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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历史:重解长征之谜-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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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镣昵铮谏赂誓厍闹醒刖笔舳印⒑煲环矫婢慷雍偷胤胶炀嗉樱苁⒄沟�3万余人。有了根据地依托之后，红军又走上了发展壮大之路。
留在川康地区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得知一方面军在北方的发展后，纷纷议论说：“还是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对的！”由于四方面军广大干部要求北上，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和二方面军领导也坚决主张北上同中央会合，这就促成了三大主力的会师。
“3万”和“8万”，不同统计方法造成
“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
苦斗十年，终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抗战初期创作的《八路军军歌》前四句，概括了红军长征体现的坚定性和无敌无畏精神。红军经历过万里长征，虽然有严重减员，但保存下来的人是党和红军最宝贵的财富。毛泽东认为，长征后红军人数虽然减少，力量却比过去更强，这既是指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已由错误转为正确，也是指红军的质量大为提高。
对于长征结束后红军还有多少人，过去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如果从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时的全体人数统计看，西北红军超过8万人。军委对下属各部人员的统计是：红一方面军和军委直属队共22万人（包括红军大学800人）；陕甘宁地方红军8000人（另外在陕南有2000人）；红二方面军11万人；红四方面军及总司令部直属队38万人。
三大主力会师结束长征后，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多人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结果于1937年春基本失败，只剩千余人到达新疆或潜回陕甘根据地。这一时期，红军在陕甘地区又扩大了一些兵员。至1937年夏，军委统计在陕甘宁地区的红军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后方机关总计为74万人，其中总部为4000人，野战部队为42万人。同年8月红军改编时，野战部队编为八路军三个师，编制45万人。
在经历过长征的一些领导人的讲话中，又常说长征后红军只剩下3万人。这一数字也有其依据，讲的只是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甘宁的人员，而不计算陕北红军及长征后扩大的人员，以及长征结束后西路军损失的人数。经历过长征而剩余的3万多红军指战员包括：中央红军到达陕北6000人；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3000人；红二方面军到达陕甘宁11万人；红四方面军在陕甘宁剩余人员14万人。
对长征后剩下的人数从不同角度统计，才出现这两种不同说法。事实证明，经过长征考验的指战员不仅在实际斗争中表现出坚定的革命意志，又有了丰富的战争经验，多数战士都可以带兵当干部。红军人数虽减少，革命力量却增强，并终将发展成一支赢得全国胜利的大军。
【点评】军队有“根”损失才少
红军长征中出现数量减员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发展壮大，离不开革命根据地。红军离开根据地远征陷入无后方依托作战，除牺牲外，会经受缺粮和病饿的折磨，伤病员难以随军和妥善安置，这都会造成较大损失，而且难以有效补充。红二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减员较少，主要是采取了走一段路休整一段，并在途中建立根据地进行补充的方式。中央红军长征在毛泽东领导下到达陕北后获得大发展，更是显示出正确路线的威力。
第二部分 领袖之谜
第一章 运筹帷幄（1）
——毛泽东成为领导核心之谜
邓小平曾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可能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用这句话概括红军长征的历史，也恰如其分。在遭受挫败的危难时刻，毛泽东使党和军队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一历史功绩在长征中体现得尤其突出。撤出中央苏区的红军，在突破四道封锁线后已经到了覆没的边缘，正是毛泽东走上领导岗位，才解救了危局。
毛泽东不知道要去哪里
1929年初，朱毛红军从井冈山突围东进，经过两年艰苦开拓，在赣南闽西建立起全国最大的中央苏区。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这一根据地的主要开拓者毛泽东众望所归，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成为中国革命力量名义上的最高领袖。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
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长征
中央苏区的大好局面，在1933年后便开始逆转。那些照搬苏联教条的领导者，否定了毛泽东摸索出的一套正确的战略战术，以弱小的力量与强敌打“堂堂之阵”的正规战。在一年时间里，根据地越打越小，由21个县被压缩到只有7个县，在敌军实施“铁桶计划”准备发起总攻前，红军主力被迫突围西进。
