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中国大案2006-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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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恩照祖籍山东莒县，解放前全家迁到上海虹口区，张恩照的父亲是一位普通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张恩照的出身用现在时髦的词汇讲，确实很“草根”。
长大后，张恩照考入上海著名的重点中学复兴中学，他的学习成绩不错，然而高考时却没有考上大学。1963年，张恩照被招入上海建设银行做学徒。两年后，张恩照当上了拨款员。
据有关报道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上海建设银行的业务基本停顿，但山西、山东等地的几个军工厂和钢铁厂一直没有停产，张恩照因为年轻没有家庭负担，被派出专门负责这几个地方的建设拨款。所以张恩照没有被卷入当时的“滚滚洪流”，也没有参与任何派系斗争，躲过了这场浩劫。
1979年8月，国务院决定恢复中国建设银行，但十年浩劫让建行内部的年轻人出现了断层，33岁的张恩照此时成了为数不多的中坚分子。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为了满足业务的人才需要，决定从社会上大量公开招聘人才，通过设立培训班使其速成。
张恩照因为拨款业务熟练，又是高中生，成为培训班当仁不让的授课老师。凭借过硬的业务水平、和蔼可亲的平民性格，张恩照很快赢得了学生们的尊重，加上张恩照骨子里山东人的直爽朴实，在学员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
从1979年到1981年，培训班一共举办了3期，共培训了数百人，这3期学员后来成为上海建设银行的骨干力量，当然，这也与张恩照当上行长后的提拔是分不开的。即使后来在张恩照当上行长以后，他的这些学员私下也是以“老师”称呼他。后来，这3期学员被戏称为上海建设银行的“黄埔生”，而张恩照俨然成为类似于“蒋校长”那样的“核心”人物。毕竟，当年的“张老师”后来成了一方诸侯“张行长”。
据有关媒体报道，张恩照对他的学生相当义气，在提拔、住房、甚至家属的调动和孩子的工作安排上，只要能帮他都要帮。1987年张恩照就任建设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后，对自己当年学生大力提拔和重用。尤其到1990年代中期后，上海的主要支行领导以及信贷、公司业务等重要部门，基本上都是张恩照“黄埔生”的天下，其中80多名当上处级干部。
其实，张恩照不仅仅是个重情义的人，也是个勤奋好学的人。3期培训班结束后的1982年，张恩照到上海复旦大学进修了2年，获得金融管理专业大专学历。在当时，大专应该是高学历了，风光程度并不比当下的研究生差多少。
1984年张恩照从复旦大学进修后回到建设银行。此时，恰逢国家号召引入外资，鼓励成立合资公司。中国建设银行于1981年开始筹备中国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实际上和建设银行内部的投资业务一个班子两块牌子。由于张恩照有实践经验，又有学历，他被委派负责建设银行上海分行投资业务部的筹建，这个部门对外称“中国投资银行上海分行”，张恩照的身份是副行长。由此，张恩照人生的第一次大跨越开始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建行上海市分行的客户上海石化总厂准备上马三期工程，由于资金不足，又等不到贷款的计划，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引进的设备遭受风吹雨打，一天天锈蚀老化。面对客户紧蹙的眉头，张恩照按照从教科书上所学筹资知识，冒着有可能失败的风险，大胆组织以花旗银行为首的国外银团贷款，由建行转贷给上海石化，并代理上海石化发行企业债券8亿元人民币。
此举被当时上海的媒体誉为“上海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引进外资行动”，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被称之为“打破了中国银行界的封闭”，具有历史意义。世界银行对此发表评论称赞张恩照：“对方谈判代表虽然是一个新手，但精明能干，以高效率达成协定……”
