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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情-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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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些什么，因为我迫切希望他们能放她走。我幼稚地以为这些人会去开个会，说或许我们不能这么对待这个女孩，‘可能这不是真的’。我希望他们能停止行动，说‘等一会，这不是琳达·特里普。这不是一个我们打算摆布的那个难啃的中年妇女，这是一个孩子。’”
“FBI里难道没有母亲在工作吗？难道没有同情心吗？是谁听着特里普录音带里，莫妮卡这个无辜的年轻女孩的声音，说抓她是件好事情？是谁说‘去抓她，把她扔进酒店房间，用监狱来威胁她去跟我们合作’？”
合作是关键。他们反复强调，如果莫妮卡这么做了，就不会对她提出刑事起诉。那晚在和斯塔尔手下谈话时，玛西娅依然不清楚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问他们：如果莫妮卡说出自己知道的事情，会发生什么事？如果琼丝案水落石出呢？如果她女儿在和特里普聊天时撒谎了呢？她只能确定一点：“我知道我的女儿，世界上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让她带着窃听器，去背叛别人。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只是浪费时间。”
玛西娅真够聪明的，没有轻信那些人。她研究过“大学炸弹案”，泰德·卡金斯基被FBI逮捕，因为他兄弟大卫泄露了他的行踪。后者出卖了泰德，惟一的要求是要FBI答应不判罚泰德死刑。FBI答应了，大卫就带他们去抓自己的兄弟，他后悔这个决定，因为一被拘留，这个恐怖分子被判罚的正是死刑。FBI则表示，他们从来没有答应过任何事。
考虑到这点，又非常怀疑那些威胁她女儿的家伙的动机，玛西娅告诉艾米克，她想要另一个人、她的前夫听他们重申一遍他们的承诺——如果莫妮卡合作，将不会受到任何指控。艾米克表示他们不能打电话给伯尼。玛西娅为了莫妮卡努力保持镇定，解释说她需要他们打这个电话，这样就有独立证人能够证明OIC的承诺了。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艾米克问她是否需要书面证据。玛西娅考虑了一下，接受了这个意想不到的“礼物”。当他回来，告诉玛西娅他无法给他书面材料，因为他找不到打字机。“这时，我脑袋里的警钟敲响了。”玛西娅回忆说：“没人再用打字机了，他完全可以找张纸写下来。那时我真正意识到，事情远比我之前所能想象得严重可怕得多。”因此，这时，晚上11点多，她毫不犹豫地坚持要给莫妮卡的爸爸打电话。
自从接到玛西娅在火车上打来的电话，伯尼·莱温斯基一直忙着。他成功地找到了正在上庭陈述案情的比尔·金斯堡。当听说伯尼想和他通话时，金斯堡一边做着他标志性的戏剧演员式的夸张动作，一边宣布一位放射性肿瘤学家有急事找他，要求听证会暂停。
金斯堡一听伯尼说了他所知的只言片语，就严肃地告诉他：“电话里别再说了，我会尽快来看你。”伯尼说：“之后，我开始发抖。”他相信金斯堡的判断，了解他作为一个审讯律师的声望，特别是他遇到复杂医学案件时的反复诘问能力，更是不作第二人想。他作为伯尼企业——西方肿瘤医学集团——的医疗事故律师已经有好几年了。虽然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伯尼再婚后两人才成为朋友，不过他俩关系不错，因为彼此年纪相仿，而且在同时入读旧金山名校伯克利。伯尼和第二任太太芭芭拉，与比尔·金斯堡和太太劳拉经常拼成四人组，一起度周末，品尝红酒，到别处度假。许多周五晚上，他们都会聚在一起看电影、吃寿司。凭着他招牌式的蝴蝶领结。长者风范和如W·C·菲尔兹般冷峻的声音，金斯堡马上就将成为全国名人。
