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四卷 命运的关键-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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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向前进了。一切全靠保守秘密和迅速行动，全靠具有一个井然有序的军事的行动计划。必须分秒必争，我同意你的意见，应该以10月30日为最迟的日期。　
3．要保守秘密，唯一办法在于诳敌。为此目的，我正在进行“丘比特”计划，同时我们还必须大力进行“痛击”计划。这些将掩护在联合王国的一切军事行动。当你们的军队开始实行“火炬”计划时，机密机关以外的人都会相信，它们是开往苏伊士运河或巴士拉，以此来说明它们所配备的热带装备。这里的加拿大军队将配备北极用的装备。如此就能使敌军直到最后还是弄不清我们的意图。　
4．与此同时，我希望“波利乐”的准备工作仍全力进行，只有“火炬”计划才能对“波利乐”给予必要的冲击，而这种冲击也只是推迟一段时间而已。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左右开弓或双管齐下地进行攻击。　
所有专家们在我们双方向往已久的计划方面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总统和我一样对此感到欣慰。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2年7月28日　
三剑客①已于今日下午平安到达，婚礼②仍照原定日期举行。我对所取得的结果，尤其对这次成功地交心会谈，自然感到十分快慰。我不禁感到，过去一周是整个战争时代的一个转折点，而且，现在我们已在并肩前进。我同意你的看法，保密和迅速行动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我希望10月的日期能够提前。关于按船舶吨位和按联合王国进口粮食和原料等情况来计算给养和装备多少的问题，我将与马歇尔商谈。我还将冬一切力量使俄国南部侧翼得到空军增援。我也认为此事完全应该办到。　
①指罗斯福的代表霍普金斯、马歇尔、金三人。——译者②指英美共同执行经过同意的计划。——译者　
现在必须决定司令官的人选。　
迪尔元帅致首相　　1942年7月30日　
我要敦促你立时与总统商定指挥官问题。我自己认为马歇尔是恰当的人选，而且也相信他是会接受这个职位的。同样清楚的是，现在这里离不开他；但是，艾森豪威尔完全可以代行他的权力。总统还未和马歇尔谈到这个问题。这或许因为总统怕他离开；但是艾森豪威尔担任他的副手的想法是会受到欢迎的。　
如果这一点得到同意，那么艾森豪威尔将能团结他的联合参谋人员，使他们真正发挥作用。在此过程中，如果艾森豪威尔把“痛击”计划的设计和准备工作委托给别人主持（显然要委托给一个英国人），而使他自己和自己的参谋人员除了对“痛击”计划实行总的监督之外，能分身出来完全集中力量于应付“火炬”计划，这样做就非常明智。当然，“火炬”现在比什么都重要，它需要有许多具体的计划，以及分配力量、分配任务和进行训练等等。从现在到战役开始，要紧张地工作；战役愈早开始，显然就更为有利。　
我对你使这些困难的谈判得到如此成功的结果，实在敬佩。我希望能在下周初到达伦敦，得便时我极愿去拜访你。　
我致电总统，谈了司令官的人选问题。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2年7月31日　
我迫切希望“波利乐”、“痛击”、“围歼”和“火炬”计划的司令官人选早日作出决定。〔这里指的是“波利乐”、“痛击”和“围歼”等一组计划和“火炬”计划。〕如果马歇尔将军能被任命为“围歼”计划的最高统帅，而且同时艾森豪威尔将军能在这里担任他的副手，这是我们最为高兴的。我们首先要任命亚历山大将军为特遣部队司令，在艾森豪威尔将军领导之下同他一道工作。这两人要为“火炬”计划工作，艾森豪威尔将军暂时还要监督“波利乐”—“痛击”计划的执行。这样，他就能为“火炬”计划调集各种必要的力量，而不致使“波利乐”和“围歼”计划蒙受损失。一俟“火炬”计划准备就绪，他就要指挥这次战役，而以亚历山大和一位美国司令官任这两支特遣部队的司令，他们分别从联合王国和美国出发到任。当特遣部队开始执行任务时，假如你任命马歇尔将军或其他人员作为代理人执行“波利乐”、“痛击”和“围歼”计划的工作，我们当感到高兴。我们也愿派给他一位助手。　
