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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第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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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回信：“诚如您所言，郑国的火灾就是晋侯的忧患。子产不才，执政不力，所以上天降罪于郑国，才有火灾发生。又害怕坏人趁火打劫，加重郑国的灾难，那就是加重晋侯的忧患了，所以才派人加强戒备，这也是为晋侯着想呀。所幸现在问题已经解决，郑国依然屹立不倒，有一些小小的误会也是可以解释的。如果郑国不幸灭亡，就算晋侯为我们操心，也于事无补了。郑国既然侍奉晋国，怎么敢有二心？请您明察。”
晋国人对这个解释表示接受，没有再拿这件事做文章。倒是裨灶再度提出要借用玉杓来祭祀祈祷，而且警告说：“不听我的，郑国还会有火灾发生！”
子产还是拒绝了他的建议。
子大叔得知此事，劝道：“宗庙里的宝物，是用来保民平安的。如果再一次发生火灾，国家就要灭亡了，您为什么爱惜区区一个玉杓而不在乎国家的安危呢？”
子产说：“事情如果真像裨灶说的那样，为了国家的安危，就算要我的性命也无妨，怎么会吝惜宝物呢？只不过天道幽远艰涩，人道则切近易懂（天道远，人道迩），凡夫俗子又如何看得透天道？您认为裨灶懂得天道吗？我看他只不过是话说得多了，偶尔有一两次说中罢了！”
话虽如此，同年七月，子产还是大兴土木，修建土地神庙，举行祭祀向四方之神祈求平安和丰收。同时，为了提振民心士气，还挑选精锐部队在新郑举行盛大阅兵。
阅兵需要场地。不巧的是，子产圈定的进场道路正好穿过子大叔的宅子。具体来说，子大叔家的宗祠——游氏宗庙在路南，住房在路北，两者之间的庭院又小，不足以清理出一条大道。子大叔突然面临很多现代人经历过的噩梦——拆迁！而且为了保持道路笔直，必须拆掉宗庙而不是住房。
回想起来，这已经是游氏宗庙第二次遇到拆迁问题。
前一次是在公元前530年郑简公去世的时候。当时为了给郑简公送葬，要清除道路障碍，游氏宗庙就被列为拆迁对象（可见这宗庙的选址也确实有些问题）。子大叔当然不愿意，命令家人拿着锹、镐之类的拆迁工具站在宗庙旁边，就是不动手，交代说：“如果子产过来，问你们为什么不动手，你们就说这是安放祖宗神位的场所，不忍拆除，但是上命不可违，我们不想拆也得拆了。”这一招果然奏效，子产听到子大叔的家人这么说，便命令施工队绕开游氏宗庙。
那时一同列为拆迁对象的，还有几位司墓（公墓的看守者）的房屋。如果拆掉，则灵车可直达公墓，清早即可下葬；如果不拆，则灵车必须迂回进墓园，须延迟至中午方可下葬。子大叔不厚道，保住了自家宗庙，便不顾他人的居所，向子产建议说：“拆吧！否则的话，要诸侯的使臣等到中午，恐怕他们不乐意。”
子产说：“诸侯既然派人来会葬，又怎么会在乎等到中午？不拆也没什么影响，而且也不会给民众带来麻烦，那为什么非要拆不可？”于是一并不拆，郑简公的灵车因此兜了远路，只能“日中而葬”。《左传》对此评价很高，认为子产知礼，“所谓礼，就是不为了成全自己而损害别人”（子产于是乎知礼，无毁人以自成也）。
事隔六年，游氏宗庙第二次面临拆迁，子大叔驾轻就熟，故伎重演，又是派几十个家人拿着拆迁工具站在宗庙的外边，交代说：“如果子产过来检查，命令迅速拆除，你们才真动手。”
三天之后，子产上朝，经过子大叔家，看到房子还好好的，几个巨大的“拆”字分外刺眼，不觉大怒，问是怎么回事。子大叔的家人见了，拿起镐钎，朝着宗庙的外墙“乒乒乓乓”就干起来。
子产边走边看，走了不到半里地，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急忙命随从：“快回去，命令他们住手！”
“啊？”
“还愣着干啥？要他们拆北边的房间，不要拆南边的宗庙，快去！”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子产为政宽猛相济，大原则不动摇，然而在细微处又体察人情，尽量不损害别人的利益，由此可见一斑。
