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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六卷 胜利与悲剧-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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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倏幔唬�2）三大国应以平等地位被邀参加。
他强调这一件事：大不列颠将不可能参加任何具有另一种性质的会议，当然由此而发生的争论还将使他不得不公开捍卫英王陛下政府所矢忠的政策。
总统以友好和谅解的精神接受了这个备忘录，并且在5月29日答复说，他正在考虑三国会议的可能的日期。
5月27日斯大林建议，而且我们的亲爱的朋友对于我们的正义观点并没有不予理会。
5月27日斯大林建议，〃我们三个人〃应该〃在最近的将来〃在柏林会见。我答复他，我将十分高兴在该城的残余部分见到他和总统，并且希望这个会议能在6月中旬举行。我现在接到下面一个电报：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1945年5月30日
在我接到你的电报几小时后，霍普金斯先生曾来访，并且告诉我杜鲁门总统认为这次三国会议的最方便的日期是7月15日。我对于那个日期并无异议，如果你也同意的话。
敬致最良好的祝愿！
※※※
大约就在杜鲁门总统派戴维斯先生来看我的时候，他已经让哈里·霍普金斯作为他的特使前往莫斯科再作一次尝试，以期在波兰问题上达成一种可以执行的协议。尽管身体很差，霍普金斯还是带了他的新婚夫人勇敢地启程前往莫斯科。他跟俄国的友谊是有名的，因此受到了一次极友好的欢迎。的确，第一次取得了一些进展。斯大林同意，按照我们对于雅尔塔协定的解释，邀请米科莱契克和他的同僚二人从伦敦到莫斯科去进行协商。他也同意从波兰国内邀请几个重要的非卢布林派的波兰人。
总统在给我的一份电报中说，他认为这是谈判中一个很令人鼓舞而积极的阶段。被捕的波兰领袖中大多数显然仅以非法使用无线电发报机的罪名被起诉，而且霍普金斯正在力劝斯大林答应给他们特赦，以便协商会议在尽可能良好的气氛之中进行。他请我力促米科莱契克接受斯大林的邀请。
我们当然同意这些建议，不论它们真有多大价值。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1945年6月4日
……我同意你的意见，霍普金斯的忠诚努力已经打开了僵局。如果目前不能取得更多的进展的话，我乐意看到在那种基础上把邀请书送给非卢布林派的波兰人。我也同意十五六名被捕的波兰人的问题，不应该阻碍这些讨论的开始。然而我们也不能中止为他们所作的努力。因此，我决意和你站在一起，或联名或分别地致电斯大林表示接受霍普金斯可能获得的最好的结果，当然，其条件是，一旦会谈重新开始，在邀请与会者的问题上，我们的大使们仍可敦促作出更多的改进。
虽然在目前这样做法是慎重而合适的，我深信你会同意，这些建议并没有比雅尔塔前进一步。它们只是在打开僵局上稍有前进，但是我们现在应该根据雅尔塔会议及其精神，使一个有代表性的波兰政府建立起来。我们所已经得到的只是对于在国外的波兰人方面有若干让步，使他们能参加预备会议，从而可能使卢布林政府作出一些改进。因此，我认为我们只能把这件事看成本来不应让我们去跋涉的漫长山路的一块里程碑而已。我想我们应该提防任何报纸的臆断，认为波兰问题已经解决，或者说西方民主国家跟苏联政府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纠葛已经远不止是缓和了。我们目前只能认为又出现了希望，还不能恣情欢乐……
※※※
我向霍普金斯致贺。第二天他复电说：
十分感谢你的亲切的私人电报。
我希望你会同意：释放犯人〔十六个波兰犯人的释放〕只能列为一种提议，而不能当作此地开始协商的条件。我当竭尽我的一切可能，设法使这些人可以出狱，但是据我看来，更重要的事情是，使这些波兰人立刻一起到莫斯科来。
后面还有特殊语调的话：
