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师:刘伯温-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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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忠诚卫士说这话的时候，苏州城里的巷战已经展开。张士诚长叹，说：“如果我们反抗到底，朱秃子大怒之下屠城，百姓何辜。你们投降吧！”

傍晚，雨停了，太阳出来，吱呀吱呀地响。张士诚站在他宫殿的楼上，看着远处踏着正步走来的敌兵，他想要跳下去，一死了之。但随之赶来的他最亲密的战友、投降分子李伯升涕泪滂沱地劝他：“不要做傻事，您是英雄，还怕不保一命吗！”

张士诚惨笑，整理下衣冠，走下楼来，夕阳的余晖从苏州城飘走了，他望向夕阳，解下腰中的宝剑，微笑着面对正小跑而来的徐达。

徐达把他押上船，迅速送往应天。张士诚在船里不吃不喝，连眼都不眨。

看守时刻要碰他一下，才知道他是死还是活着。

张士诚从来没有这样忧郁过，从来没有这样孤独过。当朱元璋来见他时，发现他已没有任何活人的特点，朱元璋对张士诚这个已经腐烂的大活人深感惊讶。张士诚没有看他一眼，让他吃了闭门羹。可不知为什么，他离开时，又派了李善长来劝降张士诚。

张士诚使出浑身的力气破口大骂，险些把李善长骂得发了病。如果不是他绝食导致力气很小，他肯定要揍李善长一顿。

朱元璋气得像炮仗一样爆了起来，下令处死张士诚。在处死他之前，他又下令给张士诚一顿军棍。

张士诚临死前，保持的是一种冷漠的贵族气质。他自己都惊讶，人的潜力真是无限的。自己的出身那么低贱，却在他最恶心的敌人面前表现出了他从不曾有过的气质。

他对朱元璋说的唯一一句话，也是他最后一句话：“天日照尔不照我。”意思是老天爷一直在眷顾你，却不眷顾我。其实，这句话应该是陈友谅的台词。只有陈友谅最有资格、最有能力说这句话。

从能力上来说，张士诚根本不是朱元璋的对手，只有陈友谅是。但张士诚却有着一股傲气，虽然这股傲气只是在他临死前最宝贵的几天时间里出现在他身上的，也正因此，就更弥足珍贵。

一个真英雄，在他厌恶的敌人面前，就要有这种傲气。从这点而言，张士诚是货真价实的英雄。

第十三章　进献国策，稳固大明江山

宜大展兵威

张士诚的不在人间，使朱元璋再无敌手。刘、朱模式的历史已到尾声。不过，这一尾声持续的时间很长。

张士诚壮烈的两个月后，刘伯温被朱元璋任命为监察院副院长（御史中丞）。这个礼物和刘伯温所建下的功勋极不成正比，不过，刘伯温什么都没有说，欣然接受了。很多人会发现，官职的高低刺激不了刘伯温的神经，他是个“心不动”的人，想让他心动，要颇费功夫。

不过在朱元璋看来，刘伯温做不了宰相，因为他性情太刚，他也做不了副宰相，因为副宰相就是宰相旁边的一片绿叶，刘伯温做不了绿叶，世界上没有哪一片绿叶能如刘伯温那样，稍一释放生命的力量，就如最娇艳的花一样引人注目。刘伯温黑白分明的性格，恰好可以做御史，御史负责监督百官，弹劾百官。可问题是，朱元璋居然让刘伯温做了个御史院的二把手，而刘伯温的顶头上司居然是军人出身的汤和。虽然朱元璋说汤和是个文武兼备的人，可没有人相信汤和的文能比过刘伯温。况且，御史这一职务本身就是文臣的特权。也许，正是因为当时全国还未全解放，朱元璋为了给武将以激励，才让汤和坐在御史大夫座位上的。或许，刘伯温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什么都没有说，人们几乎连他急促的一声叹息都没有发现。

那个时候，没有人会为刘伯温在官职上的不公正操心，因为应天城中所有人都在忙碌着。新的城池已经初具规模，朱元璋的将军们骑着高头大马，背后跟着英姿飒爽的士兵到前线去为朱元璋争夺最后的地盘。文臣们在光线充足的办公室里制定各种制度规章，为朱元璋不久后建立的新中国作着真心实意的准备。即使是老天也在为朱元璋即将建立的新中国而锦上添花。入冬以来，应天城始终温暖如春。鸟儿唧唧喳喳地在城市上空掠过，春天才开始有的花香在1367年的冬天就已经沁入心脾了。