公元前523年，郑国六卿之一、驷氏家族的族长驷偃去世。
驷偃的嫡妻是晋国人，为他生了嫡子驷丝，当时还未成年。驷氏家族的几位头面人物聚在一起商量，决定立驷偃的弟弟驷乞为族长，继承卿位。
这件事当然需要得到子产的支持。但是子产的态度很暧昧，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主要原因，一来子产憎恶驷偃的为人，懒得去管他的身后事；二来父死子替，兄终弟及，既然有驷丝这个嫡子在，轮不到驷乞插队。
在这种情况下，驷家人不敢轻举妄动。
而在另一方面，由于觉察到儿子的继承权受到威胁，驷丝的嫡妻也写了一封信给晋国的娘家，希望娘家人在这个关键时刻帮外孙一把。娘家人把这事捅到了晋昭公那里。于是，同年冬天，晋国派出使者访问郑国，直截了当地质询驷家的事。
晋国使者来势汹汹，郑国朝中无人敢应对。为什么？理亏啊！人家正儿八经的嫡子，为什么不能继承家业呢？驷乞顶不住压力，想要逃走，被子产制止；想请求祝史占卜凶吉，又被子产拦住。卿大夫们也很紧张，专门开了一个会来讨论对策，商量了半天却没有结果。子产在一边冷眼旁观，讨论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最后才说：“诸位大夫就此打住，此事不用再议，就由我这把老骨头去对付吧！”
子产亲自跑到宾馆去见使者，说：“上天不保佑郑国，寡君的几位臣子都不幸早死，现在又轮到驷氏家族遭遇丧事。更不幸的是，驷家的继承人年龄尚幼，他的几位叔伯兄长怕宗族因此衰落，私下商量，想立他的叔叔。这件事情非常棘手，连寡君也难以定夺，私下对我们说，‘也许是上天故意扰乱世间的秩序，我们又能做什么呢？’这是上天的安排啊！谁敢去问为什么。现在您代表晋国来问这件事，我实话告诉您，寡君根本不支持这件事，也不敢支持，别人当然就更不敢插手了。”一句话，驷家的动乱，是他们自己的事，与郑伯无关。
子产接着说：“平丘之会上，晋侯与诸侯重温过去的誓词，强调说‘不要失职！’如果寡君的臣子不幸去世，晋国就伸长了手来干涉其继承之事，这不是把郑国当作晋国的一个县，甚至一个乡来对待吗？那样的话，郑国还像是一个国家吗？寡君岂不是失职吗？我这个执政岂不是失职吗？”言下之意，驷家的事，再怎么说也是郑国的内政，轮不到晋国人来插手。
晋国使者无言以对，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
同年十二月，郑国气候反常，冬天竟然发生洪灾。有人看到两条龙在新郑南门外的洧水中争斗，自然认为这是洪灾的原因，于是请求举行祭祀，祈求平安。子产不同意，说：“我们争斗，龙不看；龙争斗，我们为什么要凑热闹跑去看呢？就算我们祭祀祈祷，那洧水本来就是它们的居所，岂能因为我们祭祀就离开？我们对龙没什么要求，龙自然也就对我们没什么要求，祭祀大可不必！”
也许子产是这么认为，一切神仙鬼怪，只要你不去招惹他，他就拿你没办法，你有事没事去祭祀他，他就给你找麻烦了。这一点，倒是与孔夫子的“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不谋而合。
说来也怪，自此之后很多年，郑国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水火灾害。
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22年，子产去世了。
子产驰骋政坛四十余年，以“宽猛相济”而闻名，行事作风有儒家的仁爱，有法家的严厉，有外交家的灵活，还有改革家的勇气与智慧。当人们不理解他，在背后议论他的时候，他总是淡然处之，“不毁乡校”而倡言论自由之风，气度委实罕见；“铸刑书”是子产在当时最受争议的举动，即便是后世儒家也颇有微词，却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标志性事件，至今仍有现实价值；在外交上，子产坚持不亢不卑，致力于维护国家的独立，保护国家的权益，赢得了广泛尊重。