2．此事宜速进行，因为委员会着实太多，而行动迟迟。　
假若你另有安排，请让我了解你的意向。　
迪尔元帅致首相　　1942年8月1日　
总统已去海德公园作短期休息，但在动身前发出命令，要求尽早全力进行“火炬”计划。他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在8月4日告诉他能够登陆的最早日期。美方把兵力抽到太平洋的危险也许仍然存在，但总统对这一点是完全慎重的。　
2．美国人认为，由于接受“火炬”计划，已取消了1943年的“围歼”计划。对于这一点，我们无需进行争辩。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专心致志于“火炬”计划。我可以断定，假如总统愿意，他会同意马歇尔担任指挥的；而且无需在事前为他保留“围歼”作战计划最高司令的职位，虽然你在7月31日致总统的电文中这样说过。　
3．祝你的各项工作获得与你的勇气和抱负相称的成绩。　
这份电报是我在子夜时于莱纳姆机场收到的。我将要从那里出发旅行，这次旅行的原由和经过且待下章分解。






第二十六章　我的开罗之行。改组司令部

我应访问开罗的决定——和访问莫斯科的决定——斯大林的邀请——乘C—46型飞机旅行——尼罗河上的黎明——司令官人选的问题——8月5日我和奥金莱克共同视察阿拉曼阵地——会见戈特将军——在空军司令部——8月5日和6日致电内阁——建议变动战区指挥部和组织——8月6日和7日再向内阁说明理由——戈特将军牺牲——战时内阁的一个紧张时期——蒙哥马利将军任第八集团军司令——艾森豪威尔麾下的参加“火炬”计划的英军司令官的调动——8月8日，访问义勇骑兵师的一天——8月8日给奥金莱克将军的信——我通知总统——雅各布上校日记一则——亚历山大将军于8月9日到达——奥金莱克将军不愿指挥伊拉克一波斯战区——给亚历山大将军的指示。　
我从多方面获得的报告，使我对于中东最高司令部的怀疑不断增长。到中东去就地解决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了。最初认为，这次旅行将取道直布罗陀和塔科拉迪，然后越过中非到开罗，此去需要五天甚至六天的飞行。由于在这次飞行中我要经过热带和疟疾流行地区，便规定要进行一连串的预防注射。有些注射要在十天之后才能起免疫作用，同时又使人极感不适，甚至不能行动。战时内阁的若干阁员亲切友好地关心我的健康，他们反倒成为我需要加以劝说的对象了。　
可是，正在这时，一位年轻的美国驾驶员范德克路特上尉来到英国，他刚从美国驾驶一架“解放者”式的C—46型飞机前来；机内的炸弹架业已拆去，装上了某些旅客设备。这架飞机当然能够按规定的航线飞完全程，而且在各个阶段都有富余时间。空军参谋长波特尔见到这位驾驶员，反复询问他这架飞机的情况。已飞行过约一百万哩的范德克路特问道，何必绕道塔科拉迪、卡诺、拉密堡、乌拜伊德等处呢。他说，他能一口气从直布罗陀飞到开罗；下午从直布罗陀东飞，黄昏时急遽折向南行，越过西班牙或维希的属地，然后东飞，直至阿西乌特附近，就可见到尼罗河；又转向北飞，再过一小时左右就会到达金字塔西北的开罗飞机场了。这就使全部计划作了变更。我在两天的时间内就可以到达开罗，不会遭受中非臭虫的任何骚扰，也不必经受预防它们的注射。波特尔被他说服了。　
我们急想知道，苏联政府对于1942年将不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这一个出于不得已但也是令人不快的消息，究竟有何反应。7月28日晚，正巧我在唐宁街十号我和战时内阁其他成员在临时搭成作为餐厅用的花厅内恭宴国王。陛下在私下同意我的出行，国王去后，我便立刻邀请心境爽朗的阁员们到内阁会议室商讨问题。当时决定我无论如何应到开罗走一趟，并应向斯大林建议同他会晤。因此，我向他发出了下列电报：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1942年7月30日　