刘伯温说，他很少见到应天城如此好的天气。他说：“也许中国的春天真的来了。”朱元璋说：“人人都喜欢和煦的春光，可必须要经历秋冬的肃杀。没有秋冬的肃杀，就不可能有明媚的春光。”

这话刘伯温早就说过：“元王朝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全是因为对官员的约束不严，法律太轻。”实际上，元王朝的法律太随意，连成文法典都没有，纯粹的人治。朱元璋可不想自己即将建立的王朝是这样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在他的命令和暗示下，唐宋法典不但死灰复燃，而且还添枝加叶，几乎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法网。

刘伯温提出自己的意见：“网太密，水无大鱼；法太密，则国家就没有清白的百姓。所有的刑名条目是否真有存在的必要，必须要仔细斟酌。”

朱元璋对刘伯温的意见表示赞同，倒不是因为他有慈悲的情怀，而是当时他的吴王国还未解放全中国，法律太严苛，恐怕会失去解放区的人心，使元统区的人因恐惧他的法律而顽强抵抗。

在1367年冬十月，朱元璋不是没有敌人，但这些敌人已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南方的方国珍、陈友定在朱元璋眼中，只是小股土匪。只有北方的元朝皇帝，似乎要严肃对待一下。就是在这年十月，应天城里百花几乎要迫不及待地绽放时，他下达了对元王朝的总攻。1367年，距伟大的英雄人物刘福通掀起反抗元王朝的旗帜已过去十六年，距朱元璋自己参加红巾军已过去十三年，他才正式面对他一直叫嚣着是敌人的元王朝。

如果以“成败论”来论述朱元璋，那就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朱元璋是个胸怀大略、善于韬光养晦的智谋人物。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看朱元璋，那他是个具有罕见手腕和独特眼光的人，他善于坐山观虎斗，善于保存实力，在关键时刻给对方致命一击，取得最后的胜利。

但如果从“人性”上来论述朱元璋，那他就是个货真价实的瘪三。他在1368年称帝前打击的所有对手其实都是他的战友，他的战友刘福通始终在和当时人类最大的敌人元王朝战斗，徐寿辉、陈友谅、明玉珍、张士诚，甚至是不值一提的方国珍都有过和元王朝的军队血战的记录。只有朱元璋，这个浑水摸鱼、始终在谋杀自己战友的瘪三和元王朝军队未发生过引起轰动的战斗。

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但绝对不是个好人。所以，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在阅读朱元璋的事迹时一定要小心，如果像他那样做人，你会不得好死。但如果你不想做个普通人，人性对你而言只是垃圾品，那你一定要学习一下朱元璋，因为他是个异形政治家和生存魔王，你只需要学习到他身上的一门，就足以横行天下。

朱元璋把攻击当时世界上的合法政府元政府的军事行动称为“北伐”，北伐军的总司令自然又是他的得力将军徐达。

对于这次“北伐”，徐达有自己的一套军事战略。他说：“应采取斩首行动，直逼大都，一战而下，全国解放的钟声就可以敲响了。”

刘伯温根据刘福通北伐失败一事和自己对元大都城池的了解，又结合了朱元璋兵团的特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刘福通北伐采取的就是斩首行动，最后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稳扎稳打。另外，元大都城墙坚固，短时间内不可下。一旦山东的元军全部奔赴元大都，我们就是腹背受敌。况且，我们在南方打陈友谅和张士诚，海战居多。我们兵团在陆地作战的能力，或者说，是到北方陆地上战斗的能力是否能全部发挥出来，还是未知的。”

朱元璋点头认可，最后，两人商量了一套战略。这套战略最终成功，它打破了中国历史上南方政权“北伐”总以失败告终的常规。朱元璋的“北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南方政府向北方政府进攻成功的案例。而这场成功案例的先期规划者正是刘伯温。

这份计划是这样的：先平定山东，这叫撤了元大都的屏障；移兵河北、河东，这叫毁了元大都的篱笆墙；再攻陷潼关而守之，这叫扼其门槛。于是，元大都就成了势孤援绝之地，不战而下。元大都一下，向西进军，关陇之地可席卷而解放也。

