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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历史:重解长征之谜-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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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意志顽强作用关键
王稼祥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领导人，年轻时英语、俄语成绩都非常突出，到外国学习得心应手。但他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王明等完全不同。他立足于本国特色进行探索，在关键时刻，能提出真知灼见。
王稼祥作为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成员之一，在遵义会议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一生为人耿直，真诚地拥护毛泽东。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伤痛完成长征并在途中坚持工作的事迹，更成为革命者的光辉榜样。
第六章 老成持重（1）
——“党内的老妈妈”任弼时长征之谜
1934年8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两个月，在湘赣苏区独当一面的任弼时便率领红六军团作为“探路”部队，先行向湘西进发。这一行动，其实是长征的最早起程。
两年多以后，任弼时又作为二方面军的领导核心，率部最后到达陕甘宁，从而结束了红军长征。在红军长征的三大主力中，任弼时、贺龙所率的部队是征途中减员比例最小的。
消除恩怨，红二、六军团人数翻一倍
红军是在被敌人分割的各个根据地中进行活动的，这一特定条件，使得红军中不可免避地出现了各个“山头”，复杂的党内斗争又造成了诸多矛盾。任弼时处理问题公正周到，待同志和蔼可亲，被誉为“党内的老妈妈”。干部有问题都愿意找他谈，许多受过错误处理的人也得以伸冤。在红军长征期间，任弼时妥善处理了各种矛盾，促进了全党全军的团结。
红军时期，任弼时年纪不大，资格很老。他是建党时期的党员，并赴苏联留过学，又是共青团的创始人之一。1921年，任弼时只有17岁，便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刘少奇等一同到苏俄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翌年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秋回国后，他长期代理共青团中央书记。
1933年，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到湘赣苏区主持工作。1934年夏，中共中央电令他率湘赣地区的红六军团西进，到湘西会合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原红二军团）。此时任弼时虽不完全了解中央的意图，却义无反顾地从井冈山下的永新起程，离开原有根据地，同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一起，率部经过两个月转战，到达黔东与贺龙会合，并以中央代表身份宣布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
此时，二军团内正因过去的错误肃反造成严重混乱，不少干部战士对原来的政治领导人表示愤慨。任弼时从大局出发，将民愤很大的夏曦调到六军团，自己去二军团兼任政委，同时要求大家不计旧怨、团结对敌。此后，两个军团统一指挥作战，发起湘西攻势，牵制了湖南敌军主力，在战略上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在一年间两军团兵力由8000余人发展到17万人。
耐心周旋，促成三大红军主力会师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红四方面军退到川康边区之后，任弼时感到自己这支江南仅剩的主力红军孤悬湘西，非常不利。他与贺龙等领导人商议后，在国民党即将以重兵进行新“围剿”之前，于1935年11月主动进行长征，开辟新根据地。