今晨我将离开莫斯科，准备到柏林去略为观光一下，然后回国。这里事情还算解决得差强人意，艾夫里尔和我都觉得很有希望，至少这些犯人中有些人将得到释放。
我告诉你我对于〃特赦〃一词的意义毫无所知，并且希望英国内阁在这上面别花过多的时间去辩论。我对斯大林说过的仅仅是把这些可怜的波兰人释放出狱。如果你能找出〃特赦〃的专门定义，能不能请你告诉我？
我说服了米科莱契克到莫斯科去，结果是一个新的波兰临时政府建立起来了。根据杜鲁门的要求，这个政府在7月5日得到了英美两国的承认。很难看出我们还能作出什么更多的事来。五个月来，苏联人寸土必争。他们利用拖延的手法而达到目的。在这期间，贝鲁特领导下的卢布林政府，得到了俄国军队的实力支持，使他们能够完全控制波兰，时常厉行驱逐和清洗。他们始终不让我们的观察员进去，尽管他们曾经应允这样做。所有的波兰政党，除了他们自己的共产党傀儡以外，在新获承认的波兰临时政府中只占有毫无希望的少数。我们距离争取通过自由选举来表达波兰民族的意志的任何真正的有希望的努力还很远。但是还有一个希望——也是唯一的希望——就是从即将召开的〃三大国〃会议中可能得到一个真实而光荣的解决。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取得的结果只是像尘土一般微不足道，而这些就是今天关于波兰民族自由所能留给我们的了。
第三十五章 联合政府的结束
联合政府的成就——两个竞选的政党组织的力量和弱点——1944年10月31日我对下院的演说——一旦打败德国，需要诉诸全国选民——6月和10月之间的选择——我渴望把大选推迟到日本投降时为止——同艾登先生的通信——我建议联合政府应延续到取得对日胜利以后——艾德礼先生拒绝这个建议——5月23日我向英王提出辞呈——〃看守政府〃——宣布投票结果日期定于7月26日。
无论国家或私人的问题，很少像决定大选日那样使我心中感到很为难。战时议会几已经历十年，或者说已达正常任期的一倍。各党派于1940年5月间为之而联合在一起的最高任务已经完成。全国各党派的联合政府拥有强大的力量，足以顶住漫长岁月的祸患、不幸以及由于战争中的错误和意外而造成的失望情绪，除了联合政府，再没有任何别的力量能使不列颠唤起它的巨大的潜力和持久力。现在，我们为之而联合在一起的关于欧洲的任务已告完成。它的果实尚待采集。
这一个过程包含着一系列虽不那么激烈但重要性并不减弱的问题，这些问题足以影响我们曾为之而战的一切。如果不用战时的干劲并处理得不好，就不能得到有成果的，更不用说持久的和平了。
从来没有别的首相能盼望得到比我在工党中所曾得到的更加忠实、坚定的同僚。尽管如此，当完全打败德国的前景越来越迫近的时候，他们的党派机器开始发挥作用，开展了广泛的和越来越多的活动。这当然是他们的权利。当战争日益深化情景趋于黯淡的时候，保守党的骨干几乎全部参加战时工作。许多比较年轻的则入了伍。工党，或者像我们在争论激昂时所称之为社会党，它的该心在当时是工会。工会中的许多领袖当然想到前线去，但是组织我们的生产和争取逐日取得最高成果的整个过程，却不容许他们脱身。他们全部在国内战线上做了别人所不能做的工作，而同时他们又维持着——谁又能责备他们？——他们的党派关系；等到我们的致命危险一旦过去以后，这些关系越发增加了党派的色彩。这样一来，这一边的政党完全去掉党派活动，而另一边的政党却不受阻拦地继续开展党派活动。这不是谴责而是事实。党派斗争和党派政府不应该加以贬低。在和平时期中，国家安全不受威胁的时候，那是自由的议会民主的条件之一，至今还不知有什么东西可以永久代替它。
在保守党方面，我们尖锐地意识到，当战争的危险缩小下去，而胜利的曙光出现在我们的地平线上的时候，就政治组织来说，我们是站在非常不利的地位。我们突如其来地面临着通过大选投票诉诸全国人民的宪法上的需要。当大选越来越迫近的时候，政府里的成员感觉到他们正在向着相反的方向分道扬镳，而且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一整套新的标准。我们已经不再是战友而变为竞争权力的敌手了。在不列颠，所谓党派的分歧其实主要是着重点的分歧，彼此势必争夺一切有利的地位，成群的男男女女都在为游说争取对他们的观点和组织的支持而日夜奔忙。
1944年10月31日当我动议延长议会任期的时候，我曾对下院说过：
