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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情-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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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向莫妮卡保证，他会替她赶走所有讨厌的狗仔队。）从这件小插曲中可以看到一个最不幸的事实是，莫妮卡竟然已经将这些无止尽的骚扰当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她已经接受了自己正在接受大众传媒、独立检察官和白宫宰割的事实。可是此时，她还在开玩笑，她笑着说，“你们对我真是太好了，竟然没有把我带到雪茄吧去。”她指的是她与总统的雪茄曾经发生的一桩秘闻，可怕的是，这种闺房之事却出现在了斯塔尔的报告中，随后又在四处被人津津乐道。
事实上，当莫妮卡处在她最黑暗的日子里，她这种黑色幽默帮了她大忙，使得她走出了危机，同时避免她成为两个最有权势的男人竞争的替罪羊。她甚至会自己说些关于“莫妮卡和比尔”的笑话，去年感恩节过后，当她与父亲一起住在洛杉矶时，他们一起看了一部关于总统丑闻的幽默剧，这部剧集正好是由他们家族的一个老友保罗·霍纳所写的，她竟然觉得这部幽默集编得不错，看得津津有味。
前传（4）
事实上，在去年，当她与总统之间发生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曝光，当独立检察官与媒体不断地侮辱着莫妮卡时，在这段她最痛苦的日子里，是她家人与朋友的爱和支持，支撑着她走了过来。她的母亲是一个说话轻声细语，为了家庭可以完全忘记她自己的女人，在这段日子里，她成了莫妮卡倾诉的垃圾桶和发泄愤怒的沙包，她无条件地接受了女儿的怒火、眼泪和折磨。可是，她也并不是一味地在袒护女儿，她承认，“不管我们是多么爱莫妮卡，不管我们多么想保护她，我们都承认一点，她应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虽然母亲始终在
支持着女儿，可是，当斯塔尔为了攻击总统，有效地利用母亲的证词对付女儿时，玛西娅本人的精神也濒临崩溃。莫妮卡的父亲伯尼·莱温斯基医生，他的心中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疤，时至今日，他还是常常会在噩梦中惊醒，他不断地梦到女儿被人拉进了监狱。这个白宫实习生与总统之间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又一个可怕的事实，现代化的高科技社会不仅可以轻易地打击和毁灭个人，而且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这件事情也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结果，莫妮卡与她的家人似乎是在绝境中重逢了。她现在与父亲的关系比原先亲近多了，当年她还是一个少女时，父母离婚的事情曾给她的心里留下了很大的阴影，也曾使她暗暗对父亲产生了敌意。可是自从丑闻发生后，莫妮卡曾经在父亲与继母芭芭拉位于洛杉矶的家中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她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一看便知，当莫妮卡与父亲在一起时，她显得非常安静、顺从，而且更加细心。而她与母亲在一起时，她们之间的情感确实很深，可有时却会不由自主地互相伤害。
丑闻毁灭又重塑了莱温斯基的家庭，同样，也使得她与朋友之间的关系更加亲近，在最痛苦的那段日子里，朋友给了她最真诚的支持。可是，为了维系与朋友之间的感情，她每次与她们见面时，却都不得不搞得跟一次秘密军事演习一样紧张。她的继父彼得·斯特劳斯解释说，由于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对她进行着24小时不间断地追踪，而且大部分媒体都对她深怀敌意，因此，莫妮卡几乎完全失去了自由，他说，“现在她没法坐飞机出去旅行，没法见朋友，这让她感觉非常孤独。”去年11月的一天，我和莫妮卡一起搭飞机去波特兰市，去见她那些读路易斯与科拉克大学时认识的老友，我们的言行举止像极了一对逃亡者，全程使用假名、低着头，棒球帽檐压得低低的，彼此不看对方一眼，所有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她被人认出来。
