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十年祭-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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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了。从这个角度说，王小波的出现值得鼓掌。
　　有关《黄金时代》文字“导读”顺应“潮流”，文首已经说过。可是，在一个细心而又认真的读者的价值判断中，《黄金时代》不会因此就等同或等值于了地摊文学。正如你不能说张大婶趁着天刚擦黑儿就跑到西直门地铁站门口兜售的茶叶蛋就一定是臭蛋一样。其实所有敢于将性事作为小说主题的作家都充满了风险意识和可资赞叹的奉献精神——而奉献搞不好就会成了出卖。作为读者，捧到手里的究竟是“奉献”还是“出卖”很难分清，可货色的味道他们自有品尝的经验——就算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是一次大胆的出卖吧！可我认为，他出卖的正是真诚和现今已不多见的对于生命的美好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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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说《黄金时代》/艾晓明（1）
作为一个我们这一辈人曾十分热衷的词，“黄金时代”的词义正在淡化，如同我们的大好年华一样逐渐飘然远逝。那个黄金时代，正好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年代，它从“伤痕文学”开始，已经被讲过多遍，以至于快成为一个老得不得了的故事了。不过，假如我们同意故事学大师普洛普（Vladimir　Propp）的论断：所有的故事都是在重述一个老故事，那么王小波的小说集《黄金时代》，则是1994年的中国文坛上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重述。
　　一、走出混沌
　　《黄金时代》分为三辑，包括总题为《黄金时代》的《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这三个中篇，另外书中还收有中篇《革命时期的爱情》、短篇《我的阴阳两界》。这个作品集子中的主人公都叫王二，他是故事的人物，又是叙述者。王二多少有些邪性，没正经，在年轻时，时而是“流氓”，时而是画淫画的嫌疑犯；岁数大一点，又是个阳痿、“小神经”，按某种文化社会学的意见，属于次文化或边缘文化一类。总之，在人群中是异类。而王二们，还要算是异类中的异类。比方说，同是受到迫害，张贤亮笔下的章永麟还是《资本论》的信徒，王二们不在这个范围里。他们一点不错是搞了男女关系，犯了打人错误或者婚前同居、婚后搞婚外恋。在这一点上，他们大致是把主流文化不当回事的一群，或者说是混沌的一群。这群人，在性爱这个社会生活中最多禁忌的区域里，他们放浪形骸，挑衅成规和传统。性爱，并且不合社会成规之性爱，正是王小波这个集子中反复分析的题材论域。《黄金时代》开篇便挑出一个逻辑上的悖论：陈清扬找我证明她不是破鞋，我一本正经地向她建议举行一次性交。这种直言不讳是王小波叙事的基调，基本的风格。岂止是直言不讳，他还要肆意发挥，敞开想象，把人们历来耻于言说的性、性意识、性的感觉、性在人的肉身上的表现形态、性的惶惑、困境与奇妙情趣说个透彻，令其摆脱混沌而被洞悉、澄明。无论是否赞赏作者的手段，它产生的效果首先是令人惊异。
　　王二和陈清扬的恋爱故事整个地包括在一个罪恶与情欲的冲突形式中，这个冲突是如此的激烈，男女主人公被迫逃离了人群到深山里野合。他们很快就成了搞破鞋的人犯，陪斗的节目。有意味的是，作者利用了被指控有罪与人物供认不讳的荒谬关系，以自供状的叙述，言说了性爱惊人的力量和美丽。男女欢爱在性禁忌的年代成为罪恶、罪名，这不稀罕，罕见的是还从来没有人如此理直气壮，如此汪洋恣肆地写其出于生理本性的自然、单纯。王二与陈清扬多次做爱（作案），只是因为他们年轻、他们乐意。王小波还原性爱的单纯性，正好戳穿了逼供者的潜意识。夸张、张扬、恬不知耻的叙述姿态，调戏了那时代集体性的窥春癖。偷情者的对话，也充满戏谑风格：“我把小和尚拔出来，把精液射到地里。她在一边看着，面带惊恐之状。我告诉她：这样地会更肥。她说：我知道。后来又说：地里会不会长出小王二来，——这像个大夫说的话吗？”