朱元璋宣布了这个战略，他的将军们都称“善”。朱元璋声称，他自己是汉族人的救世主，他现在北伐合法政府元政府，是为了汉人的复兴，他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朱元璋又说，他还是个解放者，他有解放全中国，甚至是全人类的高尚情操。他要把蒙元反动政府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他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当徐达兵团渡过黄河，进攻山东时，朱元璋的另外两路大军同时向福建和广西进军。1367年阴历十一月，徐达兵团攻陷沂州（今山东临沂）。刘伯温建议朱元璋让徐达大展军威，不作停留，攻击益都（今山东益都）。朱元璋说：“益都是蒙古人在山东的重地，徐达兵团需要休整，恐怕以疲惫之师攻击它有难度。”刘伯温说：“我已看过天象，火星驱逐着金星，现在两颗星正以齐、鲁的益都为界。我占卜后得到的结果是，宜大展兵威。”

朱元璋说：“好，那就依你之言。”徐达在接到朱元璋“宜大展军威”的命令后，毫不犹疑，命令他的兵团以闪电的速度奔赴益都，一抵达城下，即发动猛攻。益都在徐达兵团的猛攻下，无法支持，顷刻陷落。徐达兵团再接再厉，继续保持着凌厉而持续的攻击。1368年正月，山东战场捷报频传，朱元璋心花怒放，预料山东已是囊中之物。李善长适时地向朱元璋提出：“您应该建立新中国了。”

朱元璋说：“善。”

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举行开国大典。他宣布他现在是中国的皇帝，他所建立的国家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他的国号称为“明”，建元洪武，1368年是为洪武元年。

虽然开国了，刘伯温的职务仍没有任何起色，只是多了个“太子率更令”的职务。这个职务只是太子宫的一名普通官员，掌东宫的宫殿门户和赏罚。

刘伯温丝毫不感到沉闷，当时应天城中的空气极为清新又极为忙碌。朱元璋在北伐的同时，还在向方国珍发动最后的攻击，应天城里仍然忙碌异常。

方国珍在1367年阴历七月突然有种神秘的感觉。有一天他看到一个满头是小蛇的妇人穿过他的宫殿到后花园中去，那个妇人穿过他宫殿时，向他回眸一笑。方国珍马上打了个冷战，他把自己投进回忆的泥沼中，他记得儿时在老家的乡下玩耍时，也看到过这样一个妇人。一些老人告诉他，这个妇人是死神。那时候他还小，但已知道了死亡是件可怕的事，于是他号啕大哭。自他革命以来，无数次险象环生，他都未曾见过这个死神，他几乎忘了还有死神这个神。当他在那1367年阴历七月那个雨后的下午看到死神时，他垂头丧气。

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关注着朱元璋和张士诚的最后决战。当他得知张士诚困守苏州城时，惊慌地大叫起来，说：“完了，完了，朱秃子下一个目标就是我啊。”

他想过一百种方法摆脱灭亡，可他又不自觉地用了一千种理由否定了这些方法。他思来想去，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故伎重施：积累粮食和财宝，泛舟海上，过海盗一样的浪漫生活。

就在他遇到死神的几天后，朱元璋派人送了一封信给他。信中严厉指责他，到了这个时候还给元政府运送粮食，这是冥顽不灵。朱元璋还热心地为他指明了一条路：“投降我，这是唯一的活路。如果你再一意孤行，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你搬到船上的财宝会成为你坟墓里的蛆，你的家人会和你一样，在坟墓里哭泣。”

方国珍被这封信气得跳了起来，说：“朱秃子这人说话太不要脸，他怎么就知道我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他居然恐吓我。我本来有要归顺他的心，现在全完了。”

他想给朱元璋回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可提起笔来想了想，又放下了。他一向是个给自己留后路的人，就是因此，他才多活了这么多年。可朱元璋等他的投降等了两个月，最后等得实在不耐烦了。1367年阴历九月，朱元璋命令他的一位副宰相朱亮祖带领兵团进攻方国珍。

张士诚在应天城中壮烈的几天后，朱亮祖兵团攻陷了方国珍的台州。方国珍知道朱元璋兵团强大无比，可从没想过强大到这个地步。当他在琢磨朱元璋的兵团如此神速的原因时，1367年阴历十一月，朱亮祖兵团直抵方国珍所在的庆元，方国珍抵抗了一会儿，发现根本不是对手，急忙放弃庆元，逃到海上。方国珍此时已狼狈不堪，可朱元璋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派出一支海军，会合朱亮祖兵团，到海上去寻找方国珍的主力。

