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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国际特工 作者:张晓宏 许文龙-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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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海防、陆独步，叛变后都成了军统特务，专门搜寻他们所认识的国际组织的情报人员。陆海防后改名陆遂初，随国民党逃往台湾，客死孤岛。陆独步，在全国解放后到处藏匿，肃反时期被我公安部门查获法办。
从1933年到1935年，在短短两年半的时间里，佐尔格的继任者约瑟夫·华尔顿（勃罗宁），使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苏军总参四局中国情报站）的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情报人员遍设各大城市中，以上海为中心，西至南京、南昌、武汉；北到开封、天津、北平、太原、奉天、哈尔滨；南到香港、广州。这些大城市都是国民党政权或占领军的战略要地。情报组织的工作渗透到国民党的情报机关、中央党部乃至个别的省党部，在军事机关中渗透到南京警备司令部、武汉、南昌、北平的蒋介石行营、太原阎锡山的司令部。同时，也渗透到日本侵略军的情报机关，直接参与了反法西斯的战斗。
据不完全统计，情报组织中专职和兼职人员发展到183人。除专职人员领取最低的生活费外，兼职人员都不要任何报酬。
第三章 谍海女杰
第1节 在等待中工作
★ 上海往事
1930年秋，在满洲里开往大连的东方快车上坐着一位端庄的欧洲女子，她就是德国共产党员乌尔苏拉·汉布尔格。身旁那个高大魁梧的男子是她的丈夫罗尔夫，此刻二人一起被上级派到中国执行秘密任务。
这是一次漫长的旅程，从长春开始，沿着南满铁路，火车一共行驶了14天，他们才来到大连，再从那里乘船。到上海大约还有一千公里路程。
甫一抵达上海码头，汉布尔格就为十里洋场的状况所震惊，一面是灯红酒绿的都市奢华，一面是贫困饥饿的底层现实。在一个欧洲人的眼里，这种巨大的贫富反差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先期抵达的共产国际情报员瓦尔特，身着浅色麻布上衣站在码头上，软木遮阳帽盖着他那棕色头发，旁边是他那时髦的太太，她手捧一把巨大花束表示欢迎和问候。双方互相拥抱，亲热地交谈，说笑着走向迎接他们的轿车。
汉布尔格暂时住在瓦尔特家里，这里的条件不错，居室很大，家里还专派一名中国仆人接待他们，他戴着白色手套端来冰镇饮料，显得彬彬有礼。这一切使汉布尔格感到和欧洲没什么不同。
可到了晚上，他们居住的两间卧室空气闷热。睡床的蚊帐上爬满蚊子，使汉布尔格难以入睡。就这样，汉布尔格在陌生的国土上开始了第一个夜晚。
罗尔夫有一个体面的职位，他们常常被请去参加各种晚会，他们也必须回请人家。有一些女士来拜访汉布尔格，并且期待着他们回访；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汉布尔格厌恶这样的世界，它与汉布尔格迄今为止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照。但汉布尔格并不反对这些活动，她明白，作为一个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体面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是一层重要的保护色。
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汉布尔格在焦急地等待着上级的消息。
1930年秋，汉布尔格家对面的巨籁达路四成里12号的石库门房子，被一个叫张沈川的人租借，很快门口挂上“福利电器公司”的招牌。这期间，来来往往的年轻人很多，汉布尔格凭着职业的敏感看出了这是一处秘密工作的地点。果然，几天后，瓦尔特便找到汉布尔格，问她是否愿意帮中国同志做些事情，汉布尔格愉快地答应下来。