　　在王小波的作品中，对性的感知又反映着、联系着人的内在资质，他们的性格、行为方式。《黄金时代》中反复出现两类人，李先生一类，王二们一类，前者是穷困潦倒但执迷不悟的成年人，后者是无法无天、捣蛋闯祸的顽劣少年。不过这两类又可以说是一类，一群想按自己的价值观念、精神欲求生活的人，无论他们是书呆子还是小神经。李先生感到情人的乳头凉冰冰，就动了格物致知的心思，想问一个“对头吗”？这个微妙的心理活动与另一个李先生（耽读西夏文，以致丢了饭碗）的破内裤、内裤里露出的屁股（“像个风干的苹果”）一样，是具揭示性的。格物致知的内心恶习与抽狗屁烟、喝狗尿茶、听狗屎收音机的物质享受极不般配又自然浑成，使得中国李先生们在日瓦戈医生等同类中决不会被搞混。格物致知又是少年王二们性成熟过程中重要的青春体验。王小波在描写叙述者——小说家王二的精神成长时，一些优美独特的语言意象依然与性爱相依存、并由此引向人对自我的追问。他写到人物感知着生命的松动，落叶遍地，王二仿佛顶着落叶的黄金雨。他念诗给女友听：“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倒挂下来。”还有，他这样描写恋人的夜：“满天都是星星，好像一场冻结了的大雨。这是媚人的星空。”《黄金时代》开始于搞破鞋的交代回忆，中间由《三十而立》过渡——这个过渡包含杂耍性的现实生活片断，又包含关于精神与肉体各种欲望故事的插曲——最后终结于对似水流年、生命的终极价值的体认。性爱、历史、生命与艺术在此融为一体，敞开了王小波所用强光投射出的一个价值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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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说《黄金时代》/艾晓明（2）
二、自由叙事
　　《黄金时代》是王小波第一部在国内引起专业批评家关注与喝彩的小说集，这一反响实则姗姗来迟。在此之前，集中的《黄金时代》单篇和未收入集中的另一小说《未来世界》也先后获台湾联合报系第13、16届中篇小说大奖。此外，王小波还曾出版过一部短篇小说集《唐人秘传故事》。如果再把王小波尚未出版但已在一定范围内流传的长篇传奇《红拂夜奔》、《寻找无双》以及《我的舅舅》等计算在内，那么他实在不能算作一位小说新人，最起码也不是生手了。
　　《唐人秘传故事》已经透露了王小波与众不同的创作路径，这就是对老故事的重说、重新讲述。所谓“秘传故事”，作者何以得之？显然，作者在此故弄玄虚的标题下乘虚而入，尝试移花接木、故事新编。他将现代人的爱情与唐人传奇相拼贴，或将唐人传奇现代化，在其中贯注现代情趣。
　　不过王小波始终没有满足过仅仅是说故事，对说的兴趣固然反映了作者对小说其形式自由的热爱，而他的热爱自由更见之于通过这种自由发挥的叙事游戏，表达当代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特定人群的感受，表达对他们生存状况的俯瞰。这在他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写的一系列作品中可以见出。我说俯瞰，是因为王小波在这些作品中发展出一种由叙事者随心所欲地穿行于古今中外的对话体叙事。如他改写唐传奇的《红拂夜奔》，其中数学家王二的故事与古代大科学家李靖的故事对话，他们各有各的命运，有各自对爱情、生命、自由和死亡的想法，他们互相映照又各行其是。在写实与幻想寓言两种体裁的穿插中，王小波做着他对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存体制限制下知识分子处境的俯瞰，看出智慧、创造、爱情这些生命的永恒价值与极权、昏庸、世俗之间长久的对峙。
　　自由叙事，一个关键是对时间的处理。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一张多重时间的网络覆盖于性爱之上。有现在时间（我现在在一家研究人工智能的研究所工作），有过去时间（我和妻子留学、旅行欧洲时），有过去进行时（我对×海鹰交代问题，接受帮教），有过去完成时（我交代1967年和姓颜色的大学生恋爱）。时间跨度繁复阔大，空间遥远的事物发生奇特的组合。例如，达利画的塔楼与大炼钢铁的标语，小孩爬高楼摔断胳膊，胳膊里流出的筋膜与“湿被套”的感觉，还有高炉残骸里的屎与避孕套，这些不相干的图景，由“塔”这中心意象生发出来。穿过弯曲的时间隧道，超现实的画风、稚拙的性体验与乌托邦实际景象相遇，光怪陆离。