尽管张恩照为此“一心想着为客户排忧解难，没日没夜地干，结果把身体给累坏了”，但此举的成功不但让整个上海金融界对张恩照刮目相看，更引起了当时上海市领导层对其才干的关注。之后不久，张恩照成为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一年后担任行长。此时，张恩照的这个行长只不过是一个处级。但在他担任行长后不久，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升格到局级单位，张恩照也升任副局级。
短短三年，张恩照完成了“连升三级”的仕途跨越。此时，张恩照刚满40岁。
二度飞升，从上海滩到北京城
张恩照出事之后，有些媒体评价张恩照“水平一般、酷爱双头鲍鱼和高尔夫”，甚至有的媒体把张恩照描述成一个“善于见风使舵、投机钻营”的人物，这实在是有点冤枉了张恩照，有点落井下石的意思。
其实，张恩照在上海建设银行一直是以务实能干闻名。从才能上，张恩照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提出“一米线”、“微笑服务”、“谁砸我的牌子，我砸谁的饭碗”和“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一站式服务”等等10年后才兴起的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张恩照提出“封闭贷款法”，在信贷上强制改变国企依赖财政拨款，不按市场原则对待银行贷款的行为。在上海改变了建行的粗放经营，以盈利和效率为目标，全方位为客户服务。当时，张恩照领导下的上海分行的许多经验，不断在整个建设银行内部推广，他对建行改革所做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
另外，张恩照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勤奋、踏实和创新精神，也得到了各级领导们的注意。1988年，上海市委托建设银行出面组织了一个以法国为首的6国银团，对上海市的重工业进行投资，因此张恩照多次得到了上海市领导的夸奖。另外，在张恩照主持建行上海分行的整个90年代，建行上海分行继续积极配合上海市的各项工作，尤其是国企改革和城市建设，建行上海分行投入了巨大的资金。
20世纪90年代初，住房商品化已成为上海房改的必然途径。在推出政策性公积金贷款的基础上，建行上海分行放出一笔11万元5年期的贷款，使其成为上海个人住房商业贷款“吃螃蟹的第一人”。“建行模式”在外部形成了“滚雪球”效应，上海乃至全国各大商业银行视其为个人住房商业贷款业务的范本而争相拷贝。
列举这些内容，并不是给贪官摆功评好，而是出于一种客观评价。即使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说张恩照是个尸位素餐的草包，那么，那些把张恩照推上领导岗位的机构和“慧眼识珠”的人，岂不是个个都是睁眼瞎？
即使后来中国建设银行董事会在免除张恩照职务的决议中，最后还是给予了张恩照颇具人情味的一句评价：“对张恩照先生多年来对中国建设银行的改革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银行的主要业务之一，用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发放贷款。“放贷”这个词我们大家都明白，毫无疑问的是，放贷的大权掌握在谁的手上，即使不放松对自身的要求，也会有很多单位和个人，通过各种方法给拥有放贷权的人“好处”的。
据有关媒体报道称，张恩照的转变是从打网球开始的。1988年张恩照开始学习打网球，“几乎天天打一个小时的球。打完球张还习惯洗桑拿，然后吃饭。基本上陪同他的就是固定的十几个与其关系密切的学生。”
但是，很多弟子也给张恩照带来了麻烦，尤其是通过张恩照的弟子跑贷款，几乎是百发百中。只要他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多贷款就放出去了。门生圈子在张恩照的庇护下做出越来越多的肆无忌惮之举，他们甚至在帮助张恩照挖着一个越来越大的“陷阱”。到1997年3月终于爆发了事端，建行上海分行徐汇支行行长周道春携款7000万出逃海外。而周道春正是张恩照力排众议提拔上来的。此案虽然最后没有动摇张恩照的行长位置，但随后一系列针对上海建行的调查，对他打击还是很大。
以张恩照的各种政绩，他却在建行上海分行行长这个位置上连续干了13年，直到50多岁才干到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的位置上，也不过是个正厅级。如果不是王雪冰落马，也许张恩照会在厅级的位置上退休，也许我们就看不到今天的“贪官张恩照”了。