这个周末莫妮卡有种重新活过来的感觉，因为只有她们了解那个真实的她，新闻头条背后的那个莫妮卡，她们知道她的所犯下的所有错误，她性格中的许多缺陷，可是她们同样知道她的所有优点与美德，和她们在一起，莫妮卡可以真正放松下来。当莫妮卡与她的好友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琳达·埃斯特加德和卡莉·亨德逊聚在一起时，她们可以一起挤在车子后座一面大声唱着歌，一面发出大笑，然后开车去一家泰国餐馆吃饭。正如凯瑟琳所说，“莫妮卡非常成熟、非常体贴而且善良，可是她确实犯了错，很大的错误。可是，真实的莫妮卡真的与那个在丑闻中被曝光的人有很大不同。”
这个女孩引起了比尔·克林顿总统，一个有着公认的吸引力的男人，年纪足足是她的两倍有余的男人注意，她的身上存在着种种矛盾：她很了解她的头脑，却对自己的心完全没有把握；她有着强烈的忠诚感，却很少关心自己的利益。她可以听任自己的心对行动作出指引，她非常渴望得到一份真诚的感情，却对现代的婚姻制度心存疑虑。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矛盾，使得她在成年后的两段恋爱，对象无一例外，都是已婚男人。
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个女孩看起来是个话非常多、而且善于社交的人，可是事实上，在那个贝弗利山的美丽面具下，她只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天真、难以想象的诚实，毫无保留地相信着别人。她中学时的好友内莎·迪曼·埃布兰德就说，“她确实有缺点，可没有人应该怀疑她的善良。”更何况，她“经受住了公众对她最隐私的生活的蹂躏”。出现在公众场合，她永远那么阳光，总是显得巧笑倩兮，而且乐于帮助别人；可是在私底下，她却非常消极、不可自拔得绝望。
前传（5）
可是，也正是莫妮卡那张在公众场合才会使用的面具，那个开朗、活泼、有趣、爱出风头的22岁的姑娘，在1995年的那个夏天，吸引了总统的视线。之后，一次特殊的政治风波又使他们得以在白宫相识。今天，她带着一种痛苦的清醒，回忆起那一刻，“那只是一次调情，是我，我们之间确实从那时起就互相吸引，可是我一直没有想到，这会与他从前无数次的调情有什么不同之处。我想，如果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时机很合适，而我们确实又互相需要。”
如果这里使用“正确”是恰如其分的话，那么，莫妮卡·莱温斯基就是一个出现在正确的场合的正确的姑娘，只是，时间不对。其余的，他们说，那已经成为历史。
在五角大楼城的一次背叛。莫妮卡·莱温斯基的朋友琳达·特里普，已经处心积虑地追踪了她一年，目的就是为了背叛她。她甚至录下了莫妮卡与她之间的电话，计划利用这个女孩无心说过的话，编造出一本总统的绯闻录。在过去这两天，特里普还与独立检察官斯塔尔，一个过去靠卖《圣经》为生的人达成了一个浮士德协定，斯塔尔保证不就特里普违反法律、录下朋友电话的事情提起诉讼，而她必须告诉他一切。这个协定将有可能将作伪证的莫妮卡送进监狱。懒洋洋地打了个呵欠，莫妮卡·莱温斯基穿上了一条黑色的紧身裤和一件灰色的T恤，然后费力地走到家门口。她的这套位于华盛顿市区水门大厦的公寓，现在显得乱七八糟，地上满是装得半满的包装箱。刚刚走出大厦，她就钻进了她弟弟的那辆切诺基里，然后在清晨的塞车长龙里，开了15分钟车，来到了她新加入的一家健身房，这里位于华盛顿最时尚的康涅狄格大道。
莫妮卡已经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她将加盟纽约的露华浓化妆品公司，在公共关系部任职。她想在开始这份新工作前好好锻炼一下，使自己的体形看起来更健康。虽然这份工作让她看到了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美好前景，可是，一方面她对新生活怀有无限憧憬，一方面心中却掺杂着一丝悔意。她就要离开她深爱的那个人了，在过去的两年里，这个人曾经占据了她清醒时的每一分每一秒，曾经占领了她的每一个梦境，曾经让她在每一个夜晚焦急地等待——这个人，是美国总统。
