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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历史:重解长征之谜-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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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红军能在入冬后得到十几天休整，是长征中少有的幸运时刻。
进入人烟不多的山区和草原后，能在遮风避雨的房子里美美地睡上一觉，就成了一种奢侈。没有避寒之处，战士们只能找一块比较干的地方，或拣一些草叶铺在湿地上。战士们总是祈望不要下雨，然而十天露营总有九天下雨。面对上面雨淋，地下水浸，全身湿透的红军战士只有几个人背靠背地互相用体温来取暖。这时人们唯一的希望是早点天亮，因为渡夜如年。战友间互相依偎温暖的后背和篝火，成了战胜气候和暗夜的法宝。
关于草地篝火的描述，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有的回忆以乐观情调为主：“每当夜晚来临，到达宿营地后，战士们总要点起篝火，驱赶行军的疲劳和寒冷。簇簇篝火，飘动着红色的火焰，映红了夜空，映红了红军战士兴奋的脸庞。”在有的回忆中，生篝火又是难事。据红六军军团长萧克回忆，草地上没有树木，烧柴比较困难，主要燃料是牛粪。牛粪基本上被前面部队烧光，后卫部队只好到处找小灌木，即使找到一点，也是湿的，非常难烧，只冒烟，没有明火。大家便轮流吹火，眼睛被熏得红肿流泪。有时没有火柴生火，只好从山上采下火石，擦石取火。
【点评】天佑勇士适者主动
在长征中，老天爷也不总是与红军唱对台戏，有时还能帮帮红军的忙。在飞夺泸定桥时，因为天降大雨，同时沿大渡河两岸行军的敌我两军面对恶劣气候的表现完全不同。由于敌军支撑不住雨淋而找地方宿营，担任夺桥任务的红军才得以赶在敌人前面。
红二、六军团长征时能破围而出，也受惠于气候颇多。红军当时被包围在纵跨云贵两省的乌蒙山区，人烟稀少，气候恶劣，红军战士能适应，而国民党军却畏苦怕难，行军总是落后。这样经过一个月的“转圈”，红军终于在敌夹缝中跳出包围圈。
第七章 300人牺牲（1）
——红军六盘山疑案
从历史档案资料上得来的数字，参加长征的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这四支远征大军，出发时总人数超过18万人。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时，经过长征的历练红军人数减少至不足56万人（随后在西路军又损失2万多人）。按此计算，途中的损失就超过12万人。若是再扣除长征期间在路上不断补充的新战士，红军实际损失的数字要远远大于这个数字。途中损失的这些人，相当大一部分是被各种各样的疾病夺去了生命。
“不怕牺牲，就怕负伤生病。”
长征中的红军，以血肉之躯迎战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人自身的免疫和抵抗疾病的能力会被降至最低点，伤病经常出现。1936年4月，陈锡联同志任红
四方面军红十师师长时，在甘肃省
镇原县相子镇留念在无根据地的情况下，部队找群众抬担架不易，更难有医院安置伤病员。许多指战员都说：“不怕牺牲，就怕负伤生病。”
在长征中，无论是党和红军领袖、高级将领还是普通士兵，无论是女还是男，几乎都为疾病所困。毛泽东在长征出发前就患上了严重的疟疾，过老山界时病体仍未痊愈，主要靠担架抬着行军。一些身体强壮者也未能幸免，如蔡畅身边的勤务员平时活蹦乱跳，但爬到雪山顶上突然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云贵川三省交界之地，是三国时诸葛武侯所说的“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地，人们传说因时令产生的瘴气造成了大量士兵中毒而死。据现代医学考察，所谓瘴气实际是蚊虫传播的疟疾病。红军四渡赤水和北渡金沙江时，恰恰也从这里通过，幸而开始天气较冷蚊子不多，染疟疾者较少。进入西康后，就有一些人染上了当年这种被称为“军队克星”的病。
中央红军翻越雪山时，有很多人得了高山反应症。身体素来健壮的康克清也出现这一症状，一时走不动。身边的人帮着她拿背包并前来搀扶，最后终于走过这段险途。
