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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部曲之红色的起点-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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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以为“长征是失败”，主张在川西休战，因此，双方产生尖锐的分歧。
一九三五年十月，张国焘自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自封为主席，并宣称：
“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引者注：即张闻天）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张国焘南下不得，西进失败，不得不于一九三六年十月率部北上，与毛泽东所率中央红军主力会合。
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张国焘也写了《我的错误》，表示：
“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这错误路线不仅在各方面表现它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而且造成极大罪恶，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原载《党的工作》第三十一期（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二日）。转引自于吉楠著：《张国焘和〈我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鉴于张国焘承认了错误，中国共产党中央仍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清明节前夕，张国焘去陕西黄陵县城北桥山，祭扫黄帝陵。那里是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担任主祭。祭毕，张国焘一头钻进蒋鼎文的轿车，从此一去不复返。
四月十七日，张国焘在武汉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
四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张国焘在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在国民党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
一九四八年冬，张国焘带全家逃往台北。此时的他，已经“贬值”，“军统”已经冷落了他。
台北无法落脚，于是他在一九四九年冬迁往香港。在那里办杂志，维持生计。
一九六一年，美国堪萨斯大学看中了他。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连续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至“六大”的人，他的经历能成为美国教授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史料，于是约他写回忆录。
张国焘写下了百万言的《我的回忆》。这部回忆录的收入，使他和妻子杨子烈几年生活费有了着落。
用光了这笔钱，张国焘的日子越来越拮据。
无奈，一九六八年，他和杨子烈迁往加拿大多伦多。不久，进入那里免费的养老院。
一九七六年，张国焘中风，转入免费的老人病院。
在包惠僧去世的那一年——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凌晨，张国焘在翻身时，毛毯掉在地上，无力捡起，冻死在病床上，时年八十二岁。
第八部分：锤炼车祸使刘仁静丧生 1
在张国焘去世之后，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只剩下一人健在——刘仁静。
在十五名中国共产党“一大”出席者之中，刘仁静最年轻，当时十九岁。倘不是一场飞来横祸——车祸，使他在一九八七年丧生，也许他今日还活着。
刘仁静的一生，磕磕碰碰，浮沉无常，也是够曲折、复杂的。
刘仁静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担任翻译。他自诩读过不少马克思主义英文版著作，在会上常与李汉俊展开论战。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刘仁静回到北京，筹备创办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刊物《先驱》（《The Pioneer》）。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先驱》创刊号问世，定价为“铜元两枚”。创刊号上注明：“本刊尚未觅定地址，请读者诸君向该处代派人订购可也——北大传达室代售。”
《先驱》由刘仁静、邓中夏两人负责。后来，《先驱》迁往上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刘仁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陈独秀一起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四大”。刘仁静在会上作了发言。就在这次会上，刘仁静结识了托洛茨基。
会议结束后，陈独秀先回国，刘仁静在苏俄逗留了几个月。回国后，在广州列席了中国共产党“三大”。
一九二三年，刘仁静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他在《中国青年》、《向导》、《民国日报》发表了近百篇文章。他用谐音“竞人”（“仁静”颠倒一下）作笔名。后来，由于他与施存统意见不合，离开了团中央。
一九二六年九月，刘仁静赴苏联，在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这时，他学会了俄语。
也就在这时，苏联党内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尖锐斗争。一九二七年，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
刘仁静同情并倾向于托洛茨基。一九二九年六月，刘仁静回国时，特地用美金买了一张假护照，绕道欧洲回国。
刘仁静绕道欧洲的目的，是听说托洛茨基在土耳其，希望一晤托洛茨基。刘仁静先来到德国，得知托洛茨基准确的地址，便来到土耳其，在一个小岛上终于找到托洛茨基。
“中国是一张很重要的牌！”托洛茨基用俄语跟他交谈，“我很高兴有了来自中国的支持者。”
在那些日子里，托洛茨基每天上午花半天时间跟刘仁静交谈，有时，下午也交谈。他们一起划船、散步。
刘仁静在那个小岛上度过了十几天。从此，他成了托洛茨基忠实的门徒。
一九二九年八月，刘仁静坐海轮回到了上海。
托派郑超麟这么回忆：
“刘仁静回国，住在上海法租界一个公寓，我和尹宽（引者注：也是托派）两人去看他，他公然以反对派立场同我们说话，也同拥护中央（引者注：指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人说话。他告诉我们，昨日恽代英来看他，他向代英批评党的官僚化。仁静又告诉我们，他此次经过君士坦丁堡，见过‘老托’。我同仁静约好时间，在我家里会见陈独秀。”
刘仁静虽然一回国便与陈独秀以及中国托派组织站在一起，但是，他又以见过托洛茨基自傲，处处以“托洛茨基代表”、“正统托派”、“钦差大臣”自居，以至在托派之中也弄得相当孤立。他先是加入托派“十月社”。不久，被“十月社”赶出去。他孤家寡人，竟一个人办起刊物《明天》来！
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在托派中，刘仁静也单枪匹马。一九三○年，他与陆慎之结婚。
不久，他在坐火车时被人认出是刘仁静，国民党警察逮捕了他，关进了苏州反省院。在那里被关了三年。他写了《资本改良刍议》等文章，发表在反省院的刊物上。
后来，他母亲的哥哥出了钱，总算把他保出来。这时，托派组织把他开除了。他找陈独秀，陈独秀不见他。
这样，中国共产党不理他，连托派也不理他。他倒向国民党，倒向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他在国民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尤其是一九四八年，他还发表反共文章《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位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已经走得很远。