1367年阴历十二月，方国珍黔驴技穷，在海上动弹不得，无奈之下，给朱元璋写了封投降书。朱元璋对方国珍的使者说：“回去告诉他，他这个人反复无常，我本来应该穷追猛打把他赶进地狱的，但我是个大度之人，不计较他的过去。我接受他的投降。”

刘伯温叹了口气，方国珍是他前半生最讨厌的人，想不到斗转星移，他最讨厌的人，即将要和他成为同僚。世事无常，他这个半仙也卜算不到这样戏剧性的事情。

这位刘伯温最讨厌的人于七年后病死在应天城，朱元璋还假惺惺地让宋濂给他写了墓志铭。

对于这样一个人，如果刘伯温能做主，他会说：“对他，要大展兵威！”

可惜，他做不了这样的主，1368年到来后，他能做主的事越来越少，他和朱元璋的同谋关系已接近尾声。

《御史中丞诰》

1368年阴历三月，朱元璋赏赐给刘伯温一道手诏，名为《御史中丞诰》，摘录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圣旨：太史公之职，天下欣闻；中执法之官，台端清望。惟亲信之既久，斯倚注之方隆。前太史令兼太子率更令刘基学贯天人，资兼文武，其气刚正，其才宏博。议论之顷，驰骋乎千古；扰攘之际，控驭乎一方。慷慨见予，首陈远略：经邦纲目、用兵后先。卿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式克至于今日。凡所建明，悉有成效……方当兵起，乘时纷坛。原其投戈向化，帖然宁谧，使朕无南顾之忧者，乃卿之嘉谟也。若夫观象视祲，特其余事。天官之署，借重老成。以至谳狱审刑罚之中，议礼新国朝之制，运筹决胜，功实茂焉。乃者肇开乌府，丞辅需贤，断自朕衷，居以崇秩，清要得人，于期为盛。於戏！纪纲振肃，立标准于百司；耳目清明，为范模于诸道……

这道手诏，是朱元璋对刘伯温七年来的工作成绩作的一个打分。朱元璋说：“刘先生您的才学、人品那是没得说，您的军事谋略、经邦良策，我是非常肯定的。这么多年来，您提出的先南后北、先陈后张的战略使我混到今天，这是多么伟大的功绩啊。虽然您那么多神乎其神的观天象、摆卦象帮了我很多，但我认为，您的这些都是业余娱乐，也就是说，我没有把你当成个半仙，您是我心目中的谋略大师。”

只有天知道，这是不是朱元璋的真心话。政治家向来把说真话当成是不祥的妄动。我们所以有此怀疑，是因为朱元璋还有句话：您所有的计策，我都是审视而后用的。他的言外之意是，你出谋划策伟大，但我能审视而用你的计策，那证明，我比你伟大。

这道手诏中还谈到刘伯温自担任御史中丞以来的工作成绩，朱元璋说：“自从您担任这一监察部门的官员以来，纪纲振肃，耳目清明。您就是我的一把利剑，斩那些倨傲的官员。”

朱元璋这段叙述的确是真的，刘伯温黑白分明、刚直不阿的性格，使他在担任监察官时，严肃法纪，成了法律严肃的象征。

刘伯温在朱元璋建立的新中国政府中是使人望而生畏的御史，他对任何触犯法律，甚至只是违反了礼仪制度的行为都深恶痛绝，并且采取行动。每次的朝堂上，刘伯温都是发言最多的人，被他发言击中而名誉扫地的人往往是成群结队。

刘伯温在太子朱标的东宫中主管惩罚。太子宫从上到下，无论是服务人员还是教师，稍有过错，就会受到刘伯温的严厉惩治。那些被惩治的人突然发现，这个朱元璋建立的新中国和从前万恶的旧社会相比，他们更怀念后者。

很多人都有一种错觉，刘伯温此时终于可以发挥他性格中的积极因素大展拳脚，而且朱元璋也给了他一个坚固的平台。朱元璋对刘伯温在御史职权范围内的所有要求，几乎有求必应。看上去，朱元璋和刘伯温的合作还是亲密无间的，可如果我们透过现象去看本质，就会得到与此截然相反的结论。

朱元璋严苛阴毒，他喜欢把这种性格中的毒素施法于政治上，也就是说，他的严苛阴毒是目的。刘伯温的严苛是他本性的流露，是他骨子里对不公现象的一种化学反应，是手段。他希望通过这种与生俱来的手段达到公平的目的。

