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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中国大案2006-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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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过程中，对相关人员缺乏具体的审查，且对该公司在4个月中频繁更换法定代表人的异常现象，缺乏监管。由此，建议有关部门认真汲取于波、蔡敏合同诈骗案的教训，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将全市房地产经纪机构及人员输入信息系统，并通过协调，使该系统与工商、税务等行政管理、人民银行、房地产信息管理等部门的相关系统进行链接，形成联动机制，及时掌握企业、公司工商注册变更等事项，加强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及人员在经营、管理、变更等方面的动态监管，严格申领《房地产经纪机构资质证书》及《房地产经纪人员资格证书》的条件，将审查落在实处，及时发现房地产经济机构的不正常活动。同时要健全内部制约和监督管理制度，杜绝类似案件的发生。
那么，作为普通房主和消费者而言，应该从此类事件中吸取那些教训呢？
仔细分析，黑中介惯用的伎俩就是利用对房东和租户收付款周期的不一致，短期内聚敛大批钱财，然后便人间“蒸发”。往往黑中介会以房子租的时间越长租金越低作为诱饵，向租户收取半年或一年的租金，而他们却只给房东月付或季付，中间的巨额差价成了黑中介牟取的暴利。举例算一笔账，黑中介与房东签订委托协议，商定某套房子的月租金2500元，按月支付房东租金，然后以月租金2000元租给承租客户，并一次性收取该租户一年房租共24000元，在付给房东两个月租金后携款而逃。可见，这套房子黑中介公司即使“高进低出”也捞得租金差价19000元。很明显，租金的差价主要是由房东和租户的收付款周期不一致造成的，而且本来应是房东的巨额租金留在了中介公司，也为黑中介的违法提供了便利。
针对上述问题，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彻底解决收付款周期问题，让黑中介不能因为付款的时间差而有可乘之机。对于房东来说，付款方式应为中介一次性支付一年租金！因为一般情况下，业主委托经纪公司出租最长周期为一年，一年之后如仍有合作意向，可继续委托出租；对于租方来说，应缩短付款周期，减少客户的付款金额。即使付款一年，经纪公司手中的房租也不会有滞留，如此就不会出现卷款逃跑的事情。租金风险转移给了中介公司，也降低了租户被骗的可能。
很多房东都是在发现中介公司人去楼空后，才知道其实中介已替他们收取了一年或半年的房租；另一方面，同样大量租户在房东来催着腾房时才认识到，房东原来没收到他们支付的房租！究其原因，居心不良的黑中介将部分交易信息屏蔽，使得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等到事件发生后，房东和租户才猛然觉醒，原来都被骗了。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房屋租赁市场不是新鲜事。部分交易信息涉及中介公司业务流程或利润空间，不便向交易双方透漏，但像上述几家中介的做法绝对是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所以非常有必要加强房产中介的透明交易，在不影响公司利益的前提下，应该让交易双方有充分的知情权。为防止黑中介欺诈，租户在租房时可要求查看中介公司跟房东签订的委托协议书的代理期限，明确此套房屋的租期，以便于付款时期的确定，然后放心租房。
面对黑房屋中介的行径，专家建议房东房客应做到如下几个方面：1。考察中介公司的背景、规模和品牌，考察成立时间，考察信誉记录。2。“高进低出”是黑中介准备卷钱走人的征兆之一。当房租出去后应尽快和房客取得联系，如果发现“高进低出”差价超过10％就要设法解除合同。3。合同的规范性不可小觑。不负责任的中介公司一般不会在合同中标明自己在租出房屋之后所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4。房租的付款方式应该合理。不法中介往往会以低价为诱饵，骗取客户交纳半年甚至整年的房租，因此也给大规模套现卷款提供了可能。5。售后服务的内容也很重要。中介公司有无按时支付房租、有无协助赔偿、有无先行赔付等售后服务都是出租业主需对其考察的必选项。
