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国际特工 作者:张晓宏 许文龙-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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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尔格在南京呆了近一个月，现在出入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部如同进出自己的家门。就在他离开南京的前一天，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他的同团战友梅林霍夫真的领他去见蒋介石。这使佐尔格感到非常意外。
一天下午，佐尔格、梅林霍夫在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的带领下来到了蒋介石居住的中央军官学校官邸。这是一幢红砖红瓦的两层小楼，四周绿树成荫，露出洋房的红色盖顶，成为万绿丛中一点红，显得格外美丽。
佐尔格等人随林蔚来到了蒋介石的办公室。办公室东、南两壁是镂花窗，窗前挂着绸帘；西面墙上挂着军事地图，地图上插满了红、白、蓝三色的三角小旗。室内摆设着沙发、木椅、藤靠背椅和写字台。
蒋介石穿着土黄色的军装，右手握着一支红蓝铅笔，正坐在一张大写字台前披阅公文。听到报告声，他抬起头，微微颔首，长长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这时，佐尔格才发现蒋介石的光头完全是硬剃出来的，头皮上泛着青碴。他的一双眼睛虽然很小，但却又黑又亮，目光威严，嘴唇上蓄着的一小撮浓密的黑胡须。总之，蒋介石给佐尔格的印象是颇有普鲁士军人气质。
“欢迎您到中国来”蒋介石很客气地招呼来访的德国客人。“早就听顾问先生提起博士，今天很高兴能与博士见面。”
佐尔格坐下来客气了几句。
蒋介石话锋一转，说道：“中国目前的局势并不乐观，共产主义势力在南方数省有所抬头。共产党的军队占据几个偏远的山区与国民政府的军队对抗。这还有待德国军事力量的大力支持，我相信，中国军队在富有优秀传统的德意志军事顾问的指挥下，定能消灭中共的红色军队。”他望着大家笑了笑，“当然，德国的飞机和大炮也是至关重要的。”
通过这次简短的会面，佐尔格对这位中国的独裁者得出如下印象：缺乏政治头脑，没有远见，典型的军人作风，不善于治理国家。热衷于兼并战争，对外国人一直妥协。对日本、德国抱有好感，敌视苏联。
就在佐尔格回到上海的时候，他所盼望的苏军情报特使已从莫斯科取道另一条路线来到了上海。这是位资深的情报专家。佐尔格风趣地称他为“老师”。“老师”帮他熟悉情况，介绍与必要的人取得联系，并负责与海参崴、伯力进行无线电联络。
“老师”神秘莫测，从不公开露面。他身材不高，皮肤黝黑，黑头发、瘦脸庞，活泼好动，从不悲观，从不惊慌失措，但有时也会变得严肃镇静，凭着他的第七感官敏锐地预判出可能发生的危险，并巧妙地逢凶化吉。为了在最初阶段“帮带”这位年轻人，协助他开展工作，情报局专门派了这位“老师”来到中国。在短短的时间里，“老师”对这个精明强干的学生的表现非常满意。一个月后，“老师”准备返回莫斯科，临行前，在秘密联络地点握着佐尔格的手说：“我将如实向‘老头子’汇报，你完全能胜任这项工作。再见，要格外谨慎……”
从此，理查德·佐尔格便独立开展工作。
就在“老师”离开上海的第二天，报务员马克斯·克劳森来到了上海。佐尔格不认识此人，在莫斯科也未曾见过，但“老师”已把克劳森的情况详尽地介绍给佐尔格：克劳森是汉堡的一个海员。一次大战时当过兵，干过铁匠，当过技师……又在德国商船上当过报务员。克劳森多次参加罢工，组建海员工会。后来，年轻的克劳森向往新生的苏维埃国家，便毅然投入了帮助苏联恢复重建的工作中。不久，他参加了苏军情报组织。1927年被派往中国东北工作。由于1929年末东北军与苏联远东部队因中东铁路线的归属问题而爆发了武装冲突，克劳森奉命潜伏在东北，及时弄清事件的原委，向中央做了汇报。这便是克劳森姗姗来迟的原因。
佐尔格虽然知道了克劳森来到上海的消息，但是等了一星期才跟这个助手接头，为的是检查克劳森是否从东北带来“尾巴”。
为便于工作，佐尔格指示克劳森做些买卖。马克斯·克劳森便办起了一个带车库的修理所，主要修理各种电器。
终于，在一家名叫“凯赛”的外国小酒馆中，克劳森见到了佐尔格。
