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法特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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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对情人原打算在1960　年夏天结婚。由于阿拉法特和瓦齐尔的其他一
些同事们的压力，他们改变了计划。当时，除阿拉法特外，正在作为法塔赫
领导人出现的多数都已结婚。希望瓦齐尔推迟他的婚期，是在这样基础上提
出的，婚后生活的责任和欢乐将会占去他太多宝贵的时间。简言之，事业将
受损害。出于他的好脾气，瓦齐尔决定他的同事们得分。到1962　年，英蒂莎
大概对这些闲话已感到极其厌倦，说什么她更像瓦齐尔夫人，而不是未婚妻。

瓦齐尔和英蒂莎在加沙结婚以后，出发进行一次周游阿拉伯世界的旅
行。“我们作了一次伟大的旅行，”她笑着告诉我，“但这不是我要称之的
蜜月。我们从一个秘密会议到另一个秘密会议。

上午会议。下午会议。晚上会议。我们多半是在汽车和飞机上睡觉。”

工作蜜月在1962　年9　月8　日结束。那天清晨阿拉法特从他的办公室驱车
经过一段不长的距离来到科威特机场。瓦齐尔已经用信号通知他将带着他的
“秘密武器”到达。

回想起她第一次会见阿拉法特时，英蒂莎说：“他在机场迎接我，就像
我是一位来访的国家元首。我们拥抱后，他提着我们的行李上车。然后他护
送我们到我们的表哥家中。”

我问英蒂莎关于她对这位巴解组织未来主席的最初的第一个印象。带着
对这位男子明显的喜爱之情，她回答说：“他非常礼貌。非常友好。非常慈
样。非常热情。我记忆最深的是——他的多情。”

阿拉法特对他的两位朋友所享有的爱情和欢乐的反应，也许很好地促使
他思考婚姻的前景。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陷入了热恋并订了婚。后来，在他
作山他的牺牲以后，阿拉法特多少有些把瓦齐尔—杰哈德的家当作自己的


家。对哈利勒和英蒂莎来说，他亲密得就像是最敬爱的兄长。对他们的孩子
来说，他是第二父亲。和杰哈德的这种特殊关系，帮助阿拉法特填补了他个
人生活中的空白。

当1962　年即将结束时，阿拉法特和瓦齐尔有理由感到满意。在巴勒斯坦
方面，无可否认，确实有许多巴勒斯坦人，也许是大多数，依然对纳赛尔和
所谓的革命的阿拉伯政权寄予信任。纳赛尔声明他没有解放巴勒斯坦的计划
被意味着他没有即时的计划。所以，阿拉法特和瓦齐尔也不能自称他们已经
扭转了这一潮流。但是，《我们的巴勒斯坦》已经发出光和热。作为它的后
果，到1962　年底，已有日益增多的受其影响的巴勒斯坦人深信，阿拉伯政权
是不能依赖的。仅仅这一事实，就使阿拉法特和瓦齐尔有足够理由对他们
1959　年以来努力的结果感到满意。他们还创建了地下基层组织网。它处于良
好状态。可以说，法塔赫的机体业已形成，正等待着注入新的生命。

在科威特，1963　年的第一项议事日程是讨论建立法塔赫的第一届中央委
员会。即将开始的不是很多权力之争，而是一场关于政策的意志战。阿拉法
特很快将发现，自己和那些敢于说出他们不同意他的看法的同事们处于对立
地位。


第七章领导问题

直至1963　年，地下组织网——即法塔赫，当时它的骨架已形成，只是缺
少名字和血肉——的实际领导人仍是初创时的四个人——阿拉法特、瓦齐
尔、卡里姆和阿米拉。阿拉法特，由于他的经验和他的人品，是四人中的领
头人。在1963　年，阿拉法特的希望是，这个组织的法定领导职务应该围绕着
他来建立，因为他和瓦齐尔为推动这个组织的建立做了许多工作，他不仅在
同级人员中是首席，而且是无可争辩的领袖。但是，事情并非如此。

当法塔赫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于2　月份组成时，阿拉法特实际上被降级
了。可以说，他被降为十人集体领导成员之一；对他来说，当时最紧迫的事
情，是需要发动一场反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功，来确立巴勒斯坦人的地位。在
这最紧迫的事情上，他处于少数地位。