莫妮卡感到心中的焦虑越来越深。上着早上的有氧健身课时，她仍然不断地想着那个男人，她曾经深爱过他，可是现在她才知道，其实她注定会失去他。她被迫在一个官司中作证，原告是葆拉·琼斯，曾是总统家乡阿肯色州的一名行政人员，她指控说，1991年5月，当克林顿还是州长时，他曾经对她行使了性骚扰和性侵犯。为了保护他，她在法庭上作出了伪证。在莫妮卡看来，就算她与一个已婚男人发生了感情，那也只是她个人的事情，与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即便这个人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
一边随着健身房里的迪斯科节奏跳动，莫妮卡一边思考着她现在面临的问题。她意识到她已经遇到了一个大麻烦，这个问题在过去近一个月里，一直啮咬着她的心。她曾经向她的一个女朋友、她五角大楼里同一间办公室的中年秘书，透露过她的故事。现在，她的这个朋友威胁说要向外界宣布她的事情。在过去这一个月里，莫妮卡用尽一切手段，甚至表示要将自己在澳大利亚的房产送给她，只想换取她的沉默。
莫妮卡不知道的是，她的朋友琳达·特里普，已经处心积虑地追踪了她一年，目的就是为了背叛她。她甚至录下了莫妮卡与她之间的电话，计划利用这个女孩无心所说过的话，编造出一本总统的绯闻录。更糟糕的是，她的身边已经串联起了一群人，包括一个右翼政治间谍、一个杂志记者和琼斯的律师团。在过去这两天，特里普还与独立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一个过去靠卖《圣经》为生的人达成了一个浮士德协定，斯塔尔保证不就特里普违反法律、录下朋友电话的事情提起诉讼，而她必须告诉他一切。这个协定将有可能将作伪证的莫妮卡送进监狱。
前传（6）
莫妮卡对这一切毫不知情。她还是像往常一样走进星巴克，要了一大杯奶特咖啡，加脱脂奶和一匙巧克力和肉桂粉。一边喝着咖啡，她一边翻看着1月16日星期五的《华盛顿邮报》，这时，她的呼机响了，上面出现了“玛丽”的字样，这是特里普的假名。
她立刻起身回电话，希望她的朋友终于可以回心转意，事实上，只要她同意起草一份宣誓书，她们两个人都会立刻从这起官司中脱身。特里普带着浓厚的新泽西口音说，她今天下
午准备去见她的新律师，她想先与莫妮卡当面谈一下，在取得共识后，她再向律师咨询，究竟应该在宣誓书里说些什么。莫妮卡立刻答应了，安排两人在上午11点时，在五角大楼城的购物商厦里见面。莫妮卡感到心里一阵轻松，继续开始看报纸，可是她的呼机又响了起来，对方还是“玛丽”，特里普要求将约会推迟到12点45分。莫妮卡还是同意了。
在这个足以改变莫妮卡一生的上午，她的呼机显得很忙碌，接下来她又接到了一个传呼，显示的名字是“凯”——这是总统的私人秘书贝蒂·库里的化名。贝蒂告诉莫妮卡，她已经跟总统通报了媒体要求采访的情况，特别提起了《新闻周刊》记者迈克尔·伊斯科夫的采访要求，他的问题表明，他对莫妮卡作伪证一事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总统的意思是让莫妮卡现在什么也不要说。莫妮卡让贝蒂向总统转告，她预祝总统好运，因为她知道，明天总统就要在琼斯案中发表他的辩护词了。
喝完咖啡，莫妮卡决定回她的公寓，再收拾一下行李，为她搬去纽约做准备。她想，如果特里普可以坚持不改变她的誓词，而且总统能在次日咬紧牙关，坚持说与之前相一致的辩护词，那么，她就肯定能从这场愚蠢的噩梦中苏醒过来，倒霉的琼斯案也将从此远离她的生活。消磨了一些时间后，莫妮卡还是提前来到了五角大楼购物中心，然后站在一间寿司吧旁边读一本女性杂志。可是，现在她却开始感到恶心和强烈的不适。她已经完全对特里普失去了信任，在最近这几个月里，这个人的言行举止让她生厌。事实上，莫妮卡已经发现，这个人与一年前、她向对方倾诉自己与总统的感情时，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
她已经厌倦了琳达·特里普，厌倦了她无休止的欺骗与谎言；可是，现在她却已经彻底被这个自己一点也不喜欢、更不用说信任的女人所胁迫。两天前，她们曾经在一起吃了一顿长达3小时的午餐，这简直是一次痛苦的折磨。莫妮卡不得不聆听着对方狡猾的借口，而且还要装出一副很开心的样子。现在，更要命的是，特里普竟然迟到了。