草地看似美丽，脚下的水散发出一股腐臭的气味，喝了草地水轻者肚子发胀，重者中毒而亡，只能靠接雨水为生，疾病在这里会被迅速传播。红军进入草地时严重缺粮，处于半饥饿状态下行军的人更极易生病，在草地患重病不能行走往往就意味着死亡。
红军进入草地前，周恩来就患了严重的阿米巴痢疾。邓颖超本来体弱多病，这时已不断吐血。过草地的第一天，就赶上天降大雨，雷电交加，邓颖超从马上摔下来，长征到达陕北的邓颖超掉进泥潭里，一动也不敢动。前面的人走远了叫不应，等了很久后面来了人，才把她慢慢拉出来，全身已浸透了。第二天起，她就开始发烧拉肚子，由于过河时陡然涨水，抬她的担架员被急流冲走，她咬着牙扶着别人的肩膀，摇摇晃晃地前行。邓颖超后来回忆，走出草地时，她已经不像人样，刚刚走进一家藏民房子，就倒在满地的牲口粪屎中，躺了两个多小时才苏醒过来。蔡畅赶来看她，见到她的模样以为她活不成，放声痛哭。
红四方面军四军十一师政委陈锡联在长征时只有21岁，懋功会师前后患了伤寒病，卧床不起。6月的天气，他身上盖着好几床棉被还觉得冷。他连天拉肚子，肠子的内膜都泄了出来，命如游丝。经当地一位老中医的调治，命总算保住，顽症却未能彻底治愈。
六盘山离奇死亡300余人
知道病因的疾病并不可怕，当年囿于客观环境和医疗水平，有些不知原因的死亡则充满了神秘和恐怖，也给指战员心里造成很大的阴影。
担任前锋的红一军团的政委聂荣臻回忆过草地时，印象最深的是：“有的战士走着走着，突然倒下了。是饮水还是瘴气中毒，或者是饥饿还是冻死，没有人知晓。”
红二军团六师冒着雨雪翻越老则呷登山，第二天清点人数时发现死去干部战士140多人。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也有过记载：“向中甸前进中间经过一很大的雪山，这是事先不很清楚的。结果在雪山上停止、休息和吃雪水的致死亡近百。”
休息通常是能够恢复体力的，为什么会造成猝死？雪看上去洁白无瑕，况且大家都喝了雪水，为什么有人会死？谁能给出答案？这些问题不仅让死者不能瞑目，而且也会让身经百战的生者心中不安。
海拔4443米的亚克夏雪山是红军翻越的第三座大雪山，也是往返翻越次数最多的一座大雪山。1952年7月，解放军剿匪部队137团在这里发现了12具17年前长征红军的遗骨，头北脚南，排列整齐，骨架旁还有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是什么无声无息地夺去了一个班建制的战士的生命？事后推测，凶手可能是高山缺氧窒息。
长征途中还发生过一件离奇的命案。中央红军在翻越六盘山时，一夜之间竟无声无息突然死了300余人。红军保卫部门组织了专门力量进行侦破，抓了一些可疑的人，立案调查数月，最终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和确凿证据。直到50多年后谜底才揭开：原来红军下山后，许多人饥渴难忍，就到沟谷找泉水喝。没想到清澈的泉水中含有大量氰气，与土壤中的钾、钠结合生成剧毒的“氰化钾”和“氰化钠”，这些人都是被氰化物阻断了中枢神经，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生命。
医护人员最辛苦
许多老红军回忆，经历过长征的人，差不多都能当半个医生，因为见到过各种疾病和无数的死亡，大家也都懂得用简易方式处置病患。
在强行军中，最苦最累的往往是医护人员。红三军团有个看护队，在过草地时24人就牺牲了8个。每次出发前，他们都要先给病员服药，给伤员换药、包扎好伤口，路上吃的、喝的、用的东西都要准备好，尽量减少伤病员的痛苦。在过草地时，队员们将所剩不多的粮食让给伤病员，自己去摘野菜充饥。到了宿营地，他们先给伤病员烧水、洗脚、看病、换药，然后自己才去休息。这样，他们比一般战士要起得早、休息得晚，再加上缺粮少吃，身体也渐渐虚弱。伤病员有增无减，担架不够用，医护人员还要搀着伤病员走。长征到达陕北的康克清
红军很重视医疗卫生，药品主要靠缴获或购买，红四方面军还创造了一套以中草药为主的医疗体系。
不过到了人烟稀少的荒凉地区，药品得不到补充，就只有凭借经验抗击病魔。
