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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碎片 :让我们歌唱八十年代！-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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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写字，更是这样。几千年的文明堆积下来，早已穷尽了文字组合的一切变化，故事情节的一切跌宕，食色性也的一切哲理。
满世界都是路。
在全民族集体发昏的年代，几亿人喊出的一句共同心声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从虚无主义怀疑论者的角度来分析有一定道理，读书越多，的确更容易让你灰心绝望。
比如吧，你的朋友喝得醉醺醺的来你家借宿，你一边忍耐着心中的厌恶，一边帮他擦拭吐到地上或床上的污物，还得扶他起来喝晾好了的浓茶。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你总得给自己戴顶高帽呀，于是你对柳眉倒竖的太太和追悔莫及的朋友说，没关系没关系……接下来，你要用一句话来说明你对友谊的态度。
A 如果你是个文化人，你会引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表达自己的心意。你的太太和朋友会感动，并因这句耳熟能详的话而与你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B 如果你是个很有文化的人，你会说一句：“朋友来了，怎么折腾都是应该的”，然后很酷地告诉她和他，是兰姆说的，语见《伊利亚随笔选》中文版第116页、英文版第166页。你的太太和朋友会感动，并因这句来历偏僻的格言而对你产生了浓厚的敬意。
C 如果你是个很有个性的文化人，你会避开孔夫子和兰姆的格言，而采取百分百原创：“你能来俺家，是俺的面子。”这有可能产生三种结果——
a 你的太太和朋友会感动，并因这句没有来历的话而对你产生了深刻的鄙夷：“为什么不用一句人家孔先生的话呢？‘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丫真没文化。”
b 你的太太和朋友会感动，并因你说这是句原创的话而对你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你丫真操蛋，拿俺们没看过的书上的格言来蒙俺们，还说是自产的。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c 你的太太和朋友会感动，并认为这是句原创的话而对你产生了少许的钦佩，然后把你这句话广为传播，没想到被一个博览群书的大学问家听到，并对你产生了深刻的鄙夷：“丫真操蛋，拿老百姓没看过的书上的格言来蒙人家，还说是自产的。这明明是《吉尔·布拉斯》里的一句话嘛，详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实在是可怜极了，里外不是人，动辄得咎。一切都是在落人窠臼拾人牙慧，永远不要再指望能有什么新的发明了。
在我的眼中，人类的文明成果就像个高耸入云的专利局大楼，里面是一个个房间，堆放着前人的智慧结晶，并义正词严地告诉你，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你想独出机杼别出心裁吗？可怜的人类，除了将刻甲骨文的石刀变成计算机上的键盘外，智商没有任何提高。黑格尔申请了大小逻辑的专利，过了这么多年，都没人向他挑战成功。人家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比你早生几百年，先在茅坑里占了个位子，后来者只有居下了。
你想避免盗版嫌疑吗？那你总得先把已经申请专利的东西过一下眼吧。可怜那些东西，你就是花六辈子的时间都看不完的，更不用说挤出时间生产自己的专利了。你想伟大，就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巨人们的肩膀早已昆仑巍峨高不可攀。
