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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帝王悟经典人生-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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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则表明：“赋的作用就是讽谏。赋一定要按类铺排，用最华丽的辞藻，采用宏大富丽的形式，把这种形式推到极至。虽然它的目的在于规劝讽谏，然而看完之后，可是人们却把它的主题都忘了。比如，从前汉武帝好神仙之事，司马相如就献上《大人赋》来讽谏皇帝。汉武帝读罢，反而飘飘然仰慕神仙的欲望更强烈了。因次，赋起不到规劝的作用是很明显的。赋很像是滑稽剧，不合乎法度，贤人君子的言论，才是诗赋的正统。”
不管是华丽的言论还是朴素的诗词，其目的都是给人以教益，助君兴霸业，君王在听闻和欣赏时能从中领悟的真理的就可以判定它的好与坏。
（十二）圣人与报应
作为君王，是要依靠天下英才齐心协力而成就霸业还是靠一己之力来治理天下呢？
《淮南子》认为：君王要得天下必须依靠天下英豪的力量，并用鲽和娄来比喻说明：“东海有鱼叫鲽，总是并排而游；北方有兽叫娄，总是轮流地一个捕食，一个在旁守候；南方有鸟叫鹣，永远比翼双飞。连这些鸟兽鱼类，都知道互相扶助，万乘之主更该懂得借助天下英雄豪杰的力量，与他们齐心协力争取天下。”
狐卷子则认为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是取得天下的唯一手段，他说：“父亲没有比尧更贤明的，但他的儿子丹朱却被流放；兄长没有谁比舜贤明，却很傲慢；弟弟没有比周公更贤明的，然而他的哥哥管叔却被杀戳；臣子再没有比成汤和武王更贤明的了，但夏桀和纣王却遭到他们的讨伐。所以当君王的要想治理天下，就必须从自己开始，不能依靠他人。”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11）
有些人有地位，有权势，完全是靠自己争取的，所以孔子说：“别担心自己没地位。就怕自己立不起来。”但也有些有才能的人因为没有机遇而被埋没，正如孔子对他学生子路所言：仁义的人不一定会有人相信，所以伯夷和叔齐会饿死在首阳山；智者不一定都会被任用？所以王子比干才会被纣王剖心验证；忠实的人不一定都会得到回报，所以夏桀的忠臣关龙逢才会被斩首；忠告不一定会有人听，所以，伍子胥才会被吴王杀害。因此，能不能施展抱负，是机遇问题；贤明不贤明，是人的才能问题。学识渊博又有深谋远虑的君子，因没有机遇而被埋没的太多了！”
由此可知，勇气和机遇都能成就一个人。
对于那些为天下苍生谋幸福的人，有人慨叹他们辛苦，而有人则认为天下成了他们的桎梏。作为君者既能谋福于民，又能舒缓压力才算明智。
有人感慨：神农面容憔悴，唐尧瘦弱不堪，虞舜皮肤黝黑，禹手足磨出老茧，背鼎的伊尹辅佐成汤得了天下，屠牛的吕望辅佐武王打下了江山，墨翟四处奔走，家里的烟囱都不冒烟，而孔子连席子都坐不暖。他们这些人，如此辛苦，都不是贪图俸禄权位，而是想使天下人都幸福，为天下消灭祸害。
但李斯上书给秦二世却引用了申不害这样的一句话：“拥有天下而不肆意横行，这叫做以天下为桎梏。”而对这些人的行为，他进行了这样的评价：唐尧和大禹就是使天下成自己的桎梏了。别人为你牺牲那么你就会显得尊贵而别人显得低贱；相反就是你贱而人贵，自古皆然。
对待隐士高人，着重推举可以向天下人证明君王的贤德；但并非隐士都是圣贤，君用则贤，君弃则一文不值。因此产生了对隐士的不同认识。
《论语》认为：“推举隐士高人，天下之人就心悦诚服了。”有这样一个故事：魏文侯曾受教于孔子的学生子夏，也很尊敬孔子的另——个学生段干木，当他坐车路过段干木的住所时，没有一次不下车扶着车把走的。秦国想讨伐魏国时，有人说：“魏国君王很贤明，大家都称赞他的仁义，上下也很融洽，不可打魏国的主意。”秦王于是打消了这个主意，魏文侯因此而在诸侯中名气大增。