第四章：没有户口我是谁（1）
2006年6月12日，记者询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高洁，李志伟的户口问题有没有着落时，高洁法官无奈地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说：“太难了，找不到李志伟的生身父母，李志伟就依然找不到落户的地方。”
在此前的几年里，这位刑庭法官一直在为李志伟的户口问题奔波，她曾经带着李志伟来到河北定州“认祖归宗”，却遭遇了无限尴尬。23岁的李志伟5年前曾被高洁依法定罪，她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的命运便开始和自己联系起来，为了寻找这个年轻人究竟“从哪里来”，高洁法官心力交瘁。
李志伟至今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依照我国法律，他是必须承担责任的公民，可以被判罪；但刑满释放后，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他却不是公民了，无法生存……
我不知道母亲是谁，我从来也没见过她！
时间回到2001年8月1日上午10时，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小法庭。刑事法官高洁一袭黑色的法袍，像平日一样准时坐在法台中间。两分钟后，上诉的犯罪嫌疑人李志伟被带进法庭。
“姓名？”
“李志伟。”
“出生年月？”
“1981年7月4日。”
“职业？”
“无业。”
据李志伟供述：他自幼疏于家教，小学毕业后便辍学在家，最后成为街头浪子。不久，父亲李建业又因涉案而被判刑入狱。爷爷奶奶年事已高，失去管束的李志伟从13岁起便浪迹于街头巷尾，李志伟照着电视上看到的情形，召集几位“哥们”成立了一个名为“三合堂”的帮会组织。对外声称，周围几所初高中学校的学生，谁能每周交上10到25元的会费，“三合堂”便能保护他们不受别人的欺侮，还能帮他们“铲事”。到手的“会费”大都花在了李志伟自己身上。一审案卷显示：最小的一笔只有10元，但最高的一笔竟高达2000元，累计达8000余元。正是最后那笔过于高昂的2000元“会费”，一位“会员”万般无奈报了警，李志伟及其“三合堂”被公安机关连窝端掉。
一审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李志伟有期徒刑2年，但李志伟认为自己当时尚处年少，觉得判得有些重，因此而上诉，希望政府再给他一次机会。
二审提讯很快接近尾声。为使这个刚满18岁的青少年被告人能够深刻地了解因为自己的过错给自己的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危害，帮助和感化他悔过自新，高洁平和地压低声音进行帮教：“你想想，像你这个年龄，正是长知识和长身体的好时光，不在学校好好念书，将来没文化没学历，上哪去找工作？”
李志伟答：“不是我不想上学，是没有学校要我？”
“为什么？”
“我没有户口。”
“没有户口？你都这么大了怎么会没有户口呢？你父母没给你上户口？”
“我没有父母。”李志伟一脸木然，出奇地平静。
高洁一下子就打了个激灵，“那你在公安机关供述，你的父亲是李建业，这是怎么回事？”
“我是一直这么叫他，但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我的爷爷奶奶也不是亲的。”
“那你为什么在李建业家生活这么多年？”
“我不知道。”
“那你母亲呢？”
“我没有母亲。”
“没有母亲？
“我不知道母亲是谁？我也不知道她在哪？从来也没见过她。”
这样的回答真是匪夷所思，虽然对于本案的审理并无任何影响，但高洁还是觉得有必要把李志伟的家庭背景搞清楚。李志伟说：“我只听说我妈妈的名字叫李秋月，但据说她在我一岁多的时候就离家出走。我从小就生长在北京的李建业家，我也一直叫他爸爸，可他从来都不承认我是他的儿子，所以我的户口也就一直没在北京报上。到现在，我连自己的身世都不清楚。我是谁？我一直想知道，可是没有人告诉我。”说完这话，李志伟很痛苦地低下了头。
凭着多年的审判经验，直觉告诉高洁，李志伟没有撒谎。但“我是谁”，短短三个字，仿佛一记敲在心头的重锤，使高洁猝不及防。