这样，在阿拉法特同集体领导中的他的同事和朋友中的多数人之间，展
开了一场意志战。这是一场原则争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权力之争。争论
的问题是，建立什么样形式的领导最适合巴勒斯坦人在未来斗争中的需要。
这场意志战，首先影响了法塔赫的内部政策，后来又影响了巴勒斯坦解放组
织的内部政策。直至1983　年，当阿拉法特不愿再受集体领导的约束，决定不
顾一切向阿萨德总统摊牌时，这个问题还未得到解决。阿拉法特认为，叙利
亚的领导人是罪恶之源，他利用他在法塔赫和巴解组织的影响，来破坏和阻
挠巴勒斯坦人旨在谋求同以色列进行政治和协商解决的每一次和每一个行
动。

阿拉法特真诚的感情从未在公开场合经受这么大的打击，因为他是完全
忠于他的同事的。我认为，阿拉法特从一开始就反对集体领导这一概念。他
认为这是制造灾难的方法。显然，阿拉法特很清楚，在这种状况下，在集体
领导中的个人，发觉他们自己常常处于以最正当的理由同政治上相抵触的既
得利益集团相结盟的境地。一方面，由于巴勒斯坦人不得不成为机会主义者
才得以生存，有些领导人甘愿自己受埃及的影响，有些受叙利亚的影响，有
些受约旦的影响，有些受沙特阿拉伯的影响，还有一些受伊拉克的影响，如
此等等。在另一方面，有些人更多地受美国的影响，而另一些人则更多地受
苏联的影响。

阿拉法特认为他们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是潜在的问题，有两个方面。首
先，集体领导将容易被阿拉伯和外国政府及他们的代理人所操纵。其次，也
是更大的问题，即一个受外来的对立的既得利益集团所控制的领导班子将无
法在危急时刻或最有利时机作出有力的决定。总之，阿拉法特的看法是，集
体领导将使决策的进程陷于瘫痪。

除了事件的证明以外，有关阿拉法特对集体领导制度缺点的强烈反感的
唯一真实线索，来自同他的两位最高级的忠诚的同事的秘密谈话。这两人过
去和现在都完全信奉集体领导的思想。但是，在另一话题下，他们告诉我，
阿拉法特曾多次私下要求赋予他的决策全权。阿拉法特每一次提出的论据的
实质是，如果他能以领导的名义自由作出决定，他会推动事态进程。每一次
他的推断的结果是，他将早在过去就使事态取得进展，如果他曾被赋予作出
决定的权力，而不是必须采取平衡行动以致作不了决定，或者虽作出了决定
却为时已晚，不能把握时机作出及时反应。

先是对领导问题、然后是关于战略问题的意志战，是在特定的人物之间


进行的。可以说，早期的主要对抗是以阿拉法特为一方和哈拉德·哈桑为另
一方。哈拉德富于雄辩，代表多数主张集体领导的中央委员发言。领导反对
阿拉法特“不成熟的”军事行动计划的也正是哈拉德。

这一对抗发展到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就几乎要分裂和毁灭法塔赫的地
步，以后又促使阿拉法特怀疑哈拉德·哈桑有朝一日要取他而代之。现在他
们两人可以对这种猜疑坦率地相互交换意见。“至少有三回，”哈拉德对我
说，“我告诉阿拉法特，如果他真的相信我要取得他的职位，我愿意辞去我
的职务以证明他是错误的。”

哈拉德·哈桑1928　年出生于海法。他对民主和公开辩论的迷恋，使他厌
恶独裁和他称为阿拉伯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搞的“突然袭击思想”，
这是他在巴勒斯坦少年时期形成和经验的产物。

“第一个用哈拉德这个家族名称的是一位法官，”哈拉德说。“在他之
后很久，这个家族分为两支。一支拥有土地，做地产生意，十分富有。这个
家族的我们这一支沐浴宗教文化。我的父亲执掌伊斯兰法规事务。他也是文
化和政治事务负责人。我可以说，他很受人尊敬并很知名。我们并不富裕，
但直到父亲辞世，我们生活都还可以。