刘伯温做御史，得罪了好多人，朱元璋欢喜异常，因为他需要有个人整顿秩序，维持纪律。这么多年来，他为了能有今天，曾纵容过他的手下，让他们极限地发挥人性中的恶。徐达、常遇春等诸多武将都有过屠杀平民百姓的记录，他们在多次凯旋中逐渐沾染了傲慢、无视规则的放荡心态。就是他那些以李善长为首的文臣群体，也在多年为他营造功业的过程中养成了飞扬跋扈的脾性。这是朱元璋必须要铲除的，而武器就是刘伯温。

刘伯温丝毫没有感觉到他是朱元璋手中的一把利剑，因为他是个单纯的人，是个直来直去的人。他只是认为自己在做分内之事，为了营造一个美丽和谐的新中国，他认为得罪人天经地义，作为御史，如果不得罪人，那才是莫名其妙。

危险就在他这种性格的运行下，开始嗅着他的踪迹，准备给他一击。刘伯温没有感觉到，似乎在朱元璋的新中国建立后，他的神性就退化了许多。

朱元璋不仅为他写了篇《御史中丞诰》这样空虚的评价书，还为他做了可用肉眼见到的感谢。

朱元璋平定张士诚后，浙西全成为他的领土。1368年阴历二月，他派人到曾经是张士诚的地盘上核实田亩，制定赋税。朱元璋做这件事之前是怒气冲冲的。因为在对张士诚开战以来，他的兵团所到之处都没有受到“王师”的待遇。张士诚领土内的居民对朱元璋兵团来解放他们反应冷淡，甚至有些地方还咒骂他的军队，认为他们不是解放者，而是侵略者。

比如在刚被“解放”的苏州，居民还称张士诚为张王，对于解放了他们的救世主“朱元璋”这三个字，他们连提都不提一句，假如有人说，西吴王朱元璋如何如何，那就等于是在骂街。对张士诚政府抱有无限好感的人，认为说“朱元璋”这三个字，会引起口臭，甚至会烂舌头。

朱元璋对张士诚领土内的人民没把他当回事这件事，早有耳闻。所以这次派人去核实张士诚曾占据的浙西田亩、制定赋税政策时，怒气冲冲地把该地区的赋税定得奇高，几乎高出了其他地方两倍。青田本属处州，也是浙西地界，自然也就在朱元璋这种喜怒用事的范围内。

刘伯温提出异议，他说：“青田这地方山多田少，百姓大多在山上垒石作田，耕种起来特别难，如果还收那么重的税，恐怕不妥。”朱元璋看了看地图，发现青田只是个弹丸之地，就在青田那里画了个圈，说：“刘先生有功于我的新中国，青田是刘先生的家乡，所以这地方的赋税要低，低到其他地方的一半。我希望这样做，能让青田的百姓世世代代不忘刘先生的恩情。”

刘伯温深为动容，但他对朱元璋的喜怒用事却印象深刻。

1368年的朱元璋已不再是那个吴王，而是建立了新中国的大明皇帝。以当时的眼光来看，这个新中国是货真价实的新中国，近一百年来，中国始终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中国的民族主体汉族被蒙古人骑在脖子上为非作歹。朱元璋以一个汉人的身份，把中国重新拿到汉人的手里，这份功绩，如果抛掉历史时势的因素，那是可与日月争辉的。

可很多人在1368年时都没有注意到，朱元璋建立的新中国只是他自己的新中国，跟汉人无关。实际上，任何一个独裁者建立的国家都是他和他家族的，和百姓无关。朱元璋所建立的国家名称为“明”，可能有丰富的内涵。日月为明，《周易》上说，日月相推而明生也。中国远古时代，就有祭祀“大明”的典礼，祭祀的对象就是太阳、月亮。明是火，象征光明。而朱元璋的姓“朱”又是赤的意思，“朱明”恰好把皇帝的姓和国号连接在一起，浑然一体。有人说，这是刘伯温的主意。显然，这是很值得商榷的。刘伯温最厌恶的就是以白莲教为革命思想的红巾军，红巾军信奉的则是明教中的明王转世。小明王韩林儿是刘伯温很不屑的一个人，他不可能把他最讨厌的“明”当作是新中国的国号。

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明”是朱元璋自己设计出来的，为的就是给“家国一体”一个好彩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