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历史:重解长征之谜-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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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去行吗？我贺龙还没有这个资格呢！”接着，贺龙又耐心解释：“这是为今后长远的目标着想。等将来打败了日本鬼子，革命成功了，全中国解放了，建设少数民族地区，还要依靠你们这些少数民族干部。”
扎喜旺徐来到延安中央党校后，同八名藏族、八名蒙古族、九名彝族和二十几名回族同志一起在民族班学习。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曾亲自为他们上课，并在抗战期间安排他们在后方学习，以培养和保护这批经过长征锻炼的少数民族革命“种子”。解放战争期间，扎喜旺徐被派到内蒙古工作，在民族自治工作中积累了新的经验。全国解放时，他又和其他当年的藏族红军回到藏区，担任过自治州州长、青海省副省长等职务，在民族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
【点评】留下情感埋下种子
红军长征经过藏族区域时，一度建立各阶层参加的“博巴政府”，像扎喜旺徐这样不懂汉话的贫苦农奴还能投身革命，充分体现了民族平等政策和宗教统一战线政策的威力。红二、四方面军离开甘孜后，博巴政府因失去红军保护而解体，这一为时不长的政权却在藏区传播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良好影响，在许多藏族僧俗人士心中留下了对红军的朴素感情，经过长征锻炼的民族干部更成为后来党在藏区开展工作的重要骨干。

第四章　倾囊相助见真情（1）

——朱德和格达活佛的友谊之谜
红军长征到达西康藏区时，结交了一位忠诚的上层朋友，那就是著名的格达活佛。以汉族为主体的红军在过去全无革命影响的藏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非常困难，却仍然能以民族平等、各族人民解放为号召影响当地群众乃至一些宗教人士。红军总司令朱德同康区寺院的大活佛成为亲密朋友并维系终生，便是一段被汉藏同胞久久传唱的民族团结之歌。
朱德的长谈让格达活佛受到了震撼
1936年春，红军总司令部和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进入西康藏区，并在此停留休整。当时甘孜县的白利寺，有一位影响很大的格达活佛，名叫洛桑登真？扎巴他耶。他于1902年出生于甘孜县生康乡一户贫苦农奴家庭，7岁被认选为转世灵童迎到寺院，举行坐床大典，成为第五世格达活佛，主持当地的宗教中心白利寺。
格达活佛虔诚信佛，富有正义感，入佛门后仍关心国事民生。红军到来前夕，南京政府委派的蒙藏委员会委员、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诺那活佛进入当地“宣慰”，威胁利诱各地寺庙及土司、头人同国民党一起对抗红军。格达活佛起初听信诺那宣传共产党“灭教”的蛊惑，躲到藏民山中的寨子里不敢露面。
诺那活佛在国民党当局的支援下，给炉霍最大的喇嘛寺——寿灵寺送去100支步枪和近万发子弹，组织1500名喇嘛紧闭山门与红军对抗。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部队包围该寺后，进行喊话宣传，力争和平解决。该寺的格聪活佛却命令开枪打死喊话的红军通司（翻译）。李先念见该寺顽固，故意撤围隐蔽，待寿灵寺喇嘛以为红军离去而放松警戒后，率红军夜袭寿灵寺，将多数喇嘛俘虏。红四方面军指挥部马上通知：“寿宁（灵）寺被俘之大小喇嘛应优待之，并令其写信甘孜与各地喇嘛寺不与我打，大大宣布我军对喇嘛政策。”红军对寺内经堂、经书、器物，均妥为保护，赢得喇嘛们和炉霍藏民拥护。寿灵寺的喇嘛随之写信给其他寺院，劝其放弃抵抗，红军得以比较顺利进入甘孜地区。
红军到达甘孜白利寺后，得知在当地威信很高的格达活佛躲藏起来，便派人去找，并宣传政策。格达了解到红军对寺庙秋毫无犯，立即带领随从回到寺院。他见到红军宁愿露宿草地也没有进驻寺院，深受感动，就此增加了对红军的信任和崇敬之情。朱德总司令和红四方面军陈昌浩政委得知格达活佛返回后，便亲自前往白利寺看望，还互赠礼品。