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前人用牺牲换来的经验就成了一剂良药，它让人们能避开即将到来的危险。红四方面军南下时自然条件更为恶劣，但有了此前翻越夹金山的经验，爬山前准备比较充分，反而损失不大。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根据以往经验，在翻越雪山时向全部队口传命令：翻越途中所有人不得坐下来休息，各级干部要照顾体弱有病的人，不能让一个人停下。为了解决粮食不足的难题并增强指战员的体力，贺龙带头去钓鱼。草地河流纵横，鱼很多，藏民又不吃鱼，很容易钓到。食物中添加了动物蛋白，能增加人身体的抵抗能力，又避免吃野菜带来食物中毒的危险。
【点评】有了后方不怕生病
长征中的红军患病众多，轻病号都坚持跟随部队，重病号的安置却成了大难题。为保存重要骨干，红军规定团以上干部和重要技术骨干（如电台人员等）伤病后抬着走，其他重伤病员每人发几块银元安置在群众家中。根据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调查统计，有15万失散红军，相当一部分就是长征途中的患病离队人员。
长征中的红军因为疾病付出了重大的牺牲，最终到达了全国仅存的根据地陕北。在那里，指战员们感到最安心的一件事，便是不再怕生病，因为那里有后方医院，有苏区老乡的窑洞可休养，病愈后马上又可以归队。经过长征的人，对根据地的作用刻骨铭心。
第六部分 女性之谜
第一章 战争无性别（1）
——女性参加长征数量之谜
战争本身并没有性别。从西方的圣女贞德到东方的花木兰，世界上的任何一场战争也没有让女人走开过，女人总是以各种方式参与战争。
70年前红军的长征是一个时空广袤的大舞台，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四支队伍中，也都离不开红军女战士的出色表现。
中央红军：女性参加长征要体检
中央红军离开红都瑞金西进的时候，共有86万多人，随队而行的女战士有32人，男性和女性的比例约为2700∶1。
这32位女性都是有案可稽的，她们是：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越华、邓六金、金维映、危拱之、王泉媛、李桂英、甘棠、危秀英、谢小梅、钟月林、吴富莲、杨厚珍、肖月华、李建华、曾玉、刘彩香、丘一（益）涵、吴仲廉、彭儒、黄长娇。
经过组织批准的名单只有30人。这就意味着她们之中有两位并不是经组织批准参加长征的，而是自己偷偷去的。这两个人中，可以肯定有一个是曾玉，另一位说法不一，无从查考了。
那么，究竟符合什么条件的女性才能参加长征呢？
当时中央内部规定了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共产党员，思想政治上绝对可靠；第二必须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会做群众工作；第三身体强壮，能适应艰苦的环境。符合前两个条件的女性，就会接到去苏区医院体检的通知。
共有100多位红军女战士成为拿到了体检通知的幸运儿。但经过医生一番严格的扣诊、听诊、验血、照X光等系列检查，身体最终合格的只有20人。另外没有经过体检，或者说不需要经过体检就直接列入名单的10位女性，是中央苏区党政军领导的配偶。
被批准参加长征的女性，有的是中央苏区机关的干部，有的是医院的护理人员，有的是文工团的战士。当时没有留下中央苏区参加革命工作女性的确切数字，这些女性究竟占全部工作女性的百分比是多少，至今还是个未知数。
其他红军部队里的女战士
红二十五军、红二、四方面军对参加长征女性的遴选，并不像中央红军那样严格。
中央红军出发一个月后，红二十五军也告别了大别山区。从鄂豫皖出发参加的近3000人中，只有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田喜兰、曾纪兰、张桂香、曹宗楷7名女性，她们的职业比较单一，都是随军医院的护士，男女之比约为428∶1。因为职业是“白衣天使”，人们称呼她们为“七仙女”。
1935年11月19日，任弼时、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后合编成红二方面军）离开湘西开始长征。行列中的女性有李贞、陈琮英、戚元德、陈罗英、马忆湘、周雪林、蹇先任、蹇先佛、曾纪（红？）林、胡越强、张四妹、伍秋姑、石芝、马积莲、范庆芳、杜玉珍、秦金美、朱国英、张金莲、尹菊英、李智等21名女性。她们有干部、机要员、宣传员、护理员、炊事员等。她们没有单独编队，也没有统一的组织，而是被分散在各个单位。
参加长征的红军女战士，以红四方面军为最多。