不过，这晚，伯尼所关心的是金斯堡就是那个飞马赶来救她女儿的人。两人在洛杉矶市区的一家酒吧里碰面，过了好像一生那么漫长的时间后，伯尼终于接到了玛西娅的电话，前妻告诉他自己呆的地方，和哪些人在一起。因为酒吧里通讯条件很差，他跑到外面，站在街边，努力想听懂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嘈杂的交通声中，他在莫妮卡号啕大哭的间歇，简单地跟她说：“莫妮卡，别说什么，比尔·金斯堡在我旁边，别说什么。”因为他手机的信号老是要断掉，他找到街角的一个付费电话，这样就可以不受干扰地和艾米克通话了。金斯堡静静地站在伯尼身边，艾米克则告诉伯尼他所说的是绝对机密，不管任何情况都不能外传。“我的脚在瑟瑟发抖，”伯尼承认：“我以前没和FBI的人说过话，我已经吓呆了。”
1012房的恐怖（7）
艾米克再次解释说，莫妮卡有了大麻烦，就他们调查所知，她作了伪证，犯有阴谋罪，还替总统掩饰。除非她合作，否则就将在监狱里呆上27年。她父亲还是摸不着头脑，问他：“你说的合作是什么意思？”于是，艾米克告诉他，莫妮卡必须带上窃听器，录下和维农·乔丹、贝蒂，或者还有总统的谈话。
伯尼依然震惊，不过已经恢复了清醒，问道：“她不允许找律师吗？”其实艾米克这天
早就知道她的律师是卡特，还是问他莫妮卡是否有律师。伯尼回答说她有律师，名字就叫比尔·金斯堡。几年前，莫妮卡和金斯堡匆匆见过一面，她告诉调查官那是她在洛杉矶的律师。艾米克很机警，建议莫妮卡不要选择不是她自己挑选的律师。伯尼那时当然对女儿的事情一无所知，不清楚她已经公开卷入了琼丝案，还聘请了一个律师。“那时，我们不清楚弗兰克·卡特的存在。”他说：“我只是想尽力帮助深陷苦海的女儿。”
比尔·金斯堡先和莫妮卡建立一个正式的律师与当事人的授权关系，然后和艾米克谈论他新顾客的合法权利，特别是获得罪行豁免权的可能性，那能确保无论证词内有何内容，都会被免予起诉。正如玛西娅的本能反应产生警惕心理一样，当艾米克说他们或许可以给莫妮卡豁免权时，金斯堡的法律天线开始运转。
金斯堡相信这个回答意味着他们想耍花招。他盖住电话筒，低声告诉伯尼他们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时无权给予罪行豁免权的。因此，他决定戳穿他们的骗局：先叫他们弄一份书面协议，然后传真给他；艾米克再次拒绝了，这次的理由是他找不到可以打印的电脑；金斯堡就要他手写一份，签上名字，然后传真过来，艾米克坚持要他相信自己，得到的却是一个干脆的回答：“我只信上帝，不信美国律师。”最后，艾米克只得承认自己没有发送书面材料的授权，骗局彻头彻尾地被戳穿了。正如金斯堡所说：“一个贯穿这起调查的主题，正是利用强硬的高压政策迫使人们说出他们希望听到的话。”
莫妮卡记得，艾米克和金斯堡达成交易，前者给后者传真一份她签署的伪造书面陈述。然而，两个FBI探员过来把艾米克从电话边拉开，他们意识到金斯堡会马上发现OIC在文件归档之前就拥有了一份复印本，只有一种可能——来自琼丝律师团，因为卡特曾经送去一份样本。OIC调查人员知道，他们抓莫妮卡的时候，她在技术上还没有犯下严重的罪行，而且他们阻止了她和卡特接触，有效保证了这样严重的罪行——伪造书面陈述，并交给法庭——在这天晚些时候真的发生了。可以理解，斯塔尔这种强暴式策略一直是公众非常关注的话题。
除了戳穿斯塔尔手下的欺骗行径外，关于豁免权的交易完全是浪费时间，因为莫妮卡根本没想过带上窃听器，出卖她心爱的人。她的行为让父亲感动：“她非常镇定，决不合作。令人愤慨的是，很少人敢承认如果她不是如此坚强，如果她带上窃听器，早已像特里普出卖她那样出卖总统了。无论自己的安全受到何种威胁，她从不会出卖别人，像自己被出卖的那样。”
“无论她可能有什么缺点——或许不懂得适可而止，缺乏判断力——当紧要关头，她总是能挺过去。人们不肯赞扬她这种美德，把她看成是一个荡妇。她最不像的就是荡妇。世上许多女人会被有权势的男人欺骗，我并不同意她的所作所为，但是不能因为她所做过的事情就说她是坏人。”家人朋友认识到她性格中的坚韧一面，戴尔·杨评论说：“她拒绝出卖朋友来获得好处。就在知道自己要去监狱的时候，她展现了真实的性格。这事让我一直为莫妮卡感到骄傲。”