韩非子则说：“马如果长得像鹿，就会价值千金。如今有千金之马，而无值一金之鹿，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马能被人使用，而鹿却不能。如果隐居的高人不能被君王使用，他们就像鹿一样了。所以姜太公一到齐国就杀了隐士华士；孔子当司冠时也杀了少正卯。”
赵武灵王让李疵去中山国看看是否可以攻打它，李疵回来报告说：“可以打。中山国的君王喜欢召见住在岩洞中的隐士和平民。”赵武灵王说：“照你所说，中山君是位贤君，怎么可以攻打呢？”李疵说：“不然。君王尊敬隐士，士兵就会懈怠；君王尊崇学者。农夫就会懒惰。农夫懒惰，国家就贫困；战士懈怠了，战斗力就削弱。兵弱于外，国贫于内，不亡国还等什么呢？”赵武灵王于是下令攻打中山国，果然把中山国给灭了。
（十三）大事与小节
是该踏实地干好小事再干大事呢？还是该放眼天下，从大事着手呢？
《孝经》认为：“一个能把家治理好的人才可以做官。”
同样西汉大臣公孙弘也认为：“身体力行近于仁，勤学好间近于智，能知廉耻近于勇。明白这三条原则，就懂得如何修身。知道如何修身就知道怎样管理别人。能管理好自己才能管理好别人。这是百世不易的道理。”
而东汉名臣陈蕃却说：“大丈夫应当扫除天下，怎能只收拾一间屋子呢？”
《淮南子》中也说：“能把毫厘之差算得一清二楚的人，一定忽略天下形势；对小事一点也不放过的人，对于大事就会困惑不解。如果现在有人胸怀平九州、救危国的大志，却拿类似三从四德的礼仪来要求他，让他拘泥于民情风俗，这就好比拿斧头割汗毛、用宝刀砍柴火一样不合时宜。”
作为君王，能胸怀大志，重视行使小事，才是成就大事者所为。
为了成就自己的事业，委曲求全是一种良方，适当地表现自己以引起重视，也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商鞅有一次问赵良说：“你看我治理秦国，与百里奚相比谁贤明？”赵良回答说：“百里奚是来自荆楚的普通人，听说秦缪公贤明后，发愿去拜见，但因没有路费，于是把自己出卖给秦国的客人当奴隶，穿着破衣衫给人家喂牛。秦缪公得知此事后，把他提拔起来，位尊身显，秦国人都不敢仰视他。你被秦王任用，是通过宠臣景监，而不是因为你有名声才被重用的。”
《史记》中却这样说：“蔺相如由于宦官缪贤的引荐才被赵王起用。”又说：“邹衍作了一篇《谈天论》的文章，其语荒诞不经，然而王公大人们照样尊重他。邹衍一到魏都大梁（今开封），魏惠王就去郊外迎接他，以宾主之礼款待他；到了燕国，燕昭王亲自打扫道路欢迎他。哪像孔丘受困于陈、蔡，面带饥色；孟轲受困于齐、梁那么可怜呢？卫灵公向孔子请教兵法，孔子一言不发；梁惠王准备攻打赵国，想听听孟子的意见，孟子却建议他让出一片土地给赵国。这就好比要把方木棒打入圆榫眼一样行不通！”
鉴于此，为君者成大事前可以委曲求全，一旦有机会表现自己，就应不失时机地张显一下，让臣子知晓其才能。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12）
敢直言犯上，能威服下人都是可贵的个人品质，高明难分孰重。
蔡邕认为：东汉时的陈蕃性格高傲刚烈，有大臣的节操；李元礼忠诚正直，有治理天下的才能。但犯上最难，慑下较易，因此陈蕃比李元礼高明。
但晋人姚信却说：“皋陶敢于劝告虞舜，这是冒犯国君的表现；虞舜善于总理百官，这是能慑服下人的效用。汉丞相陈平曾对王陵说：‘在君王面前直言敢谏，我比不上你；至于安定刘氏政权，你不如我。’如果把敢于犯上当作逻辑推理，那么王陵要高于张良、陈平，刘秀的直臣朱云也要胜过吴汉和邓禹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对于君王，应既能听得进直言，更要威慑住群臣，这是治理国家和公务的绝好方法。
（十四）侠士的是与非
