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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帝王悟经典人生-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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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一项制度时一定要谨慎。
法令的颁布要有一定的稳定性，尉缭子说：“颁布法令是为使万众一心。假如在法令出台时不反复审度，出台后又多次更改，那么法令即使颁布了，群众也不相信。所以凡是颁布的法令，即使有所不足，也不要随便更改。这样，群众就不会无所适从，法令就会得以贯彻执行。”
《尹文子》还说：“父亲给儿子下的命令，有的要照办，有的却不必。赶走尊贵的妻子，卖掉喜爱的小妾，儿子会照办；如果说：你不许有怨恨，你不许有思想，这肯定做不到。由此可知，作为君者，对法令的颁布一定要慎之又慎。”
用制度治理国家，不仅要有一定的宽泛性，还要有一定的限制性，宽严得当才是最好的治理。
文子说：“治理国家有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以有利于人民为根本。政治与教化有其规律，那就以令行禁止为准则。”
君王在选择治理百姓的官员是必须选择不争权夺利的人做官，同时要使人民各自做他们所擅长的事。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戴，使制度得以推行。
荀子说：“察看地势高低，安排播种五谷，君子不如农民；流通货源，辨别贵贱，君子不如商人；使用工具，准备器材，君子不如工匠。至于评价一个人的品行以便恰当地任用，量能而安排官职，说话合情合理，做事抓住要害，这却是君子的特长。”
文子也说：“力量可以胜任的，举起来也不沉重；能力够了，做起来也不难。”
只有制定一些能发挥人民特长的弹性制度，人民才能“心甘情愿”地执行。
为了严明法纪，为君者应该明确告知臣民做什么样的事情要被处死。但这种严厉的惩罚必须符合道义。
孔子告诫为君者说：“当君王的丧失道义去杀部下，是不符合礼教的。”因此三军大败，将领不可斩；法治不彰，刑罚不能动用。因为颁布制度的人对人民没有进行教育，责任不在民众。蔑视法律而灭亡的是盗贼；横征暴敛的是暴君；不预先告诫民众，却责备百姓的是虐政。政策没有这三种弊端，然后才能实行法治。宣传道德先使人民心悦诚服，这样做不行，就树立榜样来教育人民；如果这样还不行，就撤掉无能的官吏。如果这样仍然有不法之徒为非作歹，这就得用严刑峻法了。”
由此可见，严刑的动用是有限制的。
其实，治理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德治和法制并施，仁义和法令并行，两种方法兼用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的统治。
东汉袁安说：“仁义和礼制，是法治的根本，法令和刑罚是治国的末节。没有根本，国家就无从建立，没有末节，根本就无法完成。为什么这样说呢？实施以道德为教化的政治，必须先以仁义教育人，再示之以礼让，使人迁恶向善，不知不觉地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成为自觉的行动。儒家看到这种情况，于是说：治理国家不需要刑法。他们不明白有法治为依托，仁义礼让才会在上面形成。实施法治，是为了扬善抑恶。提倡文明，禁止荒淫。这是治国的关键。法家如商鞅和韩非子等人看到这种情况，于是说：治理国家无须以仁义为本。，他们不知道以仁义为根本；法令才能执行。如果只有刑法而没有仁义，人民就产生怨恨，有怨恨就要愤怒。而有仁义而无刑法，人民就会轻慢，邪恶就会随之产生。以仁义为根本，靠法令来完成，双管齐下，二者并重，才会天下大治。”
桓范说：“夏桀、商纣使用刑罚，不是把人做成肉酱，就是剖人心腹，以至反叛的人越来越多，终于灭亡，就是因为他们不把仁义作为治国的根本。”所以说，法律的宽恕是仁，法律的决断是义。仁义乃刑罚的根本。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19）