莫妮卡觉得她现在应该离开商城，回家继续整理行李。可是她还是犹豫不决，她担心她的“英俊先生”——这是她对总统的昵称——一旦发现她将他们那么隐秘的事情泄露出去时，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假如特里普将在证词中表示，她确实知道莫妮卡与总统之间的丑闻，那么，一切都会败露。
她还是在寿司吧旁边闲逛，这时，她终于看到了特里普肥胖的身形，她穿着一套深棕色的套装，正在乘电梯下楼。莫妮卡立刻放下手中的杂志，换上了一副殷切的笑脸向特里普走过去，准备迎接她这位“朋友”，心中却在暗自祈祷，希望这次会面可以成功，也希望时间可以尽可能短一点。她一面说着“嗨”，一面伸手拥抱特里普，却发现特里普整个身体都非常僵硬，对她的友好也没有做出一点回应。更糟糕的是，她发现特里普正在用眼神向旁边两个男人作着暗示，这两个人穿着一色的白衬衫、黑西服，刚才在电梯上就和特里普站在一块儿。
他们向莫妮卡逼近，她顿时感到一种强烈的不安，她觉得难以呼吸。他们自我介绍说，他们都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然后拿出一块闪闪发亮的铁皮徽章证明他们的身份。此时正是午餐时间，商城里熙来攘往，非常吵闹，他们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告诉莫妮卡，他们已经得到了美国司法部长詹妮特·莱诺的批准，奉命调查与琼斯诉讼案有关的罪行。
前传（7）
“女士，你的情况真的很不妙，”他们向她警告，“不过我们很乐意给你一个拯救自己的机会。”莫妮卡大口大口喘着气，悲哀地看着眼前的两位探员，然后，又瞥了一眼琳达·特里普。她怎么能够这样对我？我怎么可以那么信任她，可以信任了那么久？莫妮卡觉得自己难以呼吸，心脏跳动得从未有过的急促。突然，她挣脱着说出了一句在所有侦探片里都会出现的话，“没有我的律师在场，我不会跟你们说一句话。”
他们笃定地回答，“没问题，可是如果你真的这样做，就没办法帮助你自己了。我们只不过是想和你谈谈。只要你想走，什么时候都可以。”莫妮卡在他们说完这句话后，已经全面崩溃，又惊又怕，她开始不停地流泪。这时，特里普向她说了第一句话，她用粗糙的声音告诉莫妮卡，“相信我，莫妮卡，这都是为你好。听他们的话吧。他们也对我做了同样的事情。”接着，她走向前，就像犹大一样，想要拥抱莫妮卡。莫妮卡厌恶地一把将她推开。
FBI探员向她保证，只要她肯跟他们合作就保证她平安无事，花了好几秒钟，莫妮卡才可以理解他们说这些话的意思。她的直觉告诉她，赶紧离开，可是，她的理智又告诉她，如果真是调头就走，她就不会发现目前案件的发展情况，也就没办法帮助她或总统脱身。于是，她同意与FBI探员一起去他们入住的里兹…卡尔顿酒店，酒店就在这座购物中心的旁边。此时，一个念头占据了她的脑海：她必须赶紧对总统发出警告。
他们开始走上电梯，电梯一面向上升，莫妮卡一面想向过路的人群大叫，“救命！这群怪物抓住了我。求求你们，救救我吧。上帝啊，请帮帮我。”可是没有一个人看她一眼，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没有一个人从这个沉默的女孩身上，发现了她求助的信号。
她陷入了恐惧与痛苦之中，现在，她遇到了很大、很大的麻烦。电梯带着莫妮卡、她背信弃义的朋友和两个冷酷的FBI探员一路上升，在走进里兹…卡尔顿酒店1012室时，她不停地想着：“我怎么会落入这般田地？”
第一章“我的小面团”
我的小面团（1）（图）
莫妮卡刚学会走路，与母亲在旧金山海滩上
1973年7月23日，一个炎热的夏日，经历了长时间痛苦的挣扎，玛西娅·莱温斯基终于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莫妮卡·塞米尔，她生产的医院是圣弗朗西斯科儿科医院，这里恰恰也是她本人出生的地方。初为人父的伯尼·莱温斯基——他本人也是个医生，骄傲地看着自己的女儿，小姑娘有75磅重，长着长长的、像小扇子般的睫毛。伯尼喃喃地叫着她“我的小面团”，这是犹太人最爱吃的一种面食。
