蔡氏叔侄多加辩解，就宣布将二人关进洛阳狱中。
负责讯问他们的狱吏叫张静。一进审讯室，张静就对蔡邕说：“蔡大人，不瞒您说，告您的是一封匿名信。信上说您对刘郃怀恨在心，但也未说您有所行为，而且按照法律，原告不出面，无法定罪。不过，下官身为小小狱吏，也无力回天。大人博学多闻，古往今来，像大人这样的冤案，岂止一件？”
几天后，判决如下：“质、邕二人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大不敬，弃市！”接着，司法部门将判决送交天子批准。
判决是由中常侍吕强送达天子的。吕强字汉盛，河南成皋人，与丁肃、徐衍、李巡、赵祐等中官在朝野享有清忠奉公、博学多览的名声。当初大将军窦武诛后，天子大封中官为侯，吕强坚决辞去了都乡侯的爵位。现在，他向天子力陈蔡邕之冤，希望天子宽恕。天子也想起了蔡议郎的上书，于是在判决书上改批了一段话：“减死一等，与家属徙守朔方郡，不得以令赦免。”后一句话是说，即便朝廷颁布大赦天下，蔡邕一家也不在赦列。
又是一个秋风秋雨的时节，蔡邕和他相依为命的女儿文姬告别了京师，告别了朋友，走上了西去流放的征途。一天深夜，一个带刀的刺客窜入蔡议郎住的客店，不过他没有下手，反而纳头便拜，对蔡邕说明自己是阳球派来行刺的，他让蔡大人路上小心。一路辛苦，蔡氏家族到了与游牧民族相邻的阴山脚下的朔方郡，蔡邕和叔父去拜望郡守。郡守王智，是王甫的弟弟，一向羡慕蔡邕的名气，蔡邕的到来，使他大为高兴，想与蔡邕结交为友，借以抬高自己的名声，再说，他也知道，哥哥和这次陷害蔡邕的程璜不大对路。他对蔡氏一家大加安慰，接着拿出一封书信给他们看。这又是阳球的书信，要求郡守相机下手，除掉蔡邕。郡守将他们安排到阴山南面长城下的五原安阳县，这里的居住条件略好一些，并告诫他们多加防范。作为一名流放犯，蔡议郎开始服苦役，他的工作是牧养军马。
一天，有人送给蔡邕一对鲜活的鲤鱼后便告辞了。他吃了鲤鱼后非常感动，因为作为不能通信的犯人，他竟在鱼肚子里收到了朋友们的书信。牧马归来，他喝了些当地用马奶酿制的带点膻味的酒，抚琴吟唱了一首相当抒情的诗：
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可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长相忆。
朋友的书信中各诉他一个消息，即大家都在为他请求天子。特别是卢尚书，他以东观的《后汉记》因蔡议郎流放而无法修撰为借口，屡屡上书。天子也说，蔡先生的才华，本朝无人可比。
次年，蔡议郎接到大赦令，命他速还京师。可临行前的一件事，让蔡议郎改变了行程。
郡守王智平常对蔡邕看待得不错，可蔡议郎也太古板，像躲苍蝇一样躲着王太守。现在王太守下了帖子，大会宾客，为蔡议郎饯行。蔡议郎不得已而赴之。酒酣耳热之际，王太守豪情大发，起身舞蹈，并示意蔡议郎起身同舞。蔡议郎老夫子一个，不精此道，对王太守的示意表示了冷漠。王太守在众宾客面前下不了台，勃然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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