我们正为另一次努力作初步的安排，以便使一支巨大的运输船队能在9月份第一周驶往阿尔汉格尔斯克。　
2．如果得到你的邀请，我愿前往高加索的阿斯特拉罕或到便于会晤的类似地点同你会晤。届时我们可能共商战局，并在一起作出决定。我还可以将我们与罗斯福总统已经制订的1942年的进攻计划告诉你。我将偕同帝国总参谋长前来。　
3．我即将启程前往开罗。我在那里有重大事务需要处理，这是你可以想象得到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将在那里确定一个便于会晤的日期，8月10日到13日这几天都可以。　
4．战时内阁已同意我的建议。　
斯大林总理致丘吉尔首相1942年7月31日　
我代表苏联政府邀请你前来苏联同苏联政府的人员会晤。由于希特勒方面对于英国、美国和苏联的威胁现已达到特别紧张的程度，因此如果你能前来苏联，共同商讨反对希特勒战争中各种紧急问题，我是十分感激的。　
我认为最适宜的会晤地点是莫斯科，因为，不论是我，还是政府中其他人员以及总参谋部的领导人员，都不能在这样紧张的对德作战时刻离开首都。　
帝国总参谋长前来，极合我们的愿望。　
请你按照你在开罗完成任务所必需的时间，自行决定会晤日期。你可以预先断定，任何日期对我都是合适的。　
你答应在9月初派第二批运输船队运送战争物资给苏联，请容许我向你表示感谢。虽然从战场调出飞机极为困难，但我们将尽可能采取措施来加强运输船队的空中防卫。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1942年8月1日　
我一定来莫斯科同你会晤，到开罗后再决定行期。　
※　　※　※　
在此期间，集中攻击鲁威塞特山脊的阿拉曼阵地上的战事仍在进行。隆美尔的进攻力量已感不足，而我们的力量足够防守还有余裕，但是胜败尚在未定之天。现在已决定叫我飞往开罗，因此我致电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7月31日　
我希望在8月3日，星期一飞抵开罗。帝国总参谋长也将在同一天经由其他路线到达。我已要求史末资陆军元帅和韦维尔将军设法在同一周中前来开罗。请对此予以密切注意。　
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将军已在直布罗陀，将经由马耳他飞往开罗，我向他发出下列电报：　
首相致布鲁克将军1942年8月1日　
我在昨天收到奥金莱克的电报，现由其中摘出一节，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中东之行是多么需要：　
“昨天同各军军长举行一次会议，详细讨论了战术情况。　
由于兵力不足，而且敌人的阵地也已得到有效的巩固，因此我们不得不作出如下结论：在目前情况下，不宜作突破敌方战线的努力，或从南翼袭击敌军。在9月中旬之前，不会有重新采取攻势的机会。这将取决于敌军能否建立起坦克部队。　
因此，我们暂时的政策是采取守势，在全部防御地区内做好充分准备和巩固工作。与此同时，我们将伺机突然采取攻势，奇袭敌军。……”　
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将代表外交部随我同行，此事业已安排停当。8月2日，星期日夜半之后，我们从莱纳姆乘C—46轰炸机出发。这次旅行与前次乘“波音”式水上飞机那样的舒适截然不同。这种轰炸机当时没有暖气，像刀片那样刺骨的寒风从许多隙缝吹进来。机内没有卧床，但后舱两块搁板可使我和我的医师查尔斯·威尔逊爵士躺下；那里有足够的毯子供大家使用。我们低飞经过南英格兰，以便使我们的高射炮部队可以辨别；他们虽然得到通知，但仍处于“戒备”状态。我们飞到海上以后，我离开座舱，到后舱去休息。　
由于服了良好的安眠药片，睡得很香。　
我们于8月3日早晨平安到达直布罗陀，竟日视察要塞的周围各处，下午六时登程飞往开罗——此去要飞行二千多哩，为了躲避沙漠战场四周的敌机，必须绕很远的路程。范德克路特为了使机内多留些汽油，在夜色降临前不再向地中海飞去，而是直接飞越西班牙地区和半敌对性的维希属地。因此在黄昏前我们有四架“勇士”式战斗机护送，我们实际上已破坏了这两个地区的中立。我们在空中都没有遇到麻烦，也没有进入任何重要城市的炮弹射程以内。当夜幕笼罩着毫不悦目的景色，我们到后舱就C—46型飞机所能供应的卧具睡觉时，我仍然感到非常愉快。在中立地区，如果被迫降落，会引起很大麻烦，即使在沙漠地区降落，情况虽然好一点，也会出现另一种问题。但是C—46型飞机的四个发动机愉快地吼叫着；飞机在星空明朗之夜通宵飞行，我酣然入睡，直到天明。　