一个犯罪嫌疑人，面对法官却大声地反问“我是谁”。这背后必有隐情！为了进一步地核实李志伟的身世，讯问后的第三天，高洁便带着书记员走访了李志伟捕前居住地所在的居委会。居委会的答复证实了李志伟所讲的一切。
李志伟的“父亲”叫李建业，无业，因盗窃罪现正在监狱服刑。十几年前，他把李志伟的生母李秋月带回家时，已经有了李志伟。因为李秋月、李建业两个人始终没有登记结婚，小志伟的户口也就无法申报。不久后，李秋月、李建业二人去广州做生意，但此后，却只有李建业一人回到北京，有人曾问起孩子母亲的事，李建业说他们俩在广州时就已经分手了，他也不知道李秋月的下落。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李秋月。就这样，李志伟被不明不白地留在了李建业父母的身边。等到该上小学时，李志伟还没有户口，无法入校。按照当时的政策，孩子出生后户籍随母，而李志伟的生母李秋月已经下落不明有六年多。为了这事，居委会还专门出了证明，最后好说歹说才帮着把李志伟送进了附近的一所小学。
街坊中有一位姓索的老奶奶，是看着小志伟一点点长大的。她眼含泪花惋惜不已：“作孽呀！要是这孩子在正常的家庭里长大，断不会走到今天。搁着谁，当父母都不应这样没良心。是他们把这个无辜的孩子给害了呀！现在他的爷爷、奶奶也去世了，等这孩子回来后可怎么生活呢？”
如果抛开犯罪事实，李志伟固然令人同情。然而，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度里，任何一种罪行都无法因为犯法者的身世而得到赦免。
情与法，高洁始终把握得平若止水
刑罚是必须的，但刑罚不是目的。感化和挽救每一个失足的青少年从此远离犯罪，这才是一个刑事法官的天职。2001年8月22日，二审裁定下达：驳回李志伟之上诉，维持原判。
案子审结了，但高洁的工作和生活并未恢复到先前的平静。鉴于李志伟的特殊情况，数月后，她决定约同检察院、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等相关部门，一起来到看守所对李志伟进行回访帮教。如此联系多个相关部门，专门回访一个少年犯，这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2002年春节前的一天，当管教干部呼点李志伟的名字时，李志伟一下子竟愣了半天。自从他进了看守所，每一个会见日，他总是一个人孤独地呆着——从来没有人来探望过他。开始时，他对会见日感到的是悲伤，可后来就变得麻木了。
“李志伟！”当管教干部再次呼点他的姓名时，李志伟才意识到真的是在叫自己。片刻之后，他的脸上才露出一丝的兴奋，他问道：“我奶奶好吗？”
当得知奶奶已经去世之后，李志伟的眼角立刻便流下了两行清泪，方才的那一丝兴奋也霎时荡然无存。他小声地嗫嚅着：“奶奶死了？奶奶怎么死了？她死了，以后我连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高洁赶紧拍拍李志伟的肩膀，岔开了话题：“李志伟，你不要难过，还有大家呢。”高洁把自己带来的一个包裹送到了李志伟的怀里。那里面，装着她专门给李志伟买的书籍、挑选的衣物。作为法官，花钱为自己审判过的罪犯买衣服和生活用品，高洁也还是第一次。
那天的回访很成功，李志伟也当众表示一定听管教干部的话，认真改造自己的思想，一周之后还认真地给高洁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重新做人的决心。
高姐：
您好！您不会介意我这样称呼您吧？因为我如果叫您法官，觉得不太合适。叫您高阿姨，您也没那么老，还是叫您高姐比较合适，也觉得很亲切。
我非常感动，您能在百忙之中来看我。您能来看我，让我感到您对我的关心，还有政府，也没有把我遗忘，谢谢您！谢谢你们，谢谢所有关心我的人！……您给我带来的书籍，真是太重要了，我每天都在看，过得非常充实。这些书，让我知道了，只有在知识和素质上提高，我自己才会有进步。每次看到书里的那些话，就像是您在和我说话一样。过去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也从来没有人这样帮助过我。……请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信很短，但“姐姐”这一看似平常的称呼竟一时让高洁感到无所适从。但法官与罪犯，这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又意味着什么？法官对待所有的罪犯都是以法律为准绳，一视同仁，可是罪犯在自己的心中又会怎样看待审判过自己的法官呢？这些问题，也许很少会有人想过。