仲长子说：“从前秦国用商鞅变法，张弥天之法网以便严密控制天下苍生，然而陈胜在大泽乡振臂一呼，天下万众响应。举国上下都不愿为朝廷效力，这是因为百姓极度的怨恨郁结于心的缘故。”
因此，孙子说：“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没有一种制度是绝对完美的，只有将不同制度中的优点都集中在一起发挥作用，才是相对完善合理的制度。做到仁治不难，利用法治也不难，难的是将两种制度很好地揉搓到一起，而这恰是为君者最该考虑的问题。
（四）政策应长远，选官须谨慎
法令是指导臣民活动的准则，必须具有相对的长远性，不能朝令夕改，更不能图一时方便就苟且敷衍。
董仲舒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来说明政策的指定应该以国家长治久安为目的，他说：“安定边境之策，想让汉朝与匈奴和亲，又以匈奴单于的爱子作为人质，是达不到目的的。班固认为匈奴人桀骜不驯，每当有人投降汉朝，他们便扣留汉朝使者来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拿爱子作人质呢？孝文帝时，单于娶了汉家女子为妻，可是屡次违背和约。他们如此利令智昏，怎么能希望他们不为利益而牺牲人质呢？谋略大事，制定国策，不求长治久安，只图一时的稳定，这样的政策不能久远。”
荀悦还认为：政策应该具有权威性和导向性及简明性，他说；“高明的政治，在于抓住纲纪，阐明道义。如果一切政策都要大家去评议，揣度它是否合乎时宜，迫不得已才采用它，若非有重大理由，不应当这样做。”
君王如能任用适当的臣子为自己谋事，则会事半功倍。何者为适当的臣子呢？能审时度势，明察国计民生，并能恰当地选用人才的人，就可以推拥他为大臣。
荀子告诉君王在选用臣子时要慎重对待三种情况，他说：“学习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去实行它，那就可以称王了；学习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去实行它，那就可以称霸了；学习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去实行它，自然会一同灭亡。与有礼义的君子共事，可以称王；与正直诚信的人共事，可以称霸；与妄图颠覆国家的人共事，只能自取灭亡。明智的君王应该谨慎地对待这三种情况。”
对于何人适应何职，管仲的意见很明确，他说；“执政者不仁，不能把政权交给他；有了贤能的人不让位，不能让他居于尊贵的地位；因为是自己的亲戚，就不使用刑罚，不能让他掌管兵权；不喜欢农业，不能让他治理地方。”
还说：“让贤者靠本事吃饭的人，就会使国君尊贵；能让勇士靠战功而谋生的人，士兵就会为他卖命。这两种政策一旦确立，天下就得到治理了。”这应该是君者在选用臣子时最有效的考察原则，即：能者上。
臣子在使用时应进行必要的考核，以观察其才智和才能。傅玄给出了六种考察臣子的方法：“第一，以文明教化的情况来考察他的业绩，他就会重视自身的道德；第二，以清正廉明来考察他的工作，他就会言行谨慎；第三，以才能来考察用人情况，他就会慎重地推荐人才；第四，以租税服役来考察是否公平，他就会处事谨慎；第五，以农业知识来考察他的水平，官吏就会致力于农业；第六，以执法情况来考察诉讼，他就会认真审理案件。”
通常这样做，臣子的使用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为君者在治理自己的国家时，应多了解一些方法，集中这些方法的优势制定符合臣民的政策，还要善于从一些失败的治国政策中吸取有益的经验，避免重蹈覆辙。这是君王在治理国家，管理臣民方面应遵循的道义。
七、六经深藏安邦之法
六经作为儒家经典，其内容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达了天下一统的思想。
孔子说：“《礼记》、《诗经》、《乐经》、《尚书》、《周易》和《春秋》，这六经虽然内容不同，但其达到天下大治的作用却是一致的。《礼》用来规范人的行为，《乐》培养平和纯洁的心志，《书》指导为人处事，《诗》表达情意，《易》预测神奇的变化，《春秋》明辨道义。”