当佐尔格走过来的时候，克劳森忙从桌旁站起，向他伸出一只皮肤粗糙而强劲有力的大手。站在佐尔格面前的是一位肩膀宽大、健壮结实、面目粗犷的新朋友。他虽然年仅30岁，但已开始发胖。
他们坐了很久，不慌不忙地品味着啤酒，玩着侍者送来的牌。玩牌之间克劳森谈论最多的还是他的哈尔滨之行。
“就这样，我在蓄电池上睡了一个月……变压器倒是没有。”
“在变压器上睡觉要舒服得多。”佐尔格一本正经地同克劳森谈话。
直到夜深人静，佐尔格和克劳森才相偕走出酒馆。
佐尔格在街上对克劳森说：“现在急需的是一部发报机。你要尽快装好，但要格外小心。要与威思巴登取得联系。有呼号吗？”
“有……可能连慕尼黑也能联系上。”
“慕尼黑”是指莫斯科，“威思巴登”是指海参崴。佐尔格首先关心的是无线电联络。
“就这么定了，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佐尔格重重地拍了下克劳森的肩膀，这是汉堡港务人员的习惯动作。
马克斯·克劳森心领神会地笑了：“怎么，你也喝过咸水？出过海吗？”
“什么都干过……”
他们分手了，佐尔格站了一会儿，目送离去的朋友，仿佛一切都很正常，没人跟踪马克斯。然后他横穿大街，在转弯处拐向另一条路，叫了一辆人力车，穿过了几个街区。为不留踪迹，他下车后，又步行回旅馆。
就在佐尔格住的那个旅馆里，还住着一位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她和佐尔格在同一层楼上。史沫特莱是法兰克福一家有影响的报纸驻中国的代表。有关她的许多事情，佐尔格在德国就早有所闻。读过她写的书和文章，知道她思想进步，但是并不认识此人。
他们在楼上咖啡厅里吃早点时总能相遇。渐渐他们熟了起来。
史沫特莱虽已年满40，但身材匀称，非常漂亮，而且和蔼可亲，一双灰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她是一名富有正义感的作家，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
史沫特莱与佐尔格认识的时候，正是她的著作《大地的女儿》定稿之时，书中有许多自传性的内容。这位美国女作家在上海交游很广。她是作家鲁迅的朋友，萧伯纳访华时也和她见过面，同日本和中国的进步记者也常有来往，因而，她常常能了解到最新的消息。
过了一段时间，佐尔格搬出了这个收费昂贵而又不方便的旅馆，因为在这儿他从早到晚都受到一些人的监视。德国总领事帮助他在法租界拉斐德路找到一套既便宜又方便的住宅。
第3节　组织在加强
为共产国际服务，我非常高兴，我一定把工作做好。
——方文
1930年5月初，佐尔格去广州和中国其他南部省份，进行六个月的采访。
6月，佐尔格在广州再一次见到了史沫特莱。这时，他们已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佐尔格向她公布了自己的身份（佐尔格只说自己为共产国际工作），并请求她为自己物色中国助手，史沫特莱欣然答应。
史沫特莱在中国有许多朋友，她特意将一批思想进步（甚至是中共党员）的青年安排在自己在广州的住所聚会，以便让佐尔格在一旁观察挑选。
一天，佐尔格正和史沫特莱聊天，忽见门外走进来一位文质彬彬的中国小伙子，他似乎怕打扰他们，便要退出去。
史沫特莱走过去，将那个中国小伙子拉了回来，向他介绍说：
“这位是约翰逊博士，德国人，专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
佐尔格见史沫特莱这样主动介绍自己，估计这个中国年轻人是个进步青年，便迎上去和他握手，并用英文说：“很高兴认识一位中国朋友，我刚来广州，希望你多多帮助。”
小伙子颇感惊奇，过了一会儿，他也用英语回答：“我叫方文，是广州东山美国教会女子中学的汉语教师，欢迎约翰逊博士到中国来。”
佐尔格听着方文流利的英语，非常高兴，连连点头，感到这个年轻人是个合适的人选。
史沫特莱趁机向方文提出一个要求说，她和约翰逊博士都刚到广州，打算作些农村经济情况和工厂工人生活状况的调查，要逗留一些时间。因为住旅馆不大方便，希望他能帮助他们租一小幢房子并配备家具，不知他肯否帮忙？
方文愉快地表示没问题。很快，他在东山市区大街的拐角处租下一座小楼，屋内配有全套的家具。史沫特莱看后很高兴，不久就和佐尔格都搬了进去。史沫特莱住二楼，佐尔格住一楼。
在这幢小楼里，史沫特莱和佐尔格接待了许多的中国朋友。方文更是这里的常客。