此前为李志伟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在提讯和开庭时的思想教育，还是后来带着街道和居委会的干部去看守所回访，应该说都在一个法官的职责范围之内。即使自己花钱给李志伟购买衣物和生活用品，也只是考虑到李志伟的身世与家境，想尽快地帮她完成改造。前前后后，高洁都始终以一个法官身份出现在李志伟的面前。可是这次，李志伟真的给高洁出了一道难题。这一声看似普通的称呼，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法官职责的挑战——除了审判，你还能给我做些什么！
反复揣摩，高洁越发觉得这一声姐姐，是一个自幼失去家庭温暖的失足青少年对爱的渴盼，是对亲情的渴盼。于是，她回信答应了李志伟，前提是，李志伟必须好好改造，并且从此再也不犯以前的错误。
“献血”，也许是出于一种生命的无奈
2002年10月13日，李志伟刑满释放。
那天，考虑到李志伟自由之后将会回到的是一个清冷的家，不再有热热的饭菜，也不再有暖暖的床被。即使是想再听到两位老人的训斥和唠叨，对李志伟来讲也只能是奢望。高洁本来是想亲自去接李志伟的，但因事先安排好的一个案子要开庭，身为审判长的她无法请假。为此，她专门跑了一趟居委会，对既是居委会主任又是老邻居的索奶奶说：“等李志伟回来后，一定告诉他跟我联系。”高洁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在了居委会。
一个多月后，高洁见到了李志伟。几句简单的问候之后，李志伟告诉了高洁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高姐，前几天我刚好路过新世界商场，见到路边停着一辆义务献血车，就过去献了。也没别的想法，只是想，过去的二十年，我没为这个社会做过什么有益的事，连听爷爷奶奶的话都很少，这次献点血，也算是为社会做点贡献吧，心理上也算是一点补偿。”
“不对呀？你不是没有身份证吗？没有身份证，人家怎么会接受你的献血呢？”
“是。但当时我是真想献，出来后我暗下决心要重新开始生活，对工作人员说我出门时忘带了，但身份证号码可以留下，他们就同意了。”
“你哪来的身份证号码？”
“自己编的。”李志伟一边说着一边从怀里拿出了一个红色的“无偿献血证”。看着那个小红本，再看看眼前这张身体本就单薄、营养状况不好而清瘦的脸，高洁对着李志伟笑了。可一瞬间宽慰的笑容之后，在高洁的心里又感到一丝酸楚。
当她听说李志伟还没有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时，高洁安慰他：“别着急，慢慢来。我也帮你想想办法。”
说也凑巧，高洁的一位朋友开了一家餐馆，本来不缺人手，但念及是多年的朋友，就答应了高洁。几天之后，李志伟上班了。
就在那家餐馆，李志伟干得非常卖力，老板他很赏识。在一次偶然的聊天中，老板问他与高洁法官到底是什么关系。李志伟只好道出了实情。这一说不打紧，老板就急了，马上打电话给高洁证实。
老板对高洁说：“咱们认识多年了，是朋友，这没的说。可你真不该把他介绍到这里来。说实话，我也挺喜欢这孩子，能吃苦，肯干活。可你想想，我们干这行的，天天这个来查，那个来查的，他不但进去过，到现在连个身份证都没有，一旦让查出来，你说我……”
没等老板把话说完，高洁一下子便明白了：“既然话说到这份上，我也明白了你的意思。我今天就把他领走，但我还是要谢谢你。”
“作为朋友我知道你是出于好心，可你当法官的，应该知道管这种事，可能会给自己添麻烦的。”朋友好言相劝。
高洁笑了笑：“你说的是有道理，可像他这样，如果连法官都不管，他还会去找谁呀？”
“找他父母呀！”
“能找着不就好了吗？孩子是曾犯过错，可是谁能说他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带着错来的呢？他现在真是没人疼没人爱呀。”
李志伟本来对生活充满了信心，没想到这又一盆冷水几乎将他浇了个透心凉。那天，高洁对他苦苦相劝了大半天，让他暂时先稳定下来，至于工作的事，再想办法。一边这么劝着，高洁已经意识到，李志伟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户口问题，没有身份证，以后的路将会越来越难走。