1935年春天，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西进时，队伍中有2000多名女红军，主要集中在妇女工兵营、方面军总医院、剧团、妇女独立团和妇女学校等单位。其中妇女独立团人数最多，约1200余人。1935年2月，独立团扩编为师，人数最多时达2500多人。妇女独立团和独立师是人民军队历史上最早的成建制的团以上女性作战部队。
红四方面军的女性因为参加了作战，人数增减幅度较大。其中1936年2月在翻越党岭雪山的时候减员最多，妇女独立师仅剩下1000多人，不得不恢复独立团的建制。沿参加长征的部分红军女战士合影，
右起：刘英、夏明、蔡畅、陈琮英途又吸收了一些妇女（包括少数民族妇女）加入，到达陕甘宁时，女性恢复到将近2000人，其中的1300人被编成妇女先锋团，随西路军西征，在河西走廊血战100天之后，最后只有不到300人活着返回陕北。由于人数众多、牺牲太大，这里无法一一列举出她们的名字。有的女红军根本没有留下名字。
在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妇女队伍中，还有几个来自一方面军的人，如调到妇女先锋团任团长、政委的王泉媛、吴富莲，帮助四方面军组织文艺工作的李伯钊等。她们不仅都成为三过草地的女红军，而且长征的时间长达两年，走的路也比一方面军主力多了1万里。
走与留关系着他们未来的命运
走，抑或是留？对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女性来说，是党组织的考验。对于每一位参加或者被留下的女性个体而言，走与留关乎着她们未来的命运。
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中随队而行的女性，除个别脱队以外，绝大多数都安全到达了目的地，其中相当部分日后都成了党、国家、军队以及各行各业的领导；而那些留下来的女性，则命运多舛。红四方面军中的女性则刚好相反：出发时的2000多名，平安到达陕北的只有300多人。
中央苏区经过批准参加长征的30位女性中，有10位是直接进了名单的，她们是重要领导人的妻子。如李德、博古、周恩来是当时的最高“三人团”，他们的妻子肖月华、刘群先和邓颖超在其中，中央苏区创始人毛泽东、朱德的妻子贺子珍、康克清，当时中央各部的负责人李富春、凯丰、李维汉、邓发、毛泽民的妻子蔡畅、廖似光、金维映、陈慧清、钱希钧也在其中。这10人中，肖月华、康克清、金维映、钱希钧身体没什么大问题；而邓颖超患有严重的肺病，身体虚弱，她自己曾提出留在苏区不给部队增加麻烦；刘群先长征前不久头部在国民党空袭中被弹片击伤，从而导致了流产；贺子珍、廖似光和陈慧清已经怀孕，在长征中还生了孩子（周子昆的爱人曾玉就是因为怀孕而没有被批准参加长征）；蔡畅患有严重的胃病，体检是过不了关的。
不过，这10个人也有她们必走的原因。她们担任着比较重要的职务：邓颖超时任中央局秘书长，蔡畅是江西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刘群先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金维映是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陈慧清是闽粤省委书记，贺子珍是军委的机要秘书……
随队远行是福是祸，当时谁也不能未卜先知。
【点评】女性奇迹辉煌表现
参加长征的女性人数，红一、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都比较明确，共计约60名；红四方面军确切的数字已经无法统计（因途中常有增减），最多时为2500人。总之，参加红军长征的所有女性不足3000名。
对参加长征的女性，无论是领导人、党史战史学家、文学艺术家等都不曾吝惜赞美之词。确实，她们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妇女运动史上的奇迹，同时，也挑战了女性在恶劣环境中生存的极限。
长征给她们提供了舞台，她们在这舞台上创造了伟大和光荣，并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第二章 行程更漫长（1）
——女性长征的代价之谜