我在日出前坐在副驾驶员座位上，已成为这些旅行中的习惯。我在8月4日早晨坐上副驾驶员座位时，在晨光熹微中，见到蜿蜒不断、宛如银带的尼罗河悦目地展现在眼前。我在尼罗河上观看晓色已非一次。在战时和平时，我取道陆路或水路，几乎遍历从维多利亚湖到地中海的全部尼罗河流域，除“栋古拉一带”以外，几乎都经历过。太阳照到尼罗河水面上，闪闪发光，景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使我赏心悦目。　
现在，我暂时成为“前线人员”了。我不在国内坐候前方的消息，而能亲临前线传出战讯，这是使人兴奋的事。　
※　　※　※　
我在开罗必须解决下列问题。奥金莱克将军或他的人员对于沙漠地区部队是否已失去信心？果若如此，他应被解职，但谁来接任为宜？对于一位具有最高品格、显著才能和决心的司令官，要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痛心的。为了使我自己的判断不致有误，我曾促请史末资将军从南非到开罗来。我到达时，他已在英国大使馆内。我们谈了一个上午，我告诉他我们的一切困难和种种解决方案。下午我和奥金莱克长谈，他很明晰地说明了军事形势。次晨，由于奥金莱克的请求，我接见了科贝特将军；他是总司令所器重的人。他说，奥金莱克急于要尽早卸去第八集团军司令的职务，回到开罗去处理他的更广泛的事务。然后他又使我惊奇地说，“我将继他带领第八集团军。实际上，上周我已整装待发了。”这一种安排我们当然从未考虑过。午餐后，韦维尔将军从印度来到。六时我举行一次会议，讨论中东问题，史末资、凯西、帝国总参谋长、韦维尔、奥金莱克、海军上将哈伍德和空军的特德等所有负责人员都参加了。我们讨论了大量问题，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在整个开会时间中，我的心思却转到中东司令官这个主要问题上。　
要处理这类性质的人员调动，而不考虑其他问题，那是不可能的。帝国总参谋长的责任是要鉴定我们将领的品质；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我的顾问。我首先建议由他出掌中东。布鲁克将军当然很愿意让他担任作战指挥官，而且我也了解，没有人比他更为适合。他考虑了这个问题，并且在第二天上午与史末资将军进行了长谈。最后，他答复说，他担任帝国总参谋长才八个月，他相信他已取得我的全部信任，而且，目前总参谋部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在此时进行变动，也许会在这个重要关头引起暂时的混乱。而且，全面考虑一下，他也不愿承担先是劝告奥金莱克辞职、然后自己取而代之的任务。他的声誉极高，不应遭受此种非难；那么，我只好在别人身上打主意了。　
亚历山大与蒙哥马利曾和布鲁克共同作战过，这使我们想到1940年5月敦刻尔克的往事。在缅甸，亚历山大曾在负责指挥无望获胜的战役中作出卓越的表现，我和帝国总参谋长对此都大加赞佩。蒙哥马利的声誉很高。如果决定要换下奥金莱克，亚历山大无疑要被委任担负中东的任务。但是第八集团军的情绪可不能忽视。假若从英格兰派两名人员去接替在沙漠地作过战的人员，这是不是被看作是对于他们和所有第八集团军各级军官们的一种谴责？在这一点上，戈特将军在各方面似乎都能适应需要。全军都对他表示忠诚；他赢得“惩罚者”这个称号并不是无因的。但是，据布鲁克将对我说，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他很疲乏，需要休息。因此此刻要作出决定，还嫌太早。我在此行的旅程中，将有机会来亲自了解什么事情是在可以匀出的短时期内办得到的。　
※　　※　※　
迈尔斯·蓝普森爵士对我的招待十分隆重。我下榻在他有冷气设备的卧室里，并在他的有冷气设备的书房里办公。那时天气酷热，只有这两间房间的温度舒适宜人。在这个在其他方面都不怎么可爱的环境里，我们居住了一个多星期，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并到开罗之东卡塞辛区视察前线或巨大的兵营，我们的强大援军正陆续开到这里。　