汉布尔格认识了中共特科无线电通讯联络科科长李强，由于他是唯一懂电讯知识的人，所以两人交往多一些。经过一段了解，汉布尔格知道，原来“福利电器公司”是为中国苏区和红军培训报务人员的秘密基地。参加训练班的二十多名学员，分别是广东、湖南、上海、河南等地党组织选派来的。
汉布尔格用自己很少的一些电讯知识帮助他们编写教材，传授发报常识。渐渐地汉布尔格了解了他们的秘密，竟然发现这是中共的第一部电台。
原来，1929年冬天，中共地下党员李强、涂作潮在租住的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9号石库门房里，成功地组装了一部电台。这部电台虽然笨重，灵敏度不高，功率只有50瓦，但它昭示着中共历史上的第一座秘密无线电台诞生了！当时，首位在这个台上负责报务工作的就是张沈川同志。周恩来闻此喜讯，立即指示顾顺章组建特科无线电通讯联络科，由李强任科长。同时，他还亲自为秘密电台编制了第一本收发报密码。
此后的几个月，汉布尔格过得十分充实，不管怎样，她又和同志们战斗在一起了。不过，汉布尔格一直没有放弃恢复与上级党组织联系的努力。恰好在这个时候，汉布尔格在远洋国民电报公司找到一份半日制工作，老板叫普劳特。通过普劳特，汉布尔格结识了许多新闻记者，其中也有苏联塔斯社的代表。以资产阶级女人的身份出现自己的同志面前，令汉布尔格感到十分痛苦。
普劳特认识住在上海的美国女作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莱。汉布尔格早在德国就读过史沫特莱的作品，很想结识她，普劳特知道汉布尔格的愿望以后，便在电话里把汉布尔格介绍给艾格尼斯。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
1930年12月17日上午，李强、沈侃夫、曾三、宋濂等人在汉布尔格家楼下讨论制作变压器问题，汉布尔格和张沈川照常在楼上上课。午饭后，宋濂回四成里取信纸，汉布尔格和李强、曾三等人坐着闲聊，忽然，宋濂慌慌张张地回来报告：“出事了！我们训练班前楼的窗帘信号变了。”大家赶紧出去侦察，走到巨籁达路口，那个看弄堂的人已在等着，见他们就说：“不要进去了，你们工厂20多人刚才已全部上了一辆警车被捉去了。”
汉布尔格和李强立即赶到张沈川的住所，把党的文件全部销毁，然后通知其他同志转移住地。过了两天，他们派人去四成里侦察，发现守候在那里的巡捕已经撤走，门上贴了封条。他们便揭下封条，把电器设备、小型发电机和其他物资装上汽车运走了。
不久获悉，被捕的学员中，麦建平、陈宝礼、张庆福和谢小康四位同志，因遭受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百般折磨，病重不治，先后在狱中牺牲了。
中国同志按上级的命令转移了，汉布尔格又变成了孤雁。
★ 与佐尔格相识
史沫特莱知道汉布尔格十分期望同党组织取得联系，急于过一种积极的、有用的日子，就主动提出，假如汉布尔格同意，她可以为汉布尔格寻找一个完全信得过的共产党人。
这个人就是理查德·佐尔格。佐尔格第一次拜访汉布尔格，是在1930年11月。她还住在瓦尔特家里。
初次会面时，汉布尔格还不知道佐尔格的名字。佐尔格说，他听说汉布尔格愿意支援中国同志的工作，他觉得有必要提醒汉布尔格，在这个国家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即使给中国同志哪怕是最小的帮助，都可能会遇到极大的危险，他劝汉布尔格再好好考虑一下，现在拒绝还不晚。
汉布尔格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她以近乎生硬的态度做出肯定答复之后，佐尔格沉默了很久，然后开始探讨在汉布尔格住宅里与中国同志接头的可能性。汉布尔格的任务只是提供房间，并不参与谈话。
此后不久，便开始了会面。这类会面在理查德·佐尔格领导下进行了两年，直到1932年底。
结识佐尔格之后，汉布尔格顺利接上了组织关系，不久接到共产国际的通知，汉布尔格可以参加佐尔格小组的工作。佐尔格很欢迎汉布尔格留在他的小组里，他觉得汉布尔格完全符合从事秘密工作的条件，她不仅是共产党员，而且还是他的同胞。
瓦尔特的家和他的身份，对于地下工作是一种很好的掩护。但他们不可能经常在那里组织会面，因为瓦尔特的妻子经常在家里。佐尔格建议汉布尔格找一处自己的住宅。罗尔夫和汉布尔格本来也打算搬家，于是汉布尔格开始注意寻找新的定居点。他们在法租界，即法国管辖的城区，找到了合适的地方。