佐尔格很喜欢方文，在他的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信仰，坦承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方文本来就是中共党员（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如今见佐尔格这样向他推心置腹的谈话，无形中受到了一种感染，他仿佛有一种见到自己同志的感觉。
事隔不久，佐尔格和史沫特莱离开了广州。临行前，佐尔格给了方文一个地址，让他到上海去找他。方文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就在佐尔格他们到上海的一个星期后，他也风尘仆仆地从广州赶到了上海。
按约定，在一处秘密地点佐尔格和方文见面了。佐尔格的第一句话便是：“请你原谅，因为工作需要，我用的是假名字。我的真姓名是理查德·佐尔格。我奉第三国际驻莫斯科总部的命令，到上海建立情报站，专门侦察德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合作情况以及蒋介石军队镇压中国共产党红军的具体措施，以便第三国际总部帮助中国共产党采取必要的反措施。”
方文很激动：“佐尔格同志，我能干些什么呢？”
佐尔格继续说：“这项工作须由得力的中国同志参与，才能完成任务。”
方文表示说：“为共产国际服务，我非常高兴，我一定把工作做好。”
佐尔格说：“目前的任务是收集情报。收集的途径有公开的和秘密的两种。今后，你将公开发表的报刊上有关资料，翻译整理，按条目分门别类地整理好，进行情报汇总。”
方文情不自禁地说：“这项工作我能胜任！”
佐尔格严肃地说：“今后你的工作由我领导，你有意见吗？”
方文回答说：“当然没有意见。”
佐尔格又问：“你懂俄文吗？”
方文摇摇头。
佐尔格遗憾地说：“俄国话是列宁的语言，你怎么不懂呢？”
方文愣住了。
几天以后，方文将翻译的材料送到佐尔格那里，佐尔格看后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问：“你参加了社联的活动？”
方文不假思索地说：“参加了。我跟组织失去了联系，盼了两年多终于接上了关系。我怎么能不参加活动呢？”
佐尔格严肃地说：“我以党组织的名义，向你提出一些必须遵守的工作纪律。第一，不许暴露自己的革命身份；第二，停止参加党的各种活动和组织联系，第三，停止革命社会活动……”
方文有些急了：“够了，够了。你要我停止参加党的活动是不可能的，我绝不能停止和党的关系。”
佐尔格耐心地向方文解释：
“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党的工作有两种，一种是公开斗争，另一种是隐蔽斗争。党的情报工作是属于隐蔽斗争的范围，必须隐蔽，不然就深入不到敌人的心脏里去，就一事无成，就很容易被敌人发现。我希望你进入秘密情报的领域里去。”
方文陷入了迷惑不解的苦闷中。党组织正在和他谈恢复组织的问题，而他却要断绝这种关系，这怎么能行呢？
佐尔格见他不说话，有些不高兴：“你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吗？”
方文感到佐尔格在怀疑他，便不满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是冒充的共产党员？”
佐尔格严肃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提醒你，要按党的纪律办事。我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叫你停止党的公开活动，是为着便于开展秘密活动，难道我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来拉你叛党么？”
方文被震住了。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服从你的安排。等同志来找我，我就告诉他以后不必再来了，因为共产国际代表不要我和党组织发生联系。”
佐尔格摇了摇头：“你那样说不暴露了你今后工作的秘密么？你什么也不要说，只说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以后请他不要再来就行了。”
就这样，方文脱离了中共党组织，成为佐尔格手下的第一个中国情报员。
佐尔格小组虽然成员很少，但他们已开始了工作。
