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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部曲之红色的起点-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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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劳动群众的强大的革命运动是可以对抗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唯一因素……”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一九一九—一九二四），三一页至三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刘绍周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的这番发言，对于帮助共产国际了解中国情况，重视中国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不过，大抵是受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一位中国代表——三十七岁的江亢虎的影响，刘绍周在发言中，对“中国社会党”作了不恰当的介绍和评价：“去年在上海我们举行了一系列罢工，诚然，是纯经济性的罢工。但是，即使社会党（其中心在上海），也在工人中间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声望。这个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据它的杂志登载着质朴的名称——《周报》，我们可以断定，这个运动确实具有重要性。譬如，五月一日那期里登着以下的口号：‘不劳动者，不得食’，‘全世界应当属于无产阶级’等等。这本杂志孜孜不倦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对抗民族主义，坚持与苏维埃俄国结成亲密的兄弟般的联盟。……”江亢虎是以中国社会党代表的身份，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江亢虎原名绍铨，别名康瓠，江西弋阳人。一九○○年他在北京东文学社学习日文，后来前往日本留学。回国后出任北洋编译局总办、《北洋官报》总纂。后来，又去西欧游历，主张“三无主义”，即“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回到中国，创办“社会主义研究会”。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五日，江亢虎在上海把社会主义研究会改组，成立了中国社会党。他担任“上海本部部长”。中国社会党的党纲有八条：赞同共和；融和种界；改良法律，尊重个人；废除世袭遗产制度；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者；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收；限制军备。应当说，在当时，这八条党纲是有着进步作用的。中国社会党顺应时代潮流，曾得到了迅速发展，党员人数猛增至五十二万三千人，在沪、江、浙、京、津及南方各省建立了四百九十个党支部。
一九一三年，袁世凯得势，视中国社会党为敌，杀害了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部长陈翼德。江亢虎屈服于袁世凯的淫威，于一九一三年八月宣布中国社会党解散。即便如此，江亢虎也无法在国内立足，只得出走美国，在那里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汉文助教、美国国会图书馆顾问。获知列宁创建共产国际，江亢虎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自称中国社会党“奉行马克思主义”。于是，他得以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实际上，中国社会党只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江亢虎在出席共产国际“三大”之后，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回国，创办南方大学，自任校长。他在一九二四年六月重组中国社会党。一九二五年一月更名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一九二六年该党再度解散，江亢虎又去了美国。
一九三九年九月，江亢虎跌入了汪精卫的怀抱，出任汪伪国民政府的政府委员、铨叙部部长、考试院院长，沦为汉奸。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江亢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处无期徒刑。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七日，七十一岁的江亢虎病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画上了他的生命的句号。把中国社会党说成“这个党是马克思主义的”，让江亢虎出席共产国际会议，这表明当时的共产国际对中国情况的不了解。
刘绍周倒是旅俄华工的出色代表。他既出席了共产国际的“一大”、“二大”，是俄国共产党华员局负责人之一，原本有可能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一次意外的火车事故，使他受伤。一九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他在妻子陪同下，随北洋政府派往苏俄考察军事、外交的张斯代表团回国，在中东铁路理事会担任理事。从此他脱离了俄国共产党华员局的工作。一九三三年后，他担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和西南联合大学俄语教授，著《俄文文法》一书。一九四○年，当邵力子出任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时，请他出任驻苏使馆参赞。这样，他又来到了苏联，不过此时他的公开身份已变成国民党政府官员。当然，那位驻苏大使邵力子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由于深知刘绍周跟苏联的关系，特地请他作为参赞。