　　童年，是作者观照这一革命时期的又一尺度。王小波尽兴想象，以一个欢天喜地投入军事游戏的顽童的视角，重写“文革”中的武斗场景及荒诞变态的性与青春。历史被儿童当做玩偶，成年人被政治家当做玩偶——小孩的感觉传达了作家对革命的隐喻。
　　时间，实际上不只是一种被处理的题材，它是一个潜在的主题。王小波往往用时间的称谓作为小说标题，这个时间是烙有中国人当代集体记忆的特殊时间。在某个时间，知识分子只好用印度师兄做法术害他来解释他的挨揍；在某个时间，得像吃忆苦饭或思甜饭一样性交；或者，男人被派作日本鬼子式的强奸犯，女人像忍受严刑考验一样自愿被强奸。施虐与受虐、被压抑的潜意识与性变态，这些在弗洛伊德那里受到分析的范型，被王小波施之于中国的时空之中，揭示出现代中国人种种古怪荒谬的文化心理。这是历史的霍乱时期，它“好像是过去了，又仿佛还没开始。”
　　三、语言颠覆
　　王小波的叙述风格保留了北京作家一贯的幽默传统，但仍然是一种变体，不似前辈作家通常难以克制的悲痛激愤，也不混同于当前由北京风行于各地的就事论事的调侃。王小波的语言以戏谑的比喻加上反讽的思辨为特征，对人们习惯的优美抒情与认真说理传统它是一种悖离，是喜剧性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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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说《黄金时代》/艾晓明（3）
“龟头血肿”的故事把众人引以为耻、讳之不及的“龟头”直呼出来，并对这个粗鄙、别扭的词语联结详加描述，揭示其荒谬性。荒谬在于，众人虚伪的羞耻心掩饰着带有性虐待意味的罪恶，这是要体面的知识分子死不肯接受的。李先生奋起自卫、一论再论“龟头血肿”、贺老先生纵身跳了楼。人物的反抗，形式上有滑稽和悲凉之分，但究其实质，于普遍的、无理性的羞耻文化与心理是一个有力的暴露。“磨屁股”、“革命时代的痔疮”、“地主老财的屎橛子”，都把属于人体隐私部位，历来文学作品一带而过或多以隐语暗示的东西拿出来示众。由此，革命时代最荒唐无稽的现象显露无遗。也正是这样，原欲的真正意义令人动容：刘老先生被一只鸭子馋死了，贺老先生脑浆子洒了一地，那杆大枪又粗又长，“这说明他们身上还有很多没有用完的生命力”。
　　王小波空前坦率地描写了性、包括性爱姿势与器官，这些描写兼具写生的细致和想象的谐趣。它新鲜、独特，通常超越了写实层面，成为人物处境的隐喻。例如：王二在×海鹰床上半跪半坐：“这时候整个人就像一朵扎出的纸花，或者崩开了的松球——从一个底子（王二的屁股）里，放射出各种东西。他的上身，他的折叠过的腿，他的阴毛和###（它们是黑黑的一窝），每一件东西都坚挺不衰。”还有苟欢之后两个人斗鸡式的坐姿：“这时候她的乳房在我们俩中间堆积起来，分不清是谁长的了。那东西有点像北京过去城门上的门钉。”比喻选择的是日常性形象，但从来没有人可以顺手拈来形容性事。在前一个比喻中，影射出人物如折纸花一样被迫扭曲的精神状态，剩下的肉身的坚挺显示了欲望的非理性。而关于两人对坐的比喻更是古怪滑稽，显出了这对男女的貌合神离。
　　王小波用“屎”这个词汇的次数之多亦属少见，连带的还有各类形容性器、排泄物的俚语、俗语、歇后语及秽语（包括英文）。他让这些通常被视为垃圾的词汇频繁出现，发掘出其非常的表现力。这些词语竟然代表了人的存在的如许重要内容，只要看看《似水流年》中挖屎坑及煮大粪的故事就可以体会了。人们理想中的美妙新世界原来如此之多的与屁味、萝卜嗝味和屎联系在一起，圣与俗的界线被颠覆了。
　　《我的阴阳两界》表面上是带有猎奇色彩的故事，以阳痿病人作叙事者，仿佛要挑逗读者的窥淫心理。但实际上它不折不扣是一段浪漫爱情，不过不是古典式的浪漫，而是一个现代智者与情人戏仿世俗的传奇。病人与医生为功利目的同居，由此引出男女之间及他们与环境之间种种误解和冲突。在一幕幕可笑情境中，病态与正常态的界线游移混淆、粗鄙与高雅亦互为表里，需要复杂一点的言说了。
