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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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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家官做得大，不能算作不朽。”
士匄半天说不出话来。
同年二月，郑简公在公孙夏的陪同下访问晋国，子产托公孙夏给士匄带去一封信。
“您主政晋国，四邻诸侯没有感受到您的美好品德，只感受到了沉重的负担，对此我深感困惑。我听说君子领导国家和家族，不担心没有财礼，而是害怕没有好名声。诸侯的财货都聚集在晋君家里，同盟内部就会有不同的声音。您如果将这个作为利益，晋国的内部不会团结，您的家族也会受到损害。您怎么就不明白呢，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国家，哪里用得着那么多财物？”
“好名声，是装载品德的车子；品德，是国家和家族的基础。根基牢固，才不至于毁灭。”子产接着写道，“一个人要有好的品德，快乐才能长久。诗上说，‘乐只君子，邦家之基。（快乐的君子啊，是国家的基础。）’这就是因为有美德吧！‘上帝临女，无贰尔心。（上天看着你呐，不要三心二意。）’这就是说的有好名声吧！用宽容和谅解来发扬美德，那么就可以装上好名声向前走，远方的人都会前来投奔，近处的人也会感到安心。您是希望别人对您说‘是您养活了我’，还是说‘你榨取了我来养活自己’呢？告诉您，大象因为象牙而毁了自己，钱多不见得是好事！”
春秋时期，人们是用竹简来书写文字。士匄读完这封信，不觉大汗淋漓，原因有二：
第一，字太多，竹简太重；
第二，子产骂得太狠了。
良药苦口利于病。士匄出完这身汗，将自己主政以来的点点滴滴梳理了一番，反思了一番，不觉幡然醒悟，有如大病初愈。不久之后，他就下达命令，宣布减少诸侯朝觐的次数，减轻各国朝贡的负担。
郑简公此次访晋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请求减轻朝贡的负担，另一方面是希望晋国批准郑国讨伐陈国。
郑国之所以要对陈国用兵，是有原因的：公元前550年，楚康王为了支援齐庄公，亲率大军入侵郑国，陈国作为楚国的属国，也参与了这次行动。
自从晋楚争霸以来，中原小国有如风中之烛，不是跟着晋国攻打楚国，就是跟着楚国攻打晋国，小国之间刀兵相见也是常有的事，本来不值得大动肝火。只不过陈国人在郑国的所作所为有点过分——陈军所到之处，填埋水井，砍伐树木，烧毁房屋，毁坏农田，极尽破坏之能事，给郑国人造成极大的伤害。
郑简公希望报复陈国。但是，打狗还得看主人。陈国好打，楚国不好惹，一旦楚国插手进来，事情就搞大了。郑简公需要征得晋国的同意才敢放手去干。换而言之，打狗既得看狗主人，也得看自己的主人。
但是晋国人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显得很暧昧，不支持，不反对，不表态。晋平公派士匄跟郑简公会谈，要求郑国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要轻率地进攻陈国。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战端一开，劳民伤财，对大家都不利。您说，这又是何苦呢？”士匄苦口婆心地劝说。
郑简公不跟他争辩，突然朝着士匄行了一个叩拜之礼。士匄吓了一跳，连忙避开，表示不敢接受。
晋国虽然大，士匄始终只是一个卿，而郑简公是诸侯级的人物，二者不可平起平坐，更不能颠倒尊卑，由郑简公来向士匄行大礼。士匄完全被郑国君臣搞糊涂了：子产写信把他骂得狗血淋头，郑简公却低三下四，向他磕头，这唱的是哪出戏啊？
当时公孙夏在一旁陪着郑简公，士匄连连用眼神暗示公孙夏，意思是你倒是说句话，这是怎么回事啊？
公孙夏也朝着士匄行了个叩拜之礼，然后说：“陈国依仗楚国而侵害郑国，寡君因此请求向陈国问罪，岂敢不向您行大礼？”意思很明白，咱们态也表了，头也磕了，至于晋国同不同意这件事，反正陈国是一定要打的。