朱德同这位宗教界人士多次长谈，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说明共产党救国救民和解放各族人民的宗旨，使格朱德和格达活佛达活佛从心灵深处受到震撼。甘孜地区建立博巴苏维埃政府时，他不顾风险出任了副主席。朱德曾在红缎上为格达活佛题词：“红军朋友，藏人领袖”。
100名喇嘛出7000多斤粮
格达活佛拥护红军，是出于内心的至诚。他同朱德等人交往后，很快找到了共同语言。格达活佛当时表示：“我作为一个活佛，14岁就到拉萨三大寺学经。佛法的真谛是要救渡受苦受难的众生出苦海，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与国民党的军队不一样，是为了劳苦大众求解放，让汉族同胞和藏族同胞都有好日子过。我们的信仰虽然不同，但为了广大的劳苦大众，这一点是一样的。”
康藏地区人口稀少，地瘠民贫，红四方面军4万多人队伍在此活动几个月，二方面军1万多人也一度在此停留，粮食供应成为头号难题。格达回寺后，马上派人召回躲藏在山上的群众，动员民众卖粮给红军。他自己主持的白利寺仅有100名喇嘛，而仅据现存的两张收条计算，该寺两次支援红军粮食就达7000余斤，还有豌豆22石、马15匹、牦牛19头，真可谓倾囊相助。
1936年4月17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为了感谢白利寺僧众对红军的支援，专门下令在白利寺门口贴出布告：“查白利寺配合红军共同兴藏灭蒋，勋劳卓著。我军给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犯，违者严办，切切此布！”
格达活佛除了组织支援红军外，还利用自己的关系向附近的土司头人写信，动员他们不要对抗红军，得到了灵雀寺、寿灵寺、甘孜寺三大喇嘛寺的响应。坚持与红军敌对的诺那活佛走投无路，逃到瞻化，当地土司头人不愿为他卖命，反戈一击将其交给红军。被俘后的诺那也受到优待，表示愿与红军友好相处，后来他患伤寒去世时，红军又按藏族习惯为他举行隆重的法事和葬礼。对此，格达活佛也深为感动，更认定红军是仁义之师。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离开甘孜北上，约2000名伤病员难以随军行动。格达活佛利用关系分散隐蔽留下的红军，自己还收留了其中的200多人，将他们安排在白利寺内和附近村寨中，亲自用藏药进行治疗。反动势力搜杀红军遗留人员时，格达活佛为伤病员都起了藏名。这些人伤好后，有些在他精心安排下就地安家，有些人被转移到内地。格达活佛所在之地，基本没有发生红军遗留伤病员遭残杀的事件，这在川康地区是少见的。
苦等15年盼红军回来
朱德离开甘孜前，特地同格达活佛告别，说用不了15年，红军一定回来。红军北上后，格达活佛曾写下数十首弦子词表示怀念，其中一首是——“红军走了，寨子空了，寨子空了不心焦，心焦的是红军走了。”情感深切凝重的词句，表达了他对红军的思念。
红军走后，博巴政府解体，西康反动政府开始迫害同共产党合作过的人，格达不得不一度避往拉萨。抗战期间，他仍派人到青海购买《八路军敌后抗战图》，关心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解放战争期间，格达有一次到印度，看到杂志上刊登的毛泽东、朱德的照片，立即将其买下带回供在屋中。1949年秋，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格达活佛无比兴奋，马上向周围的故旧宣传，说当年的红军很快就会回来，并要准备欢迎。
格达活佛与十八军干部在一起1950年春，解放军第十八军进入甘孜，他马上动员当地僧俗民众支援部队解决粮食问题，并对前来看望的部队首长说：“如今刚刚快到15年，你们果然回来了，朱总司令真是神人！”当时中央邀请他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政府副主席之职，朱德还邀请他到北京一叙。