因此，到一个国家，只要观察一下它的民风，就可以看出这个国家是用什么来教化民众的。民风朴实是《诗》教的结果；民众通情达理，远见卓识，是《书》教的结果；胸怀坦荡，平易近人是《乐》教的结果；心志纯洁，有真知灼见是〈易〉教的结果；恭敬谦逊，庄重俭朴，是〈礼〉教的结果；能言善辩，言简意赅，是《春秋》教化的结果。由此可知，失去《诗》教，人则愚昧；失去《书》教，则多欺诈；失去《乐》教，奢侈淫逸；失去《易》教则诡辩邪恶；失去《礼》教，则浮躁不安；失去《春秋》的教导，则社会纷乱。
司马谈对六经的认识与孔子略有不同，他认为：“《周易》多阐明天地、阴阳、四时与五行之原理的，以变化见长；《礼记》是阐述人际关系的。注重行为；《尚书》记叙的是尧舜禹三代的事迹，以政治见长；《诗经》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长于风土民情；《乐经》论述音乐，以和谐见长；《春秋》辨正是非，以治理百姓见长。”
乐曲是用于抒情解意的，通过乐曲就可以体察到一个国家和人民的生存和生活状态。子夏说：“不同的声调艺术化之后，就是音乐。盛世的音乐安详和乐，这个国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政治则乖戾异常；亡国之音悲怆而忧思，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20）
六经所述之事，有些从表面上看很浅显，但其目的却很深刻。太史公说：“《诗？大雅》说的是王公大人的事情，但其目的却在于用德性来教化小民，〈诗？小雅〉是讥讽我的利弊得失，而目的则是影响上层统治者。它们所说的内容虽然不同，但它们合乎仁德的宗旨是一致的。”晋时王政衰微，南阳的鲁褒写了《钱神论》，吴郡的蔡洪写《孤愤》，从前的史书认为乱世之音怨而怒，其政乖。都是以浅显之中渗透着深刻。
（一）《书》和《乐》的作用
《书》主要是记述人情世故中为人处世的道理，对《书》深切领会的结果就是能够做到通达事理，有远见卓识，诚实正直。《书》阐述帝王的治世之道，其中典谟、训怙、誓命之类的文章，孔子的三千弟子都精通其教义。
对《乐》能够深刻领会，能使人心胸宽广，心态平和，待人平易，谦逊不骄。
乐，并非只能陶冶人的情操，更能激奋人的精神，乐也并非单纯的表现歌舞升平，它还是现实政事的反映。
《乐经》曰：“声音之道与政治相通。五音中的宫调象征君王；商调象征大臣；角调象征人民；征调象征事务；羽调象征万物。如果这五种音调和谐统一，就没有滞涩杂乱的音调出现。如果宫音散乱，则流于荒漫，说明国君骄纵；商音散乱，则流于邪僻，说明臣子败坏；角音混乱，则流于抑郁，说明民众怨忿；征音散乱，则流于哀怨，说明人民太辛苦；羽音散乱，则流于危亡，说明财物匿乏。如果五音全部混乱就不好了，相互叠加叫轻漫，国家就快灭亡了。上古圣明的国君提倡音乐，并不是为自己赏心快意，而是希望借此激荡血脉，振奋精神，从而调整人心。所以听到宫音，会使人心情温柔舒畅，胸襟开阔；听到商音，会使人刚正不阿，向往正义；听到角音，会使人恻隐怜悯，待人温和；听到征音，会使人乐善好施，宽厚爱人；听到的音，会使人庄严肃穆，彬彬有礼。礼从外面深入到心，调和情志；乐则由内心流露出来。所以，圣明的君王一定要听雅、颂之音，目睹庄严肃穆的礼仪，走路仪表恭敬，言谈不离仁义。所以君子即便身处繁杂之地，邪僻的思想也不会进入他心灵。”
音乐因能沁人内心，感人肺腑而受到众多圣贤的喜爱，他们认为乐音是心情的写照，是性情的宣泄。
班固说：“音乐，是圣人所喜欢的，可以使人心地善良。它感人至深，所以古代的帝王都很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人有血气心智是情性，但喜怒哀乐却没有常规。人受到音乐的感染，心有所动，就要通过情感流露出来。因此，轻柔伤感的音乐一起，听众就会悲伤忧愁；平和舒缓的音乐一起，听众就会感到安乐康泰；粗犷猛烈的音乐一起，听众就会有刚强坚毅的反应；率真坦诚的音乐一起，听众就会庄严肃穆；宽裕祥和的音乐一起，听众就会显出慈爱的情态；放纵邪僻的音乐一起，听众就会受到淫荡骚乱的诱惑。古代的君王为淫荡的音乐而感到耻辱，所以制作了雅、颂之音让人听。他们依据人的情性，遵循节律，以礼仪为其内容，注入蓬勃的生气，以伦理纲常的内涵来引导听众，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集，刚而不怒，柔而不慑，使阴阳刚柔四气交汇后表现出来。这样，就能激发善心，而不使邪淫之情，毒化人们的心灵。这就是先王创立音乐的根本。”