让我们假定对德战争在3月、4月或5月间结束，参加联合政府的某一政党或所有其他各政党要从政府中撤回它们的部长，或者想要从那些日子起结束联合政府。这样，无论在公的或在私的立场上将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但是德国一经击败之后，这样的事情无论在这个政府里，或者在这个议院里，在我们之间都不会成为一件受到责难或可悲的事……
当我们把整个日本问题加以审议的时候，单就军事上来看，如果假设在击溃希特勒之后不到十八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彻底摧毁日本的斗志或作战能力，那肯定是不够慎重的，而且这段时期还必须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不断地每隔几个月作一次修正。
把本届议会的寿命再延长两年式三年在宪法上将是一个极严重的错误。就拿现在来说，没有一个三十岁以下的人，投过一次大选的票，甚至于在补缺选举上也没有投过票，因为选民登记在战争一开始就停止进行了。·因·此，·据·我·看·来，·除·非·所·有·的·党·派·决·定·把·现·在·的·联·合·政·府·维·持·到·击·败·日·本·时·为·止，·我·们·惟·有·以·反·纳·粹·战·争·的·结·束·作·为·决·定·大·选·日·期·的·指·针。①
①作者后来加的着重号。
现政府的效率这样高而竟然要拆散，我是引为遗憾的。
这个政府不但在进行战争方面获得空前的成功，而且在过去两年内已经拟订出或已在实行一个革新的和谋求社会进步的方案。这在平时通常情况下很可能要占去整整一届议会长达五六年之久的时间才能做到。实际上，我可以说——而且我在这一点上的确十分坦白——我在这个议会里，已经服务了四十二年，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政府使我能够一直给以更忠实、更信任和更始终一贯的支持。〔大笑〕。虽然我对于这些由于个人的善意、由于在伟大事业的战斗友谊，以及从这种战友之谊中产生的日益增长的胜利的意识交织在一起的力量一旦拆散不免感到遗憾和惋惜，但是我对任何人主张在德国的危害消除后应诉诸于人民却不能有所责怪。·的·确，·我·自·己·也·清·楚·地·看·出，·本·届·议·会·在·对·德·战·争·时·期·终·了·以·后，·再·延·续·下·去·将·是·错·误·的①……
①作者后来加的着重号。
我可以向本院保证，如果工党和自由党没有十分真诚的表示，我不能不在有效和正式结束对德战争之后，把解散议会一事，呈请国王裁可。我深信这是处理从许多方面来说是一种空前局势的一个老实、公正和合乎宪法的办法，尽管这种局势还不至于破坏我们英国的灵活制度。同时我必须承认我们的处境不会变得越来越顺利。解散的气味已经在扩散，各党正倾向于怀着日益增长的即将散伙的心情，在议会两边彼此侧目相看……
宣布议会解散必然会标志着现政府的结束。保守党在本届议会中拥有超过其他一切党派及无党派者一百席以上的多数，因此应该由我们来为不可避免的大选作好安排。我想不会有人希望在万分匆忙之中，或正当在庆祝胜利和感谢上帝拯救我们得免于难之际举行选举。势必要有一个间隙时期。还有，我们特别需要小心的是，务使实际上每一个有选举权的人能有公平的机会去参加选举。这对于士兵们尤其适用，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离开本国很远的地方服役……
因此可以肯定，从国王批准解散之日起，将需要有两三个月的一段时间。这对各个政党和候选人也是公平的，他们通常要在精力充沛的状态下，着手互相较量……最后，要政府继续任职到法定任期或法定展延任期的最后一刻，既与惯例不合，而且采用那一类的实例也是很不健全的。
※※※
可以看出，去年秋天我自己曾经怎样决然地许诺过，在对德战争结束时举行选举。回顾一下，如果我当时要求把期限比我所要求的放宽一些，那就更妥当些。这件事在当时是很容易办得到的。