金斯堡一戳穿艾米克的诡计，就和莫妮卡再次通话，告诉她自己将会在第二天飞到华盛顿看她，还要她和玛西娅一句话不说，离开酒店。“请相信我。”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两个女人把她们的决定告诉斯塔尔手下后，各收到一张法庭传票，然后离开了酒店大楼。
这晚分手前，伯尼·莱温斯基问金斯堡，是否有能力担起这么一项艰巨的法律任务，毕竟他只是一个医学律师。金斯堡向他保证，自己有着民事诉讼的经验，组织一支合格的华盛顿律师团也没问题。伯尼接着问他最低费用是多少，金斯堡告诉他：“如果只是小案子，15万。如果要审讯，那就要100万。”而且，他第二天坐飞机去见莫妮卡前就要25000元的启动资金。这晚，伯尼和芭芭拉几乎没睡着，想着3000公里外面临牢狱之灾的莫妮卡。“我们互相拥抱着，”芭芭拉回忆说：“一想到她可能进监狱就担心害怕，颤抖哭泣。那真是太可怕了。”
直到凌晨1点，莫妮卡和玛西娅才回到水门公寓。她们受惊过度根本毫无倦意，又担心房间被人监听，几乎不敢互相说话。莫妮卡想起面临可怕困难的总统，不知内情的他必须得到警告。和以前一样，她根本不顾及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影响，在脑子里一遍遍构想着疯狂的计划。她考虑过坐出租车去叫醒贝蒂，让她有所警惕；或者打电话给总统的律师布鲁斯·林赛，虽然她以前从未和他说过话。当莫妮卡谈论着要去给白宫一个警告时，她母亲担心这些行动会危及莫妮卡将来可能拥有的豁免机会，逼她发誓不说出来。（make her swear to stay silent）
1012房的恐怖（8）
早上2点，她们开车去四季酒店，打电话给金斯堡。她们谈论了出国的可能性，越过边境线逃到加拿大，不过这主意一说出来就被否决了，因为她们相信FBI肯定监视了每个机场和边防站。一件小事能证明她们在酒店已成惊弓之鸟，当一对夫妇走进大厅，她们马上确信这是FBI派来跟踪她们的探员。用莫妮卡的话说：“被跟踪的绝望感立马袭来。”
到这时，一直在疯狂行动和无声沉默间徘徊的莫妮卡又沉寂起来。当她们回到公寓，玛
西娅非常担心女儿会自杀，因此当她淋浴时，把浴室的门开着，这样就可以保证莫妮卡不会自寻不幸了。这晚余下的时光，莫妮卡躺在床上，一直处于半梦半醒之间。她的母亲则一直看着她，不让她结束自己的生命。
恐怖已经降临。
第十二章莱温斯基的妥协
（1）
1996年，阿卡萨斯小石镇，克林顿总统的朋友苏珊·麦克道加尔披枷带锁地离开当地法庭的这一幕，最能体现肯尼斯·斯塔尔调查追捕总统和第一夫人时有多么铁面无情。麦克道加尔拒绝在小石镇的大陪审团面前出庭作证，因为她觉得，斯塔尔对摧毁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的生活的兴趣，甚至比公正地调查“白水事件”更大。她为此被判藐视法庭，入狱18个月，其中绝大多数时间是单独关押。她也在全美女英雄的“伟人祠”中获得一席之地，有了一个响当当的绰号“阿卡萨斯的琼”。
当她和莫妮卡一起逃脱斯塔尔手下的控制后，麦克道加尔镣铐加身的样子就牢牢地烙印在玛西娅的脑海里。“我只知道，就是那些人，没审判就把麦克道加尔弄进了监狱，仅仅因为她没有照他们说的做。”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新年刚过，莫妮卡和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聊天时还谈到了麦克道加尔，后者感觉到麻烦正在逼近她的朋友，提醒她不要走麦克道加尔的老路，她回忆说那是因为：“我不想她为了保护总统而自己染上麻烦。”
1月17日，周五。凌晨时分，她们最终离开丽池卡特酒店时，玛西娅对女儿遭遇的指控的具体内容还是不清不楚，她不知道莫妮卡在和特里普被录音的谈话中多次提到自己，所以更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卷入进去，毕竟自己犯下的惟一“罪行”就是倾听了女儿的爱情伤痛，然后鼓励她离开华盛顿。在她脑海里，那段时间的记忆万分痛苦：“当我们回家，心里知道斯塔尔的人肯定还会再来。这就是我们呆在公寓里的心境：黑暗孤独，与世隔绝，门锁着，我们担心他们随时可能到来。”
