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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历史:重解长征之谜-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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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朱德还是以大局为重，尽全力做好自己能做的工作。1934年9月，当中央苏区在敌军围攻下情况危急时，朱德同周恩来等人一起筹划对粤军开展统战工作，并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致信广东军阀陈济棠，以抗日和反蒋的大义劝说，使其同意在赣粤边界放开一个缺口，中央红军得以由此突围西进，开始了长征。
中央红军出发后，朱德虽无实际指挥权，却经常到部队中做鼓动工作。在很少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也根据实际提出自己的意见。红军渡湘江时，遭到国民党中央军和湘桂军夹击，朱德对于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提出不同的意见，可德国人不但不接受，还大发雷霆。朱德对那些照搬苏联教条的领导人极为不满，赞成更换领导。
1935年，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朱德参加了会议，并以尖锐语气批评了“左”的错误，他说：“这样的错误如果继续下去，红军就不能再跟着临时中央走了。”他还表示完全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支持从这位井冈山时就在一起的老战友指挥红军。红军总司令的这种态度，对遵义会议取得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能打中朱德的子弹现在还没有造出来呢！”
在遵义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今后的军事指挥仍由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负责。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差不多都是在到达宿营地后彻夜工作，白天行军经常要躺在担架上睡觉。朱德便在日间行军中处理各种事务，晚间睡觉，形成了时间上的分工。在行军中，朱德也很少骑马，总是同指战员一同步行，边走边谈，自己的那匹马则用来驮运伤病员。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向北进军，一渡赤水时在土城遇到川军拦截，敌军进行反扑还威胁到中央机关。形势紧急，朱德向其他负责人提出要亲自到火线上指挥，毛泽东马上组织身边的同志开了一个“欢送总司令上火线”的临时欢送会。当有人叮嘱保重安全时，朱德豪迈地回答说：“能打中朱德的子弹现在还没有造出来呢！”朱德在枪林弹雨中闯了数十年，竟然一直没有中过弹、负过伤。
朱德亲自赶到红一军团前沿阵地时，川军已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射击了，他身边弹雨纷飞。当时又遇下雨，朱德衣裳湿透，仍挥动驳壳枪指挥部队。总司令的勇往直前极大鼓舞了一线指战员，终于将敌人打退并夺回制高点。激战到黄昏，部队撤出战斗向西转移，其他人劝总司令先走，朱德却一直等到后卫团到达才通过浮桥。当时，敌军的一颗炮弹正好落在他的身旁，幸而没有爆炸。
“长征二万五千里，我个人却多走了一万里。”
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第一次过草地时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朱德就此同四方面军部队在一起生活战斗了一年多，当时部队命令多以“朱张”（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名义下达。
第一次过草地后，张国焘改变主意要求全军南下，随后又另立中央，企图分裂党和红军。在这种形势下，朱德在会议上明确表示：“党是一个整体，不能分裂。”面对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谩骂，朱德泰然处之，一直耐心地向指战员们解释只有北上才是出路。红四方面军一部有人当面攻击说：“你要北上，你自己走好了。”朱德又坚定地表示，中央让我到这里来，我不能离开。
四方面军南下作战连连碰壁后，张国焘情绪低落总待在屋里，只有朱德常到一线指挥，这使他在四方面军指战员中树立起很高威望。各主力会师后，朱德坚持对三个方面军的指战员一视同仁，多年间全军干部都以“朱老总”一词称呼这位备受尊敬的长者，他的公正态度也对消除山头主义起到了很大作用。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为时一年，朱德却因随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又拖了一年才到达陕甘宁，等于走了两年。他自己也曾说过，“长征二万五千里，我个人却多走了一万里”。
长征中举办野菜展览会
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后，遭到敌军重兵拦阻，连战不利，被迫退向荒凉的西康藏区。这时，中央红军北上陕甘却打开了局面。朱德为顾全团结大局，尽量不正面批评张国焘的错误，却总是宣传北上的胜利，使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感到还是中央的方针正确。
这时活动在贵州的红二、六军团与党中央失去了电信联系，只是在蒋介石开始新一轮“围剿”，红军活动地域日益缩小，情势日益危急的情况下，红二军团才突然收到中革军委电台的联络信号，而此时原中革军委电台实际已为张国焘所控制。朱德认为这样一支红军主力孤悬西南十分不利，于是同张国焘一起致电任弼时、贺龙等人，希望他们能到西康来。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并与留在四方面军中的原红一方面军的三十二军（原九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于二方面军干部大都来自朱毛红军，他们拥护朱德提出的北上会合一方面军的主张。四方面军的大多数干部经朱德的耐心说服，加上看到在康区没有出路，也赞同北上。