《史记》记载：子产执政期间，郑国的儿童不用下田干活，年轻人作风正派，老年人可以安度余生；市场上买卖公平，物价稳定；社会和谐，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子产去世后，郑国的青壮年失声痛哭，老人像孩童一样哭泣，说：“子产离开我们而去了啊，老百姓将来依靠谁！”似乎天都要塌下来了。更有野史记载：子产去世，郑国的男子不佩玉器，妇女不戴首饰，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痛哭悼念了整整三个月。
听到子产逝世的消息，还有一个人很伤心，那就是孔子。他大哭流涕，称子产为“古之遗爱”。在孔子给同时代人的评价当中，这个评价无疑是最高的。
孔夫子对子产最钦佩之处，还是“宽猛相济”。他说：“子产确实是善于治国。政策宽大百姓就容易产生轻慢之心，轻慢则用严厉的手段加以纠正。但是严厉又会伤害到百姓，又必须以宽大来安抚他们。只有宽猛相济，不急不慢，不刚不柔，从容不迫，才会政通人和。”
孔子如此尊崇子产，后世学者自然跟风膜拜，历朝历代对子产都是推崇备至。甚至有人说：“春秋的前半段，管仲唱主角；春秋的后半段，子产挑大梁。”更有人说：“后半段春秋，全靠子产生色。”言下之意，如果没有子产，后半段春秋就没有什么看头了。
当然，也有人对子产颇有微词，孟子就是其中一位。据传，郑国发大水的时候，子产命车夫驾着自己的马车，在洧水帮助百姓渡河。坐过他的车的人都感恩戴德，孟子却不以为然，说：“子产也就知道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却不知道怎么治国。提早两个月搭好桥，民众渡河就不会有困难了，哪里用得着马车？他一辆马车，能够让所有人都渡过河吗？君子只要能够治理好国家，就算出行的时候命令百姓都回避也没什么不妥。要想人人都说他的好话，只怕他活一万年都不够！”
孟子的话，说得也有道理。国家总理这个级别的干部，关键是要抓好大事，保证国家不出乱子，而不是在小事上体现所谓爱民之心。但是从子产的实际表现来看，孟子的指责又过于严厉，毕竟，在子产当政期间，郑国社会稳定，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诸侯不敢轻视——大事，他也抓好了。
子产弥留之际，子大叔陪侍左右。子产对子大叔说：“我死之后，您必定当政，有句话想送给您——这世上唯有有德之人能够以宽厚来使百姓服从，否则就不如采取严厉的手段。严厉就像是猛烈的火，人们一看就害怕，躲得远远的，自然不会被烧死；宽厚就像是温柔的水，人们容易轻视它，淹死的就很多。宽厚，毕竟是一件很难掌握的技巧啊！”
子大叔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你干脆说我无德不就行了？子产死后，子大叔果然执政，他也学着子产那一套，“不忍猛而宽”，希望以德服人。结果不到半年，郑国盗贼四起，甚至有人在萑苻（huánfú，地名）啸聚山林，拉起了武装，公然跟朝廷对着干。子大叔追悔莫及，派军队进攻萑苻的盗贼，将他们赶尽杀绝，郑国的治安才稍有好转。
【傀儡天子的继承权争夺战】
公元前527年，王室流年不利。六月，周景王的大子寿不幸去世。八月，大子寿的母亲穆后因为过度悲伤，也撒手西去。
同年十二月，穆后的葬礼在雒邑举行，晋国给足面子，派出以下军副帅荀跞（lì）为首的代表团参加。
葬礼之后，周景王设宴款待荀跞和他的副手籍谈。王室对晋国派要员会葬穆后受宠若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个悲伤的时候请客吃饭，显然不合时宜。毕竟天子也是人，老婆刚刚下葬，就算是装，也得装出一副吃不下饭的样子啊！
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席间使用的酒器，显然不是寻常之物，若以规格而论，休说招待荀跞，即便是招待晋侯，甚至祭祀列祖列宗也足够气派了。
“此乃今年鲁国进贡之物。”也许是看出了荀、籍二人的疑惑，周景王主动介绍道。
荀跞“哦”了一声，似乎明白点什么，他没有接周景王的话，而是偷偷地向籍谈使了个眼色。籍谈含笑微微点头，意思是您放心，由我来应付。
果然，喝过两杯之后，周景王突然对荀跞说：“伯父，寡人有一事不明，想向伯父请教。”
伯父、叔父本是天子对同姓诸侯的亲热称呼，用在荀跞身上，自然是十分客气。
荀跞赶紧说：“您请讲。”