格达活佛看到解放军正在准备进军西藏，便表示自己应先到拉萨一次，利用过去的关系劝说上层人物接受中央和平解放的条件，然后再进北京。尽管中央告知此行有危险，他仍毅然前往，结果行至昌都时遭反动分子毒害而亡，未能实现与朱总司令再见面的最后愿望。格达活佛去世后，西南军政委员会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他为藏族解放事业奋斗的事迹也一直受到人们怀念。
【点评】忠实朋友毕生奉献
格达活佛这样一个在宗教界有很大影响的藏族上层人士，在遇到红军后就毕生竭诚拥护解放事业，成为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为此还不惜献身。这一事迹的本身就说明，红军所代表的民族解放事业所具有的强大感召力。格达活佛通过亲眼所见，坚信红军的道路也是自己获得彻底解放的道路。他不仅帮助了当年的红军战胜艰难险阻，也为后来甘孜藏区的解放奠定了基础，使长征留下的宝贵种子开出灿烂的花朵。
第五章藏装红军——雪域高原的神奇部队之谜
第五章藏装红军——雪域高原的
神奇部队之谜
青藏高原东端的康区，红一、二、四方面军都曾在此经过和停留。当地有着传奇经历的藏族汉子马骏振臂一呼，康区还诞生过一个藏民独立师。这支部队的成员大都没有穿红军服装。他们身着藏袍，骑马在广阔的高原上驰骋，为保卫自身的利益和著名的“中华苏维埃博巴自治政府”而战。几个月后，红四方面军离开藏区，藏民独立师也在北上途中解散，然而它在红军长征的史册上留下了独特的一页。
藏族小头人出面拥红军
1935年4月，红军第四方面军从川陕革命根据地西进，不久即挺进懋功（今阿坝小金）一带藏区，接应红一方面军。这时，反动当局利用藏族民众对汉族军阀部队的恐惧心理，大肆散布谣言，说红军杀人灭教，毛泽东、朱德在越嶲县发给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武装的委任状
一时间多数群众躲入山间。但丹巴县有一个上过天主教会办的小学、懂汉语并且经过商的30岁的藏族汉子麻孜？阿布，对这支新来的军队感到好奇，不但不躲藏，反而主动前往懋功探听虚实。
麻孜？阿布遇到“红汉人”的队伍后，亲眼目睹了他们保护寺院和尊重藏族风俗习惯的行动，很受感动，便自告奋勇给红军当翻译和向导。他还招呼十余名青年随同自己下山，从附近找来木料，搭建桥梁方便红军通行。红军进入丹巴县城后，他又发挥自己熟悉当地情况的特长，帮助安排红军的食宿。红军首长根据其原名“麻孜”的谐音，给他起了个汉族名字“马骏”，其意为藏族人民的骄傲。
马骏的父亲在丹巴藏区是个小头人，为人开明，一向不满四川国民党军阀的敲诈勒索，得知儿子的行动后表示赞成，自己也出面拥护红军，帮助筹集了十多万斤粮食。同年10月，红四方面军占领丹巴县后建立苏维埃政权，还让他担任县政府副主席。
马骏一家在当地颇有影响，他们父子出面号召，很快拉起了一支上百人的队伍，其他一些乡里也建立了少数民族武装。红军随即派来政工干部，收编了这些队伍。据当时驻丹巴的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副军长罗南辉给红军总部的《关于敌情及部队情况的报告》记载：“丹巴县及区均已建立了番族人民革命政权，共分七个区，群众很好。武装除独立团外，各区有二十个、三十个不等的游击队……番民独立团现成立了三个营，约八百人，有枪二百余枝，每连我们都派有军队干部去领导。”
11月间，红五军在丹巴县建立起各级红色政权和乡级游击武装后，又帮助组建起“丹巴番民独立团”，由马骏担任团长，下属800人，成员绝大多数为藏族。独立团一经成立，便开始清剿地方反动武装，修复被反动势力破坏的桥梁，积极维护地方治安，为在川西作战的红四方面军主力提供后勤支援。当时红军动员藏民参军的口号主要是“番汉一家”，要群众保卫自己的家园不受四川军阀侵害，因此调动起了许多少数民族同胞的积极性。这些藏胞多不通汉语，对共产党的理论不能完全理解，却出于自发的反抗本能，踊跃地跟随红军投身于反抗四川军阀的战斗。
红军干部穿上藏装
红四方面军南下在百丈关作战受挫后，不得不西撤，以丹巴等地作为主要战略立脚点。由于这里藏族群众参军比较踊跃，民间又藏有大量武器弹药，1936年1月，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将丹巴番民独立团及各区乡游击队合编，扩建为丹巴藏民独立师。