“如果这些话听上去太歇斯底里，我也没办法，我无法告诉你，当时有多么害怕，多么确信他们将过来把我们扔进监狱，而不肯合作的莫妮卡会在监狱里呆上27年。”
她们确信，FBI会录下她们的电话，监听她们的水门公寓，她们每个动作都会落在那些看不见但充满质疑的眼睛里。丑闻曝光前的绝大多数时间，还有曝光后的所有时间，她们呆在公寓里，在地板上来回踱步，窗帘紧紧拉着，除了窃窃私语就不敢说话，每时每刻都担心着门铃一响，就会拉开悲惨监狱生活的序曲。
她们很少吃东西，嘴巴因为太干几乎说不了话，更别说咀嚼食物了。她们时刻觉得要么炎热如火，要么寒冷如冰，好像身体已经停止工作了。两人都是严重的受惊过度，身体不停地颤抖。玛西娅说：“如果是我一个人，肯定会觉得自己要死了，不过两个人都有相同症状，我意识到这是受惊过度的结果。”她们是如此胆战心惊，甚至都不敢出去倒垃圾，担心那些她们怀疑在监视她们的人以后会指控她们毁灭重要证据。每天，玛西娅都把东西堆起来，装在包裹里，整齐地放在厨房间，这样FBI的人进来带走她们的时候，她们就能显示自己干得多么正确了。
玛西娅说：“因为太过害怕，你就会去做一些疯狂的事情。我们体会到恐怖的字面意义了，那段呆在那里的日子，害怕、孤独、不敢说话，我能想到的就是如果两人都进了监狱，那么谁去看莫妮卡呢？另一个想的就是儿子迈克尔，他结婚生子的时候怎么办？我可受不了让孙子到监狱来看我。”
自然，玛西娅的第一反应还是她的家庭。她不敢让莫妮卡离开她的视线，怕她自残。日子一天天过去，她们开始意识到丑闻就要公开，她也越来越担心女儿的安全。在保护莫妮卡的同时，她也希望她爱的其他人也能远离这些“丑陋恐怖的是非”。就在1998年1月21日，周三，丑闻爆发前不久，她催促还临时住在水门公寓的黛布拉收拾东西离开华盛顿，由于担心FBI会监视火车站和飞机场，她要她开车离开，越远越好。黛布拉就回到弗吉尼亚的家里收拾点东西，带着儿子驱车8小时，赶到麻省的波士顿。她回忆说。“我太害怕了，感觉自己像一个呆在祖国的亡命之徒。”
也是在丑闻公开前不久，玛西娅短暂地和未婚夫彼得·斯特劳斯打了个电话，后者正在准备眼睛手术，等着她马上赶回纽约呢。玛西娅告诉他莫妮卡出了点事，因此她必须要在华盛顿呆上一段时间，陪陪她。她回忆说：“我感觉糟糕透顶，因为我不希望彼得知道这事，那时我真的不想和任何认识或喜欢的人见面。听上去很戏剧化，不过事情就是这么黑暗，犹如一场噩梦。现在一切正常，说说很容易：‘为什么我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对于一个从未和犯罪打过交道的普通人，要被FBI、斯塔尔和政府一起收拾……那真的太可怕了。”几天后她又打电话给彼得了解他的情况，解释说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但是她不能说。如果他知道丑闻后，决定以后不再和她说话，她完全理解。彼得回忆说：“她是想保护我，我从来没有、没有被卷入这事。”
对玛西娅来说，这事最可怕的地方在于，要对自己的儿子迈克尔说谎。那时，迈克尔在匹兹堡入读卡耐基·梅隆大学，也是在丑闻公开前，他打电话来，说网上有些姐姐莫妮卡的传闻，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时还幻想事情不会公开的玛西娅告诉他，谣言都是假的。玛西娅说，“我心情很差，因为他相信我，接受了我说那些不是真事的话，不过一个母亲只是想不让孩子受伤。”丑闻曝光后，她发现自己根本没法在电话里向他解释清楚，只能通过家庭律师比尔·金斯堡转告迈克尔。
（2）
对玛西娅来说，和她女儿的感受一样，“有一种能摧毁人的恐惧，我想我再也不能回纽约了，再也不能在街道漫步，再也不能呼吸新鲜空气，再也不能见我的儿子了。我以为我们要去监狱，完蛋了。”
一件能证明她们到底有多害怕的事情是，当她们一起看电视的时候，玛西娅第一次知道关于那件沾染着精液、如今臭名昭著的衣服的事情，看完关于那件传说中的衣服的故事，她