你想破罐子破摔吗？于是你厚着脸皮说无知者无畏，我是流氓我怕谁。你对那幢高楼视而不见，对那些专利产品根本不屑于研究。可这世界不是你一个人的呀，别人的眼可盯着你呢。你刚说出句自以为是原创的话，写出篇完全自产的文章，就有大学问家们向你竖起义愤填膺的中指：“丫在盗版！丫在盗版！！”
我们真是活得越来越没有理由。
回过头来再看鲁迅那句话，不得不承认他是为古人预备的。活到我们这份儿上，灵感越来越没有新意。
于是你尴尬成这样，写篇文章，要不引用点古人的格言掉会儿书袋，就没人信服。
于是你沮丧成这样，读本书，就像去逛那个专利局，读得越多，你知道属于你发挥的空间就越小。
“满世界都是路，你只有来选择自己的脚步。”
在你还没有把所有的书翻遍，还不知道此前有哪位先哲创造了这句格言之前，就把这句话算成是我说的吧。
当我边吃担担面边对鹦鹉（1）说要写篇《关于读书的记忆碎片》时，他那比瞳孔还小的鼻孔里发出一声“嗤”。微言大义，我完全能明白他的轻蔑。
是啊，这小子读的黄色书籍都比我看的所有颜色的书加起来还要多，说什么读书，没的笑掉天下读书人的黄牙。
但是，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你不过是比俺多逛了几个专利局的房间而已，不过是比俺多知道几条挂着“此路不通”牌子的专利小马路而已。
在写作本文之前，我一再告诫自己尽量不去招惹专利局里那些产品，但写到这里，还是忍不住引用简爱小姐的那句话来反驳一下自鸣得意自命不凡的鹦鹉：“越过坟墓，我们都将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
引用别人的格言，就是有说服力。走现成的路，就是好使。
不致敬也是可以的
俄罗斯电影大师塔科夫斯基在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给他读《战争与和平》，从此以后，他“再也无法阅读垃圾”。
可惜我像老塔那么大的时候没有《战争与和平》可读，并且按照合乎逻辑的推断，即使《战争与和平》放在那时的我面前，恐怕也看不出什么好来。
我读到的第一本书是《民兵训练手册》，非常喜欢里面粗糙的工笔插图，“立七坐五盘三半”之类（2），还拿较薄的白纸描募了一些。认识的字就从这本书开始，第一页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第二页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本书的主人是我小舅。他神秘地告诉我，第二页上的话是林彪说的，并叮嘱千万不要说给别人听，因为林彪当时已经“黑”了，按照规定，他的照片和语录是要被从书上撕去的。
童年时代文化生活的贫乏已经被许多人津津乐道过了，诸如如饥似渴地阅读能看到的每一份革命大批判报纸，《解放军画报》、《人民画报》是难得一见的珍馐，《小朋友》、《红小兵》、《儿童时代》等适龄彩色杂志更是只闻其名出现在梦中……我记忆中最有文化的游戏是背诵毛主席语录，有一个小哥们能一口气地连背三遍“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招致一片惊叹。
上学后，苦难的读书生涯开始了。毫不夸张地说，从小学到中学，语文课本里的文章多是垃圾，成心将我们往沟里带。不是垃圾的东西，也被他们有本事弄成垃圾式教法。这方面所受的精神虐待，不说也罢。反正那时老师对学生的要求是“多看课外书”，而对看多了课外书的学生又进行劝阻，怕影响课内的学业，由此可以鲜明地看出语文教学与文学审美和阅读需求之间的严重对立。
当我长大成人后，看到了郑渊洁的皮皮鲁系列，顿生无限感慨，恨自己童年时没有遇到这样的读物，并从此打心眼里认为老郑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
有人与我看法相同吗？
这世界上有一种贱人，叫嚷着苦难是什么财富，并对可怜的成长历程感激涕零，似乎只有在荒漠上才能知道水的可贵，才能充分吸收水的养分，让自己长得有个人样。如果在水源充足的地方，就会拿水当尿，渴死都不带喝的。
他们以为今天混得不错都是沙漠给的，他们以为这么爱书都是没书的年代给逼的，然后对现如今的孩子们生活在知识的海洋里感到忧心忡忡不可理喻。我也喜欢这样，显得自己的少年时光不至于真的那么可悲，而只是——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可悲而已。