此后，刘绍周又调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他毕竟曾是共产党阵营中的一员。一九四九年九月，他协助中国共产党、支持原国民党政府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陶峙岳反戈，使新疆避免了一场战火之灾。这样，刘绍周被任命为新疆临时外交办事处处长。后来，刘绍周调往北京，出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外交部顾问，商务印书馆副总编，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这位受到列宁三次接见的元老人物（在中国很少有人得到如此殊荣），历经沧桑，终于在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七○年七月十八日，七十八岁高龄的刘绍周离开了人世。他除了留下《俄文文法》，还给后人留下了《领海概论》、《俄汉新辞典》等著作。人们对他的称谓是“教授”、“新闻出版家”。在那“文革”岁月，他的早年勋绩，几乎被淡忘。
时至今日，在追溯七十年前中国共产党“胚胎期”的历史时，是该把这位贡献甚巨的刘绍周如实地介绍给诸多读者的时候了……至于另一位出席共产国际“一大”的代表张永奎，在二十年代初回国。一九七七年去世时为甘肃师范大学教授。
第三部分：酝酿来自海参崴的秘密代表团 1
除了刘绍周、张永奎、安恩学，还有一位被岁月淡化而曾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出过大力的人物……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山东平度县的县报《平度大众》上的一则“寻人启事”，使该县西乡马戈庄的杨德信陷入了无限的兴奋之中。
原来，那启事是中国共产党平度县委党史征集办公室出面登的，为的是寻觅谢世已久的名叫“杨明斋”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史料。最初，连杨明斋是哪里人都不知道，从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王翔千之女黄秀珍（本姓王，化名时改姓黄）那儿听说杨明斋是平度县人，于是在《平度大众》登启事。杨德信的大爷正是杨明斋。这么一来，才使杨明斋的早年身世有了眉目。尽管如此，迄今为止，尚未能找到一张杨明斋的照片，使后人一睹这位先辈的面容……杨明斋是一位谜一样的人物。兼通中俄两国语言的他，曾在沙皇俄国的外交机关里工作。其实，那时的他，已是布尔什维克。他在那里做秘密工作——为布尔什维克工作。
他，一八八二年出生在山东平度县马戈庄一位名叫杨仁鉴的农民家中。父亲最初为他取名杨好德。他父亲粗知诗书，总想把儿子培养成一个有文化的人，于是省吃俭用，把他送入私塾。十六岁那年，家中已无力供养杨明斋上学，他只好回家务农。不久，他成了亲，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不幸的是，新婚不久，妻子便去世了。村里有人去“闯俄罗斯”，正陷于苦闷之中的他，也随着去了。这样，一九○一年春，十九岁的杨明斋来到了俄国东方的门户——海参崴，在那里做工。一边做工，一边也就学会了俄语。此后，他进入广漠荒僻的西伯利亚做工，成为劳苦的华工中的一员。一无所有的他，加入了俄国工人运动。他和布尔什维克日渐接近，以至成了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
杨明斋在十月革命之后，成为旅俄华工中一位活跃的人物，他组织华工们参加红军，为保卫苏维埃而战。不久，杨明斋被派往海参崴。当时，海参崴还在日本占领之下，而杨明斋曾在这儿做过工，熟悉那里的情况。海参崴地处绥芬河口海湾东岸，原本是大清帝国的领土。一八六○年，沙俄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从此那儿成了俄国的领地。沙俄在那里筑寨建港，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即“控制东方”。不过，那里毕竟曾是中国的领土，那儿的居民之中，有三分之一是华人。杨明斋去到那里，把华侨组织起来。他的公开身份是华侨联合会负责人。他在这样的公开身份掩护下，为布尔什维克做地下秘密工作。那时，苏俄的远东地区——西伯利亚，处于日、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干涉军和白俄的高尔察克、谢苗诺夫部队统治之下。到了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东进，抓住并枪决了高尔察克，西伯利亚落入了红军手中。海参崴也插上了红旗。
就在红军长驱直进西伯利亚前夕，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西伯利亚西缘鄂木河畔的鄂木斯克城，一个秘密会议正在举行。那是俄共（布）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会议除了研究东进问题，还决定成立一个秘密机构——“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情报宣传局”。这个情报宣传局的任务是“建立和加强同东方及美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联系”。这是俄共（布）成立的第一个专门研究、联系东方及美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机构。
在中国发生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之后，一九一九年六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的负责人之一加蓬向俄共（布）中央建议，在西伯利亚区委成立“东方局”（又称“东方民族部”），专门负责和东方各国的革命力量进行联系，并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当红军进入海参崴之后，杨明斋受到了重视。不言而喻，他身为布尔什维克，又是中国人，通晓中、俄两国语言，是难得的，是可以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的恰当人才。杨明斋参加了设在海参崴的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工作。
一九二○年一月，一份来自海参崴的重要报告，送到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这份报告是由库什纳列夫和萨赫扬诺娃共同署名的。他俩都是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份报告向俄共（布）中央反映了他俩的意见：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着手和中国的革命者建立经常的联系。
