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民国那些人 作者:徐百柯-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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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何鲁调到北京。荣宝斋极为珍视他的书法作品，曾派人拿着他的字拜访他，问他如何标价。何鲁却扔下一句：“我的字，千金不卖；朋友要，分文不取！”　
何鲁敢言，批评蒋介石犹烈。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曾在重庆著名的沙利文西餐厅“宴请”何鲁。康泽问他：“何先生是否有过对委员长不敬的言论？”何鲁一笑：“是啊，经常骂。不知你说的是哪一次？”　
1949年春末，解放军渡江战役后，重庆局势恐慌，何鲁在暗杀黑名单上名列榜首。幸而重庆卫戍司令杨森与他有同乡之谊，见黑名单后说：“这是一个喜喝酒的读书人，不会造反的。”将其名字勾掉，何鲁这才幸免于难。名单上的其他人全部被枪杀。　
后来，毛泽东接见全国政协委员，在与何鲁握手时，专门说：“你的胆子不小！”　
自1919年回国后，何鲁西装一脱，一辈子穿长袍。何培炎给记者看了一张老照片，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合影。前排中间6人，毛泽东、周恩来、马叙伦、郭沫若、何鲁、钱俊瑞。　
惟何鲁一人，一袭长袍。　

罗念生：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

罗念生（1904年～1990年）四川威远人，具有世界声誉的古希腊经典著作翻译家、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他穷毕生之力完成了近千万字的翻译和文论。　
几天前，筹备近10年的10卷本《罗念生全集》终于出版了。但百年诞辰的罗念生依旧寂寞着。　
当下，正在热映的好莱坞史诗巨片《特洛伊》，突然激起公　
众对古希腊的某种热情，但人们不会想到，特洛伊、海伦、阿喀琉斯，这一个个美妙的名字，全都出自罗念生上世纪50年代制定的《古希腊语专用名词译音表》。　
老人一生中的最后岁月，完全沉浸在“原汁原味”的特洛伊战争中。他首次尝试用汉语新诗体，翻译古希腊原文《伊利亚特》。　
罗念生的一生，只有一个单纯的主题：古希腊。他的成就让雅典科学院折服。他们将“最高文学艺术奖”的殊荣，授予这位中国老人（迄今为止，全球只有4人获得过）。在答谢辞中罗念生说：“每天早上，我展开希腊文学书卷，别的事全部置诸脑后，我感到这是我生平的最大幸福。”　
出川赴京，就读于清华学校的那个弱冠少年，第一次念的英文课本就是“阿喀琉斯”大战“赫克托耳”―――这是英译本的《伊利亚特》；留学美国，在俄亥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他攻读的是古希腊文学和英美文学，并开始尝试从古希腊原文翻译悲剧作品；作为第一个留学希腊的中国人，他在雅典学院选修了古希腊戏剧、建筑、雕刻和雅典城志。　
回国后，罗念生将翻译和研究古希腊经典著作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抗战期间，颠沛流离，在避乱的平房里、昏暗的油灯下、躲警报的间隙中，翻译仍是他每天固定的工作。即使在“文革”期间，这个“反动学术权威”仍抱定一条宗旨：红卫兵、造反派来找他，他就跟着他们出去“运动”；来抄家，他也“配合”他们的工作；但只要他们不来，他就一头扎进他心爱的古希腊翻译。　
罗念生几乎翻译了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全部传世作品，而在他自己的“戏剧”里，最重要的“道具”就是那张伏案翻译的书桌。那是一张小桌子绑了几块床板做成的加宽书桌，上面摆满了他的书和稿纸。　
每晚，桌前的身影映在窗户上，引起院子里孩子们的好奇。有一次，他们联合起来，向里面大声齐呼“书呆子，书呆子”，于是老人离开书桌，凑到窗户跟前，笑着向孩子们招手。老人耳背，怕有人敲门自己听不见，于是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有事请敲窗户”。　
他一生充盈着古希腊，用古希腊著作的精神来面对世界。儿子小时候接受的故事全是古希腊的；和友人聚会，他讲的笑话全部不出古希腊；好友失恋要自杀，他劝好友：“去看看《俄底浦斯王》吧，你会明白人的意志多么宝贵。”　
罗先生是个安静的人，但他曾有两次不顾一切地大喊。有一次，当大家讨论怎样把莎士比亚戏剧搬上舞台时，他当众喊道：“你们为什么不重视一下希腊戏剧呢？”还有一次，他重访希腊，朋友请他到海边游玩。他突然离座，撇下手杖，颤巍巍地小跑到浅滩上，把手浸进海水里，突然高举着湿漉漉的双手朝这边高声喊道：“我沾到爱琴海的海水了！我沾到爱琴海的海水了！”　
罗念生的长子罗锦鳞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曾导演过多部古希腊悲剧。但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他更像是一个演员。他说起当年自己劝说父亲不妨去争取一些头衔和荣誉，他父亲凑近他，说：“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此时，罗锦鳞似乎完全沉浸在回忆中，他凑近了我，带着一种混合着顽皮、满足和欣喜的神态―――我相信，这就是当年他父亲对着他时的神态―――向我模仿道：“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　
18世纪，德国艺术史大师温克尔曼称，古希腊艺术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6月19日，在“罗念生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暨《罗念生全集》首发式”上，后辈学人说，这其实也正是罗先生一生的写照。　