郑国人说到做到。公元前548年6月，郑国派公孙舍之为大将，子产为副将，带领兵车七百乘讨伐陈国。郑军行动迅速，趁着陈国人不注意，夜袭陈国首都宛丘，轻而易举地进了城。
陈哀公慌不择路，在大子偃师的保护下，逃到郊外的墓地里藏了起来。正好司马袁侨驾着战车从墓地经过，两个人大叫起来：“带上我们，带上我们！”袁侨正急于逃命，哪里顾得上他们？一抽马鞭，跑得远远的，在黑夜中留下一句经典的回答：“我赶着去巡城呢！”
没过多久，大夫贾获驾着马车，载着自己的老母和妻子经过。看到陈哀公和大子偃师，贾获便要母亲和妻子都下车，将马车交给大子偃师，让他们赶快逃命。陈哀公觉得很过意不去，要贾获的母亲上车（一车正好载三人）。贾获说：“您贵为国君，如果与我母亲同车，恐怕不祥。”于是和妻子搀扶着老母走进墓地藏了起来。陈哀公父子因此得以逃脱。
有趣的是，郑国人虽然来势汹汹，进入宛丘之后，却表现得文质彬彬，不仅对宛丘的百姓秋毫无犯，连陈国的公宫都没有受到侵扰。为了防止有人趁乱打劫，公孙舍之和子产还亲自把守在公宫门口，禁止任何人出入。
打听到郑国人在宛丘的所作所为，陈哀公作出一个准确的判断：郑国人不是来消灭陈国，而是来讨一个说法的。如果是那样，事情就好办多了。他马上派袁侨回到宛丘，拿了一批陈国宗庙里的宝物去见公孙舍之，要求投降。
所谓宗庙里的宝物，无非是一些青铜容器或乐器，统称为礼器。这些礼器的时代有点久远了，很多都是周朝初年铸造的，在当时也算得上是文物。但是在春秋时期，这些礼器的文物价值有限，人们更看重的是它们的政治价值，也就是它们代表着统治权力的象征意义。
公孙舍之答应了陈哀公的要求。
就这样，陈哀公从流亡之地又回到了宛丘。他穿上丧服，抱着社稷的神位，让宗室的男女反绑双手，分开排列，在朝堂上等待发落。类似的仪式，前面已经有过多次记述，大同小异，在此不再介绍。
公孙舍之拿着绳子会见了陈哀公，捧着酒杯祝陈哀公身体健康，并向陈哀公奉上玉璧一双。绳子是用来系马足的。拿着绳子觐见，是当时的臣仆之礼，以示为君侯服务之意。
子产进来后，仅仅是清点了一下男女俘虏的人数就出去了。接着郑国人在陈国的神社前举行了“祝祓”仪式，一方面因为入侵陈国，向陈国的社稷之神表示歉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陈哀公穿上了丧服，为其驱除不祥之气。总之，郑国人在陈国所做的一切，没有丝毫炫耀武功的意思，反而处处谨小慎微，堪称仁义之师。
郑军入城的时候，陈国的官员纷纷逃亡，将管理民政的户籍本、掌握军权的兵符和代表土地所有权的地契全部留给了郑国人。陈哀公投降后，公孙舍之命令将户籍本交还给陈国的司徒，兵符交还给司马，地契交还给司空，然后就带着军队回国了。
同年九月，郑简公派子产到晋国“献捷”，也就是向晋国报告讨伐陈国的战果，同时献上俘虏和战利品。
前面说过，周礼对于献捷有明确的规定，诸侯如果战胜四夷，则献捷于天子，除此之外，皆为“非礼”。陈国并非四夷，晋平公也不是天子，因此，郑国这次献捷显得居心叵测，有拉晋国下水的嫌疑。让晋国人感到尤为吊诡的是，作为郑国的全权代表，子产居然一反常规地穿上了戎服。
士匄已经于一个月前辞去了中军元帅的职务，接替他的是当年的“赵氏孤儿”赵武。新官上任三把火，赵武上台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宣布进一步减轻诸侯的朝贡负担，提高接待诸侯的礼仪规格。他还公开表示：“从今以后，要尽量少打仗，最好不打仗。齐国的内乱刚刚平定，崔氏和庆氏都急于向诸侯示好。楚国的新任令尹屈建（薳子冯已经去世，屈建接任）和我私交甚深。只要我们依礼行事，谨言慎行，安定诸侯，战争就可以消除了！”
新令墨迹未干，子产就来献捷，而且还是穿着戎服献捷，这不是存心和赵武唱对台戏么？
士贞伯的儿子士弱奉命接见子产，要他先把攻打陈国的理由说清楚再谈献捷的事：“您想必也知道，去年郑伯前来请示攻打陈国的事，我们可是没有答应。陈国究竟有多大的罪恶，使得贵国一意孤行，一定要讨伐他们？我希望听到一个满意的解释。”
任何人想要和郑国人玩弄辞令，都是关公门前耍大刀。听到士弱用这种不客气的语调和自己说话，子产并不生气，而是以一种心平气和的语气回答道：