我没有这样做，而从德国投降的时刻起，公众的思想就很快地从举国欢庆转到党争上去。现在选择的就在于6月和10月之间。我现在希望并且竭力主张我们应该继续呆在一起直到击败了日本、签订了和约和军队回国以后。赫伯特·莫里森先生站在党务的最前列，他终于提议工党的部长应该留在政府里直到10月底为止。我们从德国祸患中解救出来的感觉将逐渐减弱，而我们重新部署兵力对日本作战的负担势将加重，因此在10月15日开始实行新的选民登记将被认为对工党有更大的好处。我们既把地方和全国的选举权划一起来，从而把市区的选民团体的数目增加了一倍，他们可能期望在地方选举中得到胜利作为议会斗争的令人鼓舞的前奏。同样这些理由反过来，使保守党的党务经理人们倾向于6月。在保守党主要部长的一次会议上，我一反常例要求每一个人把他的意见写在一张纸条上。除两人以外，全都赞成6月。这当然不能作为定议。向国王提请解散的权利完全属于首相。除此以外，当我的同僚们从我的态度上看出我对党争是怎样的不欢迎，他们立即向我保证，不论我作出什么决定，他们均将予以支持。
我对于6月或10月都不喜欢。六个月以前，当打败德国的问题压倒其他一切问题的时候，不难以超然的姿态来谈论以后将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现在有了前面各章中所述的新的严重问题压在我的身上，我殷切希望全国的战友之谊和团结一致能保持到对日战争结束时为止。这很可能再需要一年或甚至于一年半的联合。这样对于我们所服务得还不错的全国是否要求过多？看来这确实是符合国家的利益的。但是这唯有在两党之间有一个友好协定才有实现的可能。鉴于我在1944年秋天说过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求选民通过公民投票或以其他方式来认可我们这个有限而合理的任期的延长。
自从打败德国之日日益迫近之时起，竞选的气氛已经压迫着我们，但无论如何在年底以前势将归于消散，而对于摆在前面需要我们通力合作的各项重大任务，或许我们大家还能够一道工作。据我看来，在解决我们的问题的一切办法中，最坏的无过于在10月里进行选举了。这个时间太短，不能使政治上的紧张真正地松一口气，那种紧张气氛在以后的四五个月中，必然还要逐月加强起来，而且必然要损害到我们对国内外问题的思考和处理。如果一定要在1945年内进行选举的话，那么还是来得愈快愈好。
谁也不能说出将来的结果会怎样。根据上面所说的理由，保守党在组织工作上比工党准备得差很多。另一方面，许多人相信全国人民大概不至于收回我所执掌的权力。关于结果如何，双方的意见是分歧的，而相反的猜测占上风。我本人一想到从全国的领袖降为一党的领袖的前景就深感难过。我自然希望仍给我以权力来设法解决欧洲问题，结束对日战争，并且使士兵们回家。这倒不是因为过私人生活似乎不如执掌国家大事来得愉快。在这时候，我十分疲乏，身体是这样的衰弱，以至于在新楼的底层开完内阁会议之后，需要海军陆战队士兵把我用椅子抬到楼上。然而我心中还是以整个世界局势为念，而且我自信拥有可能发挥作用的知识、影响，乃至权威。因此我认为我有试一试的义务，同时这也是我的权利。我不相信会不让我这样做。
我把这个6月或10月的问题直率地向在旧金山的艾登先生提出。
1945年5月11日
国内政治问题。关于6月和10月之间的问题，我还没有作最后的决定。6月28日的选举登记，最迟要在5月17日定夺，因此在这三四天内必须作出决定。我们这边一致的意见是，6月对我党更有利；而10月将使目前这种不安的竞选气氛延长下去。在这样的气氛中，对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会从党派的角度来考虑，政府可能陷于瘫痪。你临走的时候是赞成6月的。你的意见如有改变，请即告诉我。如果你和克兰伯恩未能在16日以前赶回，那么这件事也得在你们不在的情况下解决了。
2．另一方面，我认为俄国的危险是巨大的，但是如果我们仍然联合在一起，就能够对付得更好一些，我预料工党将提议维持到10月，没有疑问这对他们是有利的。
在回电中，他把事情作公正的说明后，作了明确的答复。
外交大臣（在旧金山）致首相：1949年5月12日
我同意在6月进行选举，对我党来说，可能要比10月好，虽然工党会为结束联合政府而责备我们，我相信全国也是希望再保持一段时间。但是随着竞选运动的展开，他们从这上面可能得到的任何好处大概也将消失。