我们总有一种错误的想象，觉得自己之所以能成为现在这副样子（而这副样子又是最好的），是惟一的可能性。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连制造苦难的人，也因此捎带着被感谢。仿佛童年时要是过的好日子，现在就会变成个二流子，或是个二傻子，至少也是个二楞子，绝对不会这样既知书又达理既文明又文化。
曾经看苏童评张爱玲，说《对照记》发表时配了一张她穿旗袍的照片，张爱玲对这件并不是很合身的旗袍做了很认真的解释，说是继母送的。“料子很好”，“领口都磨破了”——前一句话是继母说的，后一句话是张爱玲补充的。她记住了别人的恩惠，也记住了那恩惠的瑕疵。“她向现实生活致敬，同时对他人说，不致敬也是可以的。”苏童的这句评点可以视作对我们的童年时代的结语。
读书有一种真正可怜可悲的境地，我将在下次碎片中集中论述。相较而言，没什么书可读、以及读的书垃圾居多，这两种遭际还不算最惨。无书可读使我们更善于精读，读些垃圾书，也使我们不至于偏食，更知道好粮食的可贵——在垃圾场里长出的庄稼自有其茁壮之处。
其实世界上最不人道的事儿就是向别人转述自己读过的书。但在那个贫瘠的年代，几乎整整一个国家的人读的都是同样的书。这种共同的阅读经历使我有理由来回忆一些雕刻在少年时光里的记忆，因为那是我们共同的基因密码。
《动脑筋爷爷》，那一年，我和父亲一起拉煤回家准备过冬。他突然让我看住煤车等他一会儿，说去书店给我买两本书，这可是几乎让我晕眩的幸福。父亲问是要《动脑筋爷爷》还是《算得快》，我知道他没足够的钱两样都买，就权衡了一下，说出前者的名字。事实上早已觊觎那套书良久，对其馋得不行。父亲没有食言，过了一会儿给我买回来，共是四本，全彩印刷。我猜他心里应该有些后悔答应了我的要求，因为相较而言《算得快》要便宜得多。这套书成为我的珍藏，看了不知多少遍，书中传授的科学知识早就烂熟于胸，小天真和小问号的幸福生活也让我艳羡不已。后来这套书又出了第五册，但我忍着没要父亲买回来凑齐，因为老是见他和母亲为钱发愁。
《小灵通漫游未来》，这大概是高产作家叶永烈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了——除了该书，他还有以金明、戈亮为主人公的科学福尔摩斯系列传世，以及后来充满对话的政治人物传记，好像他当时就带了个录音机是人家身边似的，对了，他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的骨干作者。前两年看到有人不无醋意地说老叶挣了多少多少稿费，我倒觉得他拿多少钱都是理所应该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开启了我们童年时的科学幻想之门，不过如今看来，那些幻想太傻大憨粗了一些，特别是“农厂”里高耸入云的向日葵，还有切开后有桌面那么大的西瓜，几头人才吃了一个角，剩下的就浪费了。这属于穷惯了的人的科学幻想。
《红旗飘飘》，这是个系列丛书，由一段段革命传统故事组成。当时喜欢它，一是因为规模大，共有几十本，看着解气，二是因为那时的小男人都喜欢打仗的故事，并通过对比知道自己现在的生活还不是最惨的。
《小狒狒历险记》，融动物知识与冒险故事于一体的童话，神秘的非洲大草原，紧张得让人掌心出汗的逃亡，特别是花斑豹追小狒狒那段。对了还有，长颈鹿是个哑巴，因为她没有声带。
《谁的脚印》，这同样是一部科普童话集，里面搜集了许多将浅显科学常识和人生道理糅合在一起的故事，图文并茂。我清楚地记得定价是四角二分，因为这笔钱是攒了许久才凑够的，攒钱期间往书店跑了一趟又一趟，担心这本书卖完。终于将其“请”到家中，如饥似渴地读啊读。其中有一篇介绍的是水葫芦，说长得飞快，公社的猪还特别爱吃，吃后也长得飞快，所以是件宝。二十多年过去后，我从电视里看到，南方水乡水葫芦成灾，原来既无营养又污染环境，都是垃圾，不得不花大力气清除之。
《宝葫芦的秘密》，该书属于文革后被解冻的童话，不过据我看来，把它冻起来并不为过。看过这本书，有多少人渴望像主人公王葆那样有个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宝葫芦，好让自己安逸享乐？这一点恐怕大违作者的教诲本意。张天翼在书中灌输了许多哲学教义，可惜一碰到那些空洞的对话体说教，我就将其翻过去不予理会。其实他老人家最好的童话还是《大林和小林》，可惜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上高中了。