8月5日，我视察阿拉曼阵地。我和奥金莱克将军同乘他的汽车到第九澳大利亚师所防守的鲁威塞特以西战线的最右侧翼。从那里又沿战线前进，到鲁威塞特山脊后面他的总部，我们就在围有电网的方块地上早餐；那里遍处是苍蝇和重要的军事人员。我曾要求各兵种的军官前来，特别是“惩罚者”戈特将军前来一见。据说，他因工作劳累，身体衰弱。这正是我所要了解的。我结识了在场的各兵种的军长和师长后，便要求戈特将军同乘汽车到我的第二目的地飞机场去。奥金莱克的一位参谋表示反对，说这样要使他绕道，多费一小时；　
但我坚持他应当与我同行。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见戈特。当汽车在崎岖的道路上颠簸前行，发出辚辚之声时，我看着他的明朗的蓝眼珠，并问他自己的情况。他是否感觉疲乏？是否要谈谈自己的意见？戈特说，他的确感觉疲乏，他已有几年没有回过国，只希望到英格兰去度假三个月。但他声明他还能胜任新的急要的工作，并担负起委托给他的任务。　
我们于8月5日下午二时在飞机场离别。两天后，他就在同一时间，几乎就在同一空间被敌人杀害了。　
在飞机场，我被委托给空军少将科宁厄姆接待。他在特德属下，指挥和陆军共同作战的全部空军；如果没有他的活动，那么五百哩的大规模撤退要取得成功，必然要遭遇到比我们已经遇到的更大灾难。我们在一刻钟内飞到他的总部，那里已准备好午餐，所有主要的空军上校以上的军官都已到齐了。我感到主人方面在我到达时精神很紧张。所有餐品都是从谢泼德饭店订购的。一辆专门卡车正把开罗方面的美好食品运来。但这辆车迷了路，又派人到处寻找。最后，它终于来到了。　
这是我们在心事重重之中的一个愉快时刻——在浩瀚沙漠中遇到了一个真正的绿洲。我们不难发现，空军对陆军会有怎样批评，而且，陆空军双方对我们的优势兵力所遭到的挫折，又是多么惊奇。当晚我飞返开罗，发出下列电报：　
首相致副首相　　1942年8月5日　
我同第八集团军共同度过了漫长的、使人兴奋的一天，刚才归来；我们访问了阿拉曼和鲁威塞特，视察了南非和澳大利亚军队，会见了莫斯黑德、拉姆斯登和戈特将军，同奥金莱克度过了一个上午，同特德、科宁厄姆和皇家空军人员度过了一个下午。军队都很愉快，大家似乎都充满信心，斗志昂扬，但对屡次失却胜利机会感到大惑不解。我在考虑我必须向内阁提出人选建议的同时，我要求他们让我视察前方后方所有部队。　
2．我正同足智多谋的史末资讨论整个形势。形势之所以严重到如此地步，错误当然不在军队，而且与军队的装备关系也很小。　
3．我故意使我将来的行动飘忽不定。下议院对我的报告表示满意，听来令人高兴。这次环境的改变和户外生活使我获益非浅。　
次日，即6日一整天，我同布鲁克和史末资一同度过，草拟致内阁的必要电文。现在必须解决的问题，不但牵涉到高级官员，也牵涉到这个广大战区的整个指挥机构。我时常感觉到，用“中东”一词指埃及、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叙利亚和土耳其等地是不恰当的。这是近东。波斯和伊拉克才是中东；印度、缅甸和马来亚是东方；中国和日本是远东。但是，我觉得，比改变名称更为重要的是划分现在的中东司令部的范围。它要管的方面太多，整个地区也太大。现在是实行改组的时候了。　
首相致副首相　　1942年8月6日下午八时十五分我在这里经过了解，并在同史末资元帅、帝国总参谋长和国务大臣再三商议之后，已决定必须立即采取断然措施，改组最高司令部。　
2．因此我建议，中东司令部可划分为两个独立的司令部，就是：　
（1）“近东司令部”，包括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总部设于开罗；　
（2）“中东司令部”，包括波斯和伊拉克，总部设于巴士拉或巴格达。　
第八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属于近东司令部；第十集团军属于中东司令部。　
3．将任命奥金莱克将军为新的中东司令部的总司令，职衔依旧不变，但缩小其职权范围。这种变动，在日后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