侠士因能救百姓于危难之中所以广受平民的喜爱，但又因其乱了法纪而不被许多君王和大臣赏识，他们就是这样矛盾地生存着。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当代的游侠志士，其行为虽然与传统的正义相违背，然而他们言必信，行必果，一旦答应了别人就说一不二，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援救危难中的朋友，而且不自吹，这都是值得赞美的地方。再说，人生在世，危难困苦的情况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发生。如从前舜被困在井里；伊尹背着做饭的鼎，四处奔波；傅说是个在傅岩上打土墙的奴隶，姜太公曾被困在壁高林深的滋泉钓鱼；管仲曾被齐桓公囚禁；百里奚给人家喂过牛；孔子在匡地受困，在陈、蔡两国挨过饿。这些人都是读书人所称道的有道之士，都免不了遭受这样的苦难，更何况中等之材而又处在乱世呢？他们所遇到的灾难更多。身处这种乱世，作为一介平民的游侠，济世救人、一诺千金，行侠仗义，英名传颂四方。每当善良正直的人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得到他们的帮助，这不是人们所谓的圣贤豪杰所为吗？即便是乡间村俚的普通侠义之士，同勤奋读书但不被重用的季次、原宪比较起来，就其对当今社会的作用而言，也不是能同日而语的。所以侠义之士，不可小视！”
但《汉书》里对侠士的存在和作用却持反对意见，《汉书》中说：“天子和诸侯建立国家，从卿、大夫到老百姓，都要有等级差别。因此，人们才忠心敬上，下面的人也不敢有非分之想。孔子说：‘天下有道，国家大权就不会落在大夫手中。’百官各司其职，守法听令，以尽其职责，越权被诛，侵犯受罚。这样才会上下和顺，把国家治理好。周王室衰微时，礼乐制度和征伐叛逆的大权落在了诸侯手里。齐桓公、晋文公之后，大夫掌握了国家大权，臣僚替天子发号施令。到了战国时代，又是合纵，又是连横，诸侯各国竞相用强权和武力征伐称霸。于是各国的公子如：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都借着主公的势力，收罗游侠，把鸡鸣狗盗之徒也礼为上宾。赵国的丞相虞卿抛弃国家的利益去救魏和齐；信陵君魏无忌窃取虎符假传国王的命令，让朱亥用锥杀死了将军晋鄙，夺取军权，去为平原君赵胜解围。他们就这样得到诸侯的器重，因此而扬名天下。人们在慷慨激昂地谈论起大侠的时候，都把这四个人推崇为首领。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背弃国家、结党营私的风气，而忠于职责，为国效力的大义就被放弃了。等到汉代统一天下后，实行无为宽松的国策，这种风气却没有得到纠正。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这些人，在京城中互相竞争谁家的死士更强；郭解、剧孟之类，在街头巷尾横冲直撞，骚扰民众，他们的势力可以达到郡县城乡，公侯王子对他们都得卑躬屈膝。许多老百姓把他们当作大英雄，对他们羡慕不已。这些人即便是锒铛入狱被砍头还自以为能扬名后世。曾子说：‘君王失道，人民就离心离德。’如果不是明智的君王当政，向人民讲清好坏的标准，然后用礼法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人们哪里会知道国家禁止的是什么，从而走上正道呢？古代的正确看法是：春秋五霸是尧、舜、文王的罪人，而六国是五霸的罪人，从此信陵君等四豪就是六国的罪人。何况像郭解这一类游侠，以一个卑微的匹夫，窃杀大权，真是罪不容诛。”
游侠的两面性正为君者正确任用他们提供了选择，明君应能善用游侠仗义的同时规范他们的行为，让他们成为贤能的侠士。
臣子推荐贤臣名士可以使自己扬名，但也同时会引起君王的不满。
《尸子》中说；“人臣以推荐贤者为主，人主以任用贤者为有功。”《史记》中也赞同此理，认为：“举荐管仲，天下人很少赞美管仲，而称赞鲍叔牙有知人的才能。”
但苏建的大将军卫青却不这么认为，苏建责备他太骄傲不去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时，他说：“自从魏其侯、武安侯厚待宾客，招贤纳士以后，皇上切齿痛恨。亲近士大夫，招揽贤士，罢黜不肖之人，那是人主的权力；做为人臣，只要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就够了，何必要招贤纳呢？”