长征出发前，毛泽东的身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职务仅剩下一个挂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不过在全国范围内，“朱毛”仍是中国革命的象征。有些人在长征开始时甚至想把毛泽东留在即将陷落的中央苏区，但考虑到他的威望，没有这么做。全军突围前，临时中央委托熟悉根据地情况的毛泽东到于都一带察看地形，选择突围路线。在那里毛泽东突然患了重病，高烧40度以上，经傅连暲赶去抢救才得以脱险。大病初愈的毛泽东被担架抬着走上了长征路。当时中央纵队的女干部刘英询问说：“我们走到哪里去呢？”毛泽东回答：“不知道。”刘英当即说：“也是军事秘密吧！”毛泽东却正色说：“确实不知道！”
这样一次重大行动的意图，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并没有告诉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长征初期，由于呆板、错误的指挥，红军过湘江后几乎陷入绝境。这种惨败使广大指战员回想起前三次反“围剿”在毛“追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飞机泽东领导下节节胜利的情形。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大声疾呼应让毛泽东指挥。此前红军丧失根据地被迫长征原本是一种不幸，然而在这一不幸之中，通过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又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万幸。
遵义会议上成为领导核心
1934年12月上旬湘江之战后，出发时86万的中央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他们进入了崎岖的越城岭山区，暂时避开敌军包围。此时，部队前进的目标仍是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而无线电侦察得到的报告是，国民党军已经以十几万军队布下口袋。如果中央红军不改变原有的指挥方式和预定计划，只有全军覆没。
湘江之战后，红军广大干部对“左”的错误的不满达到顶点，原来的总负责人灰心丧气，周恩来主管了实际工作。此时毛泽东被邀请参加决策研究，他在通道召开的会议上力主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地方军阀统治薄弱的贵州前进。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批驳了“洋顾问”李德按原计划行动的主张。这次“通道转兵”使中央红军暂时摆脱了险境，进入贵州未遇有力抵抗便占领了遵义，有了长征开始后第一个为时达半个月的休整期。
遵义休整期间，部队补充了兵员服装，并得以医治伤病、恢复体力。中央政治局在城内召开了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举为政治局常委。根据会后陈云留下的传达记录，毛泽东未担任党的总负责，被确定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由于周恩来听从毛泽东的意见，因而事实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
第二次遵义会议上再次力排众议
当时党内最重要的领导工作是指挥军事斗争，实际结果证明了毛泽东确实在指挥上高于他人一筹。二渡赤水后红军重占遵义获胜，许多领导人又过高估计自身力量。1935年3月10日至11日，中央在遵义县枫香镇一个叫苟坝的偏僻小山村开会，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下一步的战略方针和改组军事领导等问题。多数人摩拳擦掌赞成出击，只有毛泽东认为急于进攻将有覆灭的危险。据当事者回忆，毛泽东甚至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总指挥了。”
结果在民主表决中，会议仍然做出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周恩来拟好作战命令后，夜不能寐的毛泽东又提着马灯跋涉五里多路，走来再三劝说。这时，负责无线电侦察的二局又发来敌军已有增援的急电，周恩来马上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鉴于毛泽东的意见正确，军事行动需要集中指挥而不能事事开会表决，中央便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指挥小组。在毛泽东为首的三人小组指挥下，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甩掉了追兵。
彻夜工作，白天在担架上能睡一会儿
毛泽东长期在艰险的战争中思考问题，总被失眠困扰。据当事者回忆，每到宿营地，他马上查阅电报和地图，一面抓衣服上的虱子一面思考下一步的行动，彻夜工作。早上部队出发后，他在担架上能断断续续睡一会儿。为减轻担架员负担，下午通常又骑马行军，边走还边同身边的领导人研讨问题。
征途如此艰难，毛泽东仍在戎马倥偬之际，以吟诗赋词抒发胸臆。如同他后来所说，许多诗作是在马背上哼成。迈步雄险的娄山关之悲凉，三军过后尽开颜之惬意，放眼陕北千里冰封之豪情……诗人风采，跃然纸上。“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去战胜艰难险阻。
妻子、警卫员和穷人让他流泪
毛泽东有着钢铁般的性格，也有着深深的同情和挚爱。红军进入贵州后，他发现穷人血汗已被榨得一干二净，被称为“干人”，每逢见到这些人求乞都感到心酸。寒冬中路过乌江南岸的剑河县时，毛泽东看到一位穿破烂单衣的老婆婆带着小孙子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他当即脱下毛线衣，并叫警卫员拿了两袋干粮，一起送给老人。身边的同志还看到，这时的毛泽东流下了热泪。