周太玄：科学家的人文情怀

周太玄（1895－1968）四川成都人，本名焯，后改名无，号太玄。“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和重要领导人之一、著名生物学家。　
毫无疑问，周太玄是一位科学家。他填补了中国水母研究的空白，被称为“我国腔肠动物研究的鼻祖”。在巴黎大学研究院学习期间，他以细胞研究中染色问题上的重要突破和在腔肠动物、尤其是水母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于1930年被授予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这个学位的要求近乎严苛，淘汰率常常在80％以上。　
不过，似乎是人生的一种隐喻。周太玄解决细胞染色问题的灵感，来自他所熟悉和热爱的中国文人笔墨。他利用一种墨性染料对细胞进行染色，成功地将细胞内部结构呈现在人们眼前。　
8月19日，在周太玄的儿子周仲璧家中，记者看到了80多年前太玄先生年轻时的手迹。以小楷写在笺纸上的诗词，集成一册，取名《桂影疑月词》。纸微微发黄，但仍挺括，墨迹如新，书法极为漂亮。其中有“别浦香沉家梦远，秋坟月小孤雁返”，“南山笑我，犹解生死离别。五夜梦里，三生石上，那有情怀堪说？只匆匆春荣，秋谢金风弄晚节”等句。　
据周仲璧介绍，这些婉约诗词当年都未发表，父亲生前甚至没有和他们提起过，这本小册子还是子女整理遗物时才发现的。　
周太玄写有为数不多的新诗，不仅发表过，而且还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他的名作，写于1919年赴法途中的《过印度洋》，被胡适在新文学里程碑式的论文《谈新诗》中加以引证。1922年，赵元任为这首诗谱曲，在当时广为传唱：“圆天盖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也看不见山／那天边只有云头／也看不见树／那水上只有海鸥”　
他还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巨著《死水微澜》的第一个读者。中学时的同窗好友李吉力人写完这部小说，首先就把手稿拿给他看，希望听听他的意见。　
早在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读书时，周太玄就已负才子之名。比他高一班的郭沫若后来回忆：“他是翩翩出世的一位佳公子……多才多艺。据我所知，他会作诗，会填词，会弹七弦琴，会画画，笔下也很能写一手的好字。”　
另一位同学、后来曾任四川大学理学院院长的魏时珍，甚至将周太玄与古代著名的美男子潘安相提并论。潘安路过街市，女子竞相围观。而魏时珍记得，一次周太玄在学校空地上踢毽子，四个班级的同学蜂拥而出，不仅争观他高超的技艺和优美的姿势，更想一睹他俊美的仪容。　
几年后，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时，同学冯友兰和许德珩还专门买了昂贵的七弦琴，请周太玄教他们弹奏。　
在北京，周太玄结识了被他称为“知心的老大哥和道德的典范”的李大钊。后来，他和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了“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社团之一“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中包括毛泽东。　
多年后，国共两党领袖都还记得“少年中国学会”。上世纪30年代中期，蒋介石两次到成都均问起学会会员中在四川的还有哪些人。第二次甚至专门约见了周太玄和魏时珍，并告诉他们可以直接写信给他。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宴请民主人士，周太玄三次受邀。毛泽东当面询问，“少年中国学会”能否恢复，周太玄告之，学会内部分歧实在太大，已难重整。　
不过，据周仲璧分析，父亲“一生脾气温和，不太露锋芒，甚至有点儿退让”。所以，面对毛泽东的询问时，他很可能是不太愿意“撑这个头”。　
作为文人，周太玄和新闻界也渊源颇深。早年他曾在上海和北京担任过报纸编辑，上世纪40年代又为《大公报》写过不少文章。他一生新闻事业的亮点，是1919年在巴黎和会期间创办的“巴黎通讯社”。　
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却遭受屈辱，而北洋政府竟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巴黎通讯社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夜组织电讯稿，迅速将事实真相传回国内，由各报披露出来。旋即，五四运动爆发。　
也许还是周太玄的朋友李璜了解他。李璜曾评周太玄：“他本是一感情深厚与文笔优美之词人，而乃一意要学科学。”　