也就在这份报告送出不久，李大钊送走了陈独秀，来到了天津“特别一区”那幢小楼。来自天津的重要信息，迅速传到了海参崴。李大钊不是江亢虎。中国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与俄共（布）挂上了钩。从海参崴派出的俄共老布尔什维克伯特曼住在天津，不断发来准确、可靠的情报——他找到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战友！俄共（布）中央仔细研究了远东地区委员会负责人的报告，获知了来自中国的最新信息，于一九二○年三月批准建立了“俄共（布）远东局”，作为俄共（布）专门负责同远东各国革命者联系的机构。在海参崴，成立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维廉斯基·西比利亚可夫被任命为分局的负责人。俄共（布）远东局选择在海参崴建立分局，是由于海参崴这“东方的门户”跟中国联系方便——那时，从莫斯科到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道遭到战争的破坏，一趟列车起码要二三十天才能到达。
第三部分：酝酿来自海参崴的秘密代表团 2
一九二○年三月，就在建立远东局不久，俄共（布）中央与共产国际磋商，并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批准、同意，给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发去电报：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据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所保存的档案全宗五一四，目录号一，归案卷号四，七页。表明，派遣这个代表团的使命是：“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又据日本波多野乾一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五卷透露，列宁对这个代表团下达三项任务：
一、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
二、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
三、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
不过，作者并未注明列宁的三点指示的出处。施瓦茨著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兴起》（Ｂ．Ｉ．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Rｉｓｅ ｏｆ Ｍａｏ》）也有类似的记载，但同样没有注明原始材料出处。不论怎么说，代表团负有“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这一使命，是确切无疑的。
杨明斋被选入代表团。他的职务是翻译。代表团的负责人是俄国人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又译为“乌金斯基”、“威经斯基”、“魏金斯基”）。他又名查尔金。后在中国曾取了一个汉名，叫吴廷康；他还取了中国式的两个笔名——魏琴、卫金。中等身材，温文尔雅，学问渊博，维经斯基给人以良好的印象。一八九三年四月，他出生在俄国维切布斯克州涅韦尔市，父亲是森林工厂的管理员。一九○七年，十四岁的维经斯基中学毕业以后，家里无法继续供他上学。他在维切布斯克印刷厂里当排字工人。
三年后，他到白斯托鲁克当会计。二十岁那年，贫困潦倒的他，前往美国谋生，边学习边做工。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要经历。来到美国之后，他的眼界一下子开阔了，阅世不深的他，明白了许多道理。他的英语也讲得流畅，这为他后来成为国际社会活动家准备了便利的条件。
一九一五年，二十二岁的他在美国加入了社会党。他开始介入政治。听说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他欢欣鼓舞地从美国回到俄国，在海参崴加入了俄共（布）。不久，他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参加苏维埃工作。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原沙俄海军上将、黑海舰队司令高尔察克叛乱，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者的支持下，在鄂木斯克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俄国最高执政者和陆海军总司令”，与列宁分庭抗礼。高尔察克曾占领西伯利亚、乌拉尔和伏尔加河一带。维经斯基奉命参加地下工作，反对高尔察克。
一九一九年五月，维经斯基在海参崴被白匪逮捕，关入监狱。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流放到黑龙江口外的库页岛做苦役。他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维经斯基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他暗中联合了岛上被流放的政治犯，成功地进行了暴动，战胜了白匪，获得了自由。
一九二○年一月，维经斯基回到了海参崴，参加了俄共（布）东方民族部的工作。不久，当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考虑派一个代表团去中国，物色人选时，选中了维经斯基。二十七岁的维经斯基被选中，是因为他具备了这样一些条件：经历过严峻的生死考验，表明他对革命的赤胆忠心；他具有地下工作的经验；流利的英语，使他便于在国外开展工作。代表团的成员还有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的妻子。马马耶夫充当他的秘书。马马耶夫的妻子马马耶娃也参加了代表团。二十五岁的马马耶夫本是苏维埃红军军官，马马耶娃则是莫斯科歌舞演员。她在代表团里担任打字员。这样，两对夫妇同行，看上去像去中国旅游似的，便于遮人耳目。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负责人维廉斯基·西比利亚可夫向共产国际报告：已经组成赴中国的代表团。代表团得到指示，增加一项使命：“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
第三部分：酝酿乔装的“新闻记者”访问李大钊 1