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又分路北进过草地，朱德让总参谋长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自己继续随四方面军行军。此刻是第三次过草地，筹粮更为困难。朱德带着身边的人寻找可食的野菜，共找到牛耳、大黄、灰灰菜、野葱、车前草等六十多种。随后，朱德组织了野菜展览会，让四方面军各部队都派人来参观并介绍推广，既避免了误食有毒野菜，也能弥补干粮的不足。
草地几百里无人烟、无房屋，每到晚上，朱德和警卫员就在稍微干燥的场地上背靠背地坐着打盹儿，粮食不足就挖野菜或到河里钓鱼。对这段历程，朱德一直念念不忘，称野菜是“革命菜”。解放后他还带领亲属挖野菜吃，教育后代不要忘记那段最艰苦的岁月。
【点评】“朱毛”并肩成旗帜
无论是在工农红军、八路军还是在人民解放军中，朱德都是总司令。毛泽东晚年见到朱德时，又肯定他是“红司令”，并说：“朱毛，朱毛，我是你身上的毛啊！”在艰难的长征中，朱德不仅个人激励和带动部队，还能很好协调三个方面军的关系，做好各方面的团结工作，从而赢得了全党全军的尊敬。长征的历史乃至整个红军的战斗和发展史，都与朱德的英名永远联系在一起。
第四章 谁有真理跟谁走（1）
——张闻天“三让总书记”之谜
在红军万里长征的途中，中共中央在特殊环境中产生了一位总负责人，这就是“留日留美复留俄”，有着“红色教授”之称的张闻天（笔名为洛甫）。这位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举止有着学者风范的领导人，被毛泽东开玩笑地称为“明君”。他配合毛泽东开好了遵义会议，又在征途中“三让总书记”，显示出不计个人名利的坦荡胸怀。
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反对只吃“洋面包”
张闻天参加过五四运动，接着又先后留学日本、美国和苏联。他懂日语，能用英语讲演，俄语水平也很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同王稼祥等被推选进入苏联最高理论学府——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党内很多人都称他为“老教授”。当时，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他曾一度赞成王明等人照搬苏联教条而提出的理论观点。
1931年，张闻天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担任了中央宣传部长、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等职。他与博古、王明等人是留苏同学。李德曾对张闻天说，这里的事情还要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可张闻天与照搬苏联教条的领导者的分歧却日益加深。
他了解了毛泽东开辟根据地的过程，深感吃“洋面包”的许多人缺乏实际经验，按照苏联的教条打仗和建立政权在中国往往是行不通的。在瑞金期间，张闻天对已经没有实权的毛泽东很尊重，感慨说：“中国革命确实离不开毛泽东啊！”第五次反“围剿”时，张闻天一再同李德争执，认为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
红军长征开始后，张闻天没有参加最高军事领导，而随中央纵队行动。看到反“围剿”斗争的失利、长征初期惨重的损失，他在途中向毛泽东倾诉了苦闷和忧虑。两人经过长谈，认为应清算错误的领导者。这时负伤的王稼祥也经常同毛泽东、张闻天一起谈话，并达成了一致的认识。有人把毛、张、王三人称为中央队的“三人团”，以此区别于负责最高指挥权的“三人团”。
遵义会议上做了“反报告”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前，张闻天就根据同毛泽东在路上商定的意见，起草了一份重要报告。会议开始后，临时中央的总负责博古做了主报告，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由于敌军过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经验，肯定了毛泽东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基本作战原则于强大的客观原因。张闻天随后发言，做了批判“左”倾军事错误的“反报告”，从而改变了会议的气氛，使绝大多数到会者开始清算“左”的错误。会议后期，张闻天负责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得到通过，成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现历史性转折的光辉文件。
十年后，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曾说过：“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明君”曾经三让总书记
2月上旬，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许多领导人都感到博古不能再负责下去，常委分工问题应解决。2月5日，在一个“鸡鸣三省”（即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小村子里宿营后，中央常委重新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总负责（当时有人也称为总书记）。
当时博古也认识到自己缺乏斗争经验，不适合担任最高领导。有人劝他不要“交权”，博古还是襟怀坦荡表示应该服从集体决定。这一交权形式很简单，就是把几担装有中央文件、记录和印章的挑子交由张闻天负责。