不越权是许多臣子的为官之道，对此，为君者是否能得当地放松权利的限制很重要。
（十五）权势与地位
有权势和地位并不是都表现在外表上，拥有权势和地位也并不能使所有人都屈服，对于权势和地位的认识同样没有确切的界定。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13）
战国时魏人唐且认为：“刺客专诸怀里藏着锥刀刺杀吴王僚，天下人都说他勇敢；美女西施身穿粗布短衣，天下人仍然说她漂亮。”故有时候很能外化一个人的身份。
慎子的认识恰恰相反，他认为：“毛嫱、西施，是天下最美的女子，但假如让她们穿上兽皮做的衣服，人们见了也会吓跑；如果换上好看的细布衣服，过路的人都会停下来欣赏。由此看来，美丽是好衣服衬托出来的。美女不穿漂亮的衣服，姿色也会大减。
项梁认为：“先下手的制服别人，后下手的受制于人。”《军志》也说：“先下手有夺取人心的优势。”这是鼓励人要先下手为强。
周朝史官方铁认为：“不要强出头头，否则会惹祸。古语也云：“不要做带头闯祸的人，也不要做带头享福的人。”这是劝人要低调行事
慎子又云：“贤能的人屈从于不肖之辈，是因为权力太小。不肖者能甘心服从贤者，是因为贤者的地位尊贵。尧为匹夫的时候，连他的邻居都指使不动，等到他做了帝王，就能做到令行禁止。由此看来，贤德不能服人，而势和地位却能使贤人屈从。”此语意为权大则能大
而贾谊却断言：“从古到今，与老百姓结仇的帝王，灭亡迟早会来，而老百姓必定胜利。尽管商纣自称天王，夏桀自称天父，灭亡之后，老百姓照样骂。由此看来，权势不最让人尊崇的，头衔也不是最光荣的。”这是说权利不是万能的
由此可见，权势和地位也不是万能的，它既能显贵增荣，也会让人失尊招辱。拥有权势和地位，能运用得恰如其分，才是权势和地位的意义所在。
（十六）权利和圣人
拥有权利可以让人身价倍增，受人尊敬，这是权利的伟大之处，但同时权利也可以让人身败名裂，这就是权利的悲哀。对于权利的认识，历来就是崇尚与淡泊并存。
《周易》中说到：“人间最崇高的，没有比富贵更伟大的了”；“圣人最大的法宝就是权位。”足见其对权利的推崇。
然而孙子在上书给春申君时却很很不恭敬地说：“民谚有言：‘连得了癞疥病的人都可怜做国王的。’自古流传的这句话绝非荒谬之言，此言说的是那些被人杀害的亡国之君。作为一国之君，年轻历浅，却恃才傲物，张扬炫耀，既没有法术识别奸人，又缺乏真才实学，这时大臣就会专擅大权，图谋私利，怕的是遭受杀身之祸。为此他们或杀长立幼，或废嫡立庶。《春秋》劝诫说：‘楚王子国要到郑国去，还没出国境，听说楚王病了，于是返回去问候，乘机用帽带把楚王勒死，自立为国王。齐国崔杼的妻子貌美如花，齐庄公与她私通，崔杼就率领部下攻打齐庄公，庄公翻北墙逃跑时让箭射中大腿，被崔杼追上去杀死，拥立庄公的弟弟为王。李兑在赵国专权，把灵王围在沙丘宫，百日后被活活饿死。淖齿在齐国专权，将齐闵王抽了筋，悬挂在庙梁上，一宿就死了。患獭疥的人虽然得的是皮肤肿病，但不至于像这些人那样被人用帽带勒死、被箭矢穿股或被抽筋、饿死的那么悲惨。而这些被残杀的君王，心里所承受的压力与劳苦，身体所遭受的摧残，要比病患者厉害多了。所以说癞病患者要比国王幸福。”
用圣人治理国家该彰显于世还是该深藏不露呢？
《周易》说：“发明器物以便于利用，制造工具以谋求天下福利，没有比圣人更伟大的了。”
庄子则坦言：“圣人不死，大盗也不会停止偷窃。虽然尊重圣人使天下得到了治理，但也为大盗提供了最大的便利。发明了斗斛以便称量，结果连斗带升一起都被偷了；发明了秤锤和秤杆以便称量，结果连锤带杆都给偷了；发明兵符和玉玺以便让人守信用，结果兵符和玉玺一起都给偷了；为教育民众造出仁义礼制，结果仁义也被窃走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盗窃帘钩的人被杀，而窃取国家的人却成了诸侯。只要是做了诸侯，仁义道德也就有了。所以人人争着做大盗，争着当诸侯，纷纷去盗窃仁义，以及斗斛、称以及符玺这些实际的利益，虽然有高官厚禄的诱惑，有刀钺斧锯的威胁，仍旧阻止不了。导致这种无法制止的后果，是圣人的过失！因此老子说治理国家的权柄是不能让人看见的。圣人作为天下最厉害的武器，也不能暴露给天下人。”