1936年春，红二、六军团在贵州西部开辟了一片根据地。这时朱德、张国焘来电希望他们能向四方面军靠拢，同时又要任弼时等视情况决定。任弼时认为红军主力应集中北方，于是放弃黔西，于7月间到达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军会师后，任弼时得知张国焘企图另立中央分裂红军，马上表示反对，并进行耐心说服，加上朱德等人的努力，最终成立了中共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同时，红二、六军团和三十二军合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司令员1938年任弼时与毛泽东、周恩来在延安、任弼时任政委，二方面军成立后又联合四方面军一同北上。
三大主力会师后，任弼时因在各支红军中都有很高的威望，被中央委任为前敌指挥部政委，同总指挥彭德怀一起指挥全军作战。任弼时不仅促成了红二、六两军团的联合，也努力促成了三个方面军的会合。
巧妙运筹，说服军阀为红军让路
长征是一场在退却中求生存的战争，毛泽东后来称赞红二方面军长征减员少“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这也是对任弼时、贺龙的高度评价。在长征路上，任弼时是红二、六军团及后来的红二方面军大政方针的最后决定者，他同贺龙一起巧妙运筹，利用敌军的矛盾避实击虚，最大限度地保存了部队的实力。
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时，利用蒋系和湘系军阀的矛盾，挺进湘中后再折向贵州。当时蒋介石利用追击中央红军之机派兵进入云贵川，吞并地方势力，西南军阀同南京政府的矛盾激化，甚至出现了“畏南京军甚于畏红军”的情况。任弼时利用这一点，在进占了黔西、大定、毕节及其周围地区后，对当地的政府专员莫雄及周围的各派势力展开统战工作。他还动员担任过云贵川总司令部秘书长的当地知名人士周素园向云南军首领龙云、孙渡写信，说明蒋介石让其拦阻红军并派中央军尾随，是想造成两败俱伤，最后乘机谋滇。
经过陈说利害，云南军果然按兵不动，红军在毕节地区得到了较长时间休整，并招收了5000名新兵补充部队。57岁的周素园受红军精神感召，还一直跟随长征到了陕北，抗日战争期间才返回原籍做统战工作，解放后又曾任贵州省副省长。
政策严明，顺利通过千里藏区
红二、六军团长征进入藏民区后，任弼时又特别强调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着重对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强调对少数民族必须讲政策，讲团结，不能蛮干。他同贺龙专门了解了藏胞的风俗习惯和军队进入藏区必须注意的事项，接着对各部队作了以下规定：一、我军人员一律露宿街头，不住民房，不进经堂，不撕毁藏胞门楣挂着的红布和门板贴着的佛像；二、不进寺庙，不侵犯僧侣利益，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三、公买公卖，态度和蔼，爱护藏胞牲畜、庄稼；四、这一带吃水困难，要帮助藏族老人背水；五、上街刷写保护藏胞的标语。由于各部队对此认真执行，因而顺利地经过了千里藏区。
长征结束后，任弼时撰写了《关于二、六军团长征的总结与二方面军发展前途及目前任务报告大纲》，对红二方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其中特别强调了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重要性。
“丢得老婆，可丢不起军团的密电码！”
任弼时做地下工作时曾几次被捕，受过电刑摧残，此后经常感到头晕和身体虚弱，加上日夜劳累，血压高，看东西也时常眼发花。他与贺龙共同领导红二方面军时年仅30多岁，但从外貌看，人们却多以为他已有50岁。任弼时也经常同身边的人表示，自己活不长，要抓紧时间工作。
红二、六军团进入贵州时，任弼时感染了疟疾，时冷时热，常冒虚汗，面色发黄。为了减轻担架员的负担，任弼时尽量拄着拐杖行军。他的妻子陈琮英负责机要工作，已经怀了孕，也没有得到特殊照顾，仍是背着密码箱行军。由于饥饿、疲劳，瘦小的陈琮英掉队了，幸而被负责宣传和收容的陈罗英发现，连背带拖地赶上队伍。任弼时这时才知道妻子掉队，诙谐地说：“我丢得老婆，可丢不起军团的密电码啊！”
过草地时，陈琮英生了一个女儿，因缺乏营养，任弼时将缝衣针改成鱼钩去河边钓鱼，还抽空去打野兔、山鸡给妻子滋补身子。他亲自摘来野菜，也是老的自己吃，把嫩的留给陈琮英和女儿。他们给女儿起了一个名字叫“远征”。
长征途中，任弼时对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水准要求很低，却特别优待技术人员，例如对电台人员发给特别津贴费，伙食标准都高于自己。电台的同志也知道这一点，在他晚间来看电报时，经常用夜餐费来招待这位部队领导“开开斋”，补充一点油水。
【点评】先锋重要收尾圆满
在红二方面军中，任弼时是政治上的最高领导者。他率部队为长征打先锋，最后又担任了收尾的任务，起到了支撑一个独立战略方向的重大作用。身体很差的任弼时以“骆驼精神”著称，这种精神正好体现在他勤勤恳恳的工作上。任弼时出色地组成了一个方面军并将其带到陕甘宁，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创建了不朽的功绩。后来，他成为党的“五大书记”之一，虽英年早逝，但却始终为人们怀念。