1931年4月初，他们迁入新居，霞飞路1464号（后改为1676号）。整个住宅区如同坐落在一座小花园里。从四面房间都能看见绿地。尤其重要的是，房子有两个出口，通向两条不同的大街。
佐尔格和他的同伴们每周在汉布尔格家聚会一个下午，有时中间还插入长长的休息。除佐尔格外，还来两三个中国人，偶尔也有一两个欧洲同志。会面是在二楼进行的。汉布尔格从未参与过这种谈话，她的任务是担任警戒，不让同志们受到干扰。
经常来的那些中国同志，陆续地成了汉布尔格的语言教师，这样他们就可以公开地来拜访汉布尔格，他们的来访对于地下工作来说，也不显眼。
迁入新居后不久，佐尔格在一次会面时带来一个巨大的旅行箱包，请汉布尔格代为保存。不久，又送来了第二个。里面装的都是印刷和手写的资料。汉布尔格把它们放在壁橱里那个在夏天存放衣物的樟木箱子后面，有时同志们会面时会取出来使用。这些文件在汉布尔格家里存放了大约两年半时间，就连她的丈夫罗尔夫也毫不知情。
然而，当佐尔格要求汉布尔格把一个处于生命危险之中的中国同志隐藏在家中时，她不得不把实情透露给罗尔夫，于是令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罗尔夫反对这样做，提出的理由很简单：这对孩子和汉布尔格太危险了。汉布尔格警告罗尔夫，他的这种态度可能会导致一位同志丧失宝贵的生命，如果这件事情做不成，汉布尔格将永远不会原谅他。罗尔夫最终还是同意了，但汉布尔格心里明白，他们的婚姻已不可能长期这样维持下去。
那位同志在汉布尔格家住了大约两个星期。他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一旦楼下有客人，他便躺在楼上的床上，免得让人听见他的脚步声。汉布尔格已不记得，是怎样向保姆和厨师编造关于这位暂住客人的故事的了。不过，尽管他们缺乏共同语言，罗尔夫对这位客人的态度始终还是客气、友善的。
第2节 动荡岁月
1932年春，中共中央机关经历了一场空前严峻的生死考验。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几乎令中央机关被国民党特务一网打尽，幸而身藏虎穴的中共情报员钱壮飞及时告警，才使中央转危为安。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并主管情报工作的周恩来率领部下撤离之后，没有被顾顺章的叛变所吓倒，而是改变据点，机智地与特务鹰犬们展开了巧妙的周旋。周恩来首先是调整了特科新的领导班子，委派陈云接任顾顺章负责特科工作，由康生从旁辅佐。陈云兼一科指挥科科长，潘汉年任二科情报科科长，康生兼三科行动科科长。
不久，潘汉年来到佐尔格小组的住处通告了这一情况，同时又给他们安排了新的住处。汉布尔格后来回忆道，这一时期，除潘汉年外化名赵容的康生也到佐尔格这里来往频繁。由于康生在苏联接受过政治保卫的训练，既懂业务又会俄语，常常和佐尔格闭门长谈。
不过汉布尔格印象最深的，还是跟随康生来的那个叫李士英的机灵小伙子。原来，康生兼任行动科科长后，特意打电报到北方局，将曾跟随他工作过的李士英调回上海，行动科共有21人，下设三个组，李士英任第一组组长。
李士英以外来民工的身份在忆德里租借了一间石库门单间，一开始跟随陈云同志在法租界肇庆里的一家印刷店干活，陈云是账房先生，李士英是小伙计，老板是一位姓李的商人，他是陈云的朋友，但不知他俩的地下党身份。白天李士英是个干活唯唯诺诺、殷勤卖力、沉默寡言的小伙计，晚上他又摇身一变成了，大智大勇、神出鬼没的特科战士。因为李士英负责保护康生的安全，经常随康生和共产国际的情报组织联络，一来二去，便和国际组织中担任交通的汉布尔格熟悉起来。汉布尔格生性开朗，又会些简单的汉语，两人常常在一起交换意见。
不久，中央特科根据形势需要，决定以革命的名义，公开宣判王斌、曹清澄等5名投身国民党特务机关并充当骨干的叛徒死刑。在报中央机关批准后，特科工作人员将判决书以传单的形式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张贴、散发，顿时引起敌特机关内部的强烈震动，被判处死刑者更是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新组建的特科行动队（红队）把第一个惩治目标定为王斌。此人叛变后不遗余力地为敌特卖力，颇得敌特头目的赏识和重用，被任命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员兼行动组组长。王斌熟悉诸多地下党员，四处寻踪，大肆抓捕，心狠手辣，血债累累，罪不可恕。对这样一个对党危害极大的特务鹰犬，不尽早铲除，难以保障党的安全，亦难以告慰九泉之下的烈士。