“当年虞阏父担任周朝的陶正（陶器工业部长），服侍我们的先王。周武王见他工作勤勤恳恳，卓有成效，又考虑到他是舜的后裔，便将长女太姬嫁给他的儿子妫满，封他为陈侯，这也是对舜表示诚敬之意。所以说，陈国其实是我们周朝的后代，一直依赖周朝才得以延续。”
子产的话说得很巧妙。晋国和郑国都是姬姓，是周王室的后裔；而陈国是妫姓，是舜的后裔。通过回顾这段渊源，子产拉近了晋国和郑国的距离，而将陈国排除在外。
子产接着说：“陈桓公死后，陈国发生动乱，蔡国人想干涉陈国的内政。先君郑庄公拥立公子佗为君，被蔡国人所杀。后来我们又立了陈厉公，乃至于陈庄公、陈宣公，都是我郑国所立。因为夏姬之乱，陈成公流离失所，又是我们让他回国的。现在陈国忘记了周朝的大恩大德，无视于郑国给予的种种恩惠，抛弃我们这个自古以来的姻亲，而去亲附楚国，仗着楚国人多势众来侵略我国，所到之处，填埋水井，砍伐树木，极尽破坏之能事。我们很担心这样会给太姬带来耻辱，所幸上天已经厌恶陈国，启发了我们攻打陈国的意愿。而陈国现在也知道自己的罪恶，甘愿接受惩罚。因此，我们才敢于向贵国献捷啊！”
士弱说：“那你们攻打陈国，也是以大欺小，不符合国际原则。”
“此言差矣！”子产说，“先王的命令，只要是有罪过的地方，就要给予惩罚，怎么能说是以大欺小呢？再说了，什么是大国？按照祖上的规定，天子地方千里，诸侯地方百里，现在的大国地方几千里，如果不是通过侵占小国，怎么能够大到这个地步呢？”言下之意，晋国之所以成为大国，难道不是牺牲了无数小国才达到的吗？
士弱脸一红，赶紧又换个话题：“那您为什么穿戎服来晋见呢？”
“我郑国的先君郑武公、郑庄公都曾担任天子的卿士。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发布命令说，‘各复旧职’，要郑文公穿上戎服辅佐天子，以授受楚国的俘虏献给天子——我今天这样做，也是不敢忘记天子的命令啊！”
士弱理屈词穷，回去之后，把情况如实向赵武汇报。赵武说：“他的话顺理成章，如果我们违背了这些大道理，恐怕不吉利。”于是接受了郑国的献捷。
孔夫子评论这件事，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善于言辞的话，有谁知道你在想什么呢？所以没有文采的人，成不了大事。郑国讨伐陈国，如果不是因为子产的文辞，就不能算是功劳。”说白了，做得好，还要唱得好，一味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不可取。
公元前547年春天，郑简公就入侵陈国一事论功行赏，赐给公孙舍之马车一辆、“三命之服”一套和城池八座；赐给子产马车一辆，“再命之服”一套和城池六座。
子产收下了马车和“再命之服”，但是拒绝接受城池，他对郑简公说：“自上而下，赏赐的数额以二递减，这是规定。我在群臣中排名第四，按道理不能接受六座城池。再说入陈作战，子展（公孙舍之字子展）的功劳最大，我不敢要求赏赐，请您把城池收回去吧！”
郑简公坚持要赏，最后子产只好接受了三座城池。
【不是每个浪子都会回头】
前面说到，公元前548年6月，晋平公召集诸侯在夷仪会盟，准备讨伐齐国。后来因为崔杼杀死了齐庄公，不惜血本用重金贿赂晋国君臣，晋平公便答应了齐国的和谈请求，夷仪之会也由“兵车之会”变成了“衣裳之会”。
正是在这次夷仪之会上，齐国的使者隰鉏向晋平公提出了一个请求：十一年前，卫侯姬衎（即卫献公）因为得罪大臣孙林父和宁殖，被孙林父驱逐到齐国。现在时过境迁，再深的仇恨也该淡忘了，老让人家这么在外漂泊也不是个事。趁着这次开会的机会，请晋平公以霸主的身份出面斡旋一下这件事，让姬衎回卫国居住算了。
这个要求合情合理，晋平公答应了。
所谓霸主，就像是一个村里的村长。谁家有些家长里短，父子不亲，兄弟不和，村长都要管一管，这样才能体现村长的权威。夷仪之会还没落下帷幕，晋平公便派大夫魏舒和宛没前往齐国迎接卫献公，同时向卫国现任君主卫殇公提出，把夷仪让出来给卫献公居住。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夷仪并非夷仪之会的夷仪。夷仪之会的夷仪在今天的河北邢台境内，当时是晋国的地盘；准备让给卫献公居住的夷仪在今天山东聊城境内，当时是卫国的地盘。
卫殇公当然不乐意，但是没有办法，晋平公都已经发话了，只能表示服从。就这样，两个月之后，卫献公从齐国起程，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卫国。