第七章 锻炼出猛将（1）
——“头号正直”的彭德怀长征之谜
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时，彭德怀是三军团的军团长，到达陕北后担任了一方面军司令员。三大主力结束长征会师陕甘宁，彭德怀又担任了统一指挥一、二、四这三个方面军的前敌总指挥。长征的严峻斗争考验，锻炼出成熟的将领和统帅，彭德怀正是这一非常时期造就的杰出人物，“彭大将军”的威名也从此冠于全军。
创下红军攻占省城的唯一战例
在红军创建时期，彭德怀就是著名的勇将，曾经率军一度攻占长沙，开创了红军时期攻占省城的唯一战例。后来他率红三军团与朱毛所率的红一军团会合，共同开创了中央苏区。
1934年春天进行广昌战役时，李德实施完全脱离实际的指挥，造成严重损失。一向耿直的彭德怀当面指责这位洋顾问：“你们指挥作战，从开始就是错误的。我们从第四次反‘围剿’以后，就没有打过一次好仗。”并痛斥说这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彭德怀坦率讲完自己的意见后，把仅有的几件衣服和书籍一卷，等着被撤职，甚至对被捕公审、杀头都做了思想准备。他战功显著，临时中央领导人并没有处分他。据当年的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回忆，1934年10月，部队集结于赣南于都准备突围西进的前一晚，素不花钱的彭德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银元，拉着杨尚昆走进一家小酒铺，两人默然而饮，对即将放弃根据地都感到非常痛惜。
在长征中打出威信
长征开始时带得坛坛罐罐太多，作战部队全成了掩护队。彭德怀气愤地仰天长叹：“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是打仗的样子？”为摆脱被动，他向军委建议，自己率三军团插向长沙方向以吸引调动敌人，红军主力甩掉笨重物迅速去湘西建立新根据地。因为，红军通过广西边界，同战斗力较强的桂军作战，是很不利的。可惜这一意见未被采纳，部队缓慢地直线前进，遭蒋桂湘军夹击，损失过半才冲过了湘江。
红军渡过乌江后，中共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彭德怀是第一次参加了中央会议，在会上谴责了李德的错误指挥，拥护毛泽东的讲话。因前线出事他提前离会，得知会议结果后表示“一切都高兴”。此后在长征途中，彭德怀一直拥护毛泽东的领导。
中央红军走出草地后，因人数大减编为陕甘支队。此时朱德率总司令部随红四方面军行动，毛泽东等领导人考虑到彭德怀的威望和指挥才能，让他接任最高军事指挥员，担任陕甘支队司令员，毛泽东自己任政委。到达陕北后，彭德怀又任一方面军司令员，指挥部队东征山西，又返回陕北进行西征迎接二、四方面军。
三大主力会合后，他作为军委任命的前敌总指挥，同周恩来一起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部队作战，打退了追敌。彭德怀在长征中建立的功绩和树立的威信，也使他后来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在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中也仅次于朱德而位居第二。
根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方针，1936年2月至5月，毛泽东、彭德怀等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进行了东征战役，恢复和发展了陕北苏区，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
粗中有细切掉“尾巴”
红军踏上长征之路后，彭德怀身为高级指挥员，却总出现在第一线。通过湘南汝城时，部队遇敌人碉堡拦阻，炮兵连续打几炮未中。曾经当过炮兵的彭德怀这时正在前沿，他不顾危险赶去亲自执炮，只一发便轰掉了敌堡。红军过湘江时，红三军团负责阻击广西军从侧面实施的进攻，彭德怀把指挥部设在渡口边几百米的一个祠堂里，指挥这场恶仗，部队在付出重大牺牲后终于掩护中央机关过了江。
当年有人形容彭德怀性格类似“张飞”，其实在预定实施的各次战斗前，彭德怀非常细致，总要到战场亲自勘查。到达陕北后为打好直罗镇这一仗，他和徐海东跑遍了战场附近每个山头，看了每条道路和河流，打响后又靠前指挥。由于经常靠前指挥并认真勘察战场，使他不仅能适时下达命令，也激励了部队的
士气。
1923年彭德怀在湖南省陆军军官讲武堂学习，时年25岁