命运毕竟又一次眷顾了张恩照。1999年10月，张恩照离开他发迹的上海滩，调到北京总行出任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2000年2月，张恩照成为常务副行长和党委副书记，做了“中国最优雅的金融家”王雪冰的副手。张恩照的“忠厚”和“实干”再次给他带来了机遇，2002年1月，张恩照接替被免职的王雪冰接任建行行长，走到了人生的巅峰。
这种辉煌后来尽管被许多人认为是摇摇欲坠的，但从一介平民飞升到国家省部级干部，自有张恩照的努力和勤奋。
很大程度上，张恩照当上中国建设银行总行的行长，已经在他自己的王国里拥有了绝对权力。而不被约束的绝对权力，对一个自身约束力差一点的官员来说，往往是一个看不见的陷阱。像张恩照这样要么坐着火箭连升三级，要么在一个职务上一干就是十几年的领导干部，他们的心态非常容易在过快的速度中失重，或者在过慢的煎熬中失衡，他们往往在寻找着不同的机会，获得权力或者金钱，却往往不知道陷阱在什么地方等着他们。
2002年初，执掌建行的张恩照开始了一段艰辛的改革过程。然而，张恩照凭着其卓越的能力，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肯定。在建行内部，流传着“冰雪消融，恩照大地”的说法，暗示着两任建行领导在员工心中的地位。
2004年是张恩照最辉煌的一年，当年建行资产总额近3。8万亿元。2004年7月，在《银行家》杂志评选的全球千家大银行排名中，建行名列第21位，在中国上榜银行中排名第一。
与之同时，凭借其卓越的成绩，张恩照被CCTV“经济半小时”栏目评为2004年度经济人物候选人。当年，张恩照对中国建设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革试点，成为我国银行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但正是这样一个成绩斐然、功成名就的优秀人物，却在人们的惊愕之中翻身落马。而张恩照的落马，是因为他错误地在三个“不等式”算术题上，划了等号。
第一个不等式，2亿元等于70。69万元
为了不至于因为讲述中添加更多个人色彩，对张恩照犯罪的界定，首先以法院的判决书为准。在法院判决之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张恩照三宗罪，这三宗罪有一个共同的罪名：受贿。当然，法院最终也认定了这三宗罪。
张恩照的第一宗罪，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上是这样认定的：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张恩照于2000年10月至2003年初，先后利用担任原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行长的职务便利，接受北京海缘山公司及北京益寿坊公司投资人杨震寰的请托，分别为北京中华民族园公司向原建行北京市分行申请贷款人民币1。2亿元、北京海缘山公司向原建行北京市分行申请贷款人民币8000万元以及北京益寿坊公司向原建行北京市分行申请贷款人民币4970万元等事宜提供了帮助。为此，张恩照于2001年5月至2004年春节期间，先后11次收受杨震寰给予的港币5万元（折合人民币5。3万余元）、美元7。9万元（折合人民币65。39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70。69万余元。
判决书上的文字也许是枯燥的，但事实却非常简单。杨震寰投资的公司租用了北京中华民族园的房子，为了缓缴中华民族园的房租，2000年底，杨震寰趁中华民族园公司二期工程建设需要资金的机会，找到了中华民族园的董事长谈条件。杨震寰承诺能够通过张恩照的关系办理贷款审批手续，但要缓交拖欠中华民族园的部分房屋租金。双方达成协议后，经过杨震寰牵线搭桥，中华民族园董事长与张恩照见面，之后建行北京朝阳支行向北京中华民族园公司发放了贷款人民币1。2亿元。
当然，除了给中华民族园贷款，杨震寰也是要贷款用的。2003年初，杨震寰经营的北京海缘山公司及北京益寿坊公司分别向原建行北京朝阳支行提出贷款申请，但是，经过银行审查，这两家企业因经营不善，贷款资信度较差，贷款申请未获批准。于是杨震寰找到了张恩照，后在张恩照的直接干预下，同年8月间，建行北京朝阳支行向北京海缘山公司发放新增贷款人民币3010万元，并先后为两家企业办理了共计人民币9960万元到期贷款的转贷手续。