长征到达盘县时，贺子珍在敌机轰炸时为保护伤员被炸伤了17处，醒来后要求把自己寄放在村里的老乡家，不拖累部队，并得到单位领导同意。毛泽东赶到后，见到满身鲜血的妻子不禁抽泣起来，又命令用自己仅有的一副担架把她抬走。后来贺子珍感慨，此举救了自己一命，否则就是不遇到敌人，农村也没有治疗条件，躺着也只有等死。
中央红军到达西康的甘竹山时，毛泽东又遇敌机轰炸，身边的胡昌保中弹牺牲。看到这位从江西苏区就跟随着他的警卫班长，毛泽东又一次流下热泪，并和其他同志一起动手掩埋了他。后来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毛泽东还回忆起这个警卫。
【点评】在实践中树立崇高威信
长征以前，毛泽东的军事领导主要在中央根据地局部范围内起作用，一度还遭排斥。在党中央居于统治地位的，仍是照搬外国经验的军事路线。无情的事实证明，那种唯“国际指示”是从的教条主义，只能把革命引入绝境。毛泽东担任最高领导后，才真正解决了当时党和红军要解决的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如何求生存，二是如何求发展。他的崇高威信，正是经过成功与失败两个方面的斗争实践而树立起来，最后得到党内军内共同拥戴。
当年陈毅曾说，我们都是游击队长，谁听谁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比我们强，所以我就放弃了过去的看法。我心服口服，心悦诚服支持毛泽东。历史事实说明，是毛泽东和他的军事思想挽救了中国革命，他被拥戴为全党的领袖才扭转了危局，不仅胜利结束了长征，还从此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二章 事无巨细（1）
——周恩来长征之谜
中央红军万里长征一开始，周恩来就成为全军的“总管家”。每到宿营地后，油灯大都彻夜不熄，各种重要事务大都要亲自处理。他自己从中央苏区出发时所带的个人行李只有两条毯子、一床被单，做枕头用的包袱里有几件替换衣服和一件灰色绒衣……
自己认为不适合当一把手
20世纪20年代初留学法国并在那里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周恩来，从参加革命起便显示了非凡的组织和领导才能。他回国时年仅26岁，很快就因才华过人，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被众多年纪相仿的学员尊为永久的师表。
在共产党内，周恩来一向以品德高尚、才智过人、不求名利而享誉全党，并在国际共运中有很高威信。1930年周恩来前往周恩来莫斯科时，斯大林对他倍加赞赏，并希望他能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周恩来却认为，自己不适合当一把手，而应辅助他人，主要负责大政方针确定后的具体落实工作。
1931年秋，周恩来从上海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书记，他很尊重有实际斗争经验的毛泽东。临时中央迁至瑞金后，周恩来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却没有最后决策权，而只是负责处理具体事务。长征出发前，准备工作由以博古、李德、周恩来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其中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
他对远征和留下的干部的安排都考虑得细致入微。得知陈毅负伤后躺在医院中无法动手术，他马上下令打开已装箱准备抬着出征的X光机，为他拍片并开刀取出碎骨。对于编入休养连的体弱同志，周恩来也做了周到布置。
关键时刻，力推毛泽东指挥
周恩来在湘江之战后，便坚决反对李德再来指挥红军。一向为人谦和的周恩来，曾在宿营地同这个洋顾问吵得拍桌子震翻了马灯。这时博古也不再出面袒护，而要周恩来“不要理他”（指李德）。据当时为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回忆，湘江战役后“李德已经无法全面指挥，只能根据各部队来的电报提出意见，真正在部署作战行动的是周恩来同志”。就此，军委的集体领导得以恢复，结束了由洋顾问瞎指挥的不正常状态，毛泽东的意见也得到了采纳。
周恩来以其军委核心领导人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对遵义会议的召开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力主毛泽东来指挥红军。尽管会上决定“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然而他遇事总是征求和听从毛泽东的意见。长征到达陕北甘泉时，遵义会议旧址毛泽东提议周恩来担任军委主席，却被坚决推辞，从此在党内多年间有了一个亲切的称呼“周副主席”。
长征时担任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在回忆当年战斗经历时，曾有一个总结：“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副主席知道敌人中哪个是嫡系，哪个是杂牌军，作战能力如何，都很清楚。对我们哪个师战斗力强，哪个战斗力弱，更是了如指掌。”
在茅台镇连喝25杯
周恩来在党内军内一向有“管家”之称，他的勤奋精神无人能及。周恩来的记忆力惊人，各师、团领导来汇报时，对于有多少人员、多少弹药他差不多都能记得，经常还能具体讲出某次给了多少弹药，并把时间和数字都说得丝毫不差。下级干部对周恩来的这种能力都极为敬佩，汇报前都要详细准备，丝毫不敢懈怠。
长征期间每天到达宿营地，其他人能够休息，周恩来却要马上接电线、挂地图，收看电报和侦察材料，然后同其他中央领导一起听取汇报，详细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研究下一步的军事部署和行动。周恩来每每拖着疲惫的身体，以惊人的毅力处理各种事务，工作大都通宵达旦。由于总参谋长刘伯承眼睛不好，在油灯下看字困难，周恩来将起草电令的事也担当起来。即便在吃饭的时候，周恩来也是一边听汇报，一边口授处理意见。