“我们的家族数百年来负责管理圣乔治山洞，那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
斯兰教三种宗教信徒的圣地。每逢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家成了很
有教养的这三种宗教人士聚会的场所。在这三天里，他们经常来到这里，讨
论宗教和政治问题，每次有数百人。由于人数太多，他们自带食物，但是，
我们的家成了某种形式的宾馆。我们通常提供各种方便条件。我就是在这种
气氛中成长的。当我六岁时，我的父亲眼睛失明了。作为长子，我不得不负
起接待客人的责任。我也有义务侍留在父亲身边，领着他各处走动。尽管我
还年幼，我已习惯倾听各种辩论，我想你会说，政治胚芽就是这样在我心中
培植起来的。”

当哈拉德13　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作为长子，他必须承担家庭的责任，
这个家庭包括他的母亲——当时很年轻，像是他的姐姐，他的四个弟弟和一
个妹妹，还有一位女佣人。“因此，我必须学习和工作，”哈拉德说，“由
于我的责任和年龄，我不能像许多比我年长的亲戚那样百分之百地投入政治
和军事斗争。但是，我参加了伊斯兰童子军运动海法支部。我曾告诉过你，
英国人不允许我们巴勒斯坦人自己组织起来，因此，我们不得不以俱乐部或
社团为掩护进行聚会和训练。”

1947～1948　年哈拉德为武装斗争作贡献的故事，还有很有趣的一面。“这
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当英国部队结束了值勤任务或作为调遣计划的一部分而
换防时，有些英国士兵和军官就准备把他们的武器出卖给开价最高的购买
者。因而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为购买这些武器展开了竞争。为了利用这个机
会，我在英国军队的通讯处找到一个工作。我的特殊任务是查明各种部队何
时撤离。然后，我有责任从准备出卖武器的士兵和军官手里购买武器。很遗
憾，我于得并不顺利。跟我在同一办公室工作、并负有同样使命的是一位非
常漂亮的犹太妇女。实际上她是一个英国犹太人。由于她有钱和漂亮，多数
情况下她占上风。”哈拉德十分幽默地叙述了这个故事。“说不定有一天我
们会重逢。”

1948　年4　月的一天，哈拉德下班回到家里，发现他的家人已经逃离了。
海法被犹太军队所占领。上个星期发生了代尔亚辛大屠杀。哈拉德说：“你


知道，犹太人经常说，除非你是一个犹太人，否则就无法理解他们在纳粹大
屠杀后的感受。我相信那是事实。但是，我们巴勒斯坦人的一个说法也是事
实。除非你是一个巴勒斯坦人，否则就无法理解我们在代尔亚辛大屠杀后的
感受。由于那儿所发生的一切，我们真的相信，一旦犹太军队进入我们的城
镇，我们将被杀尽。我母亲给我留言，她决定保住五个人的生命比失去六个
人好。”

哈拉德乘坐的英国军队工作人员的汽车被哈加纳的一个巡逻队拦截，停
在他家附近。“巡逻队的领导人蔡姆，出身于曾是我们家的朋友的一个犹太
人的家庭。在孩提时，我和蔡姆有过许多争吵。现在他要把我投入监狱，还
声言他要审问我。我担心我将被杀害。英国军官拒绝把我移交给他。蔡姆对
我说，‘这次就算了，但是我们将会再见。’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当英国
人不再在这儿保护你时，我将逮住你’！”

在犹太人控制海法的几天之后，哈拉德拿不准是留下还是离开好。在他
踌躇未决时，他跟一些犹太朋友通了电话。“他们说，如果我去他们那儿，
他们将帮助我。我没有同意。我说：‘不，我将离开。’然后，他们中的一
人对我说：‘你看，犹太人并不都是一个样。我们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我
们不是那种想伤害你们或者强占你们土地的人。当你们的人民回来时，他们
应知道谁是他们的敌人，谁是他们的朋友。’我不能说这些犹太人想保护我
是出于全然错误的理由。但是我可以断言，他们对前途是十分恐慌的。他们
相信，我们巴勒斯坦人总会重返我们的家园，他们期望把他们对我的保护作
为他们自己未来的保险单。然后就没有别的什么话可说。我说了一声，‘再
见’，并把电话挂上了。”

在第一个停战协定结束之后，哈拉德的英国朋友告诉他，不再有什么希
望了。犹太人将取胜。巴勒斯坦人完结了。哈拉德决定移居肯尼亚。他考虑
将乘澳大利亚女皇号轮出发旅行。轮船在海法港外停泊，准备运载1000　名英
国军人，几百名埃及人，他们都是为英国人服务的厨师和勤杂工。哈拉德从
埃及在海法的名誉领事那里得到了去肯尼亚的签证。