克劳森需要为自己寻找适合通讯联络的住宅。他找了很久，终于在法租界附近一个僻静地区租下了一间二层楼的房间，每月租金40美元。他向女主人博登夫人自我介绍说是德国商人。克劳森搬进去后才发现，这间房间对进行报务工作不大方便，上面的两间顶间倒适宜进行通讯联络，但那里已经住着一位名叫安娜的女人。
克劳森决定无论如何要租用楼上的房间。他借口自己怕热，向女主人提出希望住到凉快的楼上去，并表示愿出高价租金。女主人见有利可图，一口答应让出上楼。
但是安娜是个很固执的人，克劳森跑了三四趟以后，她才同意换房，搬到楼下去住。克劳森一搬进顶楼，马上着手设计、组装收发报机。他认为自己装的收发报机要比买来的好。如果机器出了故障，马上就能找出毛病进行修理。
显然，这个为图楼上凉快，如此顽固地坚持己见的德国怪人引起了安娜的兴趣。后来，克劳森同安娜的感情有了发展，最终他们结婚了。
随着时局的不断变化，佐尔格小组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为此，佐尔格请求总部增派可靠的国际战士来帮助他们工作。很快，中央总部派遣了波兰共产党员约翰作为小组的谍报员。
在佐尔格小组中有一项业务，那就是将较长的调查报告用照相机一页一页地拍摄在微型胶卷上，然后通过上海——哈尔滨交通线定期传送出去。当然，一些特别重要的消息和急讯则必须使用克劳森的无线电台直接发往海参崴。约翰是个精明能干的人，一来到上海，他便在四川北路开设了一家照相馆。结果这家照相馆不仅成了翻拍文件的工作室，还成了秘密交通员的歇脚点，同时照相馆的收入也补充了小组所急需的费用。
不久，中央总部又派来一位爱沙尼亚人。他的护照上写着：克拉斯·塞尔曼，职业：兽医。但显然他除了给牲畜治病外，还有别的工作。他在约翰的那间照相馆附近开设了一家生意兴隆的西餐馆，迎来送往，完全是一副商人的派头。实际上，他的真实姓名叫卡尔·里姆，是爱沙尼亚最早的红色近卫军战士。十月革命后，他做为一名机枪手参加国内战争，转战各条战线。战争结束后上了军事学院，并在远东红军瓦西里·布留赫尔的军队搞过军事侦查工作，是名出色的军事专家。在小组里他使用化名“保罗”，是佐尔格在华东沿海地区的得力助手。1932年，他的妻子柳芭·伊凡诺夫娜·里姆作为一名译码员也来到上海，加入了佐尔格小组。
佐尔格小组的成员越来越多，工作也日益繁忙，迫切需要有一个新的活动地点。这一次，又是史沫特莱帮了佐尔格的忙。
一天，她带佐尔格来到了霞飞路1464号。这是个安静舒适的地方。整个住宅区如同座落在一座小花园里。从大街上沿着长长的未经修饰的花园路一直走，然后拐弯走上另一条花园路，便能看到一幢二层楼的小院。小楼完全掩映在绿树红花之时，又幽静又安全。
房子的主人叫罗尔夫，是个德国人，在上海市政局任建筑师，是位同情革命的人士。而他的夫人乌尔苏拉·汉布尔格是名德国共产党员，为人热情开朗，是史沫特莱的好朋友。
佐尔格了解了汉布尔格的情况后，主动说出了自己的政治身份，并希望她参加他的情报小组。一开始汉布尔格有些迟疑，佐尔格便又抬出共产国际的牌子，终于她同意参加小组的工作。从此，佐尔格小组又有了一个秘密联络点。每周他们都在汉布尔格的小楼里聚会一个下午，这些人有欧洲人也有中国人。为了安全起见，汉布尔格从未参加过这种谈话，而是担任会议的警戒，防止会议受到不必要的干扰。
这里，需要提到一个重要人物。尽管他在佐尔格上海小组中没发挥过什么作用，但在以后的岁月，他却成了佐尔格东京“拉姆扎小组”的核心成员，与佐尔格并肩战斗，一直到死。
此人，便是日本《大阪朝日新闻》特派记者尾崎秀实。佐尔格也是通过史沫特莱认识他的。尾崎秀实，1901年5月1日出生于日本歧阜县的一个望族世家，父亲尾崎秀太郎是位饱学之士。1913年尾崎从初级学校毕业时，因尾崎秀太郎调任《台湾日月新闻》编辑，所以尾崎秀实来到台湾求学，进入了台北中学。1919年尾崎秀实回到东京，考取了第一高等学校，后来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在这里他选择了文学专业。大学毕业后，尾崎秀实决定继续求学深造。
在此期间，尾崎目睹了日本社会的急剧变化，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得到了锻炼。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他自认为在信仰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尽管此时他还不是一名共产党员。