袁翰青：化学家的别样气质

袁翰青（1905－1994）江苏南通人，化学家、化学史家、科技文献学家。　
袁翰青与化学结缘颇有戏剧性。十几岁就读于南通师范学校时，在当时还很罕见的中学实验室里，一堂化学实验课，要求在一块玻璃上面涂蜡，蜡上刻字，再在玻璃反面放个盘子，装进硫酸加少许荧石，于是产生氟化氢，蜡被融化，玻璃上面就印上了字。　
那一次，他印在玻璃上的是“努力”二字。　
努力的袁翰青，后来考入清华学校化学系，留学美国伊利诺大学，回国先后担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然而1949年后，他逐渐淡出了自己的有机化学专业领域，被委以众多行政管理工作。他的小女儿袁其采曾问过他：“你要是当初不回国，一直搞你的专业呢？”　
袁其采并不讳言，自己内心里替父亲感到几许遗憾。“我总觉得，搞科学的人不能搞这么多的社会事务”。　
当时，面对女儿的问题，袁翰青只是笑笑，并没说什么。袁其采猜测：“可能觉得我幼稚吧，理解不了他们那辈人的想法。”　
现在回望，袁其采承认，从1949年到1957年，父亲虽然离开了专业，但干的都是开创性的工作，“他自己可能不会感到遗憾”。　
袁翰青先是出任中央科普局首任局长，商务印书馆由沪迁京，他又担任总编辑。1955年，他奉命负责筹建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在科学院领导与他谈话确定工作的第二天，他就出发赴任。1956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把建立科技情报研究机构作为发展科技事业的一项重点工程，袁翰青被委派负责筹建中科院科学情报研究所，并担任代理所长。　
当选学部委员时，撰写个人情况，袁翰青写道：“无论哪一次工作调动，我都高高兴兴地接受，努力去做好……”熟悉他的人都说，努力，是他身上最本质的东西。　
与之相伴的是好强，这使他乐于接受白手起家的开创性工作，生活中也同样如此。家住北京东四，到灯市口买了床板，60多岁的人，偏不要车，自己扛回家。晚年身体有病，行动不便，一日到图书馆领图书证，回家特别兴奋，带点儿孩子气地向女儿炫耀：“我今天去图书馆，你猜，我领了个第一号！”　
在女儿眼中，袁翰青身上有种文人气质，感触颇多，读诗词、看小说和电视时，也容易感伤。“但又不是带着颓废那种，他的内心是很坚强的。”袁其采说。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袁翰青被打成“右派”；“文革”中他又顶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轮番批斗、隔离审查，直至送到河南劳动改造。根据他在干校的简单日记，3年中他放牛、喂猪、挖塘泥、修田埂、插秧、挠秧、参加一天18个小时的割麦大会战，同时还要写交代材料，接受批判。　
他本喜欢苏东坡的一句诗“事如春梦了无痕”，后来曾改易二字为“事非春梦岂无痕”。二字之易，给袁其采留下很深的印象。她觉得，父亲所指，倒不是事业上的变动，对那些，他不应遗憾，“使他这样感触的，主要还是政治风云的变幻”。　
然而即使是在困境中，他身上的那种气质，也能为生活点亮某些奇妙的情趣。袁其采还记得，自己结婚时，父亲从干校请假回家，俨然一副老乡模样，肩上挑着条扁担，除物什外，还特地从河南挑回了烟花鞭炮。“其实他在干校很苦的，年过花甲的人了，要换成我，肯定情绪低落。但是他回来，把欢乐带给我们，也把对生活的热爱显示给我们”。　
一次放牛时，袁翰青差点儿被牛顶死。回北京探亲，他专门跑去买了一个小雕塑作为纪念。塑的是，牧童坐在牛背上，闲适地吹着竹笛。　
忆及此事，袁其采的目光投向远处，柔声说：“这东西现在在我一个姐姐那儿……爸爸，在屈辱的情况下还有对生活的那种……”