回国之前，齐国的权臣崔杼找卫献公谈了一次话。谈话当然是为了送别，同时也是提醒卫献公：十一年前你被人赶到齐国来避难，齐国不但收留了你，还将啵У厝酶憔幼。媚慵绦盘迕娴纳睢Ｏ衷谝蛭牍奶嵋椋懵砩暇鸵氐轿拦チ耍遣皇歉枚云牍硎疽幌滦灰饽兀�
卫献公心知肚明，所谓谢意不是一句话或一封感谢信就能表达的。他很为难地对崔杼说：“我倒是很想报答齐国的恩情，只不过我回到卫国，也仅仅是在夷仪这个小城市当个寓公，无权又无钱，还得看人家的脸色过日子，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报答，就算我把夷仪献给齐国，齐国恐怕也看不上吧？”
崔杼笑了。他拍了拍卫献公的肩膀：“夷仪你还是自个留着。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你如果真心实意要报答齐国，回去之后，想办法夺回君位，再把五鹿地区献给齐国吧。你可不要告诉我，你只是想当寓公，不想当国君哟！”
崔杼的话给了卫献公一个明确的信号——他如果想夺回君位，齐国肯定是支持他的。而崔杼的另一个举动，就不仅仅是单纯地鼓励卫献公回去夺权那么简单了。
他将卫献公的老婆孩子都留在了齐国。“什么时候献上五鹿，就什么时候将他们接回去。”崔杼很和气地说，“你只管放心，在这期间，我会好好照顾他们。”
后人很难推测卫献公的复辟究竟是因为齐国的推动和胁迫，还是因为他本人早就有这种念头，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总之他搬到夷仪后不久，便给卫国的大臣宁喜写了一封信，要求宁喜帮助他重登君位。
宁喜是宁殖的儿子。
十一年前，卫献公虽然是被孙林父赶出卫国，事情的最初起因是卫献公得罪了孙林父和宁殖。因为这层关系，当时的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是孙林父和宁殖合谋赶走了卫献公。
五年前，也就是公元前553年冬天，宁殖去世。弥留之际，他把宁喜叫到身边，说：“我得罪国君（指卫献公），追悔莫及。现在各国的史书都这样记载，说是‘孙林父、宁殖流放了他们的君主’。我有口莫辩。将来国君如果能够复国，你一定要将功赎罪，将这段历史改写，为我证明清白，这才配做我的儿子。如果做不到，就算死而为鬼神，我也不接受你的祭祀！”
古人自有古人的价值观。在宁殖看来，卫献公尽管荒诞无礼，作为臣子却没有任何权力驱逐国君，否则就是以下犯上，是乱臣贼子，这样的罪名他担不起。
现代人也许会嘲笑宁殖的迂腐，但是如果对照身边发生的事情便不难发现，古人的价值观仍然在改头换面地发生作用。就像周立波说的：“组织是什么？组织就是：在你遇到困难时，他说无能为力；在你遇到不公时，他说要正确对待；在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他说要顾全大局；在你受到诬陷时，他说你要相信组织；在需要有人做出牺牲时，他说组织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当需要有人冲锋陷阵时，他说是你的坚强后盾；在你取得成功时，他说是组织培养的结果。”总之，组织是它可以对不起你，你却不可以对不起的玩意。只要将“国君”换成“组织”，古代人和现代人的价值观便找到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此打住。
宁殖的遗言为卫献公的复辟埋下了伏笔。
五年之后，当宁喜见到卫献公的使者，首先想起的便是父亲的遗言。他答应了卫献公的要求，但是提出一个条件：“此事非子鲜参与不可，如果子鲜不参与，事必不成。”
子鲜就是卫献公的胞弟公子鱄，一直跟着卫献公流亡。与卫献公截然不同的是，公子鱄为人谦恭有礼，做事进退有度，深受人们好评。早在卫献公刚刚流亡到齐国的时候，鲁襄公派臧孙纥去慰问卫献公。在与公子鱄谈过话之后，臧孙纥就断言，卫献公虽然是个糊涂蛋，但只要有公子鱄的帮助，他复国是迟早的事。
“如果有子鲜参与这件事，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啦！”宁喜这样安慰自己。然而，当大叔仪听闻这件事的时候，对宁喜的决定感到很不可理喻，说：“这就是所谓的‘我躬不说，遑恤我后’吧！”