小学的后半段，识的字多了，就开始看“大书”——俺们那噶对成人书籍的称谓。流传的大书多是文革前的旧书，纸已呈黑黄色，前后往往都掉了几十页，翻得太多导致中间开裂，如果再加把劲就能把三十二开的书分成六十四开的两本。除了这些劫后余生的古董，还有一些重版书和新版书风行全国。
《第二次握手》，文革期间就以手抄本方式流传的爱情小说，作者在上刑场前的刹那被平反释放，小说也得以正式出版，据说总发行量达到四百三十万册，成为建国以来当代长篇小说发行量的第二位，仅次于《红岩》。有着一双美丽哀愁丹凤眼的丁洁琼成为多少人的梦中情人。
《新儿女英雄传》，这是我看的第一部“大书”，冀中儿女的抗日故事，记得最清楚的是里面的两句情歌：“年轻人多得像细沙，你为什么单爱我？”最有趣的是牛小水扮成新娘去杀日本鬼子，最气闷的是张金龙婚后虐待杨小梅。这本书的主题也很女权，最后杨小梅改嫁给不打她的牛大水，完全无视所谓的节烈观。后来又看到一本《吕梁英雄传》，更放得开。
《白话聊斋》，我从小听说的一句话是“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聊斋》”（3），不看《聊斋》的原因说法不一，或曰那些鬼故事太恐怖，或曰那些狐狸精太狐媚。那种禁忌的诱惑让我连看了三册翻译成白话文的洁本《聊斋》，说不上有多好，也说不上有多糟。长大后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三册《聊斋志异》囫囵吞枣地看完，才发觉蒲松龄的语言魅力。文字就是这样，一改，就全走样了。
《林海雪原》，当年许多人可是拿它当武侠小说看的，确实过瘾，难得的是这是作者曲波的半自传体小说。小说中可能最招人待见的是杨子荣，但我崇拜的却是勇武飒爽的刘勋苍，还有草莽英雄姜青山，以及他的那条“赛虎”猎犬。许多人领略爱情的甜蜜也是通过这本书，二零三首长和小白鸽白茹的情愫唤醒了他们的怀春之心。说来话长，这些革命现实主义作品往往给人带来另类的阅读体验。在一次饭局上大家聊起让我们首度产生性冲动的文学作品，有一人居然说是《红岩》，说江姐穿裙子的样子让他第一次领略到成熟女人的风韵，包括她穿裙子时露出的腿，乖乖龙的东。
《封神演义》，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它排不上号，但这部小说中有两段比较色情的描写，是当年年轻人奔走相告的秘密。这套书传到我手里的时候，已经阅人无数。我把书合在那里看了一眼，白纸切边中有两条被翻黑的痕迹。顺着这条线打开，正是大家口碑相传的焦点：纣王收喜妹、土行孙娶邓婵玉。
《牛虻》，相较于其他外国革命小说，冷酷而有伤疤的牛虻无疑是最有魅力的，因为他有不对任何人言说的隐痛，以及相互刺伤的感情纠葛。爱人的一个耳光，隐秘的身世之谜，野兽般粗鲁的美……“不管我活着/还是死去/我都是一只牛虻/快乐地飞来飞去”，你怎能不心动？
……
《中国少年报》上开始连载《假话国历险记》；万人空巷齐看《流浪者》、《小街》、《庐山恋》；刘兰芳袁阔成的评书弥漫在一切有人烟的所在；小青年们拎着硕大的录音机走过一条条街道，张帝开始在磁带里自问自答；《三国演义》连环画共出了四十多本；中央电视台一边播《安娜·卡列尼娜》一边告诫观众要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列夫·托尔斯泰要树立正确的婚恋观；《读书》杂志创刊号的文章是《读书无禁区》；《大众电影》的封底登了灰姑娘与她的王子的接吻剧照；“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一本好书要到货时，一些人会在清晨的书店门口排队，露水沾湿了他们两边各有两道白杠的蓝色运动衣……
裹挟在这样的大潮中，我，我们，迎来了光荣的八十年代。
我们的八十年代。
曾经有一些书摆在我的面前
曾经有一些书摆在我的面前，我居然很珍惜
中学时代的读书生涯乏善可陈，大多属于功能性阅读，比如背诵《名人名言》好让自己的议论文有说服力等等，如果看点儿与高考升学无关的书，就会被联想到可能落榜。但文明的火花是谁也拦不住的，就像冯雪峰赞美盗火的普罗米修斯：“而反抗简直是天性”。
《作品与争鸣》，说来奇怪，当我在脑子里梳理中学时代读过的书时，第一个想到的居然是这份杂志。当时几乎所有的文学杂志都很畅销，我不至一次地在如今已经成名的文化骗子家里看到那个年代一期不落的《当代》、《收获》、《中篇小说选刊》之类，而导致这本杂志走红的原因当然是“争鸣”那个词。此外时代文艺出版社的“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也风行一时，我在那里读到了至今仍认为是最棒的当代小说《波动》（4）。尽管现在看起来争论的由头和观点都那么可笑，但被允许进行争鸣，无疑是一个时代最大的骄傲。