对彭德怀的指挥才能和英勇顽强的作风，毛泽东非常称道。中央红军进入陕北根据地时，西北马家军和东北军追来，彭德怀指挥了一场吴起镇伏击战，击溃敌5个团，俘敌700人，缴获战马约1000匹，切掉了“尾巴”。毛泽东接到胜利消息后，赋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接到这首六言诗后，将末语改为“唯我英勇红军”，以表示功劳应归于全军指战员。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指挥的第一军紧随追来。彭德怀决定以伏击消灭其先头部队。为了选择战场，他又到沟壑纵横、地形复杂的山城堡一带观察，发现在此干旱地带，只有这里有一股泉水，敌军肯定会到此。于是彭德怀把部队埋伏在山城堡周围，一举歼灭了胡宗南部一个旅和两个团，打赢了长征的最后一仗。
军团长常饿肚子
彭德怀一向以生活简朴著称，对腐化和违纪者非常严厉，对下级干部和战士却非常关心。红三军团教导队长孙毅说：“彭总那颗朴实善良的心，清澈可见。”在征途中，大家分到一份干粮往往非常珍惜，彭德怀看有的人未分到，就会马上拿出自己的一份与之分享，并说“见面分一半嘛！”警卫员抱怨说，军团长因此常饿肚子。
彭德怀在行军中只有一匹黑骡子，他平时不骑，用来驮伤员或运文件。过雪山时空气稀薄，警卫通讯班长邱荣辉倒了下去，彭德怀马上让他骑上骡子。邱荣辉坚决不肯，于是彭德怀便喊：“抓住尾巴！”就这样把他从死亡线上拖过了雪山。
过草地时，周恩来、王稼祥都在重病中，彭德怀断然命令：“抬！”他让迫击炮连丢掉一些装备，抽出几十人组成担架队，由陈赓指挥，分组轮流抬着两位领导人走上了这段长征中最困难的路途。走了一半路程，部队就已断粮，彭德怀下令把军团部仅有的六匹牲口杀掉，饲养员坚决要求保留那头黑骡子，而他坚持杀了骡子才能走出草地，“只要人在，牲口，敌人会给送来的”。杀了牲口之后，彭德怀让军团部留下一点杂碎，肉全给了部队，救活了不少战士。他自己全靠步行，深一脚浅一脚在泥泞中跋涉，还指挥排队渡险情，用拉绳子的办法把陷进沼泽的指战员救出来。
红四方面军作战地点之一——四川省安县观音梁子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陕甘当地的红军会师并重组红一方面军，将原来的红一、三军团缩编为一个军团。采用哪个番号，成为涉及到部队感情的大难题。已担任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认为，为了保存朱毛从井冈山起亲自创建的部队的旗帜，还是用红一军团的番号，而撤销自己领导创建的红三军团番号，三军团剩下的四个团都并入一军团。这体现了他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品德。
【点评】雷霆之威赤子之心
彭德怀是从普通士兵一步步走上元帅之位的典型。他出身苦难家庭，从小养成了刚强的性格，脾气也有些暴躁。他因家贫无出路投奔湘军当兵，以战功升为团长，又因憎恨旧军队黑暗而找到共产党。
彭德怀一生性情耿直，嫉恶如仇，虽然得罪过一些人，却深受绝大多数指战员拥戴。陈赓大将曾评价彭德怀说：“他可算是我党我军内头号正直的人。”他表现出的高尚品格，长久地受到人们怀念。他在斗争异常艰难的长征中先后担任军团、方面军和全军的指挥员，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其功绩也永远与长征的辉煌同在。
第三部分 会议之迷
第一章 经受考验（1）
——长征路上“边走边议”之谜
翻开长征的史册，人们会看到中共中央在万里征途中召开过一个又一个会议，如今保存下来的红军长征遗迹，有很大一部分是当年的会议旧址——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当年中共中央随红一方面军远征二万里，沿途的一次次会议使中国革命的航线绕过了险滩，最终驶入通向胜利的正途。这些会议充分体现了毛泽东领导的英明，同时也是党内集体智慧的结晶。
苏区不开会，毛泽东很难发表意见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之初起，便确立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强调以党内会议决定大政方针。从1921年至1927年间，党内就召开过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开展武装斗争，党中央长期隐蔽在上海法租界中，秘密领导全国的白区地下党和苏区的红军。
在严重白色恐怖下集中领导人开会非常不易，中央会议明显减少。1931年发生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总书记向忠发叛变的事件后，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生存环境恶化，主要领导人陆续转移到农村革命根据地。1933年春，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也潜行进入江西瑞金。这样，当时国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除了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外，其余的人都会集到了中央苏区。