丁西林：奇妙的混合体

丁西林（1893～1974）江苏泰兴人，出色的物理学家和卓有成就的戏剧家。　
一伙年轻的戏剧爱好者去赴名震剧坛的丁西林先生的茶会。他们一路上直担心，不知道丁先生的客室有多大，方容得下这十来位喜欢演剧的好动的客人。谁知道按着门牌找去，却在“陈列的尽是仪器的大实验室”中见到了这位戏剧前辈。　
那是1940年的一天，丁西林的正式身份是：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所长。他的工作，就是在那样的实验室中；而戏剧，十几年来只是他的“业余爱好”。　
然而仅凭这个业余爱好，丁西林就成了“独幕剧圣手”、“中国现代第一位喜剧大师”。现代文学研究者钱理群称：“丁西林在20年代，以至整个中国话剧史上，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中国现代话剧是以悲剧为主体的，他是为数不多的喜剧作家之一；中国现代话剧的主要代表作大多是多幕剧，而他却执著于独幕剧创作的艺术实验……他出现在中国现代话剧的初期，可是从起笔就达到了高水准，表现出一种艺术上的成熟。”　
丁西林早年留学英国，在伯明翰大学攻读物理学和数学，同时对萧伯纳等人的戏剧非常着迷。1920年回国后，他被聘为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后来担任北大物理系主任。1927年，他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邀请，赴上海筹建物理研究所，并出任所长，直至1948年，其间曾三次代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这一统筹全国学术研究的重要职位。　
1923年，物理学家的处女作独幕剧《一只马蜂》问世。剧本机智的对话、幽默的风格一时脍炙人口，广泛上演。时人评论：“在‘五四’以后不久，看到好几种初期的通俗剧和闹剧，浅显易晓，忽然看到丁西林的《一只马蜂》，便觉得突出同侪，耳目为之一新。”甚至有人拿其中的主人公吉先生，同“鲁迅氏所描写的阿Q”相提并论，认为“艺术手段是同样的高妙”。　
来拜访的那伙年轻人，从发表的那些喜剧作品里去设想和寻觅这位作者时，也许会把丁先生猜成是修长的身躯，活泼的行动，幽默的语言，时而会爆发出一两句轻松的使你发笑，时而又会溜送出一两句隽永的使你回味，总之，该是位非常风趣的人。孰料，恰巧相反，我们的丁西林先生是矮矮胖胖的身材，一派严肃的神态，俨然一位老成长者的风范，实实在在是位冷静的学者。　
年轻人和丁西林聊起来，于是顺理成章，正像是物理学似的，丁先生所要求于演员之演技的是清淡、平易，循着生活的自然法则进行。近8年来，这位著名的戏剧家只看过5场戏，结果就给年轻的演员们下了一个总结———过火。　
丁西林认为喜剧是一种理性的感受，必须经过思考，必须有味。他不喜欢夸张，因为喜剧的笑不同于闹剧的哄堂、捧腹，而应是“会心的微笑”。所以他一贯地走着那条清淡的路子，他的喜剧全都选取最朴素、最微妙的一点，来揭示人生的真谛。“喜剧而不夸张，这不仅是技术的炉火纯青，且是作者生活态度与世事观照的深静”。　
他的《北京的空气》，不曾渲染北京的富丽相，也不曾涉露北京的暗涩面，可是却生动地把活在那氛围里的人们圆滑的心态完全表达了。写得那样清淡，只觉得就像北京的空气，原本就是那么无所谓地摸不着边际。人们不由得感叹：“据说陈年的花雕，其醇是甚至于没有酒味的。”　
评论者提醒我们，丁西林剧中没有我们熟悉的阶级矛盾的双方、水火不容的敌我，别指望从他那里得到欣赏悲剧、闹剧时冰火相激、响鼓重锤似的痛快淋漓，只有心理与价值观念的磕磕碰碰———像是被马蜂蛰了一下的感觉，有点儿麻，有点儿痒。　
丁西林是个妙人。他的短剧《酒后》是在两个朋友的极力怂恿下，根据另一个朋友的小说写出来的。于是他昭告读者：你们若是喜欢这剧，应该将赞许都送给小说的著者；若是不满意，那———那只好归咎于我的那两位朋友———因为是他们要我写的。　
像是文人在游戏文字。然而看看他的名剧《妙峰山》题辞：“献给国立北京大学，并纪念蔡孑民先生。在他的直接领导之下，我替国家社会服务近二十年，从未厌倦。”　
好一派严肃与庄重，毕竟是研究员、所长、总干事、物理学家。