张闻天从年轻时起就喜好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不长于处理琐事。他总戴着眼镜，不苟言笑，不善交际，常在沉思问题，像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他被推为总负责人之后，一再感到并不完全适合于领袖地位，希望毛泽东担任总书记。毛泽东以身体不好并忙于军务为由拒绝。1935年4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中央讨论要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结果毛泽东等人不同意，改派陈云前往。
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身为政治局委员并在四方面军担任领导的张国焘伸手要权。为了表示团结，张闻天又主动向毛泽东提出“我这个总书记的位置让给他好了”。毛泽东经过考虑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于是中央决定，让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事后证明，毛泽东的考虑是有远见的，因为后来张国焘对抗中央的北上决定，并另立中央，从组织程序看是严重的反党行为。若是让他事先担任了总书记，怎么定性就不好说了。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一直坚持集体领导，遇事总要征求大家的意见，经过讨论后再由他作结论。张闻天的信条是，真理在毛泽东和张闻天（左一）在一起谁手里，就跟谁走。他在绝大多数场合都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几次开玩笑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
“四脚朝天滚下山”，却能深入浅出讲精神
张闻天是一个学者型人物，在长征中自然备感艰难。进入湖南后在山路行军，有一次他在马上打瞌睡，连人带马跌进沟谷，幸而没有受伤。毛泽东就此做了一首打油诗，同张闻天逗趣，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多年后只记得“四脚朝天滚下山”一句。
当时行军虽然艰苦，领导人却充满了乐观精神。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张闻天同刘英结婚，毛泽东到洞房致贺，自称没钱没东西可送，只是写了一首诗相赠，内容是夸奖“明君”讲民主。
担任党的总负责人后，张闻天在征途中不仅起草了大量文件和宣传材料，还亲自做了不少讲解和动员工作。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时，结果还暂时保密未向下传达。2月间到达扎西后，张闻天向中央红军的营以上干部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说明反“围剿”失败后退出中央苏区还是迟了，思想又没有明确转移是为了打仗，而不是避难搬家，结果坛坛罐罐全带上。他的讲解和分析，对端正部队的认识起到了很大作用。
割青稞、搓麦子，带头筹粮
除了主持会议和做宣传动员工作外，张闻天在征途中还起带头作用鼓动指战员。过草地前为了筹粮，他亲自拿着镰刀带领中央机关同志去割青稞，收获后因缺乏工具，又用手搓麦子。无法加工的麦粒吃下去后很难消化，然而看到中央领导人与大家同甘共苦，广大指战员就毫无怨言地忍受艰辛。过草地时，张闻天和其他人一起在泥泞中步行，也起到了表率作用。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周恩来在前方指挥作战，张闻天留在后方瓦窑堡主持中央机关工作。看到当地贫困供应困难，他自己的生活也非常简朴。张闻天以党的总负责人身份接待从共产国际秘密派来的代表、过去的老熟人张浩，只是留到家里一起吃饭，不要求供给部多加伙食费。张浩搬走时，还是把化装货郎潜入苏区时担的那些小孩衣服、帽子一类杂物卖了，得了两块光洋，才算交了伙食费。张闻天为人严肃认真，始终公私分明，显示出他一丝不苟的精神。
【点评】理论卓越更重实践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主要精力投入实际斗争，加之文字翻译艰难，在马列主义理论方面比较薄弱。张闻天则是党内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因理论学习成绩优异而受共产国际的重用，也曾经迷信过苏联的教条。然而一旦深入实践后，便很快认识到一些教条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不符。自遵义会议以后三年多时间里，党内曾建立了“洛毛合作”的领导体制。在长征和后来的岁月中，张闻天一向敬重毛泽东，却又从不盲从，自己有独立见解并愿意不断探索。他在征途中写下的重要决议和文件，至今还可看到追求真理的火花。张闻天是理论工作者与实际结合的典范。
第五章 意志坚如铁（1）
——王稼祥的“关键一票”之谜
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有一位带着重伤坐担架走完全程的领导人，那就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他负伤的肠子整天流脓，又没有麻药和止痛药，可不仅挺过长征的全程，还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并参与了随后的军事指挥。
留学苏联五年，担任中央苏区重要职务
王稼祥面容消瘦，总带着一副金丝眼镜。他是安徽泾县人，在家乡读小学后又入教会中学。1925年赴沪入上海大学附中并加入共青团，同年10月赴苏联。他留学苏联五年，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在留学苏联期间，他对马列主义有深入的研究，被称为“红色教授”型的人物。
此时的王稼祥没有参加过国内的实际工作，拥护过王明的教条主义见解。不过他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
1930年王稼祥回国后，于翌年4月由秘密交通员护送潜往中央苏区，随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副主席。
担架上与毛泽东达成共识