一九二○年四月初，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不远处一幢外国公寓里，来了五位新客人。客人们一律持“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护照。三男两女，其中一位男子一望而知是中国人，却能操一口流畅的俄语。据云，五位客人是俄文报纸《生活报》的记者。他们都带有《生活报》记者证。此次中国之行，为的是筹办建立一家通讯社，名曰“华俄通讯社”。这家通讯社将把中国的消息译成俄文，发往俄国；同时把俄国的新闻译成中文，供给中国各报刊，以促进中俄两国的信息交流。在当时中俄两国消息相互闭塞的情况下，《生活报》的记者们筹建这样的一个通讯社，倒是确实需要的。当别的外国客人问起这五位俄国记者时，他们总是如此叙述自己来华的使命。
就在这个代表团抵达北京不久，又有两位从不同途径赶来的俄国人悄然到达北京，并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其中的一位是俄国妇女，也来自海参崴。不过，她的外貌跟正宗的俄罗斯女人不同。她是贝加尔湖沿岸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她会讲俄语，也会讲蒙古语。她叫萨赫扬诺娃，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负责之一。在三个月前，向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致函，表示准备与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的便是她。另一位是身材高大的男子，蓄着大胡子，这位俄国人会讲一口纯正的法语——他本是俄国工人，后来侨居法国。他倒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记者，从哈尔滨奉命赶来。他叫斯托扬诺维奇，又名米诺尔，俄共（布）党员。
萨赫扬诺娃和斯托扬诺维奇前来北京，都是为了配合那个《生活报》记者代表团执行特殊的使命。最先开始“采访”的，是那位中国人——杨明斋。比起他的俄国同志来，他在北京活动要方便得多。虽然他的衣袋里放着苏俄护照，但是他一走出外国公寓，便融入在街头那黄皮肤、黑眼珠的人群之中。对于杨明斋来说，这儿虽然是他的祖国，不过新来乍到，仍有人地生疏之感。他毕竟十九岁便离乡背井“闯俄罗斯”去了，在俄国度过了十九个春秋。他这次是头一回来到北京。
杨明斋首先“采访”的是号称“中国通”的波列伏依。他来到了离王府井大街不远的北京大学，跟这位在那里任教的俄语教授用俄语交谈着——虽说他们也可以用汉语交谈，但是那时北京城里懂俄语的毕竟不多，保密性更好一些。
波列伏依的中文名字叫“鲍立维”，又叫“柏烈伟”。在海参崴长大的他，常跟那儿的中国人打交道，会讲汉语，懂中文。他居然研究起中国的《诗经》来，成了一位汉学家。一九一八年下半年，他从海参崴来到天津，住在“特别一区”。台湾王健民先生著《中国共产党史稿》一书称他是“第三国际驻天津文化联络员”，那是不准确的。他不是俄共（布）党员，而是白俄，当然也就不可能是“第三国际驻天津文化联络员”。不过，他倾向革命，与俄共（布）的许多朋友有着友谊和联系。他来到天津之后，确实跟北京、上海、天津的许多进步文化人进行联络。他既会讲俄语，又会讲汉语，成了沟通俄共（布）朋友和中国进步文化人之间的桥梁。
鲍立维对《新青年》杂志非常注意，每期必读。理所当然，他注意起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大名。去北京的时候，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跟李大钊谈得非常投机。他送给李大钊一些来自莫斯科的关于马列主义的小册子，使李大钊十分高兴。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英文本，便是其中的一本。于是，李大钊介绍鲍立维到北京大学担任俄语教员，并编纂《俄华辞典》。杨明斋拜访了鲍立维，说是苏俄《生活报》记者维经斯基希望报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鲍立维伸出了左手的大拇指说：“李大钊！”又马上伸出右手的大拇指说：“陈独秀！”鲍立维向杨明斋说起了北京大学，说起了《新青年》，说起了去年发生的五四运动，说起了“北李南陈”……这位货真价实的“中国通”十分准确地勾画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简貌，使杨明斋心中有了底。因为他和维经斯基“初来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情形十分陌生。他们的使命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不知找谁是好”《张国焘回忆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见《“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一二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杨明斋又去拜访北京大学另一位俄籍教员阿列克塞·伊凡诺维奇·伊凡诺夫。此人也是一位“中国通”。他的中文名字叫“伊凤阁”，又叫“伊文”。他也是汉学家，精通中文，而且比鲍立维来华更早。伊凤阁所介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情况，大致跟鲍立维差不多，他同样提到了“北李南陈”。维经斯基决定访问“北李南陈”。陈独秀已经出走上海，他就请鲍立维、伊凤阁介绍，前往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访问李大钊。
这是俄共（布）使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人物李大钊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三十一岁的李大钊比维经斯基大四岁。当时在场的李大钊的二十四岁的学生罗章龙，如今这样回忆往事：“李大钊是北大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他在当时写下了不少水平很高、语言精彩的文章。《新青年》上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数他的最多，他公开赞扬十月革命，是我国最早宣扬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因此，他在那时，就享有很高的名望。维经斯基到北大会见李大钊是很自然的事。“维经斯基访问李大钊也不是盲目而来，而是事先做了些准备工作。首先维经斯基了解到李大钊先生是赞成十月革命的。他同李大钊见面谈了一席话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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