二万五千里长征，关键在于行，其他可以说都是围绕行。除了走路，女性同男性一样，还要面对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吃饭、穿衣、睡觉等等。这些女性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红军女战士的“行”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性，准备时间并不充裕。在一些女性的印象中，来不及做什么准备就匆匆出发了。
她们每人带15斤的东西，其中包括5斤粮食。所有的东西被打成一个背包，外加一个挎包，里边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和简单的日用品，每个人的腰带上还挂了一个搪瓷缸，走起路来叮当作响。
与男红军相比，她们随身带的东西并不算多，但她们的行军速度慢，依然达不到要求，本来对女性随军就有偏见的男性，对她们拖后腿颇有微词也就不难理解了。
速度慢也不能全怨她们，她们所在的干部修养连几乎集中了所有老幼病残。最初的长征途中，她们享受到了别人享受不到的礼遇：规定好的行军序列不允许任何人插队，但却可以为干部修养连一路绿灯，就连中央领导也不例外，站在路旁向她们行注目礼。
女红军的行军队伍分了又合，合了又分，过了遵义之后，就不再因为行军速度的问题受人诟病了，人们更关注的是，她们如何在恶劣条件下生存下去。
邓六金长征到贵州时患了痢疾，两天不到就走不动路了。领导劝她留在老乡家养病，她坚决地说：“哪怕是死，也要死在队伍里！”
当时有“八块钱”之说：实在走不动的伤员，按规定给八块光洋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里，后果往往是被杀被抓，或因伤病得不到治疗而死。因此，女红军的行军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曾给康克清当过警卫员的女兵罗坤年仅13岁，她带11个红小鬼外出宣传，回来时部队已北上。这十几个女孩子组织起来追赶，沿途靠乞讨生活，又躲过野兽袭击和人贩子，战胜了疾病、饥饿，历时三个多月，终于追上部队。
藏族女战士姜秀英的脚趾头被冻坏了，为了跟上行军队伍，她从老乡家借来斧头，毅然把溃烂的脚趾头砍掉。
在行军途中，红军女战士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原始标准。阴雨天被淋得像落汤鸡，在严重缺水地区脸上又常蒙着一层灰尘。恶劣条件使得她们的性别意识淡化。最头痛的是来例假。当时在敌人尾追下部队不停地赶路，尽管腹部绞痛、两腿发抖，但捂着肚子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住宿时，三五个人挤在一起，还要躺在潮湿的土地上。女红军危秀英居然练出了站着睡觉的本事。
参加长征的部分女同志在北京合影
在四方面军担任妇女运输连连长的王泽南，是一位裹着小脚走的女性。在过雪山的时候，她曾唱过这样一首歌来鼓励其他红军战士：“裹脚要用布和棕，包得不紧又不松。到了山顶莫停留，革命道路不能停。”最后，她硬是凭着“三寸金莲”征服了千山万水。
“牛粪里刨食”，牛皮鞋底做成“美味”——红军女战士的“食”
长征之初，吃的问题并不突出。出发时大家都带足了干粮，在人烟稠密区获得食物也比较方便。1935年初，红军在贵州猴场过阳历新年的时候，红军女战士们还炖了一大锅菜，做了糯米糍粑，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在晚饭后的篝火晚会上，还有从当地杂货店里买来的花生、瓜子享用。
但女性在过草地的时候，无一例外地领略到自然环境的严酷。女战士汪荣华回忆道：“深秋来临，寒风凛冽，我们身着单衣，在无垠的沼泽地里行军，两脚泡在又臭又冷的水里，粮食越来越少，不几天，我们就把刚进草地时带的一袋青稞面和一块鸡蛋大的盐巴吃光了。大家只得吃野菜，有的把脸都吃肿了。最后连野菜也不好找到，只好找来一些牛皮，把皮上的毛烧掉，用水煮着吃。”
如何使牛皮鞋底成为“美味佳肴”？乐观开朗的女性编了一首歌来传唱：“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后分外香。两寸拿来熬野菜，两寸拿来做清汤；一菜一汤好花样，留下两寸战友尝。”
为了生存，她们甚至从牛粪堆里拣粮食吃。女战士钟月林、钱希钧和谢飞三人在一家藏民宅子里嚼着苦涩野菜，细心的谢飞发现楼下牛粪堆上夹杂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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