尾崎当年只有三十岁，他精力充沛，很有进取心。他关注中国，同情这里人民的疾苦，更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中国革命。所以，他与佐尔格一见如故。佐尔格后来说过：
“尾崎是我最得力的助手……我们之间无论是工作关系，还是私人交情，都是非常好的。他能获得最准确、完整、有价值的情报。他所提供给我的日方情报，占了我的情报来源的四分之一。尾崎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第4节　情报小组中的中国战士
从今天起，你们的关系就转到共产国际，此后在佐尔格同志领导下工作。
——周恩来
1931年的中国，形势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巨大变化。中国工农红军日益壮大，成立了中华苏维挨共和国。英、法、德等帝国主义者使用各种手段帮助蒋介石，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他们向蒋贷款，供应军火，派遣军事顾问，千方百计地要将新生的红色政权扼杀在襁褓中。中国红军处于极其艰苦的阶段。为此，共产国际发出指示，要用各种方法支持中国革命，支持中国红军。
一天，佐尔格找到方文，对他说道：“中共中央很需要有关国民党进攻中国红军的材料。现在建立一个情报交换小组，由共产国际的上海情报站和中共中央特科两方各派一名联络员，定期接头，交换各自所获得的情报。我们这方面由你参加，中共中央方面派潘汉年同志参加。
方文听了非常高兴。他知道潘汉年曾是上海有名的党的文艺工作领导人，如今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肩负保卫党中央机关和搜集敌人情报的使命，是位出色的共产党员。
方文按佐尔格所指定的地点和时间去见潘汉年。在一个外国人开的高级咖啡馆雅座里，他们见了面。潘汉年首先简单谈了一下中央特科对共产国际情报组织的要求，然后，方文将一部分材料转交给潘汉年。
会面是短暂的，但这表明共产国际的情报工作可以直接服务于中国的革命战争了。
不久，中共中央特科将一名姓常的同志推荐给了佐尔格小组。老常（不知真实姓名）的父亲是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的勤务员，这对佐尔格小组很有用，往往在危险的时刻，总能利用这层关系化险为夷。
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机关几乎面临一场劫难。关键时刻，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钱壮飞向中央机关发出警报，中央机关的主要负责人才得以安全转移。
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周恩来在佐尔格的寓所秘密会见了这位国际情报战士。
令佐尔格惊讶的是，这位面目英俊，浓眉大眼的中共领袖，竟能讲一口纯正的德语。
佐尔格饶有兴趣地问道：“周，你哪里学会的德语，是在柏林吗？”
周恩来微笑着答道：“是的，佐尔格同志。我1922年曾到过柏林求学，现在只是掌握一些简单的会话。你们有什么要求不妨直说，我们会尽量满足你们的。”
佐尔格倒了一杯威士忌递给周恩来，“我们的情报组织中缺少女同志，您能不能推荐一名能干的女同志到我这里来工作？”
周恩来思索了一会儿，“可以，一周以后我带她来见你。我相信她会出色地完成工作。”
两人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分手时，佐尔格紧紧拥抱周恩来，“周，你是我见到的最具魅力的中共领导人，我祝你们的事业取得成功。
周恩来也用力握住他的手，“佐尔格同志，我欣赏你的为人和卓越的才华，我相信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国际情报大师。”
两人在依依惜别中分了手。
一星期以后，周恩来乘坐一辆轿车再次来到佐尔格的寓所。紧随周恩来下车的是一位漂亮的中国女青年。
一见面，周恩来便对佐尔格说：“我们接受你的要求，现在把我机关的工作人员张一萍同志调来，由你安排她今后的工作。”
佐尔格非常高兴，用俄语和生硬的汉语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
张一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