尽管中央领导成员大都汇聚到瑞金，总负责人却缺乏民主作风，在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后就很少召开党中央会议。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时，又盲目听从洋顾问李德的指挥。当时毛泽东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却很难发表自己的意见。
博古
遭受重大损失后逐渐转为集体决策
1934年秋中央红军长征前，对撤出根据地这样的大事，中央政治局居然没有开会研究过，多数领导人在红军出发前才得知此事。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准备出发时只有博古、李德和他组成的“三人团”开过两次小会，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这种带有很大盲目性的个人专断，导致战略决策严重脱离战争实际，使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了惨重损失。
在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的一个半月间，临时中央的最高负责人在途中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行动方针，也不听取他人意见，一意孤行，让部队带着大量坛坛罐罐缓慢地近乎直线前进，根本无法摆脱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
12月上旬突破湘江后，全军人数由出发时的86万人减至3万多人。在此红军接近覆没边缘的危急关头，博古痛心疾首却又一筹莫展，李德则威信扫地而遭中央负责人群起反对，周恩来就此负起主要领导之责。此时，毛泽东为挽救红军提出一系列意见，周恩来认真听取并召集大家共同研究。据当事者回忆，晚间中央纵队行军到达宿营地后，中央政治局成员就经常提着马灯聚集到一起开会，共同研讨对策。
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原定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西入贵州。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黎平县召开会议，决定改向黔北的遵义进军。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瓮安县猴场镇召开会议，通过了进入川黔边建立新苏区的决定。重大方针改由党内会议研究决定之后，红军面临的危局马上得到缓解，这也为随后召开遵义会议创造了条件。
半个月的休整期促成了遵义会议
通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受到严重损失的教训，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拥戴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这类临时举行的“飞行会议”，原先的错误领导逐步得到纠正。此时中央大多数负责人认为，有必要再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全面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并最终树立正确的领导。但能有一个较长时间的休整期，成为召开会议的前提条件。
1935年1月5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占领遵义城，此后第四天、第五天，中央机关陆续入城。在这座黔北的最大城市里，红军休整了半个月。
此时黔军师长柏辉章逃跑，他原先的豪华住宅人去楼空，正好成了军委办公地。中央政治局也在此召开了扩大会议。由于红军处于转战之中，强调涉及机密问题的一字一纸都不能落入敌手，遵义会议没有记录。在中央随军携带的铁皮箱子里只留下一份会前起草、会议期间通过的决议案。对遵义会议的时间，有人回忆开了三天，有人回忆开了一个星期。不过对会议的基本内容和形成的决定，当事者的回忆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清算了此前错误的军事路线并确立了新的领导核心。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相继发言，系统批判了前一时期错误的军事路线。朱德列举了此前领导的错误，认为不能再这样走下去。周恩来也拥护毛泽东来领导红军。这次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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