1933年4月，王稼祥遭遇空袭被炸穿了肠子。他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受巨痛经历了八小时手术，以致最后虚脱，当时人称胜过关公刮骨疗毒。因为医疗条件差，医生无法取出全部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
翌年1月，王稼祥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长征出发前，有人主张将他留下，周恩来提出抬也要抬走，并安排了几名体力强的战士用担架抬着他上路。王稼祥后来回忆说，随军长征才保住了生命，若留下来在苏区，沦陷时断无生路。
长征初期，王稼祥看到部队由8万多人减少到3万多人，焦急万分。这时毛泽东因生病也坐担架，他们在同行中不断交谈，都对党和红军的前途极为担忧。王稼祥坦率地表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很赞成他的想法，两人商量应该召开政治局会议。
接着，王稼祥去找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提议撤换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博古和指挥军事的李德，改由毛泽东领导，马上得到支持。接着，王稼祥、张闻天二人又找周恩来、朱德和中央其他同志提出这一见解，并得到普遍赞同。
第一个提出由毛泽东领导红军
经过王稼祥的积极努力联络，多数领导人都赞同召开一次会议解决军事领导问题。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张闻天、毛泽东发言批评错误的领导后，王稼祥接着发言。他系统分析批判了此前的错误领导后，又第一个在会上提出应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在绝大多数同志拥护下，会议改选了领导，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在此后多年间，毛泽东曾一再称赞王稼祥的“关键的一票”。
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红军于1935年3月成立了最高统帅机构——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当时红军大都在白天行军，夜间宿营后三人小组才能研究对策并处理指挥事务。
由于坐担架行走不快，每天王稼祥先于中央纵队的行军队伍出发，纵队到了宿营地很久他才能跟上来。到住地后，他又马上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研究红军的行动方向，并处理文电，几乎夜夜难以休息，只有白天行军时才能躺在担架上睡一会儿。
几经病危，神奇地坚持完长征
坐担架行军存在的最大危险，便是突遇空袭时不便迅速隐蔽。别人跑到路边躲藏，王稼祥只能坐在担架上，看着敌机投弹和扫射。过夹金山后，有一次敌机投下的炸弹落到他的担架旁边，主治医生不幸牺牲。过草地遇风雨交加，又没有房屋，王稼祥便打开担架上那块仅有的雨布，让担架员、警卫和卫生员同他挤在一起，用体温相互取暖。不过王稼祥仍在担架上草拟并交代了对敌军宣传和鼓动部队的一些纲要，使征途上的政治工作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
参加长征的王稼祥，是中央领导人中唯一的重伤员，腹腔内的一些弹片和腐骨无法取出。长征途中，王稼祥腹部一直流脓，只好插上一个橡皮管子，使脓液排出体外。由于没有止痛药，只能用盐水消毒，每天换药时往往疼得大汗直流。
长征途中的很多道路艰难，到了险要路段，王稼祥为了减轻担架员负担，经常硬撑着下来自己行走或骑马。爬雪山，他就坚持在警卫员搀扶下走了过来。一次他自己起来活动时，橡皮管子掉进伤口，到贵州时蛔虫还从伤口中爬出，病情演化成脓败血症发高烧。他几经病危，又都被抢救过来，但身体略有好转又继续坚持工作。
长征到达陕北后，当时是美国籍的医生马海德来到红军中。他检查了王稼祥的伤口，非常吃惊：“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由于陕北苏区没有根治条件，他被秘密送到上海，1937年春又秘密搭乘轮船去了苏联。到达莫斯科后，医生打开王稼祥的腹腔，发现有掉进去的纱布、橡皮管等遗留物，他们为这位中国红军的领导人能坚持下来感到惊讶和敬佩。
用俄语训斥闹事的李德
作为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还制定了长征途中遵守纪律的要求，并严格监督执行。
遵义会议后，已基本无事可做的洋顾问李德被安排随红一军团行动，他不服气，经常借故发脾气。一次到达宿营地后，李德就在房东家杀鸡吃并喝酒，前来检查纪律的中央纵队秘书长刘英对这种违纪现象进行了批评。李德见一个小个子的女红军敢来批评自己，暴跳如雷地骂起人来，争吵中竟然对房顶放了两枪。王稼祥得知后，马上赶到现场，用俄语把李德严厉训斥了一番，这个洋顾问一声不吭，从此不敢再借故闹事。
王稼祥到苏联治伤时，又向共产国际领导人和斯大林介绍了中国红军长征的情况，特别着重讲述了在毛泽东领导下如何转危为安的过程。这对于争取苏联领导人支持遵义会议后中共新的领导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后，王稼祥接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8年秋天他经新疆回延安，出发前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嘱托，要求全党拥护毛泽东为领袖，王明不要再争了。回到延安后，王稼祥马上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毛泽东后来形容六届六中全会是第二个遵义会议。
【点评】意志顽强作用关键
王稼祥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领导人，年轻时英语、俄语成绩都非常突出，到外国学习得心应手。但他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王明等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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