施蛰存：逝去的风度　

施蛰存（1905～2003）浙江杭州人，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　
2003年11月25日，巴金老人百岁诞辰，文坛学界隆重纪念，盛誉曰“见证文学史的世纪老人”。此前6天，11月19日，小巴金一岁、同在上海华东医院的施蛰存寂寞辞世，中国现代文学史鲜为人知的“另一面”随之凋零。　
当时有人写下“巴金的热闹与施蛰存的孤寂”之语，伴以长长一声叹息。　
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拜访施蛰存，问他喜欢看美国什么杂志，他出口说道：“Vanity　Fair（名利场）”，于是李欧梵返美后寄了几本给他。问他看了没有，施蛰存摇摇头，淡淡地说：“看了，大不如前了！”李欧梵恍然，当年———上世纪30年代———施先生爱看的这本文化杂志，品位比现在“高出许多”。　
后来又见施蛰存，李欧梵又问他喜欢看美国什么杂志，他说：“寄几份看过的《纽约时报》书评和星期日特刊吧。”这次，李欧梵迟迟没有寄出，“原因无他，怕施先生较前次更失望”。　
上世纪30年代，施蛰存主编《现代》杂志，法文译名意为“当代人”，指能够和世界文艺潮流同步的人。李欧梵称：“现在再翻开这个杂志的内容，特别是内中介绍的西方文学，仍然令我咋舌，惊异不止，在当时的环境下，竟然如此‘识货’，几乎所有的西方重要现代作家都介绍了。”　
在《现代》上亮相的，包括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还有当时只是美国“文坛新秀”的海明威、福克纳等人。文学史家评论：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时期”，中国当代作家才通过汉语译本“重新发现”了这批作家，并从中找到灵感和自己的文学偶像。“当人们在80年代手捧艾略特的《荒原》为其深刻地反映这个时代的本质而感慨万千时，殊不知，早在50年前，《现代》杂志早已介绍过这位诗人的这部作品，只不过，以自己长着一个希腊式的鼻子而自傲的邵洵美把这部大著的名字译成了貌不惊人的《荒土》而已。”　
施蛰存早年就读于教会大学，故英语、法语皆佳，加上上世纪30年代上海滩开放的文化风气，使他能轻易快捷地看到各国最新出版的文艺杂志和书籍，从中建立自己的文学创作、批评以及编辑的标准，“实际上，他所建立的标准，正与当时世界文学潮流的标准相接轨”。　
他的小说，《将军的头》、《石秀》、《梅雨之夕》、《魔道》、《夜叉》……几乎每一篇都是实验性极强的作品。与李欧梵谈论西方现代文学，他对任何“冷门”问题，都如数家珍，对答如流，以至于李欧梵自愧：“我多年身在美国，购书和借书都甚方便，为什么施先生说的书名和作者大多对我仍然陌生？”李曾对自己的学生说，“我们这一大堆学者，集全部精力研究西方现代文学，恐怕还比不上30年代的一个年轻人———施蛰存先生。”　
施蛰存去世后，有杂志刊文：拥有“中国现代派鼻祖”和“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称誉的施蛰存，以冷眼笑看着发生在21世纪新新人类身上的一切，“今天的一些女作家，爱用‘身体’写作，施老说，这些不新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