铲除王斌的任务最终落到了李士英小组的肩上。但李士英小组的成员谁都不认识王斌其人，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汉布尔格无意中解决了这个难题。
一天，汉布尔格到南京路一家著名的照相馆去冲洗胶卷，偶然发现橱窗内挂着一张上海警备司令部成员的集体照，她立刻敏感地意识到，身为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督察员的王斌一定在其中，便在照片前仔细寻找，但因她未见过王斌，一时难以辨认。她灵机一动，走进照相馆，找到老板道：“我是法兰克福报社的记者，正准备登一篇有关警备司令部的文章，想请老板添印放大几张照片，价格从优，不知是否可以？”
惟利是图的老板根本想不到对方会是红色国际特工，爽快地答应道：“没问题，什么时候要？”
汉布尔格说：“马上能好，价格翻倍。”老板听了满脸堆笑，立刻入内请洗片人员加印放大了几张照片。
李士英看到警备司令部的集体照后，连连夸奖汉布尔格机敏，立即找人指认王斌。经认识者指认，王斌就是站在后排左起第四个的壮实汉子。其人瓦刀脸，斜眼尖鼻，留着大背头，长相颇有个性，易于记住，李士英请大家熟记王斌的体貌特征后，立刻开始准备行动。
他们一行四人先摸到王斌嵩山路附近的住处，在王家隔壁租了间相同的房子作为据点，昼夜观察其行踪。李士英小组一开始想从租借的房子直接翻墙而入，开枪击毙王斌，但李士英又担心被王的妻儿看见似乎不妥，于是改为在马路上将其击毙。
汉布尔格主动承担了跟踪王斌的任务。经过两天侦查，汉布尔格终于摸清了王斌的行动规律。她马上向李士英做了汇报：王斌每天早出晚归，出没无常。他没什么爱好，唯一的爱好就是周末逛窑子。早晨7时多出门上班时，马路上人来人往，难以下手；晚上下班回家，时早时晚，回来亦无规律，难以掌握；惟有中午回家吃饭午睡比较准时，且马路上行人稀少，是动手的最佳时机。
李士英决定4月2日下午动手，干掉这个罪大恶极的犹大。
4月2日下午1时许，饭饱睡足的王斌头发梳得油亮，身着西服，乘坐上自备的黑色黄包车外出了。当他途经维尔蒙路爱来路（今普安路桃源路）拐弯处时，恭候已久的特科人员立即各就各位，按计划行动。
靠在法国梧桐树后，身着长衫、头戴礼帽的李士英，见黑色黄包车奔驰而来，便果断迎上去，毫不犹豫地对着黄包车里的对象撩起几枪，干净利落地结束其罪恶的生命。
几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住区的宁静，当法国巡捕房的巡警闻声赶来时，神出鬼没的枪手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惩治王斌的行动在上海滩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第二天各大报纸以醒目的标题作了报道。特科的行动起到了敲山震虎、杀一儆百的作用。
第一个惩治目标干净利索地解决后，李士英随即又率员打击了第二个目标曹清澄。曹清澄原在上海总工会工作，叛变后任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督察员兼情报组长。此人对党的危害也甚大，连他的妻子也承认：“老曹捉共产党很凶的。”
计划好任务后，汉布尔格同样先找来了照片给李士英看，曹清澄长着一张国字脸，浓眉大眼，相貌堂堂，不像叛徒坏蛋，倒像是个正面人物。李士英和手下的行动队成员也对其进行了周密细致的跟踪盯梢，同样采取了先摸清其行动规律的办法。
5月6日，正是个春光明媚的好天气。拉斐路（今复兴中路）两边的法国梧桐郁郁葱葱，遮天蔽日。上街沿边的铁栅栏里面那一幢幢乳黄色洋房漂亮气派，花园里绿叶葱茏，姹紫嫣红，偶尔有一朵红花开出栅栏闹春意，情调浪漫。
汉布尔格身着连衣裙，李士英一身长衫，率组员刘国宝、李泽才、袁立夫三人分头前往拉斐路源顺里41号曹清澄的住处附近守候伏击。当时分工刘国宝、袁立夫在其门口监视，并采取行动，李士英、李泽才在后掩护他们行动，汉布尔格和瓦尔特驾驶汽车接应。