　　被称作“黄金时代”或“革命时期”的阶段正在一步步变成历史，它离我们越远，我们越感到那一切不可理喻。在这个时候，王小波写出了他的上述小说，把那个时代放在人类理智共同标准的天平上来掂量，掂出其全部无意义背后起支配作用的荒谬逻辑。他以中国作家一贯欠缺的喜剧精神书写革命时代，这实在有助于我们重建一种健全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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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羞耻心文化/丁东（1）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应该算是典型的大陆文学，但由于种种原因，却首先在香港出版。《黄金时代》由三部相对独立的中篇小说组成，背景是“文革”时期。那是一个个人无助而政治权力无所不能的年代。作为个人，很难有个人意志和尊严可言。指鹿为马，鹿就是马。人只有接受这种现实，而无证明自己的可能。谈起那个年代，许多过来人都心有余悸，一点儿都不具有解虞之处。但作者却将这种恐怖化作一种荒谬。他对身外的现实采取了一种全盘承认的态度。既然不能改变，不如依法炮制。被发落到边疆农场的医科大学毕业生陈清扬，仅仅因为是结了婚的女人，“脸不黑而且白，乳房不下垂而且高耸”，就被舆论污为“破鞋”。据小说主人公王二看，只有两个方法洗刷？：1、把自己整得全无姿色，没了当破鞋的本钱；2、干脆偷汉，当名副其实的破鞋。王二赞成第二种，总之清白不得！这是一种看透了荒谬，自觉不值得在理性层面上与之较量才产生的心态。这就摆脱了文人的传统悲剧模式，摆脱了理想和幻想的纠缠。这里不妨与张贤亮的小说做一对比。《绿化树》的主人公政治理想尚未破灭，于是才有结尾踩上红地毯的自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对爱情还抱有幻想，于是才有主人公与黄香久的“感情的历程”。在《黄金时代》中，这两层理想和幻想都没有，于是小说便形成了一种嘲讽和戏谑的风格。
　　荒谬的年代培养了王二式的玩世不恭的游戏态度。在《黄金时代》里，王二回忆道：“我记得那些日子，除了上山放牛和在家里躺着，似乎什么也没做。我觉得什么都与我无关。”这与加缪的《局外人》有同有异。同样是对荒谬的超越，《局外人》的主人公采取的是一切与我无关的态度，是一种高度的冷漠，连母亲死了都无动于衷，他始终是一个局外人；王二们则不同，他们是想做局外人而做不得，他们没有那份可以置身局外的自由，面对荒谬的处境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无能为力，如同阉牛，只有被阉的份儿。但王二有王二的智慧，他知道面对绝对的荒谬，较真儿只能是自取灭亡。置身于绝对荒谬的大游戏中，千万认真不得。既是游戏，就不能破坏游戏的规则。王二的处世态度是：“我们不能证明自己无辜，我倒倾向证明自己不无辜。”我对付不了你，我就不如配合你。他和陈清扬对清查、批斗采取的就是一种配合的态度。让王二写交代男女关系的材料，他故意写得很有文采，似乎受辱的不是他，而是热衷于看材料的人。性是王二们反抗外部世界的最后据点。王二说：“在我看来，这东西无比重要，正如我之存在本身。”既然外部力量对于我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那么人的欲望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你按你的来，我按我的来。你的荒谬无理可讲，我的性欲也无理可讲。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的“丑陋”和政治强权的荒谬在程度上足以匹敌。陈清扬曾认为：“真的事要有理由。”这正是她烦恼的原因。荒谬的本质就是无理由可讲。最后，她达到了犬儒主义的化境，不再为是不是“破鞋”而烦恼，“挨斗时她非常熟练，一听见说到我们，就从书包里掏出一双洗得干干净净用麻绳拴好的解放鞋，往脖子上一挂，等待上台了。”并为她是挨斗的“破鞋”里最漂亮的一个而“觉得无比自豪”。
　　小说的叙事方式不是要读者沉浸在当年的气氛里，而是通过今天的主观滤光镜看当年。中国当年斗“破鞋”，挨斗者必定狼狈不堪，羞愧难言；而批斗者则居高临下，如同动物园里看猴子。但在小说中，这一切都反过来了。精神上的优胜者不是批斗者，而是挨斗的王二和陈清扬。王二们精神上很优越，态度上很从容；对方则显得十分委琐。小说既能在对人物心理的体察上入乎其内，又在价值判断上出乎其外。这种叙事方法是颇为现代的。