用圣人这把利器治理国家，掌握好隐藏和显露的时机很重要，走极端都不利于治国。
五、活学灵用巧治国
君者应该根据时势的改变不断更替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治国的方法，不思进取，因循守旧只能自取灭亡，能因时制宜、随机应变地适用政道，则是基业长兴的必由之路。备受推崇的王、霸之道，黄老之道，孔、墨之道，中、韩之道，也是各有所长，能因事因时讲究方法的运用是君王治理天下的根本所在。
（一）墨子的治国术
墨子的治国之术是节俭，他认为君王只有生活节俭才能使国家财政充盈，国家富裕了，人民才好治理。
墨子认为：以前古人还不知道建造宫室作为房屋居住，只住在山陵高地的岩洞中，到了三王的时代才开始建造宫室。但其建造办法很简单：高足以避潮湿，广足以御风寒，宫墙的高只要能够分隔男女就可以了，仅此而已，完全不具有观看之功效。正因为如此，那时人民都感到财用充足。以后的王侯，所造的宫室就大不相同了。他们横征暴敛建造宏伟壮观宫室台榭，并用各种颜色刻镂彩画，宫室建造的精美绝伦。更严重的是下面的官宦都竞相效仿，结果造成国家的财用匮乏，难以抵御凶年饥荒，无法赈济孤寡贫民。国家越是贫困，人民越难以治理，天下混乱。所以建造宫室应该节约。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14）
以前古人不知道做衣服的时候，只在身上披兽皮，挂草叶，冬天虽笨重但暖和，夏天虽厚拙却清爽。三王时期，觉得这样不太中意，于是就教妇女制作衣裳。冬天用丝制成棉衣，既轻便又暖和，夏天用麻布做成纱衣既轻薄又凉爽——仅此而已，做衣和穿衣的目的不是为了使自己美丽，让他人观看，只要实用即可。当时人们生活节俭，易于管理。当时的君王生活也很简朴，易于奉养。后来的君王服饰就不同了，他们大加制作华美飘逸的服装和精制的服饰，如用黄金铸制带钩，用美玉制作玉佩。他们的穿着已经不是为了防寒保暖，而是为了好看。上行下效，人们变得越来越虚荣邪僻，也越来越难以管理。君王奢华腐败，不听忠言。用奢侈腐化的君王统治的淫逸邪僻的臣民，天下不乱是不可能的。因此制作衣服也应节俭。
这就是墨家的治国之术，以节俭治国，以节俭理民。君王能在衣食住行方面节俭不奢，臣民才不敢在生活上奢华浪费，国家才能民风纯正，保持稳定。
（二）申韩的统治术
国家的治理不能离开法度，以法治国也应是明君该采取的治国方略。
商鞅说：“法令决定人的生命，是治理天下的根本。”慎到也认为：“为君者舍弃法律，想以身作则来治理天下，结果受赏的人虽然感到很得当，但其欲望无穷；受罚的即使也感到很得当，但总是希望减轻自己的罪行。国君如果舍弃法律，只凭自己的主观揣度来量刑，怨恨就会萌生。所以，分马的人采用抽签的办法，分田的人采用抓阄的办法，虽说抽签、抓阄不比人的智慧高明，但这样做可以排除私心，堵塞怨恨。国君用法制而不亲力亲为，事情用法制来了断，以法制决定名分和赏罚，子民就不再寄希望于国君了，人们也就不会产生怨恨，举国上下反而会和睦相处。”
以法治国首先就要明确权责，分清名分，责权分明了，为官者就不会推诿责任，名分清楚了，臣子就不会有所隐瞒。
尸子说：“言语形成的名分，不能不分清职责权限。国君如果和大臣分担同样的职权，那么大臣们就有推脱罪责的机会了。就像用墨斗划线，弯曲的木头就暴露了，一考查名分，大臣们如有失职而又想隐瞒的，就是有罪的。”
确定名分后就是骗子也会变得诚实不欺，就是大盗也会变得廉洁不诈，自觉地安分守己。正如尹文子所言：“名分定，万物不争；职责明，私欲不行。人不争，不是因为无心争，而是因为名分已定，争也是白用心；私欲不行，并不是没有欲望，而是职责已明，有欲望也不管用。私心、私欲人人都有，能使人无私无欲的原因是制止的方法得当。”
申不害说：“君如身，臣如手，君制定大原则，臣分头去办。作为人君，就要拿法度去要求人臣，看看是否名实相符。名分就好像是天地之纲，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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