如此繁重的工作，使他眼睛里总是布满血丝。长征中任干部团政委的宋任穷回忆夜间汇报的情形说：“恩来同志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实在支持不住了，在批阅文件或听汇报时不由自主地合上了眼睛，睡着了。这时我们不约而同屏着呼吸，默默地坐在一边，不敢发出一点声响，希望他尽可能多休息一会儿。几秒钟或分把钟后，恩来同志便猛然醒来，继续同我们谈话，交代任务或写行动命令。”有一次参谋向他请示，周恩来在睡梦中“嗯”了一声，参谋以为他已经同意。第二天周恩来询问后说完全不知此事，马上规定以后必须把他叫得坐起来，才算叫醒。
通宵工作后过于劳累，周恩来有时被迫在行军出发时躺在担架上睡一段，不过还经常被各种报告叫醒。他行军时很少骑马，因为担心打磕睡摔下来，因而多是步行，一边走还一边同身边的人谈话，了解部队的情况。
周恩来一向生活简朴，不过有时饮酒且量很大。他在路过茅台酒的产地时，看到这一名酒大家都想品尝，便喝了一次。1972年周恩来曾告诉尼克松，长征途中他在贵州的茅台镇一口气喝了25杯茅台，居然没有喝醉。不过在紧张的长征途中，这样的情况很罕见，即使在庆祝会上周恩来也节制自己饮酒，以防止酒后误了公事。
红军强渡赤水河渡口之一——茅台
过草地患肝病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因张国焘不同意北上，中央多次开会仍很难取得一致意见。为了照顾党内团结，周恩来同毛泽东商量后，主动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并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张国焘后来当了叛徒，在所写的回忆录中骂了党内许多领导人，却唯独对周恩来还表示敬重。
红军在长征过草地之前进入藏区，当地粮食缺乏，周恩来同大家一起吃野菜和青稞。他因工作过度劳累已身体虚弱，这时终于支撑不住病倒，连续几天发高烧。经医生诊断，确认这是肝炎转脓疡，当地又没有条件动手术。患肺结核且已吐血的妻子邓颖超赶来看望时，从周恩来身上脱下羊毛背心，一下子就找到170个虱子。
病势危急，干部团团长陈赓等人从雪山上取来冰块，采取局部冷冻的办法，使周恩来从便中排出半盆绿脓，才转危为安。由于连发几天高烧且未吃东西，彭德怀安排人抬着周恩来向草地行军。此时战士们因饥寒交迫，身体都很虚弱，在泥泞中一脚深一脚浅地艰难行走。因人手不够，兵站部部长杨立三也亲自来抬担架，双肩都被磨破。周恩来见此情景不忍心，几次挣扎着要爬起来自己走，都被陈赓拦住。
1954年，任总后勤部部长的杨立三患癌症去苏联医治病逝，遗体运回北京时，身为总理的周恩来亲自前去抬棺，以示永远不忘草地之情。1961年陈赓去世时，周恩来正在广州，马上向北京打电话提出追悼会等自己回京后再开。他赶回北京下飞机后，未回家便直奔设在中山公园的灵堂吊唁。
【点评】勤奋忘我坚定不移
周恩来在长征中的动人事迹，只是他一生奋斗精神的一个缩影。一提起周恩来的名字，人们就会油然而生敬意。
在长征中，周恩来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看到了毛泽东领导的正确，从此坚定地拥护并以全力去辅助。周恩来以忘我的精神为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回顾当年红军长征的胜利，毛泽东起到了最重要的领导作用，周恩来则起到了最重要的辅助作用，他的英名将永远同毛泽东的名字一起铭刻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史册上。
第三章 身先士卒（1）
——“红司令”朱德长征之谜
从井冈山斗争起，朱德与毛泽东便一起成为中国革命的旗帜，中央红军也常被称为“朱毛红军”。长征期间，朱德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在征途上他以身作则激励全军，面对党内复杂的斗争，在逆境中仍忍辱负重努力做工作，最终促成了三大主力实现胜利会师。长征结束后，毛泽东称赞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铁”。
“伙夫头”来历并不简单
在长征的红军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年已五旬、面容坚毅而又慈祥的指挥员，在队伍中激励广大指战员。这就是红军总司令朱德。由于他年纪已大，衣着与战士一样破旧，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伙夫头”，而他本人也以这个绰号为荣，因为这体现了人民军队官兵一致的精神。
出身四川贫苦农家的朱德早年考入云南讲武堂，在旧军阀部队中官至旅长。1922年秋，朱德到德国学习战术，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在那里，朱德见到了周恩来，并经其介绍于翌年加入了共产党。后来朱德又进入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并在军训班学习。
1926年他回国后，曾利用旧关系到川军、滇军中动员北伐。1927年南昌起义时，朱德任第九军副军长，在起义军南征潮汕失败时率领“铁军”余部近千人经过转战，最后走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建立了红四军并任军长，成为全国第一支主力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员。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成立时，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名字传遍全国，“朱毛”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的一个代称。
有职无权“使我伤心”
朱德虽然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但长征前夕的实际军事指挥权却操在博古、李德等人手中，准备突围西进的决定，直至需要用总司令名义下达命令时才告诉他。朱德事后感叹，这“使我伤心”。
不过，朱德还是以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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