20世纪20年代，伯尼·莱温斯基的父母为了躲避纳粹对犹太人的欺凌，离开了德国。他的父亲乔治，在巴西的萨尔瓦多迎来了新生活，他在当地一家咖啡进出口公司做会计。1939年，就在二战前夕，他去伦敦旅游时，遇到了苏茜，一个年轻的德国老师，原先在汉堡的一所小学里教授希伯莱文，当盖世太保带走了她整班的犹太学生后，她不得不逃离了在汉堡的家。两个星期后，乔治和苏茜闪电结婚。他们在萨尔瓦多定居了下来，相比战火滔天的欧洲，此时，这里俨然成了世外桃源。尽管他们的祖国远在千里之外，可是，这对年轻的夫妻还是希望他们的后代保留德国人严谨的作风，当他们的孩子伯尼在1943年出生后，他们将日耳曼人勤奋、自律和将法律奉若神明的传统与信仰都慢慢灌输给了这个孩子。伯尼14岁那年，一家三口移民去了美国加州，随后，伯尼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医学。正是在读医的时候，他遇到了玛西娅·维兰斯基，那年，他25岁，她刚刚20。
和乔治·莱温斯基一样，玛西娅的父亲塞缪尔也曾被迫离开祖国，20世纪30年代，塞缪尔不得不离开苏维埃立陶宛。他先是在旧金山生活了一段时间，1948年，他的女儿玛西娅在旧金山出生。玛西娅4岁那年，他们全家去了东京，因为父亲发现战后日本有着无穷无尽的商业机会。塞缪尔在东京的进出口贸易做得很顺利，一家人在这里过着富足的生活，而且拥有一大批俄罗斯和日本朋友。玛西娅与比她小7岁的妹妹黛布拉的生活，仿佛就如同两个无忧无虑的小公主，她们住的豪华别墅里，似乎每个角落都塞满了仆人，甚至还拥有专门的豪华轿车司机。两个小姑娘很好地融入到当地的生活圈里，日语都说得很流利。可是，突然间，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被打破了。
1964年，塞缪尔·维兰斯基突发心脏病而死亡。他一去世，家族生意立刻陷入混乱，母亲伯妮丝不得不在绝望中，拖着两个女儿回到加州，投奔伯妮丝的母亲奥尔加。为了负担起一大家子的生活，伯妮丝找了一份秘书的工作，可是却似乎永远生活得入不敷出。豪宅与铺张的生活一去不复返。玛西娅这样回忆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突然之间，你必须离开你生长多年的国家。”
由于家里几乎没了经济来源，玛西娅只能在一所社区大学里注册读书。两年后，她的一个叔叔接济了他们家，玛西娅得以入读加州州立大学，主修城市学，她想要在毕业后成为一个城市规划师。这个梦想也只能成为她永远的梦，因为1968年复活节，她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伯尼·莱温斯基，一个说话轻声细语、比她长5岁的医科学生。“我们都曾在国外生活过，这种共同的经历把我们拉得很近。”玛西娅说。不过她也承认，在她父亲去世后，此时她确实也急需情感上的慰藉。
伯尼即将要进行紧张的实习，双方家长都觉得，如果这对年轻人能够尽早结婚，那么，伯尼至少可以在实习前，先过上一段稍稍正常点的婚姻生活。两个年轻人迅速开始准备结婚，新婚的喜悦让所有人都暂时失去了判断力，忽略了他们的不同——她迷人、羞涩，同时又忽视礼教，充满创造力，他含蓄、坦诚、务实，而且勤奋。1969年2月，在旧金山的费尔蒙特酒店，他们举行了传统的犹太婚礼。
婚后不久，小夫妻俩去了伦敦，伯尼在皇家马斯登医院作了一年住院医生，主攻癌症治疗。这段时光也许是两人婚姻生活中最美好的岁月。玛西娅非常仰慕英国的历史与传统，而伯尼则为自己身处全世界最顶尖的癌症专科医院而感到兴奋不已。在这里，玛西娅幸福地发现，她怀孕了。在伯尼在伦敦的住院医师生活即将结束时，玛西娅提前回到了旧金山，然后，某一天，丈夫突然收到了一封电报，“亲爱的伯纳德，我们有了一个孩子。爱你的玛西娅。”
我的小面团（2）（图）
两岁的莫妮卡，在旧金山她最喜欢的公园里。她认为对一个两岁的小孩子来说，这张照片中她的表情显得太过严肃，因此把这种照片给总统看。总统同意她的说法。
对玛西娅来说，女儿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到来意味着她实现了某种价值，正如玛西娅自己所说，“和很多与我同时代的女人一样，我从来没有很认真地去想，自己要怎样出人头地，要做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成为一个母亲，这就是我的目标。我的孩子们对我来说，就如珍宝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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