“我躬不说，遑恤我后”，见于《诗经·邶风》的《谷风》，意思是：我尚不容于世上，又怎么能够顾念我的后人呢？这既是批评宁殖临死的时候给宁喜摊派了一个艰难的任务，又是批评宁喜不顾后代的福祉，同意帮助卫献公这样一个无道昏君重登君位。
大叔仪还说：“君子行事，必须要考虑后果，还要考虑长远，要慎始敬终，才不至于陷入困境。现在宁喜看待国君还不如下棋那么认真。下棋如果举棋不定，必定失败，何况对国君三心二意呢？可惜啊，宁氏九代为卿，一朝就将灭亡，难道不是很可悲吗？”
不只是大叔仪不看好这件事，公子鱄也不想被卷入卫献公的复辟活动。当卫献公派他作为全权代表去与宁喜谈判的时候，他跑到自己的母亲敬姒那里去诉苦：“哥哥是个言而无信的人，我害怕这样做会导致祸患。”而敬姒的回答是：“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答应他吧！”公子鱄这才极不情愿地答应了。
在谈判的过程中，公子鱄向宁喜转达了卫献公开出的条件：“政由宁氏，祭则寡人。”意思是政事由你宁喜决断，我只管管祭祀的事情，当个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就行啦。
然而，即便有这样的承诺，又有公子鱄作为谈判代表，宁喜仍然觉得心里面并不踏实，他跑去向蘧瑗请教。
前面说过，当年孙林父起兵造反，蘧瑗曾经挺身而出，希望劝说孙林父悬崖勒马。劝说不成，蘧瑗便主动离开了卫国，不忍心看君臣相残。后来卫国政局逐渐稳定，蘧瑗又回到了卫国。
宁喜刚把话说完，蘧瑗脸色就变了，长叹道：“当年我没能亲眼看到国君被赶出去，今天哪里敢过问他回来的事啊！”于是又一次带着家人离开卫国。
现代人也许很容易指责蘧瑗不负责任，但在孔夫子看来，蘧瑗两次逃离卫国，却是仁、智、勇的表现：“君子哉蘧伯玉（蘧瑗字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在很多时候，用脚投票是最接近良知的现实抉择。
有大叔仪的批评在先，又有蘧瑗的用脚投票在后，宁喜对于帮助卫献公复辟这件事越来越没信心了，他又跑去问大夫右宰谷。右宰谷一听，将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说：“不行不行，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们老宁家就得罪了两任国君（得罪卫献公在先，得罪卫殇公在后），天下哪里有你的容身之所！”
宁喜有些无奈地说：“这是先父临死前的重托，我怎么可以违背他的遗命？”
右宰谷说：“那我替你打探一下情况吧。”
右宰谷以宁喜使者的名义来到夷仪，见到了卫献公。回来之后对宁喜说：“国君在外流浪了十二年，脸上却没有一丝忧愁的样子，说话还是那么尖酸刻薄，还是原来那个人！你如果不赶快停止这个计划，我们离死不远了。”
宁喜说：“那不是还有子鲜在那里嘛！”
“子鲜在那里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右宰谷说，“一旦出现问题，他最多不过自己逃亡，对于我们又有什么帮助呢？”
“尽管是这样，”宁喜沉默了半晌，“事情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公元前547年2月，宁喜和右宰谷突然发动政变，带兵进攻孙林父在首都帝丘的府邸。当时孙林父正好在自己的领地戚地，他的儿子孙嘉奉命出访齐国，另一个儿子孙襄则留守家中。宁喜和右宰谷攻了一气，没有攻破孙家的大门。
因为担心孙林父从戚地发动反扑，宁喜便带着部队退出帝丘，驻扎在城郊，而右宰谷仍然留在城内监视孙家的动静。半夜里，孙家突然传来阵阵哭声。右宰谷派人去打探，原来孙襄白天受了箭伤，伤势过重，于当天夜里去世了。
宁喜连夜杀回帝丘，再次进攻孙家。这一次他成功了。第二天一早，他和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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