问女儿：“衣服现在在哪里？”莫妮卡回答说：“妈妈，现在衣服和我所有其他的东西一起，放在我纽约的公寓里。”
回头再看，玛西娅、莫妮卡或其他能进她纽约公寓的人没有简单地将那衣服拿掉或毁掉了事，似乎很荒谬。理由很简单：那时，两人都太害怕了，不敢旅行，不敢出门，甚至不敢打电话，担心她们会被FBI的人监视或跟踪。她们确信自己随时可能会被逮捕。她们早已为恐惧所麻痹，听任最有力的犯罪证据留在衣橱里，等待自己的历史命运。
就像玛西娅有力的宣言那样：“莫妮卡有没有把衣服交给母亲藏起来？没有。她母亲有没有偷走衣服，然后藏起来？没有。她母亲是否知道那该死的衣服放在哪里？那要等到她在电视里看到关于那衣服的事情。”
不只是她们才感觉恐怖。自从卷入此案后，就算像金斯堡这样有经验的律师也万分惊讶地发现FBI派人跟踪他，订了6张从洛杉矶到华盛顿不同路线的机票。事实上，金斯堡是取道匹兹堡，再从那里转往华盛顿的，抵达首都的时间是1月17日，周六，那场痛苦“手术”后的第二天。
莫妮卡去机场接他，还疑神疑鬼地担心所有奇奇怪怪的人都可能是派来逮捕她的FBI探员。这晚，玩着一场看手势猜字谜和说着适度的反语，她、母亲和金斯堡一起到椭圆屋餐厅去吃晚饭，那地方离白宫不远。由于玛西娅和莫妮卡都不怎么认识金斯堡，这是一场“大家认识认识”的见面会，之后律师问了莫妮卡具体情况，开始讨论他的攻击计划。
那时，她用餐厅里的一个付费电话给远在洛杉矶的父亲打电话，这是一次心酸惨痛、充满眼泪的谈话。伯尼要她答应绝对不伤害自己，因为那个“混蛋”总统不配。然后，当两人的痛苦发泄得差不多时，比尔·金斯堡接过电话，立刻说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说因为莫妮卡的情绪太不稳定，他不能允许她再和父亲说话了。他担心，她在这样的谈话中可能不假思索地说些对自己不利的话，如果这个电话被人窃听的话，那么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不止于此，伯尼和芭芭拉原本约定去夏威夷度假，现在决定取消休假，飞去华盛顿和莫妮卡团聚。不过，金斯堡听不得这个，坚定地表示他们在场只能让事情复杂化，他坚持要他们去休假，而他也会每天给他们发一份最新进展报告。伯尼不无酸楚地说：“我们不知道，金斯堡从未告诉莫妮卡我们想来华盛顿。当我们没来，她非常伤心。直到5月她才知道真相。”
她的思绪一再变化：拿到豁免权就要背叛总统；反之，她相信就要看着母亲被起诉。“我母亲、父亲和所有总统这边的人，不断通过我的脑海。”她说：“我不在乎自己，只是不想牵连任何人。”这个可怜的人还未来得及享受自己酿制的爱情就被这杯毒酒给陷害了。她仍然在想着是救总统还是救母亲这样的旧式道德题目。
1月18日，周日。金斯堡去斯塔尔办公室和调查官们见面，了解他们的想法，而莫妮卡则在公寓里焦急地等待着。她的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甚至比她想象得还要不受控制。因为在网上，一份叫“苦工报告”——根据凯瑟琳·威利的故事写成的谣言文章——正散发传闻，说《新闻周刊》弃用了迈克尔·伊斯科夫写的关于总统和一个拘留犯的故事。当然，那时，里面还没有提到莫妮卡的名字。
莫妮卡和玛西娅去OIC接了金斯堡，然后把他送到所下榻的丽池卡特酒店。在车上，他宣布他要公开声明总统曾经性骚扰过莫妮卡，而且他就是一个调戏孩子的家伙。莫妮卡要发疯了，她第一次发现金斯堡的话不仅不是帮她，反而是害她。这立刻有了作用：“我要抓狂了，冲他咆哮说他（克林顿）没有调戏我，我们是成人之间的关系。”
那时，她还说自己想被送去精神病院，说：“这不是一个人可以承受的，我只觉得自己就要精神崩溃了。”金斯堡不仅没有同情，反而大声叫她清醒过来，还冲她嚷着，她要挺过难关，必须学会坚强。这是他未来几个月内一直使用的手段。
在丽池卡特，三人一旦镇定下来，就去租了一个会议室，讨论金斯堡和斯塔尔手下面谈的结果。他说，现在有两种选择，同样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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