《吕氏春秋》说；“国家灭亡或是行刑杀人，不是没有音乐，而是这种音乐不会使人快乐。快要淹死的人，可能也会发出可怕的笑声；被判罪的人，也可能要唱歌；发狂的人，也会舞蹈。乱世的音乐，和这三种人很相似。”范晔说：“钟鼓不是音乐的本质，但乐器离不了钟鼓；猪牛羊不是用以表示孝敬的主要东西，然而赡养双亲却不能没有它们。只看重乐器而忘记了音乐的根本目的，音乐就失去了意义。用和谐的韵律来协调内心的气质，这才是音乐的本质。因为赡养老人而伤害了其他，反而是受了孝道的拖累。履行孝道而又能合理抚养老人，这才是最大的孝。”
为君者，创作音乐要符合时政，聆听音乐要能听到弦外之音。乐，也许不能改变政事现实，但却能如实反映出时事的变迁，君王要听音而知政，力图更适应民情民意。
（二）《易》和《礼》的效果
深读《周易》，可以让人心志纯洁，摒弃一切污浊邪念，增长见识，精微学识。《周易》细微神妙，爱与恶相生相克，远与近相互吸取，不让人过于亲近以致互相伤害。
熟思《礼》，能深刻领悟到恭敬俭朴，谦逊庄重而不浮躁的真谛，做个用礼行遍天下之人。
对于礼法，只有依据人情、人性而定，子民才会接受施行。天下之事只有受到一定的礼仪规范的约束和调治，才能稳定而有序，有礼则事事有序，无礼则人人奢淫无度。
太史公云：“之所以要依据人情制定礼法，依照人性规定各种规范是因为人情道理千头万绪，要把这些事情安排好，就需要有规矩贯穿其中，用仁义诱导人们上进，用刑罚约束邪恶，使德行高尚者地位尊贵，使用禄厚重者蒙受恩宠。唯此才能统一天下，治理万民。依据人情制定礼仪就是按照人的好恶来制定规范。人喜欢乘坐车马，那就在车身和车辕上涂绘金色纹饰；眼睛喜欢缤纷的色彩，就在衣服上绘制花纹图案来美化仪容；耳朵喜欢听美妙的声音，就调和金石丝竹来愉悦人的精神；口舌喜欢美味，就制作了美味佳肴；喜欢珍奇美物，就打磨壁玉金器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古代贤王为了防止淫逸奢侈，补救奢华带来的弊病，在祭天时所用的大车，只铺一块不收边的席子；上朝的服饰仅是鹿皮做的王冕，白色质料的衣裳；欣赏音乐，乐器也只是朱红丝弦和底部有孔的瑟；祭祀的祭品，是没有调料的肉汤和水酒。所以，上至朝廷君臣的尊卑贵贱，下到百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事事都有分寸，物物都有节制。但随着周王室的衰微，礼乐制度遭到破坏，上君下臣，都破了规矩，坏了纲常。循规蹈矩的人备受欺侮，不走正道的人却显贵荣耀。社会一片混乱，人们不能自制，行为变得奢淫无度，仅以子夏为例，他是孔子最优秀的弟子，连他都说：“当看到外面社会上的繁华瑰丽时，心里很喜欢，可回来听了先生的教导，心里也很高兴，这两种不同的感受，常在我心里交战，又不能取舍判断。”子夏尚且如此，何况那些中等以下的人，受不良教化的影响，怎能不被腐化的社会风气征服呢？”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21）
俭朴虔敬是礼的本质，生活不奢华，处处有节制，才是君之道，民之本。
有了礼仪的约束，人们的所作所为才会有所节制，人们的生活才会有礼可依，走上正轨。
班固说：“人吸收了天地间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先天而成的人性不能节制，圣人能加以节制，却不能灭绝人性。所以，效法自然制定礼乐制度，目的就是为了通神明，立人伦，修正人的情性，节制人事。人性有男女之情，有生来的妒忌，因而制定婚姻的礼仪来规范它；有交接之道和长幼之序，因而制订宴饮的礼仪；有哀悼死者、思念远方亲人的感情，因而制订丧礼和祭祀；有尊重长者、效忠国君之心。因而制定朝拜觐见的礼制。悲痛时有哭泣顿足的节奏，高兴时有载歌载舞的举动，使雅正之人能名副其实，邪僻之人防止失常。所以，婚姻的礼法废弃了，夫妇就有苦难，淫乱就会增加；宴饮的礼仪废弃了，长幼之序就会混乱，争斗的事件就会频繁；丧礼、祭祀的礼仪废弃了，骨肉之情就会淡薄，忘记先人的人就会大量出现；朝拜礼聘的规矩废弃了，君臣的地位就会颠倒，犯上作乱的事件就会发生。所以孔子说：“安定朝纲，治理百姓，没有比礼制更好的了；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所谓以谦恭礼让治理天下，指的就是礼乐。”