这些贷款的最终结果是，截至2006年5月，北京中华民族园公司已归还贷款人民币6700万元，贷款余额人民币5300万元。而杨震寰的贷款抵押物均为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的部分房产，这些贷款均被评定为次级类不良贷款。
2001年5月3日，张恩照在上海波特曼酒店餐厅收受杨震寰给予的3000美元，这是检察机关认定的张恩照受贿的开始。放出去2亿多元的贷款，张恩照得到的好处是11次收受杨震寰的钱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0。69万余元。
2亿元等于70。69万元，不知道张恩照的这笔账是怎么算的。
第二个不等式，6。5亿元等于80。95万元
张恩照的第二宗罪，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上是这样认定的：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张恩照于2002年7月至2004年6月间，利用担任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的职务便利，接受星美传媒有限公司及重庆长丰通信公司董事长覃辉的请托，分别为星美传媒有限公司向原建行北京市分行申请贷款人民币6亿元、解除未到期贷款抵押担保以及为重庆长丰通信公司所属的成都长丰通信公司向原中国建设银行成都市第三支行申请贷款人民币5000万元等事宜提供了帮助。为此，张恩照于2002年5月至2005年初，先后5次直接或通过张俭、张纪纲收受覃辉给予的人民币10万元、港币20万元（折合人民币21。29万余元）、美元6万元（折合人民币49。66万余元），共计折合人民币80。95万余元。
覃辉的名字，远远不如以奢靡闻名北京乃至全国的夜总会“天上人间”著名，而“天上人间”的老板就是这个覃辉。至于关于覃辉的其他资料，在网络上各种说法都有，我们且不去以讹传讹，还是以法院判决中“证人覃辉”的证言证明为准，原文如下：2002年7、8月间，星美传媒有限公司向原中国建设银行申请贷款，覃辉请求张恩照给予帮助，并多次为缩短贷款审批时间向张恩照提出请托，同年11月，在张恩照的关照下，星美传媒有限公司获得人民币6亿元的贷款额度。2004年4、5月间，星美传媒有限公司向原建行北京市分行提出解除部分贷款抵押物抵押权的请求，并请张恩照出面与该行相关人员沟通解决。2004年6月间，重庆长丰通信公司所属成都长丰通信公司在原建行成都市第三支行贷款人民币5000万元到期，为办理该项贷款的转贷手续，覃辉向张恩照提出请求并在其安排下与原建行四川省分行行长赵某见面后，办理了人民币5000万元的转贷手续。为表示感谢并希望其所经营的企业在银行贷款方面得到张恩照的帮助，他于2002年5月至2005年初，先后多次直接或通过孙某、张某等人给予张恩照人民币10万元、港币20万元、美元6万元。
这些情况用通俗一点的话语讲起来就很明白了。2004年4月，星美传媒有限公司向建设银行提出解除部分抵押物权用以公司资产重组，但建设银行认为解除贷款抵押物权会引起信贷风险而没有同意，之后覃辉通过张恩照过问此事。在张恩照介绍星美传媒有限公司到中国建设银行业务部办理贷款业务时，为了使星美传媒公司顺利通过银行信贷审查，建行总行业务部负责人特意安排业务部副总经理以经营主责任人的身份参加信贷审批会议，而依业务部副总经理职责，他仅需对贷款额度达人民币10亿元以上的信贷业务负责。而在对星美传媒公司进行信贷评估时，由于张恩照的多次催办，有关部门没有对星美传媒有限公司的资信情况认真核实，仅凭星美传媒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等资料形成了客户信贷评估报告，并提交信贷审批会审批。
事实上，2002年8月，建设银行有关人员在对星美传媒有限公司信贷调查中，发现该公司资产规模小，申请授信额度不高，但却被告知张恩照很关注对该公司的贷款审查，并催促他们尽快完成信贷调查，所以，他们根据星美传媒有限公司的介绍及提供的资料最终形成了客户评价报告。
至于四川的那5000万元，实在是个小数目，覃辉只是想解除部分贷款抵押物的抵押权，达到“借新还旧”的目的。张恩照就让秘书安排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行长赵某某与覃辉见面。2004年6月，覃辉的成都长丰通信公司办理了人民币5000万元的贷款。
可以确认的是，星美传媒有限公司人民币6亿元的贷款，2006年2月已经全部到期，截至2006年6月，星美传媒公司贷款余额为人民币3。45亿余元，欠息人民币3388万余元。而成都那笔“借新还旧”的转贷手续，也只是由担保方偿还贷款1000万元，余款4000万元至今没有偿还。