　　中国的现代派小说，特别是近几年某些先锋派小说，阅读起来十分艰涩。而《黄金时代》不然，处处给人以阅读的快感。想寻找作品内在含义的读者自可寻找；但作品的价值首先来自阅读本身。阅读本身就使人陶醉，以幽默和智慧给人以全新的感受，简直不需要再去追寻它的内在含义。作者用一种幽默的光辉烛亮了当年那种无处不在的压抑，使人的精神世界从悲惨暗淡的历史阴影中超拔出来，感到一种解放的愉悦。作者有意让读者感觉，这不是历史之“真”，而是历史的变形。这使人想起一位西方作家的话：“如果我对你说过谎，那是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假的就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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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羞耻心文化/丁东（2）
这种叙事方法并非史无前例。但用这种方法来叙述性的主题，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效果。它既可以写得很透彻，又不失高格的美学趣味。以前，写实主义小说面对性几乎无法回避一种两难抉择：追求高雅不免失去透彻，追求透彻又不免失去高雅。《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范本。但它那种抒情诗式的笔法，并非唯一的恰当选择。现代人的性感受并不是只有抒情诗的美妙，同时也有痛苦、困惑和焦虑。《黄金时代》的尝试扩大了以往的视野。它的基调是反讽的、调侃的。但某些细节又不失动人的温情。比如，写交代材料，王二怎么也过不了关。因为看材料的专案人员怀着一种无止境的窥淫心理，根本不可能满足。但陈清扬却一下子就过了关。为什么？因为她将一个女人最真实、最美好、最微妙的性感受写进了交代材料，让那帮专案人员一下子感到羞愧难言。这是《黄金时代》中最精彩的细节。让我们感受到荒芜之中，自然的人性具有怎样的威力！
　　这还引起了一个超越羞耻心的话题。中国以往的绝大多数小说都被笼罩在羞耻心文化的阴影里。《红楼梦》里性描写很含蓄，淫丧天香楼等场面作家写了又删了；《金瓶梅》里性描写很放肆，但写一段就要配一段谴责或说教。这都是羞耻心文化的不同表现。按文字的本意，羞和耻本来都是人体不可缺少的部位，是长期的社会文化使人们形成了一种观念，赋予这些与性活动相关的部位以负面价值。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已经意识到要超越这种观念的桎梏。文学创作中对羞耻心文化有不同的超越方式。劳伦斯是一种方式，他认为性就是美，他在小说中给性活动以至善至美的描绘。《黄金时代》不同，它肆意嘲讽对性的表里不一，但同时对性作游戏的处理，不是将性美化、神圣化，而是将性的价值中立化。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当“我”不承认人们给性施加的丑名时，口气随意而平淡。让读者阅读时也滤去了那些故弄玄虚的羞耻色彩，而达到心灵的净化。在作家看来，围绕性兴师动众本身就是可笑的。性关系只是当事人的私事，用不着别人去干涉。干涉本身就让人发笑。只有人们对性的态度坦然了，不再大惊小怪了，人们的心理才是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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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纸荒唐言/朱正琳（1）
听说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已由华夏出版社推出，不胜欣慰。一位大陆作家写的一部纯文学作品，在海外出版，在海外获奖，在海外引起关注，而大陆读者几乎毫不知情，这委实让人气馁。究其原因，据称是因为“这本书里有不少地方写到性”。我们且听听作者自己是怎么说的：“虽然在文学中过分写性有媚俗之嫌，但是笔者决定不加改动。因为生活就是这样，又何须掩饰？虽然这样的生活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地方，但是我们就是这样一步步活过来，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