君王熟识《周易》，心志高洁，臣子也就不敢欺君瞒上了，君王深悟《礼》之深妙，并身体力行，臣民也就跟着效仿。为君者能够率先做到有《易》守《礼》，臣民自然也就顺而行之，安定朝野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孔子与《春秋》
《春秋》的教化作用就是让人要善于言辞，但必须言简意赅，话语有序而不乱。
孔子之所以著作春秋，除了教化民众要掌握言辞的精髓外，更是警示君王不要丧失治国的根本：君王之道。
太史公对于孔子著书《春秋》的原因进行了如下解释：“在周朝的王道衰微时期，孔子是鲁国的司寇，但他的才智并不被众人认可，诸侯们都陷害他，大夫也阻挠他。鉴于这样的情况，孔子知道再说什么也没有用，自己的任何主张都不会被采纳。于是他便把自己的是非标准寓于《春秋》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之中，作为天下的仪表。在《春秋》中他直言指责了失道的天子，贬斥了僭礼的诸侯，声讨了犯上的大夫，其目的是为了实行王道。孔子认为：与其说空话，还不如记载具体历史事实，更为深切显明。”
太史公又说：“《春秋》一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伦理纲常，判别嫌疑，明辨是非，论定犹豫难决之事，表彰善良，贬斥邪恶。尊重贤能，蔑视不肖。保存亡国的史迹，接续断绝的世系，弥补残缺，振兴衰废，这些都是王道的根本。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好的了。在《春秋》中，记载有三十六起弑君事件和五十二起亡国事件，至于诸侯流亡不能保住社稷的，不计其数。君王如果仔细考察这些事件的起因和经过，也就明白了为君治国的根本。”
孔子之时，因上无贤明的君王，下面的臣子又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留下言论，以便判断礼义，作为评断君王的法则。如过遇到贤明的天子，当官任职，上下各得其所，是否就不需要著书立说，阐明明君之德，治国之略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太史公说：“伏羲最为淳厚，但他仍然作了《易经》的八卦以传后人。尧舜的盛德，因记载在《尚书》里，礼乐才因此而兴。商汤、周武王功业兴隆，受到诗人的歌颂。《春秋》扬善抑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不仅仅是讽刺而已。汉朝开国以来，到现在的圣明天子，承受天命，朝野上下肃穆清和，天子的恩泽滋润无边，文武百官大力颂扬天子的盛德，但总觉得有些问题没有彻底说透。况且天下有贤能的人如果得不到重用，那是国君的耻辱；如果主上圣明而其恩德得不到传扬，则是下属官员的失误。所以作为臣子，如果不去记载昏君的无道，就不能给后世以警醒，如果不去记述明君的功德，更是莫大的罪过。”八、诸子百家暗含治国之智
诸子百家虽然都阐述了不同的治国观点，但其目的都是为了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正所谓文子所言：“圣人做事，殊途同归。秦楚燕魏的歌，虽然曲调不同但都表达了欢乐之情；各民族的哀乐，虽然声音不同却都是悲伤的表现。因此说，歌声是快乐的表现；哭泣是悲伤的结果。内心和悦闲适，外表就要流露出来，其他人也会受到感染。”
诸子百家之对政事持不同的观点缘于政事本来没有固定模式，所以要巩固根本，革除弊端，就要做到与时俱进。
时代在不断变化和更替，固守一种制度，顽守一种方法，显然是不能解决社会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的问题。况且人们千奇百怪的欲望和情感也在不断地萌生，了解和探知一个人的内心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简单了。所以，对于时政和民心，即便有应付万物的智慧，也不可能去完全掌握这世道人心的变迁；就是高山大川的险峻幽深，也无法与人心之难测相比。因此，顺应时尚和世事之推移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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