一切安排妥当后，各就各位等待行动。守候至下午1时半左右，正巧一位身着黑色西装的男子从弄堂里出来送客，此人的身材和衣着颇似曹清澄，年轻的刘国宝误以为是叛徒，当即上前开枪射击，对方见来者拔枪欲射，顿时吓得掉头就逃，“砰砰”两声枪响，黑衣男子当场倒下。
弄堂里的人听到枪响抱头四散，乱成一片。枪声引来了法国巡捕，刘国宝在撤离现场时被盯上，当他拼命跑至白尔路桂福里11号附近，刚将手枪扔入垃圾筒时，就被紧跟上来的巡捕抓获。
李士英撤至茄勒路（今吉安路）、白尔路交汇处时，突然发现真正的曹清澄出现在眼前，此时李士英已听到警哨声，为了安全，他完全可以放弃行动。但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千钧一发之际，他当机立断，果断向对象开枪，当场将曹清澄击毙。
由于此次行动没有按计划行事，李士英拔腿沿白尔路跑走，使汉布尔格无法及时接应。当李士英跑到白尔路与安纳路交叉路口，见四周无人，以为逃出了危险地带，便放缓了脚步，不料却被刚从嵩山巡捕房赶来的华人巡捕逮个正着，人枪俱获，当即被押解至法国捕房警务处。
从另一路撤离的李泽才，被汉布尔格接走，在外躲了一夜，想想家里还有一些钱和衣服，次日清晨，便抱着侥幸心理悄悄溜回住所，结果被守候在暗处伏击的侦探截获。
李士英等三人被捕后，国民党警特机构为进一步深挖中共地下党员，迫不及待地致函上海第二法院，要求将李士英等人“提回讯究” 。
当时，法捕房以发生地在法租界为由，拒绝引渡。将李士英等人关押在大自鸣钟法捕房看守所（今金陵东路174号）。
笔者从有关材料中找到了巡捕房审讯李士英的片段，情况是这样的：
探员瞪着眼、抿着嘴，审讯李士英道：“是谁让你们干的？你的后台是谁？”
李士英按事先准备好的统一口径道：“我是河北来的农民，今年5月1日来上海找亲戚，想让姑夫给我找个活干，谁知来到上海找上门，姑夫一家已搬走了。无奈身上的盘缠已用尽，只得到处漂泊。那天在公园里认识了一个老乡，我帮他打工，他供我吃饭，就成了朋友。他那天被流氓欺负，我就为他两肋插刀，做人嘛就得讲义气。”
探员盯着李士英的眼睛追问道：“那你平时住在何处？”
李士英早已想好了答辞：“火车站、马路边、公园里，四处为家。”
探员看文绉绉地审讯无多大收获，便又改为用刑讯逼供。反复折磨近一个月，案情丝毫没有进展。就在李士英庆幸自己度尽劫难，使对手无可奈何之际，突然法租界巡捕查出了李士英在西藏路忆德里296号的住处，从他租借的房内发现了手枪子弹和马列书籍，探员如获至宝，又劲头十足地重新提审李士英。
对方先不说话，将《共产党宣言》等几本油印的书往台上一扔，李士英一瞅，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下完了，但表面上却依然不露声色。对方突如其来地问：“这是什么？”
李士英继续佯装糊涂：“是书。”
“怎么解释？”
“我没见过。”
审讯者颇为自得地说：“这是从你忆德里的住处搜到的。”
李士英仍然一脸茫然：“什么忆德里？”
对方眯眼意味深长地说：“你应该最清楚！我们还有其他证据，包括你的照片。”
李士英一听就知道对方在诈他。因为特科有纪律规定，个人决不允许拍照留影。李士英拍着胸脯坚定地说：“只要你们拿出我的照片，我什么都满足你们。”
审讯者反而被他的坚定弄糊涂了，又挥了一下手，从门外走进来一个40来岁的男子，李士英一见是自己的房东，还是故伎重施，装不认识。
来者见到满脸胡子的房客，先愣了一下，仔细辨认后点头道：“就是他！”
但李士英却一口咬定不认识对方。当年也没户口簿、身份证之类的东西，房东拿不出铁的证据，一个说认识，一个说没见过，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审讯者也无可奈何，难以断定。
花言巧语，劝说利诱不管用；使尽了酷刑逼供，严刑拷打还是不管用；拿出证据，也是无效。对方软的、硬的、真的、假的，无所不用其极，但都无济于事。
法国捕房的承办员仍然不肯善罢甘休，心想当场人赃俱获，手枪、子弹、赤书都有，铁证如山，怎么就拿这家伙没办法？他们不死心，紧追不放，千方百计找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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