藏族出身的马骏被任命为师长，红军派去的李中权任政委，金世柏任副师长，原属一、四方面军的100多名干部到该师担任团政委、副团长、指导员等领导职务。为便于工作，他们也换下红军的军装，改穿藏族服装。这个师开始只有1000余人，在红军离开藏区前发展到三个团，共2000余人。参加该师的战士多为强壮骠悍、能骑善射、作战英勇的藏族青年，开始装备有300多支步枪，其余是长矛大刀。
在独立师成立大会上，马骏身穿藏袍，脚登皮靴，头戴狐皮帽，精神抖擞地走进会场。他用洪亮的声音，分别以藏、汉语进行了动员，正式宣布：“丹巴藏民独立师正式建立了，热烈欢迎各民族青年参加！”接着，马骏又具体说明：“今后，新老干部都要有跟着红军革命到底的精神，要团结得像一个人，打倒我们所有的敌人。”“民族有别，不是冤家，敌我之分，才是对头；实现民族解放、各民族平等，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红军转移，藏民独立师殿后作战
丹巴藏民独立师成立后，经过短暂的教育训练，就配合红军主力参加作战。1936年2月初，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六个师会同川军主力开始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犯。由于这一地区人口少、粮食缺，红四方面军补充日益困难，冬衣都难以解决。在此情况下，张国焘被迫承认红军长期停留在康区不利，却又不愿立即北上，于是决定向甘孜转移。当时丹巴藏民独立师奉命殿后，阻击敌人前进，保障了主力转移。
在独立师成立后的战斗中，红军派去的干部同师里的藏胞相处得很好，尤其是政工干部都得到马骏的尊重。在这支藏族武装中担任师政委的李中权回忆：“马骏虽然是少数民族头人，但他思想藏民担架队支援军队开通，同国民党和四川军阀有深刻的矛盾。”“马师长热情、周到，使我有回家之感。他表达能力很强。”当年到这个师工作过的其他人也回忆，马骏是一个身材魁梧、体格匀称、非常英俊的藏族汉子，打起仗来总是一马当先，冲杀在骑兵部队的前面，率众打了不少胜仗。
十几年后为解放军带路
1936年春，红四方面军主力进入甘孜地区，国民党当局派出的“西康宣慰使”诺那活佛煽动当地土司纠集兵力抵抗。为了对藏胞进行争取工作，红军总部让丹巴藏民独立师一面制服抵抗，一面做争取说服工作，使很多地区表示拥护红军。
四方面军在甘孜落脚后，决定成立金川军区，丹巴藏民独立师划归其管辖，改番号为金川军区独立二师。该师的主要任务是担负地区的警戒，维护社会秩序。由于该师战士着藏族服装并适应当地风俗习惯，成为主力红军的一支重要辅助力量。以藏族为主体的“博巴自治政府”建立后，这个师因有着自己的民族特点，在筹粮和打击反动土司时往往骑马跑在最前面，其行动也比较容易被当地群众理解和接受。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离开藏区北上，开始决定带藏民独立师一同行动。但该师战士缺少文化知识，当初参军主要是为保卫自己的家乡，受眼界和生活习惯所限而不愿进入汉族聚居区。四川阿坝州松潘县红军长征纪念碑大部队离开藏区时，该师许多成员因牵念家乡自行离队，师长马骏因提出不同意见而受张国焘怀疑并遭诬害。当时派到该师的政委、指导员虽然努力进行宣传动员，毕竟无法改变长期的民族隔阂造成的一些思想情绪。红军总部的一些领导人经过冷静分析后认为，再坚持让这支少数民族武装随主力北上，不仅无益反而可能生变，便宣布解散部队，愿留愿走听其自便。最后除了十几名藏族青年坚定地随红军走过草地北上陕甘，其他的人都陆续返回了家乡。
参加过独立师的成千名藏胞回到康区后，对红军还长期保持着深厚的感情，1950年解放军进藏时路过当地，许多人又主动跑来带路和帮助运输。部队的干部战士对他们表示感激时，的一些藏胞还用已经生疏的汉语回答：“都是自己人，我当过红军！”
【点评】宝贵尝试留下火种
在红军长征史上乃至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藏民独立师的存在只有几个月，但却是一次宝贵尝试。虽然受客观条件局限，这个藏族师在红军北上时因无法带走而解散，却培养了一些民族干部，积累了在藏区工作的经验，为后来藏族人民的彻底解放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充分体现了“长征是播种机”的历史作用。

第六章　着重培养（1）

——喇嘛成为新中国重要干部之谜