2．还有不可避免的是，把联合政府延长到10月，那时必然要分手，却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面对着这种情况，可以让现在的劳工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先生〕在那个时期里继续掌管复员计划，从全国的观点来看，这大概是有利的。
3．大问题是在外交方面。当前局势的危险已毋庸强调。
有时候我感到我们正在进入仿佛是把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搬到世界舞台上的一个时期。我们以全国联合政府来处理外交，显然处于更有力的地位，而今后几个月里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全部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到了10月，国际局势是否能更缓和些，或者到那个时候对联合政府的需要是否更少些？根据我的判断，一切迹象表明，10月的困难要比今天大。到那时举行选举，就国际局势的关系来说，要比在6月举行选举可能更为有害。但是到了10月就不可能再推延了。因此，是在忐忑不安的基础上把联合政府延长到10月以得到有限的好处呢，还是到了国际事务比现在甚至更恶化的时期，并且社会党人取胜的机会更增多的10月里去冒选举的危险，我们必须把这二者加以权衡。把这些互相矛盾的思想经过仔细的衡量以后，我仍然坚持我以前所发表的意见，即从全国的观点来看，在6月里进行选举的论据比较有力。
首相致艾登先生（在旧金山）：1944年5月13日
我已经收到你的电报，你的意见大体上跟我自己的和这里我们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请容许我说，你对局势的衡量，多么令人钦佩。
2．但是，我随后接到总统于5月12日发出的关于的里雅斯特的电报①，我已照转给你。我必须把它看作历来我有幸读到的最有远见、最踏实和最坚决的电报之一。我已经复电表示愿以全力支持他。我将在紧接着的一封电报中把我的复电的原文送给你。另外还有一份电报，我也已经将抄件送给你，就是关于不要在一切胜利果实尚未采集以前，就把我们的军队解散的事。我深信你跟总统会谈时，对于这一切问题，你定能妥善地阐明我们的立场，尤其是关于停止解散我们的军队这一点。
①见第三十三章，第483页（原书页码——译者）。
3．这一切在选举问题上产生了一个新的因素。在这样严重的担风险的事业中，我们绝不要一面要求工党同僚们的支持，一面又随即拆散政府。如果发生这一类的麻烦而向全国提出这件事的原委时，那么像艾德礼、贝文、莫里森和乔治·霍尔这些人的支持就是绝对必要的。在那种情况之下，我绝不同意在10月里进行选举，而只能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必须延长我们的共同任期。我们这样一种联盟的结束，应该取决于共同的目标而不是取决于固定的日期。然而，在今后的两三天里，别为了这件事情操心，我当步步留神。大有可能在7月5日进行选举，这样我们又多一个星期来把所有问题放在一起考虑。
工党正在布莱克普尔开会，莫里森先生是公认的掌握党务策略的领袖。贝文先生不愿意使联合政府垮台，其理由或许跟指导我的那些思想差不多。艾德礼先生现在已经从美国回来，并且在去布莱克普尔以前，先到唐宁街来看我。我同他作了一次长谈，在谈话中，我竭力主张，我们应当想方设法把选举推迟，不仅到10月为止，而且把它推迟到对日本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也并不从狭隘的党派的观点来对待这个问题，而且显然很同情地听取我的呼吁。他走的时候，我确有一个印象，认为他将尽最大努力使我们团结在一起，因此我就照这样告诉我的同僚们。可是，党的感情的浪潮，实在太强烈了。
※※※
我得不到令人满意的消息，便寄给艾德礼先生下面一封信：
我亲爱的艾德礼：1945年5月18日
从我同你和你们工党的主要的同僚们的谈话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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