周景王说：“这些年来，诸侯无论大小，都有礼器进贡给王室，唯独晋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荀跞很淡定地朝籍谈拱拱手，“就请你来为天子回答吧。”
籍谈早有准备，先是朝周景王作了一揖，然后才缓缓地说：“下臣听说，诸侯受封于天子的时候，天子会授予他们明器（仪仗），作为赋予权力的象征，好让他们镇抚社稷，安定百姓。反过来诸侯则进献彝器（祭祀用的礼器）给王室，以示服从王室的领导，这是自古以来的常理。按理说，晋国也应该向王室进贡。”说到这里，籍谈话锋一转：“只不过您想必也知道，晋国的情况有点特殊，地处穷乡僻壤，长久以来与戎狄之人杂居，而远离王畿。王室的福分我们享受不到，倒是为了与戎狄周旋而忙个不停，实在是顾不上向王室进献彝器啊！”
言下之意，王室与诸侯礼尚往来，王室没有授予晋国明器，晋国也没有理由给王室进献彝器。
“叔父！”周景王称籍谈为叔父，“您大概忘了，晋国的先祖唐叔，乃是周成王的胞弟，周晋之间如此亲近的关系，怎么可能没有授予明器呢？”
籍谈心里一惊，强自镇定道：“下臣愿闻其详。”
周景王说：“您应该听说过，密须之鼓和大辂之车，是周文王用来检阅军队的；阙巩的皮甲，是周武王穿着讨伐商朝的。这些珍贵的物品，先王都赏赐给了唐叔，让他镇守封地，统帅戎狄。后来周襄王又赏赐给晋文公大辂和戎辂之服，还有弓箭、斧钺、御酒和虎贲之士，授予他南阳土地，让他领袖东方各国。这些事情，王室的史册有记载，晋国的史册想必也有记载，怎么可以说是没有授予明器呢？”
荀跞的脸“腾”地就红了，籍谈也赶紧把头低下去。
周景王乘胜追击：“您刚刚说到福分，寡人以为，晋国有功于王室，王室都记在档案里，从来没有忘记，而且用土地来奖赏，用彝器来安抚，用车服来表扬，用旌旗来给予荣耀，子子孙孙都记得这些事，这就是福分。谁敢说晋国没有享受到王室的福分？如果这样的福分都不算数，叔父认为怎么样才算？”
“至于叔父您，”周景王越说越激动，“我如果说得没错的话，当年叔父的先祖孙伯黡（yǎn）掌管晋国的文献典籍，位高权重，因此以‘籍’为氏。您既然是籍氏后人，世代掌握典籍，早就熟背于胸，怎么会对这些重要的史实视而不见？”
籍谈没想到这位周天子如此博闻强记，连自己的家史都搞得一清二楚，不由得面若死灰，服在地上战战兢兢，不敢再说话。
宴会结束，周景王意犹未尽，对几位近臣感叹道：“这个籍谈恐怕是要绝后了，他高谈阔论历史典籍，却忘了自己祖先的职责（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数典忘祖”作为一句成语，就是这么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三十年后，籍谈的儿子籍秦死于晋国内乱，籍氏一族从此灭亡，倒是应了周景王的话。
籍谈回国后，向主管外交的叔向汇报情况，叔向说：“天子恐怕不得善终了！我听说，人往往会死在自己所喜欢的事上。天子今年遇到两次丧事，丧服未除就请吊丧的宾客喝酒，本来让人难以理解，又厚着脸皮跟人家要彝器，这是拿伤心的事作乐啊！虽然贵为天子，为亲人服丧也有一个期限，这就是礼。就算不能服丧期满，刚举行完葬礼就饮酒作乐，我看他啊，未免高兴得太早了。”
周景王贪财好货，不仅仅体现在厚着脸皮向诸侯索要贡赋。
公元前524年，周景王发布了一道货币改革令，命令王畿内统一使用新铸造的大钱。换而言之，就是印发大面额钱币，废除原来使用的小面额钱币。
稍微有点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金属货币时代，在不提升货币质量的前提下，单方面提升货币面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政府对民间资本赤裸裸的掠夺。
王室卿士单穆公强烈反对周景王的计划，他指出：天子废轻币而铸重币，百姓将失去大量的资财，民间必然匮乏，由此导致王室也将匮乏，那时候就只能向百姓征重税，而百姓无法承受，就只能想办法逃离家园，王畿的政治经济势必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搜括民间财富来充实您的仓库，有如堵塞河道来蓄水一样，离水源枯竭的日子也就没有几天了。请您一定要认真考虑，不要贸然行事。”单穆公苦口婆心道。