红军长征进入西康少数民族地区时，有一批藏族青年投身于这支由汉族为主体的革命队伍。其中有一位18岁的小喇嘛不仅参了军，加入了共产党，还担任了部队的干部。红军长征到陕北后，这位跟随红军三过草地的藏族青年桑吉悦希，由毛泽东亲自取了一个汉语名字——“天宝”。
小喇嘛当上了少先队副队长
1935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接着继续长征到达藏区。部队进入这片少数民族区域后，一些藏族青年怀着朴素的感情参了军。天宝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成为红军的第一批藏族战士和中共第一批藏族党员。
天宝，原名桑吉悦希，1917年2月出生在阿坝马尔康一个贫苦藏族农民家庭。当地的习俗，一家人有一个男孩首先要送去当小喇嘛，天宝在家中是老大，十二三岁时便入寺庙当“扎巴”。他在寺庙内地位很低且深受压迫，加上多少学了一点藏文，算是有文化的喇嘛，思想比较活跃，内心中有了反抗的念头。红军初到藏区时，国民党和反动土司散布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灭族灭教”等一系列谣言，藏民们纷纷逃到山里。天宝本来觉得自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不愿躲藏，后被迫同众人上山。不久，他出于好奇又偷偷下山，观察这支从未见过的被称做“红军”的汉人队伍。
天宝发现红军纪律严明，不进寺院，不住民房，宁可冒着雨雪风霜，挨饿受冻。尤其是看到这支队伍待人和气，还把没收土司头人的东西分给穷人，他更是在心中出现了共鸣，渐渐敢同红军接触，还产生了打土豪给乡亲们分浮财的念头。出于对红军的好感，天宝没有同父母亲商量便报名参了军，当即脱去袈裟，穿上了一套不太合身的半新不旧的军装。由于他在参军的藏族年轻人中算是有文化的，马上被任命为“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副队长，任务是为红军筹集粮草，还参加打土豪、分田地。
受到红军严明纪律和和蔼待人所感动而参加红军的，在藏区还有不少人。沈阳军区曾有一个全国唯一的藏族女红军，她回忆当年的情景便说，自己起初躲在村里，见红军纪律好才敢出来。由于她能讲点汉话，便给红军当通司（翻译），并去动员躲避的藏民下山。此后她在革命队伍中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便留在红军中再也不走，一直跟随到陕北。
参加红四方面军不久，天宝就跟随部队两过草地，又南下西进。由于他表现好，入伍翌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又被任命为藏民独立师青年部长和“番族人民自卫军”的党代表。天宝作为藏族干部，一到达新驻地，就率领战士到寺院或土司头人家中筹集粮草，交涉各种具体事务，起到了汉族指战员难以起到的作用。
长征路上学习文化知识
天宝回忆说：“我参加红军的时候，不认识一个汉字，汉话也说不了几句。”“我这一点汉文，就是在长征路上开始学的。”他有着非常好的记忆力，学过的汉话大部分能很快记住。通过学习，他由简单直观地感到红军好，逐渐成为一个有觉悟的战士。在藏区曾有上千名藏族青年参加过红军或红军领导的独立师，后来只有十几人跟着红军最终走到陕北，其中就包括天宝。
在终日转战的长征路上，部队领导仍一直督促天宝等新入伍的同志学文化，以此了解革命道理。行军上路时，天宝背的背包上就写着汉字，后面的人一边走一边看，天宝则看前面战士背包上的字，在途中达到会念、会写。他说当时部队领导对文化学习要求很严，“休息的时候还要考试，考不及格，要挨批评的！”
天宝努力学汉语，学一点就“现炒现卖”，向藏胞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同时交涉筹粮。红军第三次过草地前，四方面军总部要求每个战士准备15斤粮食。天宝说：“我们这里本来就穷，不产粮食，人也少，几万大军来回过，粮食差不多吃光了。”不过他还是想方设法找粮食，动员一些寺院把积存多年的粮食和茶叶都拿出来，在他自己当过小喇嘛的那座小寺院里也找出了几百斤青稞。由于粮食不足，天宝就尽量找牛羊，肉可食用，皮子用来做背心、坎肩。天宝等人还把牛皮或羊皮穿几个眼做成简陋的皮鞋，供同志们穿用。
野菜宣传员兼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