在这两笔共计6。5亿元的贷款中，张恩照得到的回报是，他的岳父在上海住院治疗时，覃辉委托人交给张恩照的妻子人民币10万元。而张恩照的儿子在2005年春节前，在北京中国大饭店收到了转给他的2万美元。这次送钱的理由是，覃辉曾给张恩照推荐过一支股票，但张恩照的儿子买来后，股票没涨反而赔了。覃辉知道后对张恩照的儿子说：“你股票赔了二十多万，没事，赔了算我的。过年了，这是给你的零花钱。”随后，他把事先准备好的2万美元交给了张恩照的儿子。
80万元与6。5亿元的悬殊，这个账谁都能算清楚。可是，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却心照不宣地算糊涂了，而且又画上了一个等号。
第三个不等式，行长面子等于267。66万元
张恩照的第三宗罪，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上是这样认定的：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张恩照于2002年至2004年底，先后利用担任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建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便利，接受香港衡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邹建华的请托，为帮助邹建华获取利益，违反本行外事活动的工作原则和程序，多次会见与原中国建设银行、建行股份有限公司有业务关系的国际商业机器服务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就是我们所熟悉的“IBM”）及安迅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并向所属部门推荐香港日立公司作为建行股份有限公司灾备系统磁盘设备供应商。为此，张恩照于2003年12月至2004年7月间，直接或通过张纪纲收受邹建华给予的“缇法旎”牌手表1对（价值人民币1。9万元）、按摩椅1台（价值人民币1。36万元）和位于上海市徐汇区吴兴路25弄6号701室房屋1套（价值人民币264。4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267。66万元。案发前，张恩照为掩盖犯罪事实，于2005年3月间，通过张纪纲向邹建华支付港币150万元。
张恩照的第三个不等式说穿了就是用他自己的面子而不是贷款换来的。据媒体报道，邹建华是张恩照早年的邻居，现年47岁，技校毕业后当过电视机厂的工人，后来下海做生意，曾在海外闯荡，邹建华后在香港成立香港衡创科技有限公司。拥有香港身份的老板邹建华为提高自己在信息技术行业内的知名度，并从中获取巨额报酬，经邹建华安排，张恩照违反外事纪律，与中国建设银行有业务合作关系的国际商业机器服务有限公司、安迅公司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面。2004年底，邹建华得知中国建设银行需购进磁盘存储设备后，立即向张恩照推荐了香港日立公司作为设备供应商。
虽然最终因香港日立公司的设备存在技术风险而未能中标，但张恩照已经给足了邹建华面子。而且，在这次中介活动中，邹建华在香港汇丰银行的账户内增加了来自这两个公司划给的22。5万美元“服务费”。为表示对张恩照的感谢，并希望继续得到张恩照的帮助，邹建华于2003年12月至2004年7月间，先后给予张恩照“缇法旎”牌手表1对、按摩椅1台及位于上海市吴兴路中汇花园住房1套。
2004年3月，张恩照的儿子准备结婚，要在上海买房子。一天，邹建华与张恩照一家人吃饭时，提出他在徐汇区吴兴路中汇花园有一套房子，可以给张恩照的儿子结婚用。张家三口人看了房子，张恩照的爱人认为房子旧、光线暗，不满意；张恩照的儿子认为可以装修。张恩照的爱人说，用就得过户，不然，名不正言不顺。张恩照当时理解爱人说的过户就是不付钱过户，他当时心里“咯噔”了一下，因为他以前听说过，有人因老婆、孩子收了别人送的房子而犯罪的事，如果这套房子办了过户，就是犯罪了。张恩照当时表示，这样办过户是要出问题的。
后来，张恩照的儿子提出可以买，爱人坚持要办过户，张恩照就没再反对。2004年6月30日，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约定房屋价款为人民币150万元，随后办理了过户手续，将房产转移至张恩照儿子的名下。
直到2004年3月9日，邹建华因一起涉外诉讼案件被起诉后，张恩照怕这事给自己找麻烦，才让儿子向邹建华在香港汇丰银行账户内汇入“购房款”港币150万元。这是张恩照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