《朦胧诗选》，这是我见过的脱销次数最多的一本书，屡次去书店购之不得，都说卖完了。等到终于买到手，已经是大学毕业后，此时早已将其中的大部分诗抄了一遍背了数遍，再看一下版权页，印数已达数十万，实在不可思议。听说有人送给心爱的姑娘一盘录音磁带，在克莱德曼优美的钢琴伴奏下，那厮煞有介事地念着舒婷的诗，第一句“也许我们的心事，总是没有读者”，就把那姑娘煽哭了。还有拜伦雪莱泰戈尔（哦，有人记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的《青春诗历》吗？），那是一个诗歌被大声朗诵的年代，而我正处于极度需要诗的年龄，这是最幸福的合拍。
《寻找回来的世界》，这本小说是著名诗人、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贺敬之先生的太太柯岩女士的作品，不知道是不是妻因夫贵，但至少是小说因电视剧贵，成为文学与影视联姻的首个范例。本来我对小说毫无兴趣，但迷上了同名电视剧里冷酷的“伯爵”谢悦（许亚军饰），于是将这部小说找来看了一遍。如今再度回忆起它，聊以纪念青春期的同性偶像崇拜。
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这是我上高中后看到的最美味的书。《从地球到月球》，人类要完成登月大计的时候，一家剧院却在上演莎士比亚的《无事生非》，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幸亏老板识时务，急忙改成《皆大欢喜》，才让人民皆大欢喜。还有《神秘岛》，流落荒岛的哥几个为水手潘克洛夫偷偷种了些烟叶，然后把卷好的烟卷递到他的嘴上，为他点着。烟瘾憋了好几年的潘克洛夫“那忠厚诚实的面庞发白了”，他用粗壮的胳膊把伙伴们挨个搂了一遍，然后说了一句我至今记得的话：“我们的交情要继续一辈子的。”
《风流才女石评梅传》，这本书流行时我正上高三，看得荡气回肠，挤出许多宝贵的学习时间来抄录石评梅凄艳决绝的诗句。仔细想起来，石评梅的一生还是很符合当时人们的理想的：才貌双绝、被革命者俘虏的芳心，“生如闪电之耀亮、死如彗星之迅忽”的情人，“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的坚守。上大学后宿舍老二被我们称为“金石专家”，肉欲的他喜欢《金瓶梅》，纯情的他喜欢石评梅，故得此号。
金庸，这已经不用多说了吧？一段逸事是，我的师兄当年在《中国青年报》实习，写的文化通讯中有一句为“如今的中学生爱看金庸、琼瑶”，被明察秋毫的校对人员执意改成“如今的中学生爱看金庸的书、琼瑶的书”，弄得他几欲怀疑人生。香港八三版《射雕英雄传》上演时，我正值中考，根本不敢看。后来看了流传到内地的原著，再有机会看该剧，觉得真是垃圾。拍了新版《射雕》的张纪中先生也说那一版是垃圾，尽管我俩的参照物不同，但说明姓张的人都是这么耿直。
1987年，我如愿以偿地考入大学。报到不久，就和同年级的新生被闷罐车拉到山西临汾军训，独臂将军余秋里为我们壮行。在那片黄土地上，一个阳光普照的下午，我和同宿舍的老四挂在双杠上打磨肱二头肌，憧憬起即将拉开大幕的大学生涯，兴奋不已。
“证明我，沸腾的沉默”。我们可是要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啊，一定不能让这四年虚度。
我们制订了雄心勃勃的成材计划，阅读计划当然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以我们当时贫乏的想象力而言，实在不知道除了读书，还有什么是成就事业的有效途径。
在我们的计划里，大一的第一学期，要将《鲁迅全集》通读一遍。
回到北京，我和老四先骑自行车去海淀文化用品商店，每人买了好几摞读书卡片，准备好好做读书笔记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然后，我们怀揣借书证，进了学校图书馆。如果拍到电影里，这一部分肯定要用慢镜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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