但周景王还是强行推进了币制改革，一时间雒邑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
周景王倒是赚得盆满钵满，一下子阔绰起来了。公元前521年春天，他飘飘然地下了一道命令，要在王城雒邑铸造一口大钟，取名为“无射（yì）”。
宋朝的苏东坡在《石钟山记》中写道：“噌吰（hóng）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kǎn）坎镗鞳（tāngtà）者，魏庄子之歌钟也。”本书前面已经说过，魏庄子之歌钟，就是晋悼公奖励给大将魏绛的乐器。与之齐名的，就是这位周景王的无射了。
无射是中国古代音乐的十二个标准音之一。铸造无射之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因为它很大，音律很难定准。但是对于博古通今而且精通音律的周景王来说，这不是难事，他又下令先铸造一口较小的“大林”之钟，用来为无射审音。
单穆公又一次表示反对：“前番币制改革，已经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现在又要铸造大钟，老百姓怎么受得了啊？再说了，先王对于造钟有严格的规定，重量不能超过一百二十斤，现在您要造的钟远远超出这个规格，以至于耳朵都分辨不出清音浊音，听不出是否和谐适中，对于音乐没有任何好处，对于百姓来说则是劳民伤财，您铸造它究竟有什么用呢？”
周景王反驳道：“先王制订礼乐，不就是为了安定百姓吗？我现在无非是想把先王的礼乐弘扬光大，所以才特意把钟造得大点，这也有问题吗？”
单襄公说：“耳朵听到和谐的声音，嘴中说出美好的语言，以此作为法令而向百姓颁布，人们尽心跟随君主的法度而不厌倦，国家能够成就大事而不轻易改变，这就是音乐的最高境界，跟大小有什么关系？再说了，您想想看，造这么大个钟，万一音律不能和谐，岂不是丢人丢到家了吗？”
这话倒是提醒了周景王，造钟这种事情，还是得问问专业人士的意见。于是将乐官州鸠找来，把单穆公的话对州鸠说了，然后问他有什么看法。
州鸠连连摇头：“哎哟哟，臣不过是一介乐官，哪里懂那么高深的政治理论啊？”但是又说，“如果您一定要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觉得现在铸造的大钟，乐音超过了无射的音律，对音乐确实是一种损害，不和谐。而且为了铸造它，用了太多的金属，导致财用匮乏。声音不和谐又浪费财力，这样的乐器恐怕不是咱们乐府能够掌握的。”
周景王脸一黑，州鸠赶紧闭嘴。
无射之钟就这样顶着各方压力铸成了。周景王派乐师去检查，乐师回来报告说：“钟声很和谐。”周景王很得意，对州鸠说：“你看看，即便没有你帮忙，钟声还是和谐了。”
“现在说这话还为时过早呢。”州鸠嘟嘟囔囔地回了一句。
“为什么？”
“天子制作乐器，百姓因此而安乐，这才叫和谐。现在为了造钟而搞得民众疲惫，怨声载道，这算什么和谐啊！我听说，只要是民心所向，就没有办不成的；如果相反，则没有不被抛弃的。古话说得好，众志成城，众口铄金。三年当中，您费尽心力办的这两件大事（货币改革和铸造大钟），只怕注定有一件会被废弃掉。”
周景王一拂袖子，说：“你真是越老越糊涂，懂个屁！”
州鸠退下来之后就对人说：“天子大概要因为心病而死去了。”
别人赶紧挡住他的嘴：“千万不要胡说！”
州鸠说：“这不是开玩笑。天子根据民间的风俗而制作乐曲，用乐器来承载它，用声音来表达它。小乐器发音不纤细，大乐器发音不粗犷，这就是和谐。一切和谐了，这音乐才是美好的。和谐的声音入于耳，而藏于心，心安就快乐。如果过于粗犷，内心就会不安，不安就会生病。你看天子现在铸的这口大钟，要多粗犷有多粗犷，我怕他内心受不住，难以长久。”
换而言之，和谐不在声高，越是声嘶力竭高唱和谐，越有可能导致心脏病发作。
据史料记载，无射之钟最先被安放在雒邑，秦朝统一天下之后将其迁至咸阳，两汉、两晋时期置于长安，南北朝时期迁于南京，隋朝又将它迁回西安，最终被隋文帝杨坚下令熔毁。算起来，它在世上存在了一千一百多年，见证了诸多朝代的兴衰。
其实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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