之后，李志伟自己也找过几份工作，也曾到许多单位应聘过，但试用期一过，别人都留下了，唯独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解除合同。原因只有一个：他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对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谁都怕出事。
那段时间，因为打零工，李志伟手里攒了一点钱，他本想存到银行里，可没有身份证，人家根本就不给开户。他只好用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的身份证去开户存钱解决问题。这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实的无奈，让这个活到二十多岁了，却还没有身份的年轻人采用这样的无奈之举，来为自己存攒积蓄。
屋漏偏遇连阴雨，就在这个当口，李建业与李志伟“父子俩”的关系也走到了尽头。多年来，李建业当初没把李志伟赶出门去，原因在于两位老人不舍得李志伟，而如今老人均已下世，不久后，李建业把父母留下的两间房子卖掉走了，李志伟从此也就真正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没有住处，没有收入，又找不到工作，为了生存，李志伟曾在极度艰难时想到了卖血。可这次，因为他提供的身份证号不存在，血站拒绝采他的血。
这件事对李志伟的打击甚至比辞退他还要令他痛苦得多。他打电话给高洁：“高姐，你说为什么我无偿献血的时候就没人管我身份证号是真是假，可我生活无着，又不愿再做坏事，想卖血的时候就有人管了？我连卖血糊口的路都走不通呀！”手握听筒，高洁的心感到战栗！但除了安慰，她也一时说不出该怎么劝说他才好。
就在李志伟被餐馆辞退以后，高洁就着手帮助李志伟解决户口，打电话向有关部门咨询，专门与居委会、民政局和派出所的同事进行商议，但得到的答复难尽人意。派出所也有苦衷：“我们没有过这种先例。关于户口，法律上有严格的规定，是可以随父，也可以随母，但他的父亲不承认他们的父子关系，只有找着他的亲生母亲，他的户口才能解决。”
人海茫茫，要找一个二十多年都没有音讯的人，谈何容易？
已经别无选择的李志伟，只好找到李建业：“你既然不承认我们是父子关系，那你必须告诉我，我究竟是谁的儿子？当初是你和我妈一起去的广州，你说她离开了你，那她到底去了哪里？”
直到此时，李建业才告诉李志伟生身父母的情况，原来，李志伟的母亲李秋月出生在北京的海淀区，但因为“文革”期间家庭受到冲击，李秋月和姐姐随着父亲被遣送回原籍河北定州。但李秋月经常回北京，与在北京的男同学赵某见面。1980年10月李秋月与赵某发生性关系后，李秋月怀孕。此后李秋月与李建业相识，1981年7月4日，到了临产阶段的李秋月在李建业的帮助下被送到北京市妇产医院，产下了李志伟。之后，李建业把李秋月和李志伟从医院接出后送到了定州。后来李秋月和李建业确立恋爱关系，就把李志伟寄养在李建业父母家后，两人去了广州做生意。后发生口角，她赌气离我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根据李建业所述，李志伟找到了北京市妇产医院。在那里，他查到了自己的出生证明，但其他情况均已无可考证。
追寻一个普通生命的源头
根据李建业提供的河北定州的线索，2005年年底，高洁与李志伟一道赶赴河北定州，希望能从李秋月的老家得到关于她的消息。
通过定州市公安局，高洁和李志伟很快找到了李秋月的姐姐李月华，李月华现在定州市一个菜市场贩菜谋生，闻听是了解关于她妹妹李秋月的，话没开口便已泣不成声。她说：“我们家真的是受文革的害太深了，要不是文革，秋月也不会走这条路。秋月自小心气就高，我们又都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她哪里甘心回老家种地当农民？那几年，父母相继去世，谁都顾不上管她，她也整天没在家里待过，坐火车到处流浪。那一年，她突然从北京回来，就带着这么个孩子回来，可还没有等家人把这件事问清楚呢，她又走了。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李月华也见过李志伟这个所谓的“外甥”，那还是在他刚刚出生不久，妹妹秋月带着回来的。可是没几天，秋月就带着孩子又去了北京，一去再也没回头。虽说她与李志伟之间还有着一种血缘关系，但毕竟二十来年杳无音信，两人之间的情感隔膜显而易见。谁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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