“出发的时间到了，我乘坐英国的军车到海边。在那儿等待乘小船上澳
大利亚女皇号轮船。我正在等船时，来了一些以色列士兵。他们要逮捕我。
两位英国宪兵插入了我和以色列人之间。以色列人开始叫喊，要求英国人让
开。‘这是以色列，’他们说，‘我们现在是军事当局。’

“当他们正在争吵时，小船到了。我跳了进去，就这样离开了我的祖国。
我应该对那些英国宪兵们说一声‘谢谢你们。’”

哈拉德乘坐澳大利亚女皇号的旅行在赛得港突然终止了。他没有健康证
明书，因而被埃及卫生部门隔离俭疫。“英国行政官员试图帮助我。他指出
我是过境。像其他地方的官僚们一样，埃及人不想知道这些。如果我有钱贿
赂他们，事情就会另一个样子。不幸的是，我身无分文。”

几星期后，哈拉德被转移到西奈火热沙漠中的一个临时难民营。“我们
约有16000　人住在帐篷里。它名为难民营，其实不是。这是一个关押巴勒斯
坦难民的埃及监狱。”

哈拉德在难民营居留的年月里，忙于从事各种工作。他办了一个学校，
他自己承担了许多教学任务。他自愿在难民营门诊所工作。他建立了一个委
员会管理难民营的事务并尽量充分利用难民营有限的设施。他自己委任自己
为难民营里组织逃亡的官员。


“我优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一批符合条件的并决心同以色列战斗的
年青人逃离。出于同情，我也帮助过另外一些人。譬如有一位从海法来的男
人，他失去了他的小女儿。她在难民营出生，由于她的妈妈没有足够奶水而
死去。然后这位可怜的男人的妻子也死了。我为他安排逃往开罗。后来一个
偶然的机会，他又给我以帮助。那是在他家洗了一次澡，这是一年来的第一
次。”

我问哈拉德他是如何组织逃亡的。“我用我仅有的东西——食物未引诱
埃及警卫人员转向我们。真主知道，我们的食物少得可怜，但是，它比埃及
军队赖以生存下去的食物要好一些。到我安排我自己逃跑时，我已失去了我
正常体重的三分之一。”

哈拉德逃离难民营是在埃及当局宣布西奈难民营的居民将要转移到加沙
以后不久。“我不能上那儿，”他说，“我需要和家人在一起，或者到某个
地方，在那里我将是自由的。”

此后的几个月，哈拉德实际上成为阿拉伯情报机构追捕的逃亡者。“在
开罗，后来在约旦，我发现凡是想要为巴勒斯坦事业而工作和主张自由地组
织起来的巴勒斯坦人，都无立足之地。”

唯一的好消息是得到一个信息，他的家人是在黎巴嫩南部西顿的某个地
方。经过一番斗争，哈拉德得到了经过叙利亚进入黎巴嫩的签证，然后终于
到了贝鲁特。从那里，他用从大马士革一位亲戚处借到的最后一点钱，雇了
一辆出租汽车去西顿。“我正前往一个我一无所知的城市。我不知道该如何
继续进行下去——没有联系的人名，没有地址。我将在什么地方下车？有谁
会知道我的家？我将如何探询我的家人？此后发生的事情简直难以置信。如
果不是我亲身经历，我是不会相信的。

“突然，没有清楚意识到的任何理由，我告诉出租汽车司机停车并让我
下车。我把最后一点钱付给了他。随后，我看到我的一位表兄正在从我下车
地方对面的大楼里走出来。起初他没有认出我，我呼叫他。我们亲吻，流泪，
然后我问：‘我的母亲在那儿？我的母亲在那儿？’