上海解放后，刘仁静审时度势，自知今后的日子不好过，便给上海市军管会写信，要求处理。
不久，他来到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要他写一份材料，承认错误。刘少奇找他谈话，要他好好认识错误，并表示在他认错之后会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让他能够生活下去。
这样，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刘仁静的声明》：
“我于一九二一年加入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工作，至一九二七年，在当时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我在共产国际内部的斗争中参加托洛茨基派的组织及活动，一九三七年因意见不同又为托派开除，但托派思想的残余支配着我很久，使我不能认识路线之正确。……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我更清楚的认识我过去政治思想的真面目，即是说我过去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一个门什维克（引者注：即孟什维克），而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由于我的脱离群众，不肯服从党的纪律和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以我在政治上长期的和党对立……
“今后必须向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学习。我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心在党及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谨此声明。”
与《刘仁静的声明》同时刊出的，还有《李季的声明》。李季是在一九二一年初夏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后来亦成为托派。
第八部分：锤炼车祸使刘仁静丧生 2
《人民日报》为刘仁静和李季的声明，加了“编者按”。内中涉及刘仁静的，照当时原文摘录于下：
“刘仁静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时革命失败后即叛变了革命，一九二九年曾到土耳其去拜访已经公开叛变革命而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回国后进行托派的组织活动。虽然他自称在一九三七年已被托派开除，但从那个时期直至一九四九年止他一直都在国民党反动派组织中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在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宣传处，第十战区政治部，及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机关‘战干第四团’担任职务。抗日战争结束后，曾为上海的特务造谣刊物《民主与统一》担任写作与编辑；一九四八年，在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和伪国防部工作，写作诽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文学，一直到南京解放。……
“刘仁静和李季现在表示他们开始认识了自己过去的反革命罪恶。但是第一，他们的这种表示还不是诚恳坦白的，特别是刘仁静竭力不提自己的实际反革命罪恶行为，而只把它们轻描淡写地说成是简单的‘思想上的错误’；第二，无论他们说得怎样，他们是否确实有所悔悟，仍然有待于他们的行动的证明。”
刘仁静改名刘亦宇，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政治经济学。给苏联专家当翻译。参加土改。
后来，他被调往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发挥他的一技之长。他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等著作，署“刘若水译”。
在肃托运动中，刘仁静受到过批判，一度得了精神病。
在“文革”中，刘仁静被捕，从一九六六年关押至一九七八年。最初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这消息传进毛泽东的耳朵。毛泽东说，有些老托派，像刘仁静，不要关了吧。于是，刘仁静就从秦城狱中被释放。不过，有关部门不敢把他放回家，怕红卫兵会成天斗他。于是，在别的监狱里找了间房子，让他单独住，可以看书、看报。每月可以进北京城一趟。进城时给他专门派车，由专人陪送。
后来，竟把刘仁静调到少年犯管教所里看管果树！
一九七八年，刘仁静获得人身自由，回到家中。这时，他已七十六岁，垂垂老矣。不过，他的身板还硬朗。与妻子、儿子一起生活，安度平静的晚年。
一九七九年之后，刘仁静成了唯一健在的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许多党史研究者不断来访，给他寂寞的晚年增添了几分工作的欢乐。不过，回首往事，他常常恍若隔世。
一九八一年“七一”前夕，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中国新华社记者走访刘仁静，特地发了专稿《访问刘仁静》。文中记述了刘仁静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回忆之后，也写了他如何参加托派活动。在结尾处写道：
“……直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才如梦初醒，抛弃反动立场，站到人民方面来。从一九五一年到现在，他一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翻译了十几部重要的文献资料和著作。
“刘仁静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的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的出路。’”
刘仁静的专访见报以后，来访者更多了。
一九八六年底，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这时，他已八十四岁，但身体相当不错。
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在一九八七年八月五日清晨降临。
照例，那天五点钟，刘仁静持剑下楼。他住的宿舍大楼紧靠马路边。他每日清早都持剑横穿马路，来到对面的北京师范大学操场舞剑，真可谓“闻鸡起舞”。
那天他穿着白府绸衬衫，衣袋里放着北京师范大学出入证。头发稀疏，已经灰白。
清早行人稀少，公共汽车的行驶速度很快。刘仁静横穿马路时，一辆二十二路公共汽车飞快驶来。说时迟，那时快，一下子撞倒了刘仁静，他顿时颅骨碎裂，当场死去。
一位邻居认得他，急急拦车，直送不远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六二医院抢救。
喧叫声惊醒了刘仁静的儿子和妻子，他们从窗口朝下一看，明白了发生什么事，匆匆奔下楼，奔往医院。
一到医院，刘仁静已咽气。打了强心针也毫无效果。终年八十五岁。
人民出版社和国务院参事室为刘仁静开了追悼会。会上没有悼词。
《人民日报》为刘仁静去世发了简短的消息。
他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他属局级干部，安放在骨灰盒架子最下面的一层。
第八部分：锤炼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历程 1
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曾作过如此评价：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五一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对于中国漫长的历史而言，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确实是不平常的一周。这一周使“中国改换了方向”，是中国现代史上“红色的起点”。
虽说那十五位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在离开李公馆那张大餐桌之后，人生的轨迹各不相同，有人成钢，有人成渣，然而，中国共产党却在八十多年间，从最初的五十多个党员发展到今日拥有六千七百多万党员。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第一大党，也是世界第一大党。在苏联解体之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人数，占世界共产党党员总数的一半以上。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