“我的表兄被问呆了。‘你真的不知道你的母亲在那里？’他用奇怪的
眼光看着我。‘她在这里，就在你停车的地方！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我和家人重新团聚，自然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但是，也是富于戏剧性
的。我的母亲曾经明白表示，对于第一个带给她我还活着的消息的人，将给
以一条金项链作为奖赏。在过去的十八个月中，她每天都独自一人在自己房
里度过一段时间——她为舍弃了我而感到内疚，哭得心都碎了。她相信我已
经死了，因而不断地谴责自己。起先没人急于上楼去告诉我的母亲关于我的
到来。我的弟弟、妹妹及其他人担心我的出现对她震动太大，说不定会犯心
脏病。我的胃缩小了，我瘦了许多，我的头发几乎拖到背上。”一位名叫纳
赫拉的16　岁的美丽姑娘，开门迎见了哈拉德和他的表哥。“就在那一瞬间，”
哈拉德回忆，“我想总有一天她会成为我的妻子。”后来纳赫拉真的同哈拉
德结婚了。由于她报告了哈拉德还活着的消息，她得到了金项链作为奖赏。
她的小妹妹终于上楼去叫哈拉德的母亲，她得到了另一件礼物。

“当母亲见到我时，她激动得站不稳了，我以为她会倒下。她哭喊首，
然后，她对形势使我们处于十分可怕的境地而感到非常生气。她为未能好好
养育我们而感到羞愧——她以为我会饿死。她为我们的生活条件而惭愧。我
住的房间既是厨房又是盥洗室。房间太小了，当我躺下睡觉时，我不得不把


我的腿伸向盥洗室。

“在随后的时日里，我发现我的母亲变化太大了。我父亲去世时她才28
岁。她现在已不再是温柔天真的妇女。她是坚强的，并已准备好成为一家之
主。

“当我俩单独在一起时，她对我说：‘哈拉德，我必须告诉你’我们的
家境太坏了。除面包外，我们每月从红十字会领取的食物不够供养全家。四
个星期中有三个星期只能靠面包和洋葱度日。”她还告诉我，当我在巴勒斯
坦工作时，她积蓄起来的工资都已用尽。接着她谈到了金子。我们的传统是
丈夫把金子作为礼物送给他们的妻子。这是我们为妻子和家庭提供未来安全
保障的一种方法。

“她对我说：‘哈拉德，我有一些你父亲给我的金子，但是我必须告诉
你他的嘱咐。在他逝世之前，他说金子只能用于两个目的：一是支付他的孩
子受教育的学费，一是满足我们客人的请求。如果我们需要食物和衣服，我
们必须工作。这些就是他的叮嘱。’

“我问我的母亲，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她说：‘哈拉德，我就要作出一个决定，并且我希望你能同意。我有
四个儿子。第一个、第二个和第三个儿子都很聪明。他们在他们班上经常是
名列前茅。第四个儿子在学习上不是那么聪明。我已决定第四个儿子必须结
束学习，开始工作。你同意吗？’

“当我回答同意时，她说，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黎巴嫩法律规定
巴勒斯坦人没有工作的权利，’她说。‘你必须运用你的一切力量，为你最
小的弟弟谋一个职业。’”

哈桑弟兄中的老四终于找到了一个汽车油漆工的工作。“正式说来，他
不是受雇，”哈拉德说，“他只是帮手，报酬是秘密地付给的。他挣的钱确
实改善了我们的处境——但不是很多。因而我决定我必须离开黎巴嫩。我们
不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我们都必须去工作，而我还想继续我的学业。在我
脑海里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组织一个袭击以色列的突击队组织。”

哈拉德决定到叙利亚去碰碰运气。先是1950　年，后来又在1951　年，他
在那儿试图组织突击队的想法没有成功。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他的第一次
尝试由于哈吉·阿明·侯赛尼不能提供必要的资金而告吹。

在那次失败之后，哈拉德的命运有了好的转机。他附属于在大马士革的
阿拉伯学院，把当英语和数学教师作为自己的自由职业，开始得到优厚的报
酬。“我按时计酬，而我的聘请人多数都很富有，”他说。

在叙利亚，就像当时在埃及一样，穆斯林兄弟会是唯一继续认真进行反
对以色列斗争的有组织的团体。在同兄弟会叙利亚分会合作下，哈拉德试图
再次努力组建一支巴勒斯坦袭击力量。这一回，他得到也在叙利亚工作的他
的弟弟阿里的一些帮助。

“一个偶然的机会阿里和我得知，兄弟会大马士革分会的领导人穆斯塔
法·西巴伊急需教师教他学英语。我还必须告诉你，他是叙利亚议会的副议
长。阿里得到了当他英语教师的职业。然后，他安排我在西巴伊办公室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