如今，每二十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就成年人而言，则每十五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
八十多年间，中国共产党确实从最初的星星之火，发展到今日燎原之势。这清楚地表明，八十多年前在上海法租界李公馆所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一大”，虽只十五个人出席，却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迄今，中国共产党已召开过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初的“频率”差不多每年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是，从中国共产党“六大”之后，间隔了十七年，才开中国共产党“七大”。然后，又间隔十一年，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大”。再隔十三个年头，召开中国共产党“九大”。此后，转为正常的“频率”，即四年左右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外，还有三次会议，其意义不亚于甚至超过全国代表大会，那便是：
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
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
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就总体而言，宏观而言，在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之前，中国共产党还是幼稚的、不成熟的党。
大致来说，在一九二七年前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主要是发生陈独秀的右倾，此后反了右倾，却转为瞿秋白、李立三、博古、王明的“左”倾。直至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舵手，才正确把握了航向。只是在他晚年，曾航向偏“左”。到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扭转过来。
以下用粗线条描述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历程，权且作为本书的尾声：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上海召开。选出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当时党员五十多人。会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二大”在上海召开。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当时党员一百九十五人。会议确定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国共产党“三大”在广州举行。出席代表三十余人，代表党员四百二十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的问题。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这次会议加快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步伐。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四大”在上海召开。选出陈独秀为总书记，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九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当时党员九百九十四人。会议总结了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和教训，为迎接革命新高潮作了准备。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九日，中国共产党“五大”在武汉召开。这时形势急转直下。会上，有三十八位代表发言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仍选出陈独秀为总书记，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任弼时、蔡和森、李立三、苏兆征、张太雷、李维汉、谭平山、张国焘等二十九人为中央委员。这时党员已猛增到五万七千九百余人，已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三个多月后——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改为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选出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得以克服，但“左”倾思潮又由此开始抬头。
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处境困难，中国共产党“六大”不得不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苏联莫斯科召开。
第八部分：锤炼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历程 2
此时党员减至四万多人。会议继续批判了陈独秀右倾错误，又批判了瞿秋白“左”倾错误。
由于过分强调党员的工人成分，会议把向忠发选为总书记（三年后被捕叛变）。向忠发、苏兆征、周恩来、项英、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七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候补常委、中央农委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居领导地位。
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会议。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此时登峰造极。
三个月后，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结束了李立三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会议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
又过了三个多月——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权落在王明手中。王明比李立三更“左”。
一九三一年九月下旬，中国共产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推选博古（秦邦宪）主持。
博古、王明继续“左”倾。
在陈独秀之后，短短几年间，中国共产党中央频繁地撤换领袖，从瞿秋白到向忠发到李立三到王明到博古，一连换了五人。这表明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找到自己成熟的领袖。历史无情地把那些不成熟者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岗位上淘汰下去。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上批评了博古的“左”的错误，撤销了博古、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受共产